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2月11日

何伟文:美国打贸易平衡牌出于政治考虑

来源:国际商报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已达“天花板”的基础上再创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票仓颜面尽失,因而对华恼羞成怒。这为已然焦灼的中美贸易摩擦又添了一把柴,也为美国再祭保护主义大旗增加了说辞。对此,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入分析了特朗普错误的贸易理念与政策体系,并指出:美国长期商品贸易赤字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体地位的反映。特朗普坚持打贸易平衡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不是贸易本身的问题。


必须颠覆特朗普错误的贸易理念与政策体系


  去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署向国会提交的《2017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称: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3170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48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其中对中国的逆差从819亿美元增加到3340亿美元。其导致的后果是就业减少,工业生产增长大大放慢,且中产阶级收入下降。


  何伟文指出,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议程是基于其错误的理念,即美国经济问题在于就业,就业的问题在于逆差,逆差的原因在于“不公平贸易”;美国社会问题在于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的原因是贸易,贸易问题的原因是“不公平”。将这些坐标交叉,最后聚焦都是中国。“特朗普‘逆差—失业—贫富差距’论是胡扯。”何伟文认为,其因有五:


  其一,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剧增在中国入世前,而中国入世后逆差总量增长放慢。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数据计算,1990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为1110.37亿美元,2000年攀升至4524.14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307.4%;2016年增长至7354.62亿美元,16年增幅为62.6%。


  其二,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与贸易逆差变化没有关联。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数据计算,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翻了两番,但制造业就业总数没有什么变化。因此,逆差激增并不影响就业。中国入世后的15年中,仅以2009年为例,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了3126.17亿美元,减幅为38.3%。但制造业就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减138.9万人。可见,就业减少的原因不是贸易逆差变化,而是经济衰退。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全球商品贸易逆差仅增长了1.4%,非农部门就业总数增加了8.3%,净增1156.7万;其中制造业增加了7.5%,净增107.2万,达到1540.8万。因此,制造业就业变动与逆差变动找不到关联。


  其三,美国工业生产增长放慢的原因是金融危机,不是贸易逆差。上世纪90年代美贸易逆差与工业生产同时大增。贸易逆差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翻了两番,但工业生产在1992年~2000年八年间累计增长52.8%,年均增长5.4%,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002年~2007年工业生产累计增长14.9%,年均增长2.3%,而贸易逆差累计增长78.8%。2010年~2015年,美制造业持续六年累计增长15%,年均增长2.3%,贸易逆差也大增48%。与此相对的是,2001年因经济衰退造成美制造业生产下降3.7%;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制造业生产剧降17.9%,贸易逆差也大幅下降了37.7%。可见,生产增长大幅放慢的罪魁祸首是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贪婪和政府监管失败的后果,而不是国际贸易的错。


  其四,就业相对减少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是国际贸易。计算机及电子部门是技术进步最快的领域。据美国商务部和劳工部数据,2011年~2016年,该领域生产率提高了52.9%,就业则从126.7万人减少到121.5万人,减少4.1%。


  其五,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是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政府政策缺失,也不是国际贸易。据美国官方统计,2000年~2016年,美国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23.8%。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为什么下降?因为增长的收入都跑到极少数富人腰包里了。据美国《商业内幕》援引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2013年,全美个人收入增长量的85.1%进入了最富的1%家庭。美银美林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最富的0.1%的家庭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22%,与90%的家庭所占家庭财富总和相当;近30年来,90%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比重从36%降至23%。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表明占有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依靠资本运作收入的群体比依靠劳动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快得多,这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等杠杆进行调节,但美国政府对富人征税很低,有意让他们暴富,而不管90%的民众疾苦。因此,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下降与国际贸易实在扯不上关系。


贸易赤字是美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反映


  “美国长期商品贸易赤字是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体地位的反映,是一种客观规律,不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何伟文分析称,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2016年美国在下列主要领域有贸易顺差:农产品(294.94亿美元)、石油和煤炭产品(252.29亿美元)、废品废料(121.96亿美元)、矿产品(76.06亿美元)和纸张(36.56亿美元),表明美国在农业和资源性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原油和天然气领域有巨额逆差(882.18亿美元),表明美国能源总体上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在大部分制成品领域有大量逆差,如计算机和电子(1708.13亿美元)、运输设备(987.89亿美元)、服装(795.20亿美元)、皮革制品(337.49亿美元)和家具(328.50亿美元),说明美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主要处于设计、品牌、关键技术和营销环节。“只有美国自身产业结构作出根本改变,才能改变这个局面。”


  “导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何伟文分析,在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前四大类中,计算机与电子中国占美国全球逆差的84%;运输设备和原油及天然气,美国对中国是顺差;服装方面,中国2016年占美国全球逆差38%,比2014年的53%大幅下降。


  此外,何伟文还强调,海关贸易平衡统计已经不是贸易平衡的主要依据,主要依据是WTO推出、OECD认可的属权法。根据属权法,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是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国海外子公司海外销售总额(销售总额减对美出口)为64955.12亿美元;其中制成品海外销售额2014年为32812.19亿美元,均远超美国进口。同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华销售额超过4700亿美元,超过中国对美出口。


打贸易平衡牌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


  何伟文认为,特朗普坚持打贸易平衡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不是经济的反映和贸易本身的问题。特朗普为了提振美国经济,抚慰生锈地带失业的老白人,本身没有足够办法,需要一个替罪羊。国际贸易是最现成的替罪羊,其中中国又是最理想的替罪羊。


  同时,知识产权问题也不是中美经贸的主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没有列入在华美商关注问题前五位;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绩有目共睹,只有特朗普及团队视而不见;中国也没有强制技术转让法律;中美已有知识产权磋商成熟的工作机制,包括多边和双边。




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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