关键词“郑永年”共搜索到168条结果
-
郑永年:千万别跟着美国搞这套东西,否则就会掉陷阱里2020年7月20日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做策略规划,等待机会给自己争取利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算盘,整体的“西方”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
专家观点 郑永年 -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2020年7月15日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接口,大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
专家观点 郑永年 -
郑永年:中美之争,我最担心这件事发生2020年7月8日
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了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
专家观点 郑永年 -
郑永年: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2020年5月8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的开放来之不易,中国的全球化更是来之不易,或者说,无论是开放和全球化在中国并非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过,但明清之后数百年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里也是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只和有限的国家交往,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开放。不过,向西方开放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定对外开放时,他们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为挨打而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结果。新冠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深度融合,没有可能被新冠疫情所熔断,更不用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了。的确,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人们一直相信中国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力量。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中美国”,而中国的一些人称其为“中美婚姻关系”。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决心即使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也是这么行动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新冠疫情似乎正在改变一切。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中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在促成中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的升级,更指向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与中国之间从往日的“拉”和“推”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已经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了。首先是西方的“挤”。西方对中国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也可以理解。自1990年代初以来,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其背后折射的是对中国的不放心。对一个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政治信任,各种关系皆维持在利益关系上。这也可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唯有利益是永恒的。不过,光有利益关系并不足够。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软力量。没有软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威胁。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中国,把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武器化”,即中国利用这种高度依存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即“经济制裁”,但因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即使中国并没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认为中国在这样做。从不相信中国到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到排挤中国,这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西方和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之前,西方总是认为有能力改变中国,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中国塑造成他们想看到的国家。但贸易战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一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中国,就转而排挤中国。病毒所引发的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议程的。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他们从来就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一直把责任推给中国。从病毒冠名之争和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到后来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和对中国“秋后算账”,各种行为都是这一议程的一部分。很显然,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卫生物资,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视为“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和“地缘政治外交“。秋后算账的声音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除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出现逆转,否则西方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反华”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后。在西方对中国转向“挤”的时候,中国本身也从“推”转向了“退”。“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实际上,在物理和物质意义层面,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近年来刚刚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态度层面,很多人开始从世界体系回撤,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持有了美国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态。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人们的心态则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而物质(尤其是技术)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于,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很多官僚部门不作为。人们忘记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战狼式外交”的人们,他们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考虑到外部影响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xx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例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也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因为各种原因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需要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而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20年4月28日
专家观点 -
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2020年4月13日
01 疫情带给世界的3点影响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 但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在世界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主要有这3点: 1. 经济:重新反思全球化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可能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 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就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但我认为,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 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 2. 政治:种族主义抬头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 尤其是美国,此前一直揪着“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作文章;《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展开的。 再举个例子,欧盟原本是作为欧洲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典范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欧盟国家又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意大利、塞尔维亚急需帮助,但没有哪些欧洲国家可以帮他们。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3. 国际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摇摇欲坠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 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02 未来10年: 中国要避开陷阱,我的6点建议 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对此,我有6点建议: 1.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光去批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好权,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好权,这样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足。所谓“使命型政党”不是说不会犯错误,也是会犯错误,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纠正错误。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还有一个要法治,要是太讲政治,法治就会受到影响。政治都是比较主观的,不像法治比较客观,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2. 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以后条件够了,中产阶层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这几年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社会改革比较缓慢。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的核心在哪里?就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这也正是美国、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3. 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着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层社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4. 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和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只要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5. 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 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 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文章选自正和岛,2020年4月8日
专家观点 -
郑永年:中国疫情防控经验值得借鉴2020年3月3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举国上下迅速动员,从医护人员、公务员和军人,到志愿者和普通民众,都在各自岗位上全力应对疫情。中国人民的努力付出和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众志成城的力量,令世界惊叹。 中国采取的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了时间。中国采取的举措非常严格,这是必须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遏制疫情,主要得益于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应对疫情的第一原则。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作出巨大牺牲,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举措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影响,但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尽快遏制疫情、拯救生命,并尽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疫情检验一切。尽管媒体呼吁人们防御的应是病毒,不是特定人群,但在恐惧面前,还是有一些人难以把这两者科学地区分开来,导致一些华人甚至亚裔在一些国家受到歧视。歧视是愚昧的表现,尽管这种行为不值一驳,但它的确是人类共同抗击疫情的一大阻力。疫情导致的社会恐慌也考验着各国的治理能力。在有些国家,民众恐慌情绪有所蔓延。中国民众情绪总体保持稳定,在于中国政府坚强和有效领导释放出的强大动员能力。 病毒没有国界,国际合作对战胜疫情至为关键。各国政府必须用开放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任何推卸责任的行为都是对世界的不负责。尽管国情不同,但很多国家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一些普遍性问题,其中包括政府能否及时有效采取对策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在这些方面,中国已经积累诸多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在适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 当前,疫情蔓延已经导致世界经济遭受不少损失,从内部供应链到外部产业链,各国正常的经济活动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前提下,正在全力复工复产、恢复经济,这将缓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如果说中国抗击疫情是上半场,那么各国合作就是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下半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人员流动频繁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独善其身。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各国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在各方面为全世界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秉持开放的态度,中国一直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共享信息。中国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实现了紧密合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不仅分享应对疫情的专业经验,还可以共享公共卫生治理的经验。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3月17日
专家观点 -
郑永年:疫情与全球政治危机2020年3月19日
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省,也开始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中国上上下下把病毒视为“敌人”,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封城、封路、分格状管理,在短短数天之内建立了两山医院,举措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新冠疫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疫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新冠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但现在轮到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的批评声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体和民众的天性。就如中国民众对政府有意见一样,日本、韩国、伊朗、美国、意大利等凡是被疫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无不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导致的恐慌没有爆发出来,没有演变成为西方评论家普遍所认为的“政治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问题,不难发现,所有国家不管政治体制如何,都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同样严峻的挑战。实际上,西方那些用于批评中国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批评西方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穿了,如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他国的问题,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全球治理的共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机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压力。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疫。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强人政治抬头和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了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对疫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安倍晋三是日本执政最长的首相,但新冠疫情使得他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但他对待病毒扩散的态度,几乎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评和攻击。迄今,似乎还没出现一个民众能够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领导集体。第二,是否具备足够的人财物力来应对疫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新冠病毒一扩散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一些国家平常更是他国学习的榜样。但疫情危机来临,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准备,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质短缺的困境,连简单的口罩、防护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够用,要么是本国早已放弃生产能力,要么是储备不足。不发达国家如伊朗的情况更是严峻,以至于不得不暂时释放大量罪犯来防御疫情的扩散。一些国家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放弃了病毒检测。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早期地方官员隐瞒疫情的情况,显然和中央地方关系有关。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只有一级政府的新加坡)。美国是联邦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邦政府拥有权力,但因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视为“不作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平常运作良好的体制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极其脆弱。如何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 第四,专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在疫情方面,这里的专业机构主要指疫控专家和医生等。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要远远高于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病毒发生和传播以来,这个群体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个领域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问题。在病毒问题上,从病毒的来源和产生,到病毒的演变和扩散,即使专业人员的认识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很多时间里,专业人员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在知识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知识体是多元和开放的。不过,在疫情领域,这种观点和判断的多元性,无疑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专业人员众说纷纭,民众就不知道要听谁的。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专业知识经常和政治发生严重的冲突。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考量很不相同。例如专业人员强调以及时和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疫情信息,这样民众才会产生安全感;政治人物则不然,他们要么需要考量疫情对自己权力的影响,要么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即所谓的“大局”)。这使得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经常和政治人物发生矛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总统之间的矛盾即是如此。美国行政部门规定,医院和医生不得随意公布有关疫情的信息,所有信息先要集中到联邦政府来公布。当英国当局宣布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数据,而是一周更新一次的时候,社会就哗然了。人们原来都以为,所有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的威权主义体系里,却发现各国都是如此。尽管专业机构和政治机构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但这无疑损害了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权威和权力。第五,媒体能够发挥怎样的权力?在西方,媒体一直以报道真相为己任,被视为独立的权力。的确,自由的媒体无论对政治人物和老百姓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武汉早期隐瞒疫情就被视为没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结果。在疫情期,西方媒体又是否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呢?实际上,一旦行政当局规定疫情信息要集中起来公布(如美国),媒体就很难像平常那样享受言论自由了。这倒不是因为媒体失去了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媒体缺失了新闻的来源。很多政府像对待战争那样来对待新冠疫情,这样的政府获得了一种特殊时期的权力来限制媒体的自由。尽管人们会质疑政府的这种特殊权力,但在这个时候,民众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来赋权政府。今天的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媒体和行政当局(总统)之间上演着互称对方制造假新闻、互相指责的大戏。社会的消极参与积极参与第六,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新冠疫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抗疫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抗疫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力量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对抗疫是否成功至关重要。社会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参与,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参与。消极的参与指的是社会是否配合抗疫。社会是否配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明确。今天不管哪个国家,人们总是把目标针对政府,但忘了社会是否配合政府抗疫,是政府抗疫是否成功的前提。韩国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部分的案例都来自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即使在新加坡这样被视为是有效管控的社会,很多案例也来自群聚活动。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影响社会是否配合。在亚洲,无论是儒家文化国家还是威权主义国家,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作一选择,即选择安全而非自由。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民主国家,要人们在自由和安全之间作一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现实情况是,这两者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获得的。在意大利,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政府封城封国,另一方面是封城封国形同虚设,人民照样不戴口罩,照常生活。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一些社会文化因素也妨碍一些国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对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亚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所以经常受到人们歧视。社会积极的参与方面在中国已经表达出来。尽管中国的治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量社会力量的参与,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倒是平常被视为拥有强有力社会力量的西方(包括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对抗疫情。这或许和西方人把疾病视为私人事务有关。在很多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社会的恐慌状态。新冠疫情已经迅速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讨论的所有因素都在影响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各国都面临所有这些问题,但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人家的作业自己没办法抄。因此,尽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国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最终,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社会的有效模式。所有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快速疯狂扩散的病毒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也威胁各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病毒所及的国家,经济活动(无论是内部还是国际层面)都受到极其负面的影响。各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必要极端举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国界等),使得内外经济活动停摆,各国股市震荡,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如果疫情持续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我们距离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危机也不远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病毒是人类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的扩散,就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对方。
专家观点 -
郑永年: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病毒2020年3月16日
专家简介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日前表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一疫情是人类社会共同敌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郑永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领导的全国性、大规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取得有目共睹成就:湖北、武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各地确诊病例数连续多日下降,疫情控制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记载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记载上非常罕见。 郑永年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与病毒做斗争的历史。中国政府采取严密措施控制疫情蔓延,非常不易。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做出重大牺牲。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世界应该感谢中国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 郑永年表示,病毒无国界,任何一种新病毒都是世界人民的公敌。明白这一点,就能认识到中国人民为世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专家观点 -
郑永年:中美关系会以哪种模式展开?2020年1月2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很多年来,人们总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关系的限度,但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可以这么说了。一些观察家已经觉察到,照此下去,中美关系没有“好”的可能,而只有“更坏”的可能。 有关中美冷战的讨论,由来已久,几乎已经是定论,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现在人们关切的是两国之间的冷战,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和进行。这除了参考美苏冷战的经验,还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如果说“核战不可能,但代理人战争不可避免”规定了美苏冷战的过程,这种情况是否也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 不仅如此,最近人们也开始讨论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成欧洲一战二战那样的局面。基辛格博士两次警告,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局面会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一战二战更为糟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非常类似于欧洲一战二战前的局面。如果是一战二战的局面,指向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热战。当然,热战论也不新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至少在西方从来没有中止过。近年来,学术界也有很多人一直在讨论中美关系与一战的相似之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中美之间的高度经贸依存关系,到底能不能阻止两国的冲突和战争?中美关系会以哪种模式展开 中美关系到底会以哪种模式发生与展开?中美关系坏会坏到何种程度?这里讨论一下为什么美苏之间发生冷战,而欧洲国家之间则发生一战二战,仍然具有参照意义。 简单地说,美苏关系以冷战方式呈现,是因为冷战是两国之间最理性的选择。当时就美苏关系而言,说不上有什么紧密的合作。尽管在二战中,美苏都站在反法西斯这一边,但没有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联盟。两国之间更不存在今天中美那样的经济贸易关系,或者其他方面的合作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两国都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大国。根据军事大国自身的逻辑,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演变成军事扩张集团。因此,二战一结束(甚至还没有结束),双方就开始营造各自军事集团的努力。两大集团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来没有“挂钩”,呈现完全的“脱钩”状态,所以冷战具有其必然性,也是两国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具有经贸紧密关系的欧洲国家之间,反而发生了一战和二战?简单地说,正是因为紧密的经贸关联,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时,冲突和战争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欧洲国家内部民粹主义运动、外部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互为关联,互为强化。一方面是因为互相依赖,没有美苏冷战那样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各国都极端自私,互相伤害对方,结果是以热战方式来解决问题。 如果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美苏关系、一战二战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作比较,不难看出今天的中美关系既有美苏冷战的特点,又有一战二战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 中美冷战似乎已经成为具有定论性质的陈述。美国显然已经从多方面对中国发动了冷战,包括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呈全面出击状态。美国军事方面的行动也不可小看,尤其是对台湾军事关系的升级,因为它涉及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不过,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发生大规模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核技术远远赶不上美国的水平,但只要中国拥有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对美国仍然构成足够的威慑。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两国到底会不会使用核武器?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历史上美国曾经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尽管人们都相信,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会毁灭整个世界,但一旦战争爆发,那时的“理性”与和平时代的“理性”会很不一样。一旦一方在道德上妖魔化另一方,对方就是“恶魔”,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都是合理的。美苏冷战期间发生过核战争的威胁,但最终没有发生,因为当时两国进行核武器竞争,核水平达到均衡状态,双方都相信谁也战胜不了谁,所以选择维持在互为威慑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互相依赖状态,会促使两国爆发战争还是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没有阻止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人们不仅不应当完全忽视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必须更加关切,因为欧洲国家毕竟是同一种文明,而中美之间具有太多的差异了。两条件使中美难完全脱钩 迄今为止,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一个脱钩过程。尽管人们不情愿,脱钩过程对双方而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脱钩毕竟发生了。脱钩过程如果变得过于痛苦,会不会有一方或双方求助于武力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自贸易战以来,美国方面本以为中国很快就会屈服,达成它所设定的目标,但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表现出巨大的韧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美国不断施压,无所不用,两国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领域,而全面扩展到其他领域;更为严峻的是,美国不断通过恶化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 迄今为止,中国还是显示出理性,尽力不把这些问题和贸易问题挂钩。问题在于,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中国不可能无限退让,一旦触及中国的红线,中国必然会做出它认为最有效的反击。那些因为意识形态或其他理由不喜欢中国或漠视中国利益的人,最终会被证明误导自己和他人。 就脱钩而言,情况实际上并不那么糟糕。相对的脱钩是必然的,脱钩的结果会使得中美两国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但只要存在以下两个条件,这两个经济体很难完全脱钩和演变成过去的美苏关系。这两个条件是: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二、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逻辑不会完全失效,资本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不会缺失。 就利益而言,美国资本很难放弃中国市场。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市场,中国的强大同样在于其市场。如果美国通过政治、行政和国家安全的方法强制脱钩,放弃中国市场,不仅代价会很高,长远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即使美国放弃了中国市场,也很难强迫整个西方这么做。资本的逻辑就是流动,流向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而中国的继续开放政策是确定的。 实际上,当代中国经济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再次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中国领导层这些年的努力来看,中国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国际化。即使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国际化仍会继续。人们不应当忘记,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崛起的,并且在战争过程中实现了国际化。那种“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中国会重回封闭”的假定,也很有可能会被证明是非理性的。 这么一来,问题变成: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冲突(尤其是核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两者之间可能发生怎样的冲突?人们指向了美苏冷战期间曾经不断发生的局部冲突,或代理人冲突,甚至战争。现实地看,中美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甚至高于美苏。美苏的代理人战争更多地表现为两国各自地缘政治的扩张,即两大国在扩张各自地缘政治空间过程中的冲突。 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更多地表现为对核心国家利益的保卫。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的扩张野心或计划,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会在非洲或中东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如果扩张可以避免,中国对于自己核心利益的保护则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政党或社会群体可以放弃国家的核心利益。 和美国比较,中国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周边是两洋,只与两个国家接壤,中国则不同,周边存在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就处于这样一个格局之内,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和南中国海诸岛。 对美国来说,这些地方是“代理”,对中国来说,这些地方是国家核心利益。没有人可以保证美国不会在台湾、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代理人战争,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国会在这些核心利益上让步。实际上,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干预,已经出现人们所说的“代理人抗争”现象。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关系的升级更是危险的预兆。 南中国海则越来越像亚洲的“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的逻辑是:与中国具有领海冲突的国家需要美国的介入来平衡中国,美国需要这些国家来对抗中国,中国则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也是代理人战争的逻辑。凭借理性遏制冲突欲望 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须继续观察,但人们不能排除人类理性所赋予的力量。鉴于中美巨大的共同利益,如果两国都是理性的,则天下太平;如果其中一国是非理性的,就会吵吵闹闹;如果两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天下就危险了。 今天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情绪所主导,这些情绪并非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偏见、意识形态或无缘无故的仇恨。如果理性回归,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存就会成为主轴。和平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冲突,而是意味着双方可以凭借理性来遏制冲突的欲望和解决冲突。 经过巨大的努力,两国阶段性贸易谈判具有了实质的进展。尽管未来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贸易协议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至少驱使人们面向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果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两国达成一个全面贸易协议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地位具有自身的文明思维,即不挑战美国霸权,也自觉避免“国强必霸”的局面。这倒不仅仅因为人的主观意志,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制约。相反,对中国人来说,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中国并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可以单独主导这个世界,也不相信美国可以一直这样主导世界,中国会有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 就美国而言,客观地说,对其国际地位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倒不如说是内部因素。今天美国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美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强大,包括经济和企业制度、市场、军事实力、社会组织等,没有国家有能力真正挑战美国。美国信心受创,主要是治理能力,社会的高度分化和由此而来的无限制的党争,使得美国很难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内部问题就很难解决。 美国需要内部改革来解决问题,正如中国需要内部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崛起一样。如果两国都具有足够的自信心,离理性就不远了。不管如何,就中美两国来说,国际政治并非必然的零和游戏。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20年1月14日
专家观点 -
郑永年:西方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2020年1月9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近年来,随着西方内政的变化甚至恶化,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出现了越来越多文献,讨论西方民主如何正在走向“死亡”。究其原因,人们无非把民主“死亡”的责任归诸于内部的民粹主义,及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崛起的专权政治人物。美国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之后,人们更是开始担忧民粹主义对现存民主体制的冲击和破坏。 也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所谓的外部“专制主义”的崛起和对西方民主所构成的挑战。不过,“外部原因”说只是学者根深蒂固意识形态的折射,因为经验地看,很少有内部制度因为外部的挑战而“死亡”的,几乎所有的政体都是因为内部要素而变化,或者最终死亡。 西方学术界所强调的“权威主义式的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倒是指向了西方传统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然而,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归诸于像特朗普那样的一些政治人物的崛起,因为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正是西方民主的必然产物。 简单地说,西方民主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从前共产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于“一人一份”之上的“计划经济”,两者的运作逻辑有很多类似之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也可以把民主称之为“计划政治”。计划经济的两种经济制度形式 如历史所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最终因为失败而遭到抛弃,但在其产生之时是具有诸多崇高的“初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危机,并且没有有效的解救危机的机制,同时这也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导致了社会的高度分化和高度不平等。计划经济显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产生的。但计划经济的几个假设具有致命的缺陷:第一,它假定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平等);第二,它假定人是“善”的,会发扬光辉的一面,例如不会偷懒,而是会努力工作;第三;它假定国家(政府)有获取足够信息的能力并理性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等决策。 典型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已经寿终正寝,但计划经济的一些要素则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不同形式的计划经济要素至少表现在两种经济制度形式中。 第一,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主要指日本等经济体,政府通过经济规划促进经济发展。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规划和计划经济有类似性,但和原先意义上计划经济很不相同,即这种规划仍然是基于市场之上的,而非消灭市场经济。 第二,欧洲等福利国家制度,政府在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经济规制和二次收入分配等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也具有计划性质。实际上,批评苏联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也经常把福利国家置于同样的批评范畴。不过,和发展型国家一样,不管政府在福利国家制度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市场仍然是经济的主体,这便和原先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确切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大多数经济体都是混合经济体。 较之计划经济,民主的产生比较自然。但正如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动,民主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现存形式的民主也都是对前一阶段民主形式的反应和修正。简单地说,民主经历了从早期的精英民主到今天的大众民主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尽管大众民主是精英民主的必然产物,但两种民主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 人们如果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Viscount de Tocqueville)在《美国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所描述的古典民主,和今天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当代民主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差别来了。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是具有一种广泛意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实践,而在当代学者那里,民主研究几乎被简化成为一种选举(选票)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所描述民主的内容不同,刚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 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民主时,与其说是在说民主,倒不如说是在说平等。他在美国观察到,民主有利于一个社会趋向于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平等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意味着从家庭到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核心是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自治和自我管理。 在托克维尔时代,尽管选举权也在扩大,但选举权仍然仅仅局限于少数公民。当时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指老百姓对其所属的地方事务的参与。在国家层面,托克维尔强调的是三权分立、联邦体制下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对中央政治权力的制约。 所谓的民主,也就是精英之间的“共和”,即权力共享。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取决于精英之间的政治共识。政治共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最主要是因为精英圈子小,大多精英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进入同样的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差不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一般认为,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定义的民主是典型的“精英民主”。但这种看法从现在看来并不确切。熊彼特把民主简化成为政治家通过竞争选票而获取政治权力。说其是精英民主,是因为作者这里所强调的是政治精英,而非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定义里,选举是第一秩序,而参与是第二秩序。不过,如果从选举逻辑的角度来看,确切地说,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反映了大众民主的内容。 大众民主最主要的制度表现形式便是“一人一票”。这一制度安排具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第一、民主可以被简约成为至少存在两个政党竞争之上的“投票行为”。诚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但到底是什么才使得一个政体成为民主呢?最终人们把民主简约成为多党竞争之上的选举政治。 第二、民主是“政治人”假设的完美实现。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的假设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并且都有能力就政治事务作出理性的判断;再者,政治也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最重要舞台,政治参与因此也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唯一途径。 需要提出的是,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奴隶阶层为前提的。奴隶阶层的存在使得公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时间、有能力来思考城邦事务,并且就城邦事务作出理性的决策。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便把“政治人”的概念扩展到所有公民。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缺陷 因此,如果说计划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人在经济上的平等,那么“一人一票”制度的目标是实现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但这里有几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一、所有人(公民)在智力和理性上是平等的;二、所有人在财富、时间、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是平等的;三、所有人有能力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作出理性的决策;四、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决策既符合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们所处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些假设尽管具有高度的道德感,但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社会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即使经济社会等其他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人们在智力上也是有差异的。正因为如此,“大众民主”和“计划经济”具有同样的缺陷。 计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私人经济空间,所留下的是公共经济空间,即公有制。同样,“一人一票”的民主实际上也消灭了前面托克维尔所说的,从家庭到政府的所有“市民社会”。尽管今天的西方也强调市民社会,但今天的市民社会和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已经大相径庭。 托克维尔时代的市民社会强调的是自治和自我管理,今天的市民社会则是完全政治化的,政治而非自治成为他们的主战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政治的,很难再找到非政治的领域。正因为自治性的消失,今天的民主很容易导向“多数人的暴政”。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说穿了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英国的脱欧是这样,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这种结局是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就其本质而言,计划政治(或者“一人一票”民主)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应。自近代以来,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所有“市民社会”纳入其运行轨道,而且更是把每一个人纳入资本的轨道,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商品化”。 到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生存和发展,没有个体能够脱离资本而规定自身的本质。在工业化时代,依附资本而生存和发展的人们(即工人),可以形成集体(即工人阶级)来和资本打交道;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沦落为孤立的个体,他们只能单独地依附资本而存在,而没有任何反抗资本的能力。 资本权力的大扩张必然造成国家权力的大扩张。从理论上说,资本是追求私人利益的,而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则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当资本把从家庭到政府之间众多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里面的时候,政治也必然对此作出回应,努力把同样这些从家庭到政府之间的市民社会吸纳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在私利和公益之间达成一个基本的均衡或者平衡。 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人们仍然继续宣称“市民社会”的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则已经被纳入这两个经济和政治轨道,很少有人还生活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的自治条件下。 很容易理解,当资本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过程中成为赢家的时候,更多的福利或者“一人一份工资”的制度也变得不可避免。资本对个体和个人权力的侵入,与个人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本把个人纳入其轨道,使其成为孤立无助的个体,另一方面是个人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权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依附才能对抗资本而生存。资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就越需要通过政治来追求确定性。这便是今天大多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局面。 也应当指出的是,西方把自身的民主简约成为基于多党制竞争之上的选举,并对外输出到非西方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式民主的国家的行为,已经对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托克维尔那里,选举并非是民主的本质性的规定,民主意味着自治和权力制衡;再者,选举民主的运作更需要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来支撑。 但一旦西方把这一简约式民主强行推行到不具备其他制度支撑的非西方国家的时候,民主便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就是今天接受了(或者被动接受了)西方式民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局面。具有深厚文化和制度支撑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是缺失这些文化和制度条件的非西方国家了。 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其预言没有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引入了社会主义要素,例如福利政策和第三部门(国有企业)。就经济体制的性质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经济体都是复合经济体。政治上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发展呢?没有人会预言“一人一票”民主的“死亡”,因为人们一旦拥有了“一人一票”,就不会再放弃这种权利。 今天的西方尽管恐惧于民粹主义所造成的权威主义,但这种权威主义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具有必然性,西方的民主也会演变成一种复合政体。如果这样,那么当代世界也应验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的预言,那就是,最好的政体即非专制,也非民主,而是权威与民主一体的混合政体。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20年1月7日
专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