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823日,美国在301调查项下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这是继76日美国向中国进口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后的又一举措。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折射出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WTO在决策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日渐凸显,美国对WTO颇为不满并采取了单边主义,WTO改革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UIBE WTO Institute823日联合举办了WTO的现代化改革与未来发展”圆桌研讨会。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周小明致辞,CCG顾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大使和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Ricardo Meléndez-Ortiz作主题发言。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Adam Dunnet,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副主席Jacob ParkerAll Bright Law高级顾问、WTO前法律干事冯雪薇,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思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CCG副秘书长唐蓓洁和CCG高级研究员肖慧琳等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中美贸易战背景下WTO的改革与未来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ICTSD北京代表处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成帅华主持讨论会。


在开场致辞中,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周小明表示,智库为讨论解决贸易争端、改进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他指出,WTO谈判往往需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但WTO的改革必定是长期的,各成员国都需要坚持完成这一过程。此番WTO改革,技术转移将是尤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发达国家的科技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也已实现了利益制度化,但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入这一领域存在很多困难,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此外,农业补贴、国家安全等问题也都需纳入WTO改革范围,这都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CCG顾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作为主旨演讲人,针对WTO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谈了五点意见与建议:一,要明确WTO改革的最初目的。当前WTO面临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使其成员放弃单边主义,回到遵守WTO基本规则上来。同时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防止滥用“国家安全”。把一般商品贸易与国家安全联结在一起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已遭到许多WTO成员包括其盟友的普遍抵制。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WTO应当坚持并有所作为。二,对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当务之急是打破大法官遴选程序的僵局。不能因为某一个成员的抵制而导致上诉机构瘫痪。多哈回合谈判中已提出许多建议,以处理好某些裁决超出WTO现有规则范围、陈述与裁决的篇幅过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等问题。总体上,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许多国际和一些国家的司法机构得到更多好评。三,恢复WTO最根本的谈判功能。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现在一些成员旨在推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企业等新议题的讨论,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积极。原因在于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回合”,谈判宗旨是重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诉求。现在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就马上转入新议题,显得有些生硬。将二者有机结合可能有助于推进新议题。四,对于WTO决策机制的改进已有许多讨论,如何能在“完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提高决策效率,是否需成立一个类似执行委员会的机构等,都可通过谈判由全体成员决定。此外,一些成员建议今后更多采取诸边谈判,这种模式成功的效率会更高。ITAGPA谈判都是成功案例,今后不管这类谈判是否允许其它成员搭便车,最终都应朝多边方向发展。五,各成员对新贸易规则都有自己的关注和诉求,下一步对TRIPS协议应当改进与补充。这个协议主要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专利保护出发,但对技术专利的引进方利益关注不够。任何政府干预企业,强迫转让技术或者禁止转让技术都是与WTO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应同样鼓励技术的自由流动。正如TRIPS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协议一样,要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最后,孙振宇大使指出,现在一些成员如美国抱怨WTO对其不公平,如果说WTO存在不公平的话,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特别是乌拉圭回合增加了服务贸易、TRIPsTRIMs协议内容后,发展中国家在WTO内的权利与义务出现巨大反差。他建议,讨论WTO改革的方向时,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关注与诉求给予充分考虑。 


   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Ricardo Meléndez-Ortiz先生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WTO的改革过程实际是WTO现代化的过程。WTO目前处于十分滞后的状态,相比几十年前没有很多改进,但世界已截然不同。因此,当下全球的贸易动荡虽然不足以彻底颠覆现在的秩序,但这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讨论WTO的问题。过去两年在政治和贸易领域均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众多争端兴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中美贸易争端。如果各国没有充分的决心,这些争端将很难解决。在不远的将来,国家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贸易层面,在生产、投资、信息交换很多方面都将变得更为紧密。目前WTO的作用在不断弱化,随之兴起的是各种地区贸易机制或者地区合作,但WTO仍有重要作用,是全球经济重要的助推剂。WTO改革进程中,重要话题在于改进规则。日本、欧盟、英国、美国等多国均要求WTO改进规则,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部分原因即和WTO改革相关,而经济模型的选择也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是提出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明确一些基本原则让不同国家在此基础上自行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最后,Meléndez-Ortiz先生指出,现在WTO仍主要关注货物贸易和关税问题,而信息、数据等尚未被纳入贸易框架,这已远落后于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成为WTO改革的重要方面。目前的改革进程正是需要WTO能更及时地适应最新趋势。此外,WTO 改革也应考虑与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就中美贸易,Meléndez-Ortiz先生提到自2016年起在欧美多个国家兴起了一种话语,这一话语包含了对贸易与制造业、贸易与就业的误解。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征收关税使投资和制造业回流美国,但从长远看并不是明智之举。中国在很多年前提出了改革方案,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实现,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落实。而从责任角度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应聚焦规则层面而不是市场准入层面,两国应在贸易体系中通过积极对话来解决争端。他指出,中国在贸易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联合国和WTO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和其他国家一同在WTO框架下推动投资与发展。中国也会从WTO的进一步改革中受益。

随后,来自全球化智库(CCG)、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产学研和商界组织的代表就主旨发言中的观点以及其他WTO改革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中方代表的观点主要围绕WTO现存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改革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苏庆义认为,WTO改革需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与改革团队,并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测试和标准来检验WTO是否变得更高效、更能解决问题。


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突出了共商的重要性,通过共同参与WTO改革讨论使不同国家均能长期受益应当是改进WTO的重要方式。



对于WTO的未来和改革战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教授李思奇也提出,WTO各成员应采取更加开放性和鼓励性的态度对待改革,WTO机制下设计更佳的诸边谈判方式,并采取包容性、可操作性的诸边谈判方式,设立独立委员会等。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看来,首先,在传统贸易协商方面,WTO应在市场准入和贸易规则上设立一套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的贸易对话机制;第二,在监管一致性协商上,WTO应考虑设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支持;第三,为WTO应积极鼓励和提倡多边协商并且尽早将成果多边化;第四,为应对来自高水平自贸协定的挑战,WTO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地区贸易协定的沟通评估,确保其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一致;第五,在发展议题上,WTO应该改革其执行和监测机制,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能够享有特别待遇,提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效率。


   作为外方代表,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Adam Dunnet和美中贸易委员会中国区副主席Jacob Parker均针对主旨演讲中提及的观点,并从自身角度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见解。Dunnet提到,WTO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对世界带来的福祉比其他任何多边机制都多,但WTO不能停留在十几年前的美誉里。他表示,WTO需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其实犹存已久,但现在忽然间每个人都在热议WTO改革,原因主要来自于特朗普。对于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补贴、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并不是新问题,尽管已在不同方面取得一定进步,但这个进步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同步。WTO改革需要想清楚WTO是一个规定性的还是描述性的机制,是各国都应遵循这个模式还是以原则为基础作出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能够建立自己的规则以促进发展进程,但当它影响到其他国家时就成为了临界点。他强调要谨记WTO成为新争议的起因。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有积极作用,但负面影响也需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中谈到,“不要良莠不分而丢掉宝贵部分”。


Parker从美国公司的角度指出,他同样认为明确WTO改革的目标、要求成员遵守规则、强化贸易规范对未来全球经贸至关重要,但举例表示目前中国虽然没有违反WTO规则,但做法并不符合WTO精神。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几家银行曾希望在中国市场推出信用卡业务以便利管理在华交易,但2015年出台了金融市场管理措施,2016年出台了落实管理,2017年又出台了落实管理的指导意见,但一直到2018年,始终没有一家美国银行成功进入中国。第二个例子关于国家安全。中方认为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自由贸易,但中国自身将计算机服务、云计算纳入国家安全领域,并选择不向外资企业开放市场,这体现了中国说法的矛盾之处。美国公司在华投资受到各种限制,中国早在加入WTO之初便承诺将逐步开放,但中国方面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来改变,而WTO改革进程之慢直接导致特朗普政府按自己的步调作出回应。在Parker看来,曾经的中国对外资进行限制尚能理解,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全球第一,还应该保持原有的限制性措施吗?对此Parker表示,不违反WTO规则与跨国公司在华的实际感受是有区别的,不应该只注重规则的遵守,而是要理解公司在投资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外方代表寄望WTO改革中能促使中国改变一些做法,与此同时,All Bright Law 高级顾问、WTO前法律干事冯雪薇则从发展中国家角度问到发达国家是否能更多地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她提到,如果中国同意将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美欧日联合声明里提到的话题纳入WTO改革议程,美国是否也可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削减发达国家巨额农业补贴的议题也纳入其中。毕竟,这是一个90年代就受WTO关注的话题,比中国的问题要早很多。她提出,抛开公平的问题不讲,发达国家可否接受这样相互让步的方案。


基于各方活跃的讨论,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研讨会是在中国举办的首个专门讨论WTO现代化和改革的由国内外代表共同发声的圆桌研讨会,将成为未来讨论这一议题的典范。他从中外各方角度对WTO的未来改革提出了建议。首先,WTO改革是很复杂的过程,被讨论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对现有的WTO规则和条例也不满意。但现在对WTO改革的首轮讨论却由其“规则制定者”美国、欧盟和日本所提出。中国现在也提出了改革,其目的更多的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希望未来WTO的改革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与需求。其次,最惠国待遇、自由贸易应该成为改革的关键。由于改革非常耗时,因此在改革前就需要找到关键的改革点并在谈判前确定改革的目的。同时,由于成员国数量众多并时常很难达成共识,应由代表发达国家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的关键成员率先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共识。中国在WTO改革与未来发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G20等机制可以成为初步讨论WTO改革的平台。


会议主持人、ICTSD北京办公室主任成帅华表示,举办本次会议时,中美正在华盛顿进行贸易协商,面临着许多挑战。会议的召开主要是为了听取来自中国、美国以及国际各方的不同意见,最终形成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不仅将会令中美受益,也将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庄子说,福祸相依。虽然WTO目前的状况比较不好,但也不要过于悲观,要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本次圆桌研讨会是CCGICTSD第二次就贸易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国际交流。早在2018323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对华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前夕,CCG即与ICTSD举办了“全球贸易政策”研讨会,探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变革,对中美贸易战、区域一体化的作用、国内政治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政策面临的新旧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此次研讨会恰逢中美贸易摩擦进入胶着期,中外学者专家一同讨论提出建议,旨在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共同推动WTO改革,维护多边机制,促进自由贸易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