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朝鲜日报》专访王辉耀：从抗战共鸣到未来愿景，中韩携手正当其时
2025年8月20日
2025年8月12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接受韩国最大报社《朝鲜日报》北京特派记者、驻北京支局局长李伐赞专访。访谈围绕东北亚地区过去八十年的变迁展开，期间王辉耀就未来国际秩序重构中的中国角色及全球发展趋势分享了深刻见解。
《朝鲜日报》创刊于1920年，是韩国历史悠久且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总部位于首尔。本次专访作为该报抗战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相关板块中保留了专属篇幅，并已在该报纸质版及官方网站同步刊发。
Part 1. 中美关系与全球格局
记者：您现在是中美关系领域最受瞩目的一位专家，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中美关系出现的这种缓和？包括今天中美将关税“休战期”延长至90天，您对整个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辉耀：我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美国在过去八年多时间里，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直至如今的第二个任期，通过与中国的持续互动，以及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多轮博弈，已经充分认识到一个事实：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确实很难彼此分割。
正因如此，我认为这一次特朗普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态度。他与中国达成了延长关税暂缓期的安排。无论是通过日内瓦会谈推动关税下降，还是在伦敦会谈中维持现状、澄清分歧，再到最近的斯德哥尔摩会谈，都体现了这一点。而今天宣布的将关税“休战期”再延长90天的决定，很可能是为了给中美领导人会晤预留空间，以便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进一步推动进展。
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在美国与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和经济体的互动中，中国的优势和地位日益凸显。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苹果手机有80%产自中国；特斯拉有50%的电动汽车在中国制造；此外，众多汽车配件，特别是美国所需的大量配件，也依赖中国制造商供应。更不用说战略资源领域，例如稀土等方面，中国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因此，如果美国继续在这些领域挑起贸易战，实际上已不具备以往的实力和优势。我认为更可取的方式，是双方坐下来协商，寻找互补点、达成平衡。比如，中国可以增加对美国农业产品，尤其是大豆的采购。正如特朗普近日所强调的，他希望中国多购买美国大豆，这完全是可行的。与此同时，美国也可以适当放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毕竟这些限制不仅针对美国企业，还涉及韩国、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芯片制造商。
因此，中美就24%关税继续暂停等达成共识，将是一个积极信号。特别是在特朗普即将推进俄乌首脑谈判之际，他需要一系列经贸成果来推动进展和展示成效。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会谈取得突破，无疑能够为世界继续注入稳定因素，提供一颗“定心丸”。
记者：现在韩国、日本方面就有评论认为，这次由特朗普所发起的关税战不仅具有持久性，而且其波及的所谓“受害国家”大多都是美国的盟友，例如韩国、日本等。相较之下，中国与美国在关系上处于某种对峙状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好的结果。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否仅仅是由于力量上的悬殊与差异？还是说其中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
王辉耀：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个相对务实的领导人。他很可能认为，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实力”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对印度、欧盟、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高额关税，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与美国相比在整体实力上仍存在明显差距。然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同于上述情况。今年4月份，特朗普在“解放日”后对华关税一度飙升至245%，但很快又宣布豁免了中国1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包括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而这部分恰恰与美国企业在华生产密切相关。例如，苹果、特斯拉等公司，以及沃尔玛全球采购商品约60%也来自中国。
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加码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这无疑开了先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美国所需的稀土材料广泛应用于军工和安全领域，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采取适度限制，也能够形成明确姿态。一旦双方在这一领域全面摊牌，美国就会深刻感受到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特朗普上台后仍希望重塑国际秩序，并延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进程。他并不愿意因为对华过度施压而影响其全球战略布局。毕竟，他在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等地都在推进新的战略安排；在中东，他正忙于推动美国主导进程；在高加索地区，他也在进行战略布局，撮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签署和平协议；更不用说在俄乌冲突中，他希望发挥关键作用。在这种多重任务下，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四面树敌。
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至少美国方面是这样认为的，在当前阶段，特朗普出于实力和战略的考虑，可能会对华放宽某些限制，至少更容易与中国达成一定协议。这些举措既符合他务实的作风，也服务于其全球整合与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大战略。
记者：那您觉得他重塑的是什么？他重塑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又是什么？
王辉耀：关于特朗普“重塑”的目标，核心在于他认为美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吃亏了”。在他的认知中，自二战以来历经近8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使美国蒙受了损失。他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中西部地区和中产阶级受到严重冲击。然而，这些数据和结论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才是过去80年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的GDP至今仍位居世界第一，拥有3亿多人口和极为优越的自然禀赋；国土横跨大陆，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缘位置；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使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特殊优势。从总体而言，美国是这一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但是，特朗普希望对这一体系进行改写甚至“推倒重来”，以谋求新的战略布局。他要推动的是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转变，因为他认为当下美国的实力仍然足以“独行”。在对待中国时，他尚需一定斟酌，但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时，则相对不必顾虑太多。他的核心目的，就是“美国第一”，即最大化美国利益，使美国能够继续保持过去80年来的优势地位。在他看来，美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游刃有余”，因此更要通过新的战略，让美国利益最大化，让美国仍然能够主宰全球的事务。
记者：结合您刚才所提到的，中国的综合实力相比过去已显著提升，已经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从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实力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目前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多少？在您的估算中，大概能达到什么程度？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与美国仍存在差距。中国的GDP目前总量接近美国70%的水平，但在软实力上，美国依然占据优势。例如，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天然影响力；许多国际组织设在美国，其中联合国总部就在纽约；此外，美国在国际媒体、新闻、出版等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的软实力基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七八十年间，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现在这一角色正逐步被中国所取代。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对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推动上。比如，中国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了重要补充；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15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构建了庞大的国际经济合作网络；中国还逐渐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军者，与印度一道在金砖国家等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包容性的经济合作平台，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俱乐部”。其成员涵盖不同治理体系的国家：既有印度这样的所谓“最大民主国家”，也有中东的君主国家。金砖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更加包容。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参与其中。这种模式突出了经济收益与共同发展，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也积极参与并引领。中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也表达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意愿；在区域层面，中国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邀请海湾国家参与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合作机制；中国与拉美、非洲、中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合作论坛等机制，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的国际合作网络。
因此，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促进发展方面，中国的实力增长迅速。
记者：您觉得中国下一步在软实力方面会集中去追求什么呢？
王辉耀：中国的下一步目标，是要继续维护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力求打造一个“全球化2.0”的全新升级版。如果将战后至今，以联合国成立80年来的国际秩序视为“全球化1.0”，那么当前中国所推动的，就是向“2.0”版本的过渡与升级。
所谓“全球化2.0”，就是要在延续原有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拓展，更加重视人文交流与合作，推动国家间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与融合。正如邓小平当年所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中心以及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我认为，中国不仅在经济全球化方面树立了表率，更是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国能够带动周边国家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发展，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未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大量可以开展的工作。
记者：美国的追求是维持其全球霸权。那么，您是否认同当前全球领导力出现了真空的观点？
王辉耀：我认为，全球领导力并未出现真空。实际上，世界正在经历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过渡。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多极世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中国、欧盟、印度等区域性大国或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等重要经济体，它们正在共同探索和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的行动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之前。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包括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而中国则在持续加大投入。
因此，从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当前多极化格局中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
Part 2. 中国眼中的韩国
记者：下面是关于韩国的一些问题。由于我们报纸正在策划“战后80周年”的专题，您如何评价韩国战后80年的发展道路？从您作为中国全球事务专家的立场来看，有何看法？
王辉耀：我认为，韩国的发展非常成功，它是“全球化1.0”版本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之一。二战结束后，西欧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朝鲜战争之后，韩国、日本开始快速发展。越南战争之后，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因此，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战后形成的新格局和全球化初期的发展机遇。
韩国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其不需要花费过多军费，因为它享有美军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它在1992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韩国的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展现了很大的创意，包括对台湾问题的处理。这一外交布局使韩国能够背靠中国庞大的市场，同时又能够面向欧美获得先进技术和合作资源，从而获得了如鱼得水的发展空间。
正因为如此，韩国在经济上取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少数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之一，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韩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亚洲的典型成功案例。
当然，当前韩国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紧张、朝韩冲突，以及如何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使韩国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必须谨慎平衡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与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与外交关系。
从文化与历史角度来看，韩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属于东亚文明的一部分，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认为，韩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广阔市场和良好关系，这对其经济发展与区域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认为，自2018年以来，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中国眼中的韩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辉耀：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从韩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当年部署“萨德”系统时，中国对韩国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并提出了抗议。韩国必须妥善处理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关系。一方面，韩国有美国驻军的存在；另一方面，还面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因此，如何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于韩国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应保持一种中立和务实的外交立场。
近年来中韩关系经历了多次起伏。佩洛西窜访台湾时，韩国总统拒绝会见，这是一个相对正面的例子。随着新一任总统上台，他重申对中国进行“务实外交”，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进展。韩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其最大的市场在哪里，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了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韩国必须维持与中国的稳定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朝鲜问题上，我认为韩国应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南北关系和解。新一任韩国总统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思路，这是积极的信号。首先，应停止一切挑衅性军事行为，并探索建立更稳固的和平机制。目前，韩朝仍处于停战状态，可以考虑在原板门店框架下，由美国、中国、韩国和朝鲜共同签署一个和平协定，以保障半岛无核化并推进和平发展。
总的来说，韩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南北和解及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积极而稳健的外交政策，韩国能够有效消除潜在风险，保障自身及区域的安全与发展。
记者：您认为在推动韩朝和平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在推动韩朝和平进程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国与朝鲜是邻国，朝鲜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此外，从历史上看，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遣了数十万志愿军支援朝鲜，这一历史背景也使双方关系具有深厚的传统联系。
目前，韩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紧密，中国在劝和促谈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伊朗与沙特和解、缓和柬埔寨与泰国冲突，以及修复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完全有能力帮助推动板门店四方框架下的和平谈判，探索朝鲜半岛新的和平方案。
尤其在当前，美国总统也表现出推动地区和平的积极态度，并希望与韩国及朝鲜领导人进行会晤。中国曾成功主持过六方会谈，促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协议的通过。因此，完全有可能再度启动新的四方会谈，并通过联合国达成新的协议，从而有效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记者：为什么要将原来的六方会谈改为四方会谈呢？
王辉耀：我所说的“四方”是指当年在板门店签署协议的四方。我认为这一框架仍然适用，完全可以沿用。
记者：最近，韩国新任外交部长赵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在处理邻国关系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他用“problem many”来描述。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的过程中，他表达了这一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尤其是考虑到新一届韩国政府上台之后，这样对中国的敏感表述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的误解，对中国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读和误判。实际上，中国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和平力量之一。无论是在地区冲突的调解，还是在其他诸多领域，中国都发挥着稳定的“压舱石”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和地区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并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是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至于赵显所指的，可能涉及南海或台海问题等，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有其自身的立场和理由，需要捍卫国家主权，将这些问题与中国整体的邻国政策简单关联，是不准确的。从韩国角度而言，这样的表述缺乏责任感，也不利于中韩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记者：明白。您认为在经济、技术、安全等方面，中国对韩国的战略重点将会是什么？不仅从经济角度，也包括安全角度。
王辉耀：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早在几十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理念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与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相似性，双方共享“筷子文化”，这为两国的互信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韩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和制造业方面具有诸多优势，这与中国庞大的市场形成了互补关系。中韩关系的良好发展，不仅能够为两国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能促进人文交流，同时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良好的中韩关系也为中国进一步推动韩朝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朝鲜半岛带来更持久的和平。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是朝鲜半岛不可替代的最大邻国和主要经济体，因而韩国必须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同时，考虑到韩国境内仍有美国驻军，韩国需要保持战略中立，积极发展经贸和民间交流，而非加入特定军事联盟。拜登政府期间，韩国参加了所谓“戴维营峰会”，与美国和日本形成小圈子联盟，这种做法对中韩关系不利，需要引起注意。
总的来看，中国在影响力、经济合作能力及软实力等方面持续增强，韩国在保持与其他大国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应充分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韩国当前需要特别关注和谨慎处理的问题。
记者：现在的情况是，过去中韩经济合作之所以非常密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国市场的互补性。但目前在科学技术领域，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方面，中韩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竞争关系，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超前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知。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韩国应如何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继续受益，并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互利共赢关系？
王辉耀：我认为，韩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可以开展的工作非常多。首先，在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人数曾位居第一，高峰时期有数万名韩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这方面韩国可以与中国加强合作。韩国与中国企业也可以展开合作，共同拓展第三国市场，包括拉美、非洲、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地区。韩国在这些方面拥有许多优势，可以形成互补合作。
第二，韩国的旅游业仍然非常发达，是中国游客特别喜爱的目的地。中国游客赴韩旅游所带来的服务贸易收入，对韩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第三，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提下，韩国未来在政治和地区安全方面也将受益。虽然在经济上韩国过去多年受益于与中国的合作，但未来在地区安全上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避免南北冲突的发生。中国在韩朝和平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这一点对韩国至关重要。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作为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字方，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韩国而言，从未有过损失，反而具有长期益处。韩国不应仅以经济交易的多少作为衡量合作关系的标准，而应从全方位的人文交流、留学生及第三国合作机会等角度考虑。在区域贸易合作方面，韩国有意加入CPTPP，中国也可以参与；在RCEP框架下，双方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韩国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韩国已经展现出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的作用，未来也可以继续发挥这种积极的地区推动作用。我认为韩国可以开展的工作非常广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仅带来经济收益，更有利于政治、安全及地区稳定，值得进一步努力。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朝鲜问题，例如六方会谈，当时在签署《9·19共同声明》之后，对朝鲜的非核化目标有了比较具体的表述，也提出了相关的废弃核设施的承诺。然而，这一承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落实，最终不了了之。基本上，现在的朝鲜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状态。
您认为这种六方会谈模式存在哪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辉耀：六方会谈模式本身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它为后续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奠定了基础，当时各方一致认为朝鲜半岛应保持无核化状态。中国投了赞成票，美国也投了赞成票，这也直接导致了后续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同时，这一基础也为后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提供了可能。因此，六方会谈在推动达成共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问题在于，六方会谈并未持续推进。由于地区关系紧张，美国政府更迭，以及韩国和日本政府的变化，六方会谈未能形成连续的执行机制。而中国的方针则始终一以贯之，保持稳定。
鉴于当前美国总统积极推动地区和平，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国携手，推动韩朝的和平与统一。韩国新总统李在明上台后，愿意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这为和平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可以成为韩朝和解的关键因素。
所以，完全有可能在板门店原有四方框架的基础上，重新回顾停战协议，并将其改为和平协议，启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由中国、美国及韩朝共同参与，最终促成落实。如果这一进程成功，将对韩国极为有利，朝鲜半岛将形成一个七八千万人规模的大市场，带来经济、政治及各方面的红利。这对于韩国未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Part 3. 抗战胜利纪念与历史共鸣
记者：中国的纪念活动是在9月3日。而在这一天，韩国是少数几个与中国共同纪念抗战胜利的国家之一。您认为，对中国来说，李在明新总统是否参与此次纪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吗？
王辉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中国方面可以表示欢迎。回顾历史，此前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曾参加过类似活动，十年前在中国举办的阅兵中，韩国总统也曾到访北京。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中韩双方共同拥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记忆。中国在举办此类纪念活动时，会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完全有理由参与这一纪念活动。
印度总理莫迪也会到场，虽然他可能不一定参加阅兵，但他会参加阅兵前夕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开展访问。我认为，这也是莫迪对美国表达战略自主、寻求更多独立性的机会。
对于李在明总统而言，若能亲自参与中国的阅兵活动，不仅体现了韩国对日本二战历史的重新审视，也有助于推动未来亚洲、尤其是东北亚的和平，发出更加一致的区域声音。因此，我认为韩国总统参与此次活动非常必要，同时也会受到中方的欢迎。
记者：问题在于，像李在明总统这样的领导人，可能会考虑到历史经验。十年前，朴槿惠总统访问中国之后，紧接着美国对韩国与中国走近的态度有所反应，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后续事件。这次李在明总统在决定是否参与时，可能也会权衡美国的态度及其潜在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韩国面临的选择和处境就比较复杂。您如何评价这样的一种处境呢？
王辉耀：我觉得没有关系。现在各国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印度与美国关系良好，但印度仍选择访问中国。同理，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理应参与中国的相关活动或访问中国。这类访问体现了各国间的和解与互动，不能仅限于访问美国，也不能仅限于访问中国。作为一个中间国家，韩国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此外，这类活动也是历史与共同记忆的体现。二战期间，中韩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这是双方共同的历史遗产。参与此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这与特朗普是否小气无关。相比拜登，特朗普更注重经济合作而非地缘政治联盟。他对诸如英澳核潜艇合作协议的重新评估表明，他并不像前任那样积极推动跨国联盟，而更关注经济利益。如果特朗普回到以经济为中心的政策轨道，对中国而言不一定是坏事。这意味着各国可以通过合理、良性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在管理和发展上互相借鉴，从而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处理好与中美关系的平衡，将能够从中获得显著收益。
记者：您是否提到了“和解以及相互协作的过程”？
王辉耀：是的，我的意思是，韩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同时，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契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韩两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认知，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将这些结合起来，更好地处理中韩关系，同时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韩国可以在其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充当联络人，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也是完全可行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韩国可能发挥的作用。我想请教，假如韩国与日本走得更近，这会对中国释放怎样的信号？
王辉耀：我认为中韩日三国都应当互相走近，进一步加强合作。毕竟我们都位于东北亚，属于东亚文化圈，共享“筷子文化”，在佛教、文学、文字及历史传统方面都有深厚的渊源。中日韩三国应更加紧密地联结，未来甚至可以推动包括东盟在内的区域合作，甚至可以推出亚洲的货币，建立类似欧盟的“亚盟”。在这一框架下，中日韩可以发挥引领作用，东盟国家也可参与其中。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未来，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目前亚洲的GDP总量已占全球的约50%，未来可能达到60%至70%。在这一背景下，亚洲经济体中的主要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未来的印度，都可以展开合作。目前阶段，应重点推动东北亚自贸区和东北亚—东南亚经济圈的整合，逐步形成开放、自由的贸易与合作机制，即“亚盟”。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睦邻友好，加强地区合作。这对于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亚洲大陆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除近期柬泰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外），这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中日韩三国应思考如何在区域内更好地协作，共同引领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亚洲货币构想，是指类似欧盟的统一货币体系吗？还是有其他的设计思路呢？
王辉耀：是的，为什么不可以设立一个“亚元”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亚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区域货币——一个亚洲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记者：那么，接下来在中韩合作的背景下，您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最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什么？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请您具体说明一下？
王辉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次，不建议韩国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策略。考虑到韩国的地理位置、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与朝鲜的特殊关系，这些因素决定了韩国不可能采取单边立场，而必须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
我认为，保持这种平衡非常重要，包括如何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与日本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形成美日韩的军事联盟或进行联合演习。
另外，中国仍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关系应进一步深化。最近韩国开放了对中国团队游客的临时免签，这是一项积极举措。未来还可以考虑放宽中国个人赴韩自由行签证，并促进更多中国学生赴韩留学，同时也可以推动更多韩国学生来中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中韩之间可以开展更多务实的合作。
总体而言，外交上的红线在于不侵犯对方的核心利益，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Part 4. 领导人因素与未来寄语
记者：明白，您也已经提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韩国庆州开幕。这将是中国与韩国领导人会面的一个重要机会。您认为在这样一次首脑面对面的会晤中，双方可能会集中讨论哪些议题？您能否对这些讨论可能对中韩关系未来产生的影响做一些展望？
王辉耀：对，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今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韩国作为东道主举办，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回顾去年在利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领导人还举行了会晤，因此今年韩国有可能在推动中美领导人会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韩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也可以很好地展示韩国在和平外交中的魅力，以及其公正、中立、一碗水端平的特点，从而推动地区关系的发展。
此外，APEC历年来具有显著的历史成果，曾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多项合作。随着APEC逐渐发展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合作论坛，其首脑会议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国台北及中国香港均参与其中，这一模式证明了APEC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的独特价值。我甚至认为，韩国可以考虑邀请朝鲜参与APEC，作为推动韩朝关系和解的突破口，甚至可以在APEC期间举办一次中美韩朝的多边会晤。
在经济议题方面，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仍是重要目标。目前已有RCEP和CPTPP等框架，但早在多年前，APEC就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我认为，打造泛亚太自由贸易圈应成为本次APEC会议的重点议题。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也回应了包括韩国、中国、日本及欧盟在内各方在贸易一体化上的共同利益。坚持亚太经济一体化、推进自由贸易，将成为本次APEC会议的重要主题。
记者：韩国方面一直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存在一些担忧，其中主要是针对中国标准的影响。作为亚洲的重要大国，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同时中国的供应链在许多领域具有较强的主导性，这也是韩国关注的因素之一。此外，韩国在安全和地缘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区域一体化的参与。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韩国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担忧。
那么，针对韩国的这些顾虑，您认为中国应如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主张，使韩国能够充分理解并愿意参与这一一体化进程？
王辉耀：我认为，韩国如果想要展现其领导力，APEC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这种东道主的轮值机会多年才出现一次。对此，我认为无需过于担忧。美国曾制定了许多全球通用的标准，欧洲也制定过许多国际标准，现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带来了新的标准。例如，在绿色能源、清洁能源汽车、太阳能和光伏等领域，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新标准，未来在5G、6G等技术领域也可能形成新的标准。只要这些标准对全球开放和友好，完全可以被采纳。我们不应因为标准源自中国就拒绝接受，也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正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推动其建设的过程中，各方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个过程中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不可能由单一国家主导。通过协商可以形成多方都能接受的新标准，推动亚太一体化的发展。我们已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例如RCEP历经多年谈判，涵盖东盟、中日韩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此外，还有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CPTPP，包括投资等领域，未来欧盟、中国、韩国也可以加入，共同推动区域合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APEC峰会为韩国提供了展示议题设置能力和峰会领导力的绝佳机会，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平台。
记者：那我顺便提一下，如果中国最高领导人此次访问韩国，这将是11年来的首次访问。对韩国而言，这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其关注度和期待值都非常高。您认为在韩国举行的中韩领导人会晤中，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国际多边组织和机制相关议题之外，双方还可能讨论哪些方面？这些讨论又可能对两国下一步关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毕竟这是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
王辉耀：这一访问的意义非常重要。正如您所提到的，可能是11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韩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韩国刚刚完成换届，产生了务实的新总统。中韩之间尤其需要打造一个新的叙事。当前，许多国家都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印度、欧盟各国领导人近期也相继访问中国，拉美、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如越南的领导人也陆续到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韩需要构建新的叙事：我们是近邻，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共享东亚文化的基因，都是孔子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出诸如“筷子文化”等共同特征。通过首脑会晤，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改善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提升互信和信心。
例如，中韩领导人的握手会见照片发布、或达成新的联合公报，都可以重申双方的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地区和平，中方可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劝和促谈作用。同时，在经济合作方面，中韩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CPTPP以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相关议题。
中韩还可以在第三方合作领域加大人文交流。当年的韩剧在中国广受欢迎，这类文化共鸣可以被重新激活并提升到新的高度。通过此次高层会晤，这些目标完全又可能实现，从而带来可期的积极效果。
记者：倒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在书中，作者将中国视为中华文明圈的核心。您认为，目前的时代是否印证了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否可以被理解为西方文化圈与中华文化圈之间的结构性斗争？从这一观点出发，您同意哪些部分，又有哪些您不认同的？
王辉耀：我认为，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也会有不同之处，但这种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中华文明是博大精深的文明，拥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历史。它起源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本身要求人们安居乐业、精耕细作，注重经营和管理自己的土地，从而形成了注重秩序与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这种文化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强调和为贵。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远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但并未进行殖民扩张。中国的强盛并不意味着必须追求霸权，“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并不适用。如今，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等倡议，通过互利合作让各国相互依存，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式，使中美之间难以通过贸易战全面对抗，这也体现了文明间合作与包容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弘扬东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承认西方文明的优势和价值。当前我们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代，即不再依靠征服与武力解决文明间差异。在核威慑的背景下，战争的破坏性让直接冲突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文明之间的竞争应当是良性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与文化层面。
中国在这一竞争中展现了自身优势，同时东亚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也都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应整合东亚文明的积极因素，避免冲突与战争，推动区域合作。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和平文化，我们应以此为基础，把握时代特征，实现文明间、国家间的和平竞争。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阅兵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并非单纯“秀肌肉”，而是展示自卫自强的能力——不惹事，但也能有效应对潜在威胁。这进一步确保了和平竞争的可持续性。在当下，竞争应当是和平的竞争、文明的竞争、经济的竞争，而东亚地区各国应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是否有对韩国未来八十年的寄语，或者是否有一些此前未曾提及的内容想要补充？您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王辉耀：好的，我认为韩国是一个非常有示范意义的国家。自二战以来，韩国是亚洲发展最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日本。同时，韩国拥有许多独特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中韩两国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作为邻邦，双方应继续加强友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目前，韩国面临朝鲜半岛和平的重大挑战。未来，韩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以及美国的合作，共同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我认为，这将是中韩关系中最重要的合作方向，也是韩国未来最为关键的任务。因此，我对韩国的寄语是，希望四方会谈能够顺利推进，为朝鲜半岛和平方案的落实创造条件，实现区域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记者：感谢您！今天的访问正好安排了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王辉耀：好的，非常感谢。
记者：期待在下一次活动中再见。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