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19日

重视传统文化提升政府信任度

作者:史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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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使多数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 化,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挑战政府的权威,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直接的和主要的现实因 素。对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采取了各种排查化解工作和应对处置措施。同时国家也采取了诸多政策,对不同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各种补偿和帮助。这些措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政府所面临的稳定形势日益严峻。究其原因:是我们在社会稳定工作中,忽略了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对于政府态度的影响。

    一、民众的政治信任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西方研究情况

    政治信任对任何政府的管制都十分重要。如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长期低迷,且不断下滑,百姓必然对政治产生冷漠感,继而疏离政治,甚至导致他们采取激进的政 治行为与政府对立。面对这种情景,国家的领导人要么采取使用物质利益对不满群体进行赎买,要么依靠镇压手段进行控制,以防止民众采取暴力甚至推翻政府的政 治行为。由此可见,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统治的道德权威,这是一个国家政权变得非常脆弱,从而诱发统治危机,最终导致政权解体的重要原因。

    对于那些正在实施重大改革举措的转型国家而言,民众的政治信任能为政治领导人在变革过程中提供关键的政策运作空间。也就是说,民众的政治信任可以使政府能 够更好处理和解决眼前与根本利益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如果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低,那么政府实施的一些被民主暂时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改革举措的能力将被大大 削弱。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西方政治学界的学者们对政治信任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有一个发现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人民对于政府官员,政府本身,以及政治制度的信任,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他们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老百姓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结论的政治意义在于如果人民对于 官员的不信任并不必然导致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的话,那么如何防止人民把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转化为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重点研 究和关注的问题。

    西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都将个别政府官员区别于政府和政治制度本身的原因,归结于民主和选举。在民主国家,公民一旦对官员产生不 信任,就会通过种种渠道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处罚责任官员,如果政府对于人民的愤怒不予理睬,其后果是人民会用选票惩罚政府,使其在下次选举中落败,正因 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有效地避免了人民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为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从而使得其政治制度在这些国家长治久安。

    2.我国的现状

    我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跟西方的民主机制不同,但从理论上说,人民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也有可能导致人民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政治 上至关重要,在于人民是否可以清楚地区分政府官员和我们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决定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应对人民对于部分失职官员的不满。如果人民可以清楚区 分两者的不同,为巩固政权,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惩罚失职官员,从而防止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于政府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信任。相反,如果人民对于两者 之间不能清楚地区分,我们就应该适当保护失职官员,防止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缺失进一步扩大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对于非民主国家人民不能清楚区分政府官员,政府和政治制度这样一个有重要政治后果的结论是从理论上推断出来的。这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结 论并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我本人对于中国人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则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这个推论。以我在2002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为例,我国只有 38.2%的人信任政府官员,72.7% 的人信任地方政府,却有92.9%的人信任中央政府。换言之,人民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发现的重要政治意义 在于经验研究证明,西方政治学关注的政权的安全阀,在我国也存在。同时这个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采取与西方不同的民主机制下,我们的安全 阀从何而来。只有真正了解安全阀产生的机制,我们才有可能在决策中对其进行干预,从而有效避免我国存在的尖锐的干群矛盾动摇我们的政权

    3.中西方文化研究之对比

    国际上,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群体事件,特别是革命的影响。哈佛大学的Skocpol教授比较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发 现,革命永远都是在一个社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人民已经从水深火热中走了出来之后发生。哥伦比亚大学的Gurr教授研究了二十世纪全世界的革命后,提 出了相对剥夺感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决定社会稳定,特别是革命是否会发生的主要因素不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有多么困苦,而是人民觉得自己有没有受到公平 对待。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对这一现象早有论述。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不患寡,患不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解决办法, 是通过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政治财富

    西方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发现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三组因素,政府的政策,政府对于人民的要求的反应是否及时,以及政府官员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分析发 现,这三组因素对于我国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只有百分之十二的解释力。我们认为西方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过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而对内因重视不够。事实上, 人民是否信任政府,不但取决于政府的表现,同时也取决于人民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政府。而这一标准,是由一个国家的文化或是社会规范决定的

    二、我国传统文化对政治信任的独特影响

    1.东西方文化之区别

    东西方文化对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的定义是十分不同的,而这种不同, 决定其政治逻辑完全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人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给政府,作为回报,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如果政府没 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民众自然有权利撤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定义与此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类似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政府有义务照顾其子民,与此同时人民有义务服从并尊敬政府

    文化除了定义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规范人们在计算利益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单位进行核算。西方文化允许并鼓励人们用他们个人作为成本核算单位。在这种文化的 影响下,即使政府政策有利于社会上的多数人,只要它损害了某些人的私利,这些人就有权收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没有独立于集体的个人利 益。即使政府政策损害了某些人的私利,只要这一政策有利于社会上的多数人,私利受到侵害的人就无权收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

    对我们重要的是,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人民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不同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一般以政府政策对于他们本人的影响评价政府,政府的政策即使对于大 多数人有利,只要对于本人的利益有负面影响,这个人就有权撤回对于政府的支持,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则一般以政府政策对于群体的影响作为他们的评价标 准。即使政府政策损害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只要这个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有利,人民就有义务支持政府。

    最为重要的是西方文化让人们对政府事件和政策从负面解读,而中国文化则要求百姓对政府的政策从正面解读,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不但使人民高度信任政府,而 且使人民从主观上清楚地区分政府行为和个别官员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对于政府官员问题,归结到政府和政治制度本身。实证研究发现,在九十年代初期, 文化对于中国政治信任的解释力达到百分之三十。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效地构建了政治上的安全阀,成为维护我国政治稳定的宝贵财富。我的经验研究发现,正是这 两个文化因素,在九十年代有效防止了对于官员的不满导致人民对于我们的政府不信任。

    2.我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之影响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政治信任的基础在过去十五年来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在1993,2002 和2007年对于我国政治信任的跟踪调查发现,我国人民对于政府信任的基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虽然传统文化依旧构成坚实的政治支持基础,对经济状况的主 观评价已开始在公民对政府的态度上产生影响。在1993年,人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对于其是否信任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决定他是否信任政府的是一个人是否接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而到2002年,虽然传统文化对于政治信任依然起到重要作用,但老百姓对于其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到了 2008年,我们发现经济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了。

    3.观察和研究结论

    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放任了传统文化教育并任其流失。长此以往,当越来越多的人转换观念,认为自己和政府的关系是代理人的关系时,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愿意为个人利益跟政府 对抗,这就会使政府的统治越来越困难。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大肆宣传现代化理念,诋毁传统文化,如果这种变化的 趋势继续下去,就会把我们政府的坚实的政治支持的基础腐蚀掉。

    三、相关对策与建议

    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既要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为人民办实事,还要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我们的政府要以多种方式,加大传统教育,稳固社会认同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维护已经树立的个人和国家间的亲密的家庭关系,推进和谐社会理念,提倡为大义牺牲小我的精神。

    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硬性宣传,加大对于软性宣传的投入。

    三是科学化的长期监测和研究我国政治信任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不但要研究信任本身的变化,还有研究信任基础的变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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