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开幕圆桌：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
2020年11月12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运动不断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为全球治理带来严峻考验。同时，美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权更迭，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变数。
2020年11月11日-12日，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举行。在CCG理事长王辉耀主持的以“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智库、学术界、政界、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十位嘉宾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疫情让世界更加融为一体 全球合作是大势所趋
“新冠疫情现在已经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合作，不合作解决不了。对新冠控制是这样，对气候变化是这样，对于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还有其他的像债务问题、很多国家扶贫的问题都是这样，现在几亿人由于新冠经济问题又返贫了。全世界的合作是必须的，不管未来的新全球化怎么样。”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芮泽表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艾德明（Sir Danny Alexander）指出，各国政府在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效率较低，而现在一个再次聚焦全球合作的机会摆在面前。在经济发展领域，还有很多国家面临着债务问题和财政压力，政府需要有紧迫感，重视这些问题，乐意并愿意就某些问题进行合作，虽说在某些其它问题上可能会存在歧异。关键问题的合作能力，对很多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这可以推动并促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疫情面前，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是拥有休戚与共利益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国家的团结合作才是战胜挑战的有力武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表示。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发展不明朗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在经济政策，地缘政治目标以及一些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大相径庭，而这并不会因为谁上台而改变。一些中美之间的分歧是由各自国内的政治目标所决定的，这些问题会永远存在。”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夏尊恩(Tim Stratford)表示。关于如何解决这些分歧，第一，不可能脱钩。第二，必须得合作。比如在气候变化、新冠、核扩散、金融等问题上没有办法脱钩，这些问题必须得合作，完全地脱钩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也不能出现。合作对两个国家、对全世界都好，因此我们要找到能够让两个国家不要由于彼此之间的区别，而对对方产生影响和伤害，并且能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对对方好的地方合作的方法。
“全球化大厦的基石不是在弱化，而是愈发稳固坚实”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指出，中国始终不渝推进全球化的政策和进程一直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表达了中国同世界分享世界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描绘的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蓝图也充分说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和维护者。
杜占元还指出了疫情对于全球化的助推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全球化的讨论明显增多，共识也在日益深化，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跨国生产、资本流动、互联互通、科技进步、文化交融等支撑全球化的要素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出现逆转。与此同时，在抗击疫情中，各国的数字经济还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云技术的跨国应用更加普遍，5G等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更加深化，各国人民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知。“实践表明，全球化大厦的基石不是在弱化，而是愈发稳固坚实。”
全球化呈现新特征 需强化G20功能及建立G10
新开发银行行长马可(Marcos Troyjo)阐释了全球化在新时期的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七国集团。第二个特征，全球价值链进行转移。因为全球价值链完全超越传统的供应链，而且不只是在全球化当中产生货物，这种价值，地缘政治将不再是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有其他的方面也会带来影响。90年代初期，中国投资和研发占GDP比例只是0.2%。今天中国研发投资已达到GDP的2.5%，中国不再是低成本国家，它已转向增值和价值压缩。第三个特征，我们正在转向新的人才时代，我们面临巨大的人才竞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则指出了数字化与基础设施在全球化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正在创造更多价值，看全球经济价值时，它也是通过数字化转变，也提升很多投资。基础设施也非常必要。基础设施可使我们跨越发展经济，事半功倍，可以促进数字的流动，像气候变化、疫情的应对当中也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健康要进行投资，我们的健康就是基础设施。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缺口就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这些需要弥补，尤其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关键投资，是我们需要的机会。中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参与弥补这样投资缺口当中。”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则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恢复和加强G20的功能。当前的世界面临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但是国际社会没有有效地应对，更没有像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候，通过建立G20机制，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战胜危机的这种合作精神和行动，G20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朱光耀指出应在以下三方面紧急行动，通过合作及推动政策协调加以推进。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动用了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来支持经济的稳定，来支持就业，摆脱萧条。但是现在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第二，关于数字经济，包括数字税收、数字货币，也包括对数字平台有效监管，防“冷战”等都需要G20尽快地形成政策共识。在数字税收方面，G20在本次疫情危机之前有共识，而且也实施行动，但是现在都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要急需恢复G20的功能。第三，在贸易政策方面。现在WTO陷于停顿，美国一票否决WTO总干事选举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G20急迫地需要形成有效的政策共识。
CCG理事长王辉耀针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赶快举办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疫苗峰会，二是要建立一个G10的集团，在G7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中国、印度，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在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中解决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和贸易等等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成立了G20，目前全球疫情危机急需举行疫苗峰会，建立更加有效的新的协调机制，而且生产疫苗的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G10国家，成立G10机制便于G10领导人沟通协调，提升效率。G10里面有六个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人口也占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G10峰会建立可以更加有效的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发挥世界大国的担当和引领作用。
后疫情时代对外开放新机遇 民间合作需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指出，后疫情时代民间外交虽面临挑战，但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政府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对外开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将继续努力发挥民间外交的引领作用，公共外交的骨干作用，城市外交的桥梁作用，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希望与各界朋友一道，充分汇集政府、民间、学界、商界等各领域的智慧和资源，共同探索新的话语体系和沟通方式，消除不同文化及理念间的壁垒，让世界和中国彼此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加深理解和互信，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繁荣，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CCG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王石也强调了民间合作的重要性。“疫情之后，尤其美国大选之后，我觉得抗疫面前中美应该联手，中美联手，世界有救；中美不联手，光中国抵制住了只是成功了一半，中美一定要联手，这是我要呼吁的。再一个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危机可能来得慢，不会影响明年、后年，但是这个也必须中美联手。无论从哪个角度，中美都应该联手起来，放下意识形态。国家和国家有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民间不应该受任何其他的束缚，民间应该更多地先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