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今天表示，全球化进入到了下半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国际环境风险明显大于机遇，中国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高水平的开放、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

　　张燕生是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作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演讲时如是表示的。他说，过去5年全球贸易低迷，增长率低，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的预测报告提到“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的停滞风险”。回顾过去8年，全球仍然缺少需求，潜在增长依然乏力。

　　他表示，贸易摩擦、贸易战、货币战很可能给全球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反倾销调查、欧盟议会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投票。贸易摩擦的根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这一问题短期内也不可能解决。全球化进入到了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张燕生表示，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有“两个轮子”，一是“一带一路”，另一个是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国下一步将用资本输出来带动商品输出，同时通过三步走的策略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还应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中国从之前的外向型模式，到出口和引资双轮驱动模式，下一步要推动内外需的平衡、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过去的出口和招商引资，到双向开放，中国的利率、汇率、价格、货币等都需要调整。

　　“下一步推动高开放的实质是高标准改革，而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张燕生指出，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90%以上的工作不是放在开放上，而是放在高标准的改革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过去最大的区别，是过去的开放是通商的开放，而TPP是要推动边境后的政策，要符合美国的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开放，本质是国内的竞争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和国内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否能够符合一个更高的市场经济标准。

　　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数据显示，去年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是1.7万亿美元，仍然低于2007年的1.88万亿美元。2015年流入美国的资本是384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4倍，去年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是936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90%。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净流入了7350亿美元。

　　张燕生认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拐点性变化，预示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格局在变化。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呈负增长，中国引进的外资是个位数的增长，对外投资却是两位数的增长。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应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其实是有利于美国和欧洲，也有利于中国的。

　　他还提到，可以考虑让高标准的BIT谈判、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起到加入WTO一样的作用，来倒逼投资环境，倒逼市场环境，倒逼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张燕生强调，在工业4.0时代和工业的物联网新科技革命时代，中国必须走出去，来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上一轮科技革命所产生的效益是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变化从分工的角度来讲，是工序分类分工、产品分类分工，而这一次是在全球寻找碎片化、个性化、本地化的需求。哪儿有需求，资本就会在哪儿安家，所以中国资本必须走出去。

　　中国的要素结构也要转向中高端水平。在张燕生看来，30多年的代工黄金时代结束了。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为价值的追求者，而且学者预测，在未来5年，中国老百姓要买好商品、好服务的人数会倍增。因此，中国下一步将会出现新消费结构、新需求结构诱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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