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12日

圆桌论坛二: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遇 |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CCG



  2017年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CCG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CCG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高振东,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CCG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东,CCG常务理事、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CEO陈剖建,恒昌公司联席总裁刘冰,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参加论坛二“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遇”的研讨,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持讨论。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企业也在不断提升全球化的程度,实现了全球化跨越式的发展,并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面对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浪潮、世界经济的复苏乏力、各种不确定性增强的复杂形势,中国企业需要审时度势,谋划新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尽管存在种种波折,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中国企业需要练好“内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指数,迎接全球化新阶段的挑战,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企业需要新的定位,拓展国际视野,更多参与到全球化中,并做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结合,在技术、资本等各个方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像中美之间基础设施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为新一轮的全球化起到助推作用,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带来重大机遇。



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关键就是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问题,因为打铁还要自身硬,这是参与全球化最重要的本钱。


  现在不能讲全球化逆转,对特朗普的新政要积极考虑。特朗普发展实体经济、搞制造业,这对于中美合作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在美国的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里面投资对我们的制造业是很大的提升。美国能够实行公平、公开、透明的招投标体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巨大。美国在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形成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市场、全球化的力量。今天中国制造业投资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中美互利双赢。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把到美国进行投资,参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作为我们参与促进中美合作的重大行动。


  美国退出TPP不能说是逆全球化的重要举措。TPP本来就是区域合作协定,不是全球合作最好的选择,全球合作最好的选择是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以IMF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制等,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强化全球体制。对TPP我们持开放态度,乐观其成,现在美国退出TPP,我们不会接这个乱摊子。中国要高瞻远瞩,从战略的角度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使得我们参与国际化获得有更好的机会。【详细...】




CCG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


  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不仅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均衡,在一些国家内部分配更不均衡,所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


  美国推动上一轮全球化的时候有特定的环境,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需要走出去,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去。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主动融入了,加入以后得益了。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不要先说去领导、制定规则,要先加入,加入以后才有机会说话。全球化最后解决的是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力、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为全球化而全球化,没有一家企业是为全球化而搞的。


  现在国际上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治理规则也不是。中国目前拿不出这一套治理体系来,所以还是通过融入、影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慢慢接近这个目标。


  国家和国家竞争力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中国必定会成为将来西方国家竞争力的目标。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完全接受国际化的理念,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管理、国际化运行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把自己内在的国际化体系建立起来,这就是国际化竞争力。【详细...】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中国企业要先有自身定位。我们在现阶段国际化的过程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技术、装备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绝大部分产业已经进入了中高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是最好的性价比,装备、技术性能、功效不错,价格便宜。


  我们的主战场、入手点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城镇化经验、工业化经验很适合它们,所以我们可以带着这些经验和我们的技术、装备走出去,在那里迅速占领市场。着眼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也会是这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合作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吸引美国的高端技术、高端装备,提高我们自身的工业水平;二是我们一些中高端的行业可以进入到美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包括开发“一带一路”,中国的大公司要和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联合开发,大家共同开发新市场,合作共融。【详细...】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目前全球化出现的问题是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三十多年来的全球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西方国家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转化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的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全球生产关系却还是按照50年前的规则办事,这个矛盾非常尖锐。


  全球化产生了全球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财富向非发达国家转移以后,发达国家获得利润比重减少,因此出现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系统两个支柱的削弱,这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黑天鹅现象的根源。


  中国如果可以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就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美国如果不能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和战略上被动了。


  “一带一路”是针对全球化中严重失衡的一种重大平衡措施。全球化很大的破坏因素就是热钱的逐利行为及其负面影响。我们用1万亿左右的资金带动全球几十万亿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实体经济,投向发展中国家,这对全球化来说是莫大的贡献。【详细...】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


  关于全球化的前提,我的理解是全球化至少是全球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共识。有些人讲,现在已经到了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了,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看出来,时代是呼唤企业家的。


  现在全球范围顶层设计的制度还是比较多的,对中国而言,顶层设计也特别重要。如果制度的红利能够进一步释放,制度方面的改革、制度方面的供给将激发更大的生产力。国家之间需要互相理解、换位思考、利益协调、加强管控。


  关于国际化的方向,是面对现实、创新突破、资源配置、共享共赢,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包括企业家在内。


  关于国际化的举措,需要考虑战略和战术的结合,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结合,人才的集聚,红利的分配。


  尽管面对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看到趋势性的东西,把握并发挥好优势,找到全球最适合在你的平台上跟你同甘共苦、理念方向一致的创业家们,并设计好利益分配机制,才能走得更远。【详细...】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基于对全球化的观察,我觉得“逆全球化”是言过其实。


  当今“全球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全球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市场、产品、产能、资源、科技、资本、人才这七个纬度上来说,“全球化”是愈演愈烈、不可逆转的。二是全球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过去全球化是欧美单边主导,今天是多方主导,从单边到多边,从单向到双向,这是全球化新的特点。三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战略是新全球化的全球分工协作大战略,欧美必须要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有战略性的意义,对全球其他国家同样有价值。


  全球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五个新的机遇:在科技与模式创新方面的机遇、市场与产业转型方面的机遇、消费与服务升级方面的机遇、资源与资产重组方面的机遇、资本与人才价值提升的机遇。


  全球化没有逆转。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以中国作为主导者之一的姿态出现,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详细...】



CCG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高振东


  企业价值分为三层:最底层的制造,第二层次的研发,最后的品牌与市场。从企业价值的这三个角度来看,美国在全球化几十年中甩掉了最底层的制造层次,完成了从制造业走向产业高端价值的整个经济体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美国本身。只是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内部政策或者中国全球化政策中的问题造成了两国贸易的不平衡,特朗普上台只是这个问题的反应。


  从历史状态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一定是最开放的时候,美国也不可能闭关自守。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有“逆全球化”也只是暂时的,中国企业要看清大势。如果企业仅看到当地市场,而不把地球这个市场作为地球村来看,我们企业开始竞争的出发点格局就小了。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全球化之路。


  有了大方向,中国企业应该顺势而为,跟着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到美国去,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推向深入,特别是针对有局部所谓“逆全球化”的区域和更大的市场,比如印度等。



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


  我不太同意所谓逆全球化的说法,因为只要世界贸易组织还在,多边的机制还在,所谓的逆全球化就不可能发生。很多区域的投资、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稍微碎片化了一点,比如说中新、中澳协定,中日韩正在谈的,欧洲和加拿大、欧洲和越南等等。但全球化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这一点我们不应该灰心。


  “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就像我们70年代时一样,那里风险很大、机遇很多。怎样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使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挑战。这中间有政府方面的安排,比如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这些应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比较有力的保障。


  全球化不是中国企业的独占化。我们要在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寻求多样的投资安排,不一定是一股独大或单独控制,而是有能够安全盈利的环境就可以去做。




CCG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东


  过往全球化的过程中,从贸易主导权、区域主导权,再到汇率、货币主导权,核心就是规则主导权的问题。不管是联合国还是WTO,之前的规则是西方国家过去制定的,现在中华民族接近于复兴、崛起,肯定会影响游戏规则的调整,或者有调整的要求。


  参与具体的国际化、全球化,我们一定要有平常心。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很多都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国际化有很大的机遇,也有很大的风险。过去对外部西方文明有一种神秘感或崇拜化,我们要有平常心,避免盲目崇拜,在平等交流、平等理解规则中更加成熟。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人性的很多因素,善与恶一样存在。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并购的项目或者是其他一些事情,在获得很大收益的同时,也在一些大家以往认为很严谨、法律制度非常严格的地方遭遇报表欺诈等风险。



CCG常务理事、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CEO陈剖建


  虽然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总量的第二名,但中国对于金融全球化始终还是非常的谨慎,人民币至今还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原因首先是经济实力,人均GDP不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


  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血脉,如果经济的血脉不能实现全球化,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应该去面对金融的全球化。但是中国金融的全球化需要一个非常严密论证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而我们的监管、市场体系、金融机构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全面全球化的能力。我们要思考,是把政策规定制定好了促进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全球化,还是等到中国金融机构全球化的能力提升之后再去加入到全球化。




恒昌公司联席总裁刘冰


  逆全球化其实只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全球化一定是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企业要思考如何扮演自身角色。第一,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到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一带一路”中。只有参与进去才会有话语权,我们要成为“一带一路”的实践者和生力军。第二,中国企业要抓住市场开放的机会。中国的市场一定会继续开放,相应的其他市场也会对中国开放。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最先进的世界工厂,产业链要逐步由中端向中高端转移。通过开放,中国企业要对接国际标准,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第三,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这样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第四,国家要鼓励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因为民营企业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方容易得到认同。第五,中国企业在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引领下,也要利用好多边机构的作用,让中国全球化战略落地。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


  我不赞成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说法。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是其中会有一些挫折,有些逆流涌动,因此“弱全球化”这个词更准确一些。


  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针对世界经济金融低增长的陷阱。我们应该意识到,一旦短期低增长趋势形成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在短期内改变这些问题不容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放到长时间内才可能会见效。所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功效要有耐心,要有战略定力。


  而之所以出现民粹主义,是因为以前的全球化没有做到普惠、均衡、可持续发展,造成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尤其是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因此,我们提出新型全球化主张,主要集中到如何实现普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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