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企业“走出去”并非资本外逃
2016年5月25日
2016年5月15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举行。CCG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出席论坛并指出，中国市场与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合法、合规地进行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之路。
一、中澳合作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例
中国是在不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理论和历史发展过程，我想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努力和收获的成果。
4月中旬，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带领了1000多个澳大利亚企业到中国访问，称为“澳大利亚周”。在这次澳大利亚周有两个比较精彩的活动，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两位总理和领导人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时候签署了一份协议，是两位总理见证签署中国-澳大利亚现代产业园的建设协议。这是个在舟山成立的现代产业园区，很高兴新希望作为主要的推动方之一。中国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协定以后，怎样落实，怎样推动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澳大利亚的人少地那么大、而中国的人那么多、地那么少，在农产品、高端食品方面确实是有巨大的互补空间，我们当时就提出再造一个离岸草原。中国没有那么多的草原和海岸线，牛羊产品、海产品是不够的。供给侧的改革使得普通产品多了，但是高端的羊肉、牛肉、龙虾、对虾、螃蟹全部不够，而澳大利亚的资源是最好的。于是，我联合了一批中国企业跟澳大利亚企业成立了中国澳大利亚农业及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这一非政府组织。
习主席到澳大利亚做国事访问的时候，带了十几个企业去，新希望是其中之一。习主席和当时的总理见证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及其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也促进两国政府的高层支持我们推动这个事情。
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动员一批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买农场、建牛场、建港口、建基地、种棉花。第二，我们还想在中国建立像中国-新加坡产业园区这样的中国-澳大利亚产业园区。经过一年的努力，最后选择建在浙江的舟山。浙江省政府全力支持。这次签约是浙江省省长和澳大利亚贸易部的有关主任来签署，可见政府是高度重视的。
这项任务采取了完全开放的政策，政府支持、企业运作、市场化协议。新希望是控股股东，同时联合了一些基金。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打造中国的离岸草原，满足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同时，希望可以把它打造成最大的高端农产品、食品的进口加工贸易基地。这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例，跟别国互惠互利。
二、不能说“走出去”是逃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人民币贬值也成为大趋势，坊间舆论有一种说法中国的资本在外逃，我们都是在用脚投票，企业税负不堪、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回报越来越低、资本项目没有打开，可以找出无数理由。实际上就是资本找各种借口包装外逃。
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我认为企业必须“走出去”，不“走出去”怎么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市场很大，但中国市场跟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这是必须的，是国家的主体战略。
另一方面，在这个格局里，既然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进行投资，不能说“走出去”是逃，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是两个概念，它跟有些人通过地下钱庄把钱带出去是两回事。我们是合法、合规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之路。
中国民营企业在30年代一直高速增长，从小平南巡以后更是爆炸式的增长。从90年代初期，中国民营企业的增速一直高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有企业。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一组数字，到今年4月份，民营企业的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低于总体投资增速。这不得不引起关注。作为市场最敏感部分的民营企业过去30年从来都是投资的急先锋，为什么增速下降了？
国家出台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新36条和实施细则，最近两年国家也大力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特别是今年“两会”期间的习总书记讲话，讲到国家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不会变，这给广大民营企业以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下跌。以前国家有好政策，但民营企业感觉到有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旋转门，旋一圈又出来了。有弹簧门，进去了又被弹出来了。现在找到了一个新门，无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还好，还可以找到门。没门的话，你怎么进去？
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是很大的看点。民营经济快速增长，说明市场很有活力。民营经济增长下降，说明市场活力不够。大力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进步是件大事。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也是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说外逃是不恰当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分不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大概70年代就有一批江浙人出去了，据说法国巴黎有20多万的温州商人，他们奠定了中国“走出去”的先锋。他们的个体规模比较小，但总体规模很大，已经做成了很有影响力的企业。第二个阶段是国有企业大张旗鼓的“走出去”。现在民营企业开始成建制的“走出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走出去”，这符合中国的发展格局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格局。
“走出去”以后是不是在当地受歧视，怎么协调和当地的关系。比如在菲律宾的投资就有很大影响。因为南海问题，菲律宾跟中国之间有很大矛盾，对商场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很多产品是期票，先拿货后给钱。由于这个情况，现在的压力就特别大，很多都违约。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国家的力量，国家强大了企业才好办事。
（本文根据嘉宾在CCG主办的2016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