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1月07日

董增军:创新转化需要啥?生态环境、人才、合作一个都不能少!

作者:董增军



理事简介

董增军,CCG常务理事,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中国所处于的发展阶段,亟需通过不断创新推进经济发展,于是“创新”、“创业”、“转化”、“双创”,这些热词常常见于报端。但是,实现创新转化需要什么条件?中国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又如何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

 

对此,我们采访了CCG常务理事、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董增军先生,听取他对创新转化等问题的见解。

 

此外,作为一位管理者,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何经验?他管理下的CST中国又为中国的创新转化做了哪些努力?对于近来的科学界撤稿风波,作为免疫学家的他又有哪些见解?

 

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直言不讳,以下诸多观念,与大家分享。

 

(以下为访谈总结,内容经过整理和调整、受访者审核)

 

Q: 您在多处都提到,催生创新转化需要Ecosystem,那什么是Ecosystem


“多年的行业研究和从业经验让我意识到,创新转化是需要多方联动合作的,打造‘Ecosystem’是十分重要的。”

 

2018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届全球华人科学家创新转化30人高峰论坛”(CCG协办),探讨如何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转化,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畅所欲言,该论坛得到了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近百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论坛向华人科学家陈列平教授颁发了“全球华人科学家-CST卓越创新转化奖”,作为抗PD-1/PD-L1进行癌症治疗的基础和转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奠基人,该方案曾经治愈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已脑转移)。

 



 

他在接受采访时,用“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来形容生物医药创新转化的问题:“忽视市场实际和创新原则,跟随性研究比重大;广泛合作、院企合作不足,未形成资源共享、集约化规模;原创研究型企业质、量相对薄弱等。”他认为医药的创新转化,是一个多学科,多行业的各种人力、资源互相衔接又内向的行业,需要开放自由的政策和市场奠基,需要优秀的科学家鼎立研究,需要才干的企业家保驾护航。和则创,合则达。

他表示,他将持续推动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的“三家一世界”的生态系统的建立,以期携手一心,在创新和成果转化间找到突破口。

 

Q:创新与创业是时下热词,您为推动双创进行了哪些努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离不开创业者、投资人、投资基金、大学/科研院所和政府的多方合作。他提到,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他们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例如成立了旨在培育全方位创业生态系统的 The Martin Trust Centerfor MIT Entrepreneurship。热心指导创业者的董增军先生,也积极为该中心提供支持,参与了部分创业公司的创业创新指导工作。

 

放眼中国,中国的诸多科学家拥有深厚的研究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并且重大科学成果接踵而至,但是这些科研发现如何转化为实际应用,一直是业内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企业而言,一方面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转化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更多的新的科学发现,从中寻找具有转化潜力的项目。以此出发,董增军先生联合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创立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合中心”,并担任联席主席,为科学家和对应领域的企业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在沟通顺畅的前提下,探讨创新,寻求合作、以期转化。“在过去 50 年中,日本和韩国就是靠创新冲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行列。所以说创新至关重要,只有创新才能提高生产率,才能帮助一个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陈晔光(左四)(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朝军(左三)(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盟主席,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董增军(右三)(CST全球副总裁,亚太区总裁,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盟共同主席);陈正军(左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翔(右一)(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监事长,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肖磊(左一)(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郑颖聪(右四)(厦门市科协副主席);李博安(右二)(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从科学家向创业者转型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和思维上的“阵痛”。董增军先生也曾是一位免疫学家,如今已成长为成功的跨国公司中国创始总经理,全球副总裁,这些改变都深有感触。他分享了一个从科学家转型时发生的趣事:他开发了一种双染试剂盒,可以同时观察到细胞表型和增殖状态,可是,当他把这一产品兴奋地告诉同事时,同事的“Who should I sell to? Whoare we competing with? Why the customer would like to buy from us? “三个问题让他以小见大,一窥商业思路和科学思路的区别。“科学家更重视技术本身,而投资人投资时,则更加重视这种技术/科学创新本身可能带来的效益,需要知道是否具有市场潜力。”

 

Q: CST在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领域做了哪些努力?


CST利用专利技术PTMScan® 首次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鉴定出了ALK和ROS1融合蛋白(Cell,2007)。2013 年,CST 癌症研究实验室宣布获得一项肺癌治疗美国专利 8 481 279,其中涉及抑制表达 EML4-ALK 融合基因的肺癌进展的方法。经过 CST 科学家不懈的努力,开发了(ALK D5F3®)科研抗体,并已为罗氏 Ventana 的伴随诊断试剂盒所用。当时 Mary Pinder-Schenck 医学博士在 Cancer GRACE 官网中一篇《关于 ALK 的故事》文章还表示,“CST 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转化研究和个体化医学的例子之一:从病人到实验室,再回到病人,这项(ALK)发现仅用了两年时间。” 辉瑞公司根据 CST 的这项发现研发出了crizotinib,用于治疗 ALK 基因融合的肺癌患者。

 

除此之外,在2018年公布的《中国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国家标准中,CST的两款抗体克隆ALK (D5F3®) 和ROS1 (D4D6 ® )被推荐用于常规免疫组化检测和筛选。而ROS1(D4D6®)是唯一推荐的用于常规免疫组化检测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克隆。

 

CST以其创新的研究和严格的产品开发,使CST产品最终得到国家级的诊疗指南的认可,并被用于精准医疗,最终造福患者。

 



 

CST也积极与院校和同行形成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精准医疗和伴随诊断事业的发展。2017年,CST中国与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了“精准医学战略合作中心”,此举将更广泛推广CST PTMScan®技术的应用,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发现疾病机制,开发生物标志物,推动伴随诊断和个体化医疗的发展。




 

2018年,CST中国与凯杰(苏州)、徕卡显微系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疗与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大会上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中国病理以及数字化病理的精准诊断。基于签署的框架协议,近来CST中国与凯杰(苏州)又签署了开发肿瘤标志物的伴随诊断产品协议,并已开始实质性合作,取得了杰出的阶段性成果。首批合作项目中,包括肿瘤免疫治疗标志物PD-L1和多种癌症的治疗靶点c-Met伴随诊断产品。其中,基于Leica全自动IHC染色BOND-MAX平台,利用CST的PD-L1(E1L3N ®)抗体,凯杰(苏州)开发的PD-L1免疫组化伴随诊断试剂盒,其灵敏度和特异性与FDA批准的PD-L1免疫组化伴随诊断试剂盒效果相当或更优。




 

Q: 都说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您对人才培养怎么看?


“我从一名研究生到科学家、再到一位管理者,在这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人才的重要性。”

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他曾提到,“人才是鱼,生态环境是水,我们要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正因为此,他十分注重对人才国际视野的培养。CST中国接收了多批国际实习生,独立开展项目,并由他亲自指导。2017年,CST中国成为MIT管理学院MBA的China Lab合作基地,与国际一流院校建立紧密交流,使国际人才有机会了解中国,培养更多的未来管理人才。不仅如此,他还为国际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提供志愿服务,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为中小学生讲座,普及科学知识,激发学生兴趣,激励下一代小科学家们。




 

Q:作为跨国公司高管并创建了中国分公司,你在管理方面有什么心得?


近几年,CST 的产品得到广大医学和生物科学工作者的认可和信任。令业界惊叹的是,继 CST 中国业绩在 2015 年超过日本后,2016 年,CST 亚太区(包括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外业务最大的市场,为同行业少见,创造了业界传奇。对此,他谦虚地分享了他在管理上的几点成功经验:首先是和科学家合作;其次是需要创建一支优秀的团队;第三是品牌建设、渠道建设与管理、市场的规范化;最后是如何不断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比如客户关怀和支持,其中包括 CST 的技术支持和物流等。

 

这些成功经验,董增军先生在哈佛的上海中心高管培训班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向企业管理者和商学院管理学的学生做了详细分享和交流;也应邀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写成了案例。

 

此外,在《财富》(中文版)主办的第七届“财富CEO 峰会”上,他给出了关于“服务模式创新”的见解:创新需要使命驱动,满足需求为导向。

 

 




首先是“使命驱动”。身处高科技行业的他先介绍了CST公司的经营范围。CST是一家为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工具的公司,在细胞信号通路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解释何为“细胞信号”。不同于人类用语言作为沟通媒介,细胞也有其沟通方式,类似于红绿灯信号指示,细胞利用了内部蛋白的“活化”和“去活化”来达到交流的目的。由于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身体内部的细微变化,所以需要一些手段和方法使这些差异“可视化”,CST就是提供检测这些“细胞语言”的工具的公司。CST通过为科学家提供创新研究工具,帮助他们找到疾病发生的机制以及治疗方法,以期攻克癌症等疾病。比如,虽然免疫系统有能力清除外来病原或者肿瘤细胞,但肿瘤能成功逃避免疫系统的监控并存活下来,所以,若能找到其中的机制来回答为什么肿瘤成功“逃跑”,找到发挥作用的靶点,就能为找到新的诊疗方法及药物指明方向。这样成功的例子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治愈疾病、健康人类,就是CST的使命,这也成为CST服务模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在如何利用科技发展来满足服务模式创新讨论中,他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满足需求为导向。如何完成使命,需要考虑富有有效的方法以及创新的服务模式。对CST而言,就是怎样帮助研究人员找到疾病的特征分子,解决患者面临的诊治“痛点”和渴望的需求。既然蛋白质是细胞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那么,就需要为科学家/研究机构提供检测蛋白质的工具,探查细胞沟通行为中的“异常”现象,为找到诊治靶标提供新的途径。针对这一目标,CST提供了蛋白组学服务,通过对患者样本进行高通量的分析,产生大量“沟通”数据。科学家可以从中找到正常和病变细胞间“不同”的分子,结合这些数据和发现,找到靶点,研发出诊断试剂盒或者治疗方案。他还认为,利用大数据可以比较正常人和癌症病人之间蛋白族群有什么变化,并发现某一些癌症里的不同之处。根据这些不同,就可以根据研发出诊断或者治疗的方案。未来也能结合人工智能到解决方法。

 

Q:近期,撤稿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问题您怎么看?


2016 年 5 月份,世界顶级杂志《Nature》发表的一篇关于抗体重复性的文章引起行业的热烈讨论,90%的科研工作者认为存在抗体可重复性的问题,50%的科研结果无法被重现。CST 作为一家专注于生物医学抗体的研究型公司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什么是抗体的可重复性呢?

对于此问题,他认为:可重复性不仅包括灵敏度、特异性和一致性三个重要指标,而且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和方法同样也很关键:

 

影响抗体重复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1、“选择性”地进行实验结果发布(cherry picking 和 selected reporting 现象);2、实验结果缺乏验证;3、实验材料和方法选取;4、缺乏同行评审;5、最糟糕的情况就是 fraud。

 

“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提高或确保抗体的可重复性和科学研究的真实性。一是需要研究者如科学家、医生的努力;二是从杂志社的标准到评审、同行评审过程和结果;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验证控制以及使用方法教育和应用推广。”

 

严格的验证标准是确保高质量抗体的前提,CST 因成功专注于抗体生产和验证策略而倍受尊重,该策略包括应用特异性检测、使用正交或互补的方法来测试和验证抗体(如磷酸酶处理、靶蛋白过表达、基因敲除、siRNA 处理、封闭肽封闭等方法)。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不仅需要高质量抗体,标本制备也很重要。以免疫荧光为例,样本制备的过程中,即便使用的是同一支抗体,如果固定和通透这两个步骤使用了不正确的方法和试剂都可能会造成结果的错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年轻的国家,机遇和挑战并存,优势和问题同在,大胆探索,深度创新,相信前景可盼,未来可期。

 

 

【关于董增军】


董增军先生现任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全球副总裁,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上海校友董事会董事。曾任 CST 日本分公司董事, 美中生物医药专业人士协会理事和美国百华协会(BayHelix)副理事长,上海美国学校董事会副主席和人事委员会主席。他积极参与行业和社会公益活动,现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合中心联席主席;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疗和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筹)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他曾在美国波士顿Tufts 大学医学院和新英格兰医学中心从事免疫及疾病模型研究;在美国波士顿剑桥的千禧制药公司(Millennium)从事抗体药物研发;在美国Fortune五百强Becton Dickinson公司主导了与人类免疫、免疫病理相关产品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上市工作及新加坡亚太区的工作。

 

2008年他加入美国 CST 公司,从零开始,创建了 CST 中国分公司,带领员工让CST在中国塑造了专业可靠的品牌形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任。十年来,CST中国的业绩先后超越了日本、欧洲分公司,稳居美国之外,全球第一。2017年,他获得第一届“CST全球总裁奖”。CST中国的故事作为商业案例在MIT课堂和哈佛中心(上海)进行过分享,也应邀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写为案例。

 



 

他还作为创始成员成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疗和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筹)”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合中心”,并积极拓宽合作范围,与研究院校、医学研发和检测公司等形成紧密合作,在精准医疗和创新转化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今年,他作为发起人成功举办了“首届全球华人科学家创新转化30人高峰论坛”(CCG协办),与知名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共话创新转化。

 



 

三个学位、三国工作经历、三个“家”:董增军先生在三个不同学科获得学位:医学免疫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国际关系(美国Tufts大学Fletcher法律外交学院硕士)以及工商管理(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MBA);工作经验遍及三个国家:美国、新加坡和中国。他将继续做懂科学的企业家、懂企业的科学家以及天使投资家,并将竭尽所能,推动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的“三家一世界”的生态系统,为创新转化和人类健康贡献一臂之力。

 

 

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8年10-12月刊 总第74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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