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变对外开放政策红利为制度红利 服务业将成开放重点

2020年1月3日

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2月31日

专家简介

魏建国,CCG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0年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

近两年来,中国开放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理解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点线面结合推动开放

《21世纪》:近两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明显加速,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魏建国:从历史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开放是这些成绩的制度基础,如今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现实看,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横行,中国推动新一轮开放向全球宣示了坚持开放不动摇的决心,这也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广泛的外溢效应。

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推动新一轮开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其关键在于进一步释放开放的制度性红利,推动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21世纪》:如何理解开放的制度性红利?什么是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开放?

魏建国:制度是相较于政策而言的,政策是一时的、表面的、零碎的,而制度是长远的、根本的、系统性的。

过去数十年的开放很多只是释放了政策红利,容易发生反复,但制度是长远而稳定的。新一轮开放必须在体制、制度上作出顶层设计与系统安排,这需要点、线、面结合,推动全方位、一体化的开放。

在外贸领域,商务部近期在稳外贸与高质量发展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都是“点”。然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比如提高出口退税需要财政部的支持,贷款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通关、边检、质量等环节更是需要海关、边检、交运、市场监管等众多部门的协同发力,这是“线”。

而新一轮的全方位开放并不限于外贸条线,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落实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条线的支撑,这都需要中央从“面”上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相应制度。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开放?

魏建国:此前,外部压力是打破国内一些改革壁垒与阻力的重要力量,如今开放不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自身需求。

中国入世之后兑现承诺,大幅降低了关税。如今,在履约之外中国进一步推动自主降低关税,正是未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新一轮开放并非是对外部要求的回应,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开放是自己提出并主动推动的,有着自身的节奏与安排。

新一轮开放还需要更多激发基层的活力,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家不能“被开放推着走”,而是要“推着开放向前走”,地方要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更大积极性。

服务业将成开放重点

《21世纪》:如何理解“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魏建国:中国正在掀起以三“更”为特征的新一轮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在范围上,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加快与更多地区与国家商谈自贸区,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格局。

在领域上,开放将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中国不断缩短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开放。

同时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打造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

《21世纪》:在开放领域上,哪些领域将成为重点?

魏建国:服务业将成为开放的一大重点,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这方面有很大潜力,比如此前设立外资银行存在较多障碍,中国还没有一家外资医院,美国FDA临床试验过的药品进入中国还要再次临床试验,养老健康、教育等方面也没有外资设立的机构。开放水平低,是入学难、看病贵、门槛高、服务差的重要原因。

制造业上,智能制造等高科技制造业正成为外商投资的一个新的重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与制造业快速结合,中国将支持外资参与“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一系列高新制造业。

《21世纪》:外资方面,国务院在三年中已经连续发布了4个文件,外商投资法也在落地之中,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如此重视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魏建国:前些年有些声音认为,中国资本很充足,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中国仍然需要外资,需要外资背后的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

还有一些外资担心进入中国以后,能否与国内的国企、民企公平竞争,也有部分外资对美国关税等问题存在担忧,这一系列政策回应了他们的关切。

此外,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需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境外投资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跨过盈亏平衡点,可能前三年都是投入期,盈利要在四五年后,如今全球经济增长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一定要给外资一个稳定的预期。

《21世纪》: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制度,这会不会影响外资的积极性?

魏建国:我认为不会。首先,中国建立这些制度的初衷并非是针对外资的政策收紧。其次,很多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中国这些制度借鉴了很多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更重要的是,建立这些制度是营造公开、透明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对外资企业而言,在一些问题上明确画出红线比模模糊糊的表态要好得多。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主要集中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经济安全等少数领域,但是如果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些边界,外资就会将中国的限制领域想象成无穷大。

未来,中国有望开放更多外资未曾进入过的领域,扩大开放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晰地告知对方中国的底线与红线在哪,这也让很多心存顾虑的外资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