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重大理论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影响随时间推移在逐步显现出来。按照全会决定的安排，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总结和评估5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将为下一步推动体制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是一个生态体系，经历了体制变迁的风风雨雨。从农贸市场到商品市场，从要素市场到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改革逐步进入高阶市场的深水区。从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看，民营企业占比61.2%、外资占比11%，非国有比重达到70%以上。市场结构充分开放，市场主体充分竞争，市场机制充分有效，推动了我国制造业从小到大，茁壮成长。然而，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结构，民营占比7.8%，外资占比1.5%，非国有比重不到10%。因此，在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打造充分开放、充分竞争、充分有效的市场体制，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攻坚战。

　　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首次清理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打下制度基础。同时在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部署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全会提出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5年来，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190项减少到45项。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向全国复制推广，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多一点政府还是多一点市场”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提供支撑市场发展秩序的制度框架，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5年来，我国经济适应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稳是大局稳中求进。下一步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业绩。有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GDP规模达到90万亿，相当于13.7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900美元，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以上。

　　5年来，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和战略三大领域的分歧与差异逐步显现出来，经济领域内的关税战、规则战、科技战正在拉开序幕。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世界上103个国家有贸易逆差。任何战略意图的误判或掌控分歧和冲突策略的误导，都可能导致中美贸易停摆，从而重创世界经济和贸易前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20世纪30年代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最终导致全球贸易萎缩66%的历史教训不能忘却。事实上，中国发展拥有足够韧性、巨大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没有变，中国经济形成的多样性结构、全产业链优势、内需大市场的回旋空间足够抵挡任何大国的挑战。然而，中美作为大国应肩负更多国际责任，掌控分歧和冲突，合作才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5年来，在逆全球化的逆流四起、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猖獗、民粹主义更加盛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不在，国内外存在广泛争论。历史上，兴盛期与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这意味着谁把握住世界经济开放期的机遇，谁就更容易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然而，历史上，风险期与开放期也往往是重合的。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冲突持续加剧，各类风险显著上升，中国还要坚持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判断吗？对此，201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继续抓住并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就要继续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继续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反对破坏现有经济秩序试图推倒重来的做法;继续深化全方位国际合作，反对把对方作为假想敌搞选边站队甚至脱钩的企图;继续推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反对零和博弈和霸凌主义。

　　5年来，开放的涵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要求推动基于“美国优先”的公平对等开放，欧洲大陆要求推动基于规则、全面、可持续的开放，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开放就是要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在开放的环境中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开放进入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层面时，就要求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大国博弈过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因此，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

　　首先是推动规则开放，学习借鉴对接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和管理体系。如要放宽基于公平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在竞争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管理方法和规则体系。

　　其次是推动规制开放，在开放条件下合规守规定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都在探索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的治理革命。

　　再次是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国际合作。我国将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能力建设、制度建设、跨境网络建设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同时，在推动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等全球治理框架改革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如共同推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效率进一步提升，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新议题、新规则的研究制定，反对任何把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的企图。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