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19日

需建立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担保机制

作者:郭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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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每五年一次规划,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尽管始作俑者是前苏联,有的人说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但是我不这么看,规划本质上是不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它是市场管理的一种手段。中国规划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地适应市场形势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约束性、有效性、灵活性,对于凝聚人力物力财力,既要市场化,又要有序化地发展中国经济起到了深刻地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不是多了,在专业化、职业化方面的开发利用反觉得少了些,还有一些发展空间。

    比如国家规划更加专业化问题,推广更加职业化方面,发改委下面尽管有一个专门的规划司,还有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我觉得一个是行政的,一个是研究型的,但是还可以补充一个会员制的,进一步强调交流与合作,充分整合跨地区、跨行业各种力量,促进职业化、专业化,建立一个类似国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那样的会员机构,聘请国家规划员,是完全可以的。

    国家规划研究员可以分几个类型档次,比如规划调查研究员、规划统计研究员、规划分析研究员、规划教育推广研究员,在此基础上可设行业、区域首席国家规划师。这些人员都有自己的单位本职工作,但是在本质工作之外,对于规划研究、编制、推广也是一个职业性的、专业性的工作,研究人员来源可以有大学研究机构的、国家发改委行政司的、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还可以有具体实践部门的。

    国家规划研究院可以设首席国家规划师联席会议制度,类似人行下面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或者更类似美联储的董事会,对于规划具有一定的学术权威。

    采取国家聘请规划研究员制度,给予规划专家学者一种固定的职业荣誉,使规划人才、资源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促使国家规划在调研、统计、分析、编写、推广、行业指导、市场开发等方面更加职业化、专业化。

    国家规划院还可以固定开设一个《国家规划通讯》专刊,这对交流、学习、普及、提高,定期发布各种规划调查、分析、编写、执行、落实、推广、咨询、服务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为此,下面还有一些更加具体地设想和建议。

    一、开发过往规划资源,清晰未来规划思路

    对于经济规律的表述,通过文字的述说固然有自己的传播市场,但是对于经济规划通过表格、曲线、比率等的表述能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促进形象思维,更容易刺激人们的思维和想象空间,更形容形成一种深刻的对比和认识。

    中国已经有十一个五年计划了,这每一个计划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都没有表格化、曲线化,比如对于每个单项规划,计划前的时候是什么样,五年后又是什么样?完成的进度如何?效果如何?如果图表化、曲线化,可以看出规划执行效果、规划完成情况如何,一目了然。如果有些指标是多次规划中都有的,或者是历次规划中都不可缺少的,这多次的规划如果图表化就可以形成对比曲线,看历史是如何演化的?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这抛物曲线是如何走高走低的?这其实是一笔财富,是对一笔财富的合理化开发。即使是新指标,建立图表、曲线、档案也是有必要的,如果这新指标还会第二次出现,那连接起来就成为历史曲线,对于很多人一是很容易了解,二是很容易推广规划,三自然是加强了落实。

    世界上实行五年计划规划的大经济体,现在和曾经有前苏联、俄罗斯、印度,再就是中国,任何政府规划都有自己的数据公布,至今这些公开的资料也不难获得,为了建立较好的研究手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也将之图表化、系统化,对于了解这些经济体较有帮助。而且即使是很多没有五年计划的国家,所谓地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他们所公布的一些行业数据、宏观数据、全局数字等都可以一一图表化、曲线化的,其实有些国家要么全部、要么单项,已经完成了这个数字的基本开发工作,如果研究过往经验和教训,这样处理后的资料,加上规划的文字说明,那无疑是多么好的一个经济学历史与经济学选择的教科书。

    这样图表化、曲线化后的经济数据,即使有些数字可能存在着造假,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技术的,只要有这套表格和曲线,细心地读者不难从图表和曲线中某种不连贯性、不规则性看出某些蹊跷和端倪。这对于形成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又是多么具有帮手价值呀?

    总之,五年计划的规划过往我们已经做了,随着近几年的信息化普及,开发过往历史经验的数据,形成图表库,这是一种对规划资源的再利用,是形成科学规划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那些地区、行业的、层次的规划,就很容易并表,有些自动化较强的并表还可自动生成,这对于历史对比、未来趋势分析肯定是有价值的。这比总是通过文字述说去阅读过往五年计划报告,效率肯定高多了。

    应该说中国经济规划工作有一个较具典型意义的举动,那就是广泛发动专家、政府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社会力量来咨询,这对于规划重点的发现、制定正确的规划,以及规划意识的加强,宣传普及规划也是有意义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集中到一块,的确容易兼听则明,但是同一个行业围绕同一个主题把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的专家集中起来辩论性不够,特别是对于重大的主题辩论性不够,多数时候参与辩论的专家没有调查这个领域别人的研究到了什么水平、到了什么位阶,哪些是你同意的、哪些是你主张应用的、哪些是你创新的,由于这个功课没有做好,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容易出现重复、讨论不出真正的重点,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思路和方法来,

    没有争辩难以有真相,没有群众性争辩,难以有全面而广泛的重点集中,但是没有深入的辩论,容易拿不出自己的特色方案,往往抄袭了别人的都不知觉,而且要命的是如果没有那些真正利益相关方面的代表,都是站着说法不腰疼的主,那难以有切肤之痛,因而所辩论出的东西有可能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规划不乏泛泛的专家辩论,但是缺少专业深入、系统整合方面的专家辩论,不乏宏观政策辩论,缺乏利益相关者方面的辩论,不乏公文格式讲究、政治宣传铺天盖地方面的专家,却缺少科学表述、入情入理方面的专家,总之还是停留在类似大民主式的组织建言献策模式上,还没有上升到一种量和质的高度,没有展现真正的时代和科学高峰。

    其实这也是一种民主,这相当于是一种技术性民主,特别对于那种缺乏选举民主、议会民主的环境是一补充和救济行为,搞得好,如果具备了一种典型的经验可以广泛推广、使用、改进和提高。

    二、十二五是未来30年的起点,社会建设是民富国强的重之重

    假如用5个30年共计150年来看中国由落后的农耕国正转变成现代化的工商国这么个过程,还是一个比较切合历史和规律的视角,2010年是第五个30年的开始,而2010-2015年是这个3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截止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大国、外贸总量基本上是一个大国,但是接下来的30年,有两大转变,一大转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具有广泛的先进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建设,使中国真正出现一个民富国强的局面。

    在这30年的建设中,我们的主题该是什么呢?1859年的那一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间年份,其实那次才是中国真正发起变革的开始,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2年过去了15年多,对于天朝大国的人们来说,那次由于没有准备好,所以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朝廷上下都是卯足了劲,准备大打一场,从1859-1889年是中国面临外来贸易大量倾销的开始,那些先进的工业品很快显示出取代传统农耕产品的优势,英国在世界贸易商推行金本位制,大清的白银本位制很快就被吸走,国库空虚,从1889-1919年,那是中国王朝兴替的30年,内部革命与外来侵略交相辉映,中国经济积弱变为政治革新,国际上也是列强广泛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为此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9-1949年是中外战争较量、决定民族兴亡的时期,国际上美国势力取代英国势力,列强争霸、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调整格局的年代,1949-1979年是典型中国工业化基础的30年,1979-2009年30年是中国制造业全面崛起的30年,国际上是全面的冷战时期。

    这120年的历史,是一个自强变革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实现追赶型经济兴起的历史,结果使今天的中国显得国富民不富,但是国富如果不是民富,这国富是长不久的,今天事实上,一是做大蛋糕,二是转变致富的路径,在原来国富的前提下,实现民富,只有民富国才强。如果2009-2039年,中国实现了这个转变,就等于是实现了一个不再担心政权兴替、社会结构不稳的真正全面现代化国家了。

    要实现这个目标,也是最后一个30年的任务,抓住一个杠杆、五个基本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系统方案,具体来说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杠杆,加上一个层级结构的广布全国的资金批发中心、一个高科技主导的产业、一个中小企业占比优势的经济结构、一个有差异有底线保障的社会建设、一个城乡一体化的三农建设,五个支点,节节推进30年,如果这个建设杠杆系统建设好了,就可以实现中国从民富向国强的历史性转换。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

    1960年代的日本、西德、中东、拉美四者在那时是相对先富起来的国家,但是却做了不同的选择,这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今天不同的社会。

    当时他们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前二者由于制造业发达后,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东则是石油,拉美是二战后由于唯一没有战乱,而战乱的欧洲不断向这里转移财富,所以也相对富有。但是西德和日本走了一个富民工程,也就是以上五条办法。比如高科技建设,之前由专利的输入国变为专利的输出国,很快一下子跃上专利大国的位置,1980年代日本专利总数都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又比如中小企业大规模地发展,日本的中小企业那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是推动形成了中产社会的形成,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列的大型高科技企业;还比如社会底线保障建设也很快完善,医疗保险、养老救济、最低工资、财产性收入、高等教育等基本完成底线保障;三农建设基本上现代化,农村信贷、保险等成为推动三农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当时的西德成为欧洲的粮仓之一,日本很快大米富余出口,这就完成了日本和西德社会的现代化转变,从此,这两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再有政权旁落、社会大规模地对立和动乱的后顾之忧;最后是金融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在金融建设中,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是关键,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没有金融不行,而金融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这个国家的手段和方式,那还是缘木求鱼,日本金融、德国金融其实与英美不同,而英美之间其实也不同,表面的制度、工具也许大同小异,但是人们的金融观念意识、消费习惯,特别是市场手段、创新与发展则与这个国家传统文化、人们的道德心理、经济结构和资本分布与实力息息相关,在深入到工厂农村、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实之后,深信中国金融的深化与发展、开拓与进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资金批发市场这个环节的建设,这与中国市场的条块分割、信用不足、资本实力不均衡有关,而金融批发市场正是针对这个特点,容易导致一个互动的、网络的、结构的、层次的、覆盖内外的金融中心系统形成,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系统性认识,那么建设1个世界中心、3个国际区域中心、12个国内区域中心,五个层级,世界的、国际的、全国的、省级的、县级的,那这样的结构就是一个金融中心系统,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人的资金流通才能有分有聚、形散神不散,其资金的聚合能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财产和贸易覆盖世界。

    相反,中东、拉美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中东还是让少部分人、国家继续攫取大部分财富,拉美走上民粹主义道路,就是希望绝对平均的社会改良,结果中东至今也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政治和社会都还存在着结构性地不稳定、动荡,甚至是相当于改朝换代的各种危险。

    不但如此,更主要的是,比如中东只有把外汇储备再放债给美国,也就是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原先是资本输出国,1960年代后渐渐成为资本输入国,但是美国这个时候的华尔街却崛起成为具有大批投行、对冲基金、保险和再保险、债券债券等机构,新金融手段和产品层出不穷,简单地说美国崛起了一批金融技术公司,形成了一个经营信用产业的庞大系统,这样的结果是:当美国的负债还是资产的30%以内的时候,那靠的还是自己的发展,但是很早美国政府负债就超过了这个数字,从此美国的发展就依赖别人的债务发展,如果加上家庭负债,那美国的负债基本上是世界第一,完全是一个依靠债务运作自己的国内经济,还依靠债务再贷款、再融资覆盖世界,攫取世界利润,他们通过控制世界股权、贸易权。严格地说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债务就绑架了世界,而且还支撑了国内经济的运动,以及对外资本账目的大量运动,支撑了美国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和商品之股权、贸易权的控制。

    其实从那时开始的美元贬值战,就是洗脱自己的债务成本,推高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价格、贸易商品价格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的较量,应该说,之后的日本、西德由于大量的外汇积累在加强自身社会建设的时候,也还是支持了美国这种模式的发展,尽管他们也都是世界购买美元的大户,但是他们不像中东那样完全受制于人,德国和日本金融还是有自己的市场和主权。

    197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前后的亚洲四小龙,基本上复制的是1960年代的日本、西德、中东模式,所以今天的问题也是昨天的问题,同样今天我们的选择也存在着像昨天一样需要分析、判断和决心。

    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如果选择日本和西德的模式,这就是我们未来30年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一条走上长治久安的根本道路。以上所说的一个杠杆、五个支点就是根本的方法。其中劳动力价格是随着四个支点来逐步提高的,如果这五个支点列入十二五计划,那么中国经济再一次担心的硬着陆问题将会是最成功、最漂亮的一次转身化解,而且是渐进的、根本的,化被动为主动的转身,这里的启动杠杆就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而这个提高的办法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全面的底线保障;二是第一步一个五年计划内让农村30年土地承包权实行抵押、同时两个五年计划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与此同时让城乡要素资源各种规划与政策一体化;三是中小企业凡是有自有知识产权的实行最广泛的孵化基金、质押贷款、风险保险再保险、股权流通、上市等政策,建立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努力打造一个中产社会;四是把资金批发中心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内容来建设,发现价格、规范市场、加快流通,规模化地、系统化地解决广泛的资金短缺以及资金风险问题,以支撑以上经济发展;五,社会建设物质的、精神的,工具的和制度的,公平的和正义的,总之全面的社会建设。

    在以上五条之中,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是随着劳动力自己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多而自然也会增多,二是随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逐步推行而逐步提高,三是中国广大的公务员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先是将吃饭、交通、出国费用的支出减少与提高公务员工资相结合,也就是变暗补为明补、变公补为私补,让这部分支出明责化,效率最大化,表面提高了公务员的收入,但是却减少了公务不必要的成本支出,等于提高了公务员的家庭收入,还根本上杜绝了大量腐败,提高了人的道德素质,以及民族自尊,这是从根本上变灰色收入为产权明晰化的合理合法收入,使社会风气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四是政府采购提倡合理的成本加利润,也就是总是按照中位价来采购,推动社会价格不总是单向向下,让土地、劳动力、资本形成合理的价格定价机制,五是从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入手,率先提高奖励资金,通过这类奖励基金的提高来带动社会对于知识价格的提高,以抑制资本价格的提高,始终保持商品价格、知识产权价格、资本价格恰当的比率,这是一个市场健康定价的基石。而在提高知识、知识人、知识产权价格的时候推行高税收,在提高资源税收的时候,要积极与高知识价格同步,高税收同步,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出口价格,促进世界贸易的均衡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国内价格的和谐定价。

    如果这样,未来30年,就算是彻底完成了150年的任务,完成了中国由一个追赶型落后的农耕经济向中等发达的现代工商经济的转型,那么中国就会进入一个相当和谐发展的轨道,进入一个崭新的中国世纪,要说的是这中国世纪肯定不止百年。

( 澳大利亚IPIE BANK研究所名誉主任郭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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