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2018年9月14日,全球化智库(CCG)与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BRIJC)共同举办“中日合作发展研讨会”。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和安倍晋三首相多次在对华关系上积极表态,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与安倍首相举行了会见,李克强总理也会见了200余人的日本经济代表团,两国关系呈现改善向好势头。在中日关系释放积极信号之际,中日专家学者和日本企业界代表就两国关系发展、一带一路合作、区域合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是日本首个专门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库。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担任其最高顾问,并聚集了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官员、学者、媒体等50多位专家顾问。此次访华团由BRIJC理事长、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近藤荣一担任团长,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担任副团长,并由10多位来自日本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组成。CCG理事长王辉耀,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平泽顺,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CCG副秘书长、媒体与公关部总监许海玉,CCG中国城市全球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秦刚,CCG研究员、国际传播总监聂立高及多家国内外媒体出席研讨会。




  CCG理事长王辉耀首先致辞。他表示此次中日智库研讨会时机很好,正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中日关系回暖。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做出了许多帮助,如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就对中国许多领域进行了支持。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很长时间友好合作的历史。未来,中日在“一带一路”,TPP、RECP等区域合作,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他希望研讨会能够进行建设性讨论,为推动中日关系合作发展作出智库的贡献。




  之后,BRIJC理事长近藤荣一也代表日方进行了致辞。他提到,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超越对许多日本人冲击很大。但他强调,如果把历史视角拉长,就会看到不同的图景:历史上中国曾领先日本2000多年,而处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日本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开启了自身文明的繁荣。在全球化进程中,19、20世纪是英美主导的全球化,而21世纪中日应携起手来推动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全球化,这也是CCG与BRIJC的责任。


  随后,在座专家学者展开研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认为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终极目标是要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日可以在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低碳共同体或能源环境共同体。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为中日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而备忘录中规定的三个重要领域是基础设施、流通和能源环境,这也是“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此外,他还建议在中国建立联合国南南大学,推动发展中国家相互借鉴经验,培养公务员和产业界领导。




  国际开发杂志社编委会委员竹内幸史从国际开发合作的角度谈到中国的海外投资决策速度快,规模大,但也引发了“中国威胁论”的误解,日本海外投资决策慢,但注重对环境和当地民众的影响,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后在这方面将做出改善,日本也能提供许多经验参考。此外,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宏大,建议中国要提出一个明确的经济模式或中国式的开发模式。他比喻道,中国就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日本则像一个年迈的老者。一个高远的理念可以带来一种软性的力量,吸引日本这个老者与中国携手合作。




  日本中国研究所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会代表涉谷祐从海上能源运输的角度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能源的基础物资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运输需要连接,这与产业、生活、社区和军事等都有关联。能源运输可以分为综合性的、开放性的和多元可替代性的共三种。海上的能源运输今年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成果:今年7月,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通过北冰洋运送到了中国。俄法中三国是此项目开发的核心,日本企业在运输和融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前陆地和海上的运输分得很清楚,但在能源的运输上现在两者已很难区分。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不仅是东西方向的交流,通过北极航道的南北向交流也应纳入其中。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李瑞雪介绍了其对中欧班列与物流集群的研究。他表示,正如海上集装箱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和开发模式,如果发展中欧班列的同时,能在沿线打造出国际性的物流集群,则会有助于产生新的开发方式。他指出,中欧班列作为典型的人为打造出的国际性骨干运输方式,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使内陆城市沿海化。相比沿海城市能够通过口岸优势与国际性的骨干运输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享有物流优势,内陆地区即使有国家政策支持,也很难打消国际物流的劣势,而中欧班列使内陆城市直接站在了国际分工的前沿。二是改变全球国际供应链的格局。




  拓殖大学教授朱炎观察到日本企业对“一带一路”有很大兴趣,但由于近些年中日关系紧张,许多日企对中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大部分日企在参与“一带一路”上仍处于搜集资讯的阶段。他指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可以有几种方式:一是日本参与中国企业项目;二是中国参与日本企业项目;三是日本利用中国基建成果;四是日本提供经验教训;五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产业集群日本可参与。而除了政治因素外,合作的关键是双方企业要放下身段,相互学习、适应。




  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平泽顺则从个人经历和企业具体实践的角度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以来,中日企业在商务领域日益深入的合作。他认为最初的20年,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日本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催生了众多商机。而之后10年,中国需要更多更高的技术,日本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最近10年,这一趋势没有变,且中国在IT、金融科技等领域已领先日本,值得日本企业学习。日本企业应该放下傲娇的姿态,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丸红早已与中国企业携手,在越南、哈萨克斯坦、安哥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密切合作,取得了丰富的中日在第三国合作的经验。




  对于东亚区域合作,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伊集院敦指出,建立和平机制是未来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议题,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要认真考虑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朝鲜实现无核化后,经济制裁何时解除、下一步经济合作如何进行、东北亚经济秩序如何建立是东北亚各国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当前,东北亚相关国家不断提出新的经济构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韩国提出“新北方政策”等,东北亚各国应加强沟通和对接,防止为争夺朝鲜产生冲突,可以借助此前六方会谈中的经济能源小组等平台开展协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指出目前正是加强中日更深入合作的时机。东亚经济发展正由“雁型模式”向“平轴模式”转型,得益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各国间合作正从阶梯式合作向多层次多领域对接转变,Made in China和Made in Japan在向Made in East Aisa转变,中日在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上出现广泛合作空间和动力。中日应化竞争为合作,将中日企业界在东南亚等地开展合作的“2+1”模式进一步上升到政府政策层面予以推广。进而,中日韩在海外可以采取“3+X”的合作模式,做好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集群,实现优势互补。




  此外,多位专家也跳脱出经济合作的范畴,从政策、文化、理念等更广的视角分享了对中日合作的看法。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认为,在对外投资、老龄化社会、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日本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两国应加强政策沟通。同时,她还反映了中国企业希望到日本投资化工、制造等实业但找不到入口的诉求。她认为未来中日两国应站在人类更高的历史起点上看待中日关系,共同以儒家文化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希望CCG与日本的智库、企业在这些方面多交流。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原田博夫也从社会资本、人际关系角度发表了看法。他通过研究发现,人的满足度、对幸福的感受与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日本许多人看来, “一带一路”只是一个经济行为,注重产业发展。他认为应加入更多非经济性指标,从人类发展的更高远理念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参与进来。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着手建立长远机制和常设性机构,比如成立一个类似OECD的机构。




  本次研讨会参与专家讨论深入,着眼长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CCG今后也将持续加强与包括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内的日本智库、企业的交流,为中日关系持续发展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