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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主任王辉耀出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研讨会 探讨全球治理的智库担当
2019年10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出席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与英国皇家智库（Chatham House）主任Robin Niblett，皇家智库美国及美洲项目负责人Leslie Vinjamuri，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以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就智库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进行交流探讨。本次研讨会系苏世民书院皇家智库与CCG“全球事务”联合课程的教研环节。
2019年10月31日 -
朱永新：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朱永新，全球化智库（CCG）顾问，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学校的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 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学英语可以选择新东方，学数学可以到学而思上课；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这本关于未来教育趋势的新书，是朱永新几十年从事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是他这些年考察了全球教育变革趋势后，对未来教育的预言和畅想。 研究了一辈子教育，对目前的义务教育和基层教育，朱永新直陈：“目前的义务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重、记忆负担重、作业负担重，极少数学生成功，大部分学生都是失败者，没有成就感。应该把学习标准降下来，让人们学那些对他真正有用的课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应该更注重生存需要，注重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我们的教育，应该以人为中心，不应该以应试为中心。最早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所以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规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实现教育规模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个性发展。这样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人在培养。”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上市不到一个星期，第一版印刷的一万本一抢而光。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出版社找不到样书，满北京城去小书店里搜罗了几本。 提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朱永新说：“100年前，杜威就写过一本书《明日之学校》。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学校依然是杜威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按时、按点上课，学同样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在思考，未来学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学生要学什么、未来教师从哪里来等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全面梳理当下的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些元素都要改革。就像重构我们的商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比如，以后学生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学习。学校变了、班级变了，学生自己组成学习小组，进行互助式学习、伙伴式学习和探索。学习的课程和内容变了，未来的教师也变了，是‘能者为师’的时代。 “所以，未来是课程为王，而不是文凭为王。教育机构不再由学校垄断，而变成了开放的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学习不再是应付考试，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教育。这是我对未来教育的一个设想。” 教育不仅要面对顶尖的学生 更要关注和帮助普通的孩子 问：“新教育”的口号很好——“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自己，不觉得太“乌托邦”了吗？ 朱永新：这是我们“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这是一种提醒，不管老师还是学生，衡量你教育好不好，首先看老师孩子在你的校园里、在你课堂里幸福不幸福。如果他们都没有幸福感，都学得很无聊，很厌恶，就肯定不是个好学校，也不是好老师。 好老师就是下了课学生还拼命想听你讲课，还没过瘾；好学校就是放了学，学生还不想回家。学习本来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事情。 幸福完整就是最好的教育，而我们现在把教育变成了战场——就这几个英雄，其他的人都是“狗熊”。好的教育，你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不一样，教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教育不仅仅要面对那些顶尖的学生，更要关注和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让他们眼里有光，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教育的过程。 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你的未来教育，这是个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我不这样认为。“新教育实验”已经做了20年，有自己的报纸杂志、研究机构、基金会等，未来也准备办自己的学校，身体力行在做这个事情。 “新教育实验”从一所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五千多所学校，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就是认同“新教育”的理念，自动聚拢过来的。因为“新教育”是民间的教育改革，没有强制的命令，而是大家认同了这个教育理念，认同了然后参与进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改革的大门口了。十年以前，你会想到买东西不到商店吗？买东西、坐车出门不用现金吗？五年以前，你会想到存取款不到银行吗？我们现在全做到了。而且全社会对教育变革普及性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对于商业和金融的期待。我们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旦开始变化了以后，就土崩瓦解。所以“新教育实验”、未来教育的梦想在中国的实现，也许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靠什么去领航世界，只能是教育。 问：从“新教育”到“未来学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朱永新：未来学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都在关注。只是，可能像我这样全面系统对未来学校进行理论构建、提出全套方案的人还不多。其他学者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谈未来学校的变革。 其实，未来学校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探索路径。比如说未来孩子到底要学什么，整个课程体系的重造，这个变化还没实现。所以每一门课程，“新教育”都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生命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生命教育所；人文教育成立了一个新人文教育研究所；科学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科学教育研究所。每个研究所，我都请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来帮我一起来研究，这个课程怎么变革。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因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关键。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 问：您为我们描述的这个“理想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朱永新：我说的学习中心，现在完全可以做。 一方面，中国已经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学校。但同时，还是有不少人“用脚投票”，选择到国外去学习。另外还有几十万人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和民办学校上学，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就有上百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更符合现代教育精神、更符合未来学校理念的学习中心呢？为什么不能把好的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现在的学校呢？让它更有特色、让它更有品牌、更有竞争力，同时让教育更有弹性，没必要把学生绑得那么紧、绑得那么死。 很多人听了我的设想，觉得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实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未来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我相信未来教育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它，把“理想国”变成现实。 这个未来，究竟是5年、10年还是15年，目前不能确定。因为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相反，它如雨润物，无声生长。 问：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到中国抢生源了，以前是硕士、博士，现在是本科，甚至是高中生了。 朱永新：日本政府拿出大概130个亿，做了一个面向亚洲的人才计划，就是招收亚洲的中学生，到日本去读书。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才政策是可改进的，不要觉得人才政策就等同是留学生政策。美国有个人才青苗计划，引进人才是两个途径：一个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它去挖人到美国，给他最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生计划，找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到美国上学。中国每年有很多一流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出去的都是各个学校最牛的学生，包括北大清华。 问：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永新：我提出来，拿出高额的奖学金，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读书。要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来吸引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学科，就直接让他进来，本硕博连读，让他从事科学研究，然后给足额的奖学金，把这些人留在中国发展。同时把这个政策对全世界开放，吸引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高中生到中国来读书。杰出、优秀的学生，我给你陪读计划，你父母来了我也给你钱。这才是占领制高点。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要交学费，还自己去租房子。中国可以尝试都不要，只要承诺在中国工作五到十年，全部免费，给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你采取这样的办法，去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 第二，就是用大科学计划。欧洲的宇航计划，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几百个科学家参与。华为就是个典型例子，华为已经是全球人才为我所用。所以中国的人才政策，需要重新构造。 “新教育实验”是民间公益机构 一直都靠品质吸引、口碑传播 问：您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以您这样的身份，都做得这么难，难在哪里呢？ 朱永新：准确地说，“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教育探索，和我本职工作的身份无关。我也特别注意在推动“新教育实验”中区分两者。 其实，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推动进行改变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以我的经验，当下所有的教育改革之难，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我们学校规定课程太满，规定动作太多，实验与改革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现在，你要在教育中抢时间，是最难的。你有再好的课程，再好的资源，时间全满了，自然就排不进去了。 拿“新教育实验”来说，比如我们的生命教育课，我们研发了好多年，课程体系都完成了，教材什么的都印好了，但现在公办学校里，课程基本上把学生时间空间全部填满了，你要想新开什么课程，几乎不可能。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做减法，就没办法做加法，很多好东西就很难实施。北京一些中学现在就允许学生在校内自主选课，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有的课程不上也可以。这样才有时间，来上未来教育的课程了。 像《“新教育”晨诵》，我们提出，每天早上在教室里用一首诗歌启动开始一天的学习，“让生命放歌”。因为这个课程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从5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于是这个时间容易排进去，这个课程就落实得比较好。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校长、局长变动太多太快。每个校长和局长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任何教育都是慢工夫，尤其进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细心和耐心。过三五年，就换校长或者局长，就会换一个思路，换一套主张。这样一来，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难以为继的。 问：“新教育实验”有五千多所学校，一百五十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您靠什么说服他们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愿加入的。“新教育实验”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吸引，靠口碑传播。 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加我们“新教育”体系的学校，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最好的。因为“新教育”是根据教育规律办学的，有海量的阅读。我们的教育把阅读时间还给学生，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最快的。 像湖北随县“新教育实验”区，一个属于随州市管辖的农村县，参加随州大市的学科统一测试，语数外、物理、化学，所有的学科考试，初中前十名里的学校，2016年我们学校拿7个，2017年前十名，我们拿8个；2018年，我们又拿7个，我们23所初中，全部进入他们前27名学校排名里。也就是说，学校的平均水平和实力也是最好的，发展很均衡。 教育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一成不变 谁说基础教育就一定要学现在的课程 问：在这20年里，您的教育体系建设有变化吗？ 朱永新：当然有变化，不断地丰富完善。如我们的“新教育”行动，从最初的“五大行动”发展成现在的“十大行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最初提出的公民教育，现在变成大德育。因为培养公民不能靠一门课程，事实上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课程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公民。我们“新教育”在大德育课程里，包含了西方狭义的公民课程里边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作为一个经济公民、社会公民，你怎么在社会上去扮演你的角色，怎么去培养你的领导力，这里面都有的。 然后就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才是德育课的核心。 特别是在教师这一块，我们也有体系，帮助教师成长。最近美国休斯敦教育局的一个博士做了个研究，他对部分“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和非“新教育”的老师进行了对比研究，用了四个变量指数：一个变量是学历，老师是什么学历，从中师生到博士生，不同的学历；第二个变量是年龄，你是60岁了，还是刚刚工作20多岁，不同的工作经历；第三个就是区域，你在哪里工作，是在上海北京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在乡村，不同的地区；第四个就是“新教育”，你有没有做“新教育”。 最后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教师影响最大的变量，不是学历，也不是年龄，也不是城市，而是“新教育”。这个结果让我非常开心。今年年初，这个报告在加拿大举行的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关注。 问：苏州大学那边，我看您还挂着博导和教授，还带学生吗？ 朱永新：每年招一个学生，我自己带。因为我要为我的“新教育”培养人才，否则没有研究人员。 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0月15日
2019年10月31日 -
CCG与英国皇家智库联合举办中美欧与全球治理研讨会
2019年10月23日，全球化智库（CCG）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在北京联合举办以 “在‘脱欧’、欧盟领导人变更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背景下，中国、英国、欧盟、美国如何在维护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繁荣及区域安全等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会并进行深入探讨。来自Chatham House、哈佛肯尼迪学院穆萨瓦-拉赫马尼商务与政府研究中心（Mossavar-Rahmani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英国皇家联合研究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智库专家，多国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媒体人，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清华大学的学者、CCG智库学者及众多政商界专家等参与了本次研讨会。双方就多变的国际背景下，中、美、英、欧如何合作以推动国际贸易体系，多边组织及中美贸易摩擦下国际关系的发展、为全球治理重新注入活力展开讨论。 英国脱欧是现阶段欧洲政治经济体系里最大的变数之一。尽管英首相的新版“脱欧“协议获得英国议会的大部分通过，但于10月31日截止的“脱欧”期限或面临着三个月的推迟。一波三折的脱欧历程给欧洲区域发展乃至国际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暂缓，中美第十三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初步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贸碰撞并没有结束。在11月即将举办的APEC峰会上初步协议的签订结果也未可知。此外，欧盟领导层的变动和即将迎来的美国大选都为国际社会的平稳发展增添不确定性。本次会议旨在提供一个多边国际交流平台，促进中、美、英、欧在实现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Chatham House所长Robin Miblett CMG，Chatham House 美国和美洲项目负责人Leslie Vinjamuri ，Chatham House 亚洲项目副研究员及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Kerry Brown，哈佛肯尼迪学院Mossavar-Rahmani商务与政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Megan Greene，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亚洲高级顾问兼“中国实力项目”项目主任Bonnie Glaser，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波音公司国际关系讲席教授Katherine Morton，英国皇家联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太安全主任Alexander Neill，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Francoise Nicolas，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江山，CCG高级研究员Andy Mok，CCG副秘书长唐蓓洁，出席本次研讨会并发言。 CCG主任王辉耀首先表示了对与会嘉宾及媒体的欢迎。他表示，目前世界的局势有着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英国脱欧谈判正在进入最后阶段，前景尚不明朗；另一方面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加拿大也选举出了新的政府。现在对于中国、欧洲和美国来说，是讨论中国-欧洲-美国多边经贸关系非常合适的时机。中国、欧洲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何确保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如何去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各个国家当然都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但是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同时，安全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CCG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来自欧洲美国相关机构的专家来共同讨论，各抒己见。 Chatham House所长Robin Miblett CMG表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一直在寻求更多的与国际声音沟通的平台，并非常感谢CCG提供这个机会。本次在北京举办的圆桌研讨会可以为智库群体注入国际化元素。他强调，在当下的“困难且复杂”的经贸摩擦之下，美国、欧洲及中国的三边关系应是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治理进行中的重要因素。目前英国面临着困境，即英国既是美国的盟友，同欧盟的其他国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又如何能够在脱离欧盟之后继续保持成功？这种困境也意味着欧洲面对着倾向美国还是中国的抉择。在接下来的新型经济“冷战”中，英国如何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将对其自身发展非常重要。关于中欧合作的前景，他认为，欧洲至少会从三个方面考察同中国的合作是否将维护世界稳定。第一，帮助非洲中亚等欠发达地区国家发展经济。第二，气候变化。第三，中欧在高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比如5G。此外，他还提到下几方面的问题：中国是否真正意义上推动WTO改革，在网络技术发展及知识产权上互相信任的可能性，国际安全法治原则，英国、其他欧洲国家、美国、中国这几方如何就安全，贸易，科技发展等发面合作，及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Chatham House美国和美洲项目负责人Leslie Vinjamuri表示，英国接下来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发展深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而区域经济协定及发展的进行也会因为经贸摩擦而进展困难。随着对抗程度的提升，区域经济及多边合作所推动的区域体制结构的发展也可能会得到不尽如人意的效果。她表示，美国下一届政府不重新考虑加入CPTPP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区域竞争会到达一个怎样的水平？中国在拉丁美洲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等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指出，美方政府与社会对中方的态度不尽一致。尤其是谈到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发展时，美国高校对此保持积极态度，但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消极态度。此外，中国、欧洲和美国在全球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中欧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就十分重要，包括推动WTO的改革。英国是中国同欧洲贸易中的重要国家，同时中国也是英国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所以中英双边关系非常重要。无论最后英国是否实现了脱欧，中英两国都会加强合作，中英在自由贸易上的合作也会有非常乐观的发展前景。 Chatham House 亚洲项目副研究员及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Kerry Brown认为，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源于现阶段自身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例如“脱欧”。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欧洲和美国都不是很确定像“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政策是否会对世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平衡互惠的关系极为重要。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江山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对中国-欧洲-美国的多边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世界关注。中美贸易关系已经发展了50年，中美两国对此都受益良多。双边贸易对于中欧以及中英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贸易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边的贸易体系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抛弃WTO是危险的，抛离了WTO就需要建立新的贸易机制，成本非常巨大。他指出中国会维护WTO，同时也会与其他国家签署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如促成RECP。中国仍然希望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继续开放中国市场。 哈佛肯尼迪学院Mossavar-Rahmani商务与政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Megan Greene指出，德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推动欧盟经济的引擎，然而德国经济发展也正在寻求多边经贸合作的机会，这导致欧洲国家整体的发展都需要外来经济体的合作与支持。基于欧盟与中国现存的坚实的贸易往来，中国将一直是欧洲国家很好的经贸合作伙伴。 CCG高级研究员Andy Mok指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英国“脱欧”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都没有互联网发展对社会所带来的的结构性影响大。对此，他提出以下三点：第一，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第二，治理在网络世界中极为重要，它不仅仅是网络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避免灾难和危机的关键。第三，可以引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句话来说：中国正在建立互联网世界的规则。对此，Andy指出市场是中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有着一种远见，这使中国能够认识到互联网将会带来挑战，例如中国已有的防火墙，而Facebook也正在匆忙追赶。最后，Andy表示出于美国政治结构的原因，美国政府在互联网的治理上能力有所不足，对此能够采取的应对策略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资本市场、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军事行动等方面的表现都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波音公司国际关系讲席教授Katherine Morton是本次联合座谈会的促成人之一，她对之前的讨论做出了回应。她认为，“一带一路”如何适应区域贸易协定是中国在区域化发展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需要进行更多的多国政策对话。英国也应与中国就区域经贸协定政策的制定等方面进行交流与沟通。Katherine Morton教授还就Andy Mok所提到的网络技术发展及网络世界的治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网络空间的发展对经济和国土安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欧洲、美国、中国应为国际治理能力的提升进行合作并贡献力量。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Francoise Nicolas分析了现今贸易系统饱受波折的原因，并指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亟需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会拉近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相较于美国更近。中欧合作2020战略计划会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这对中欧经贸合作关系的加深有长远的作用。此外，中国或可发展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使得国际货币制度更加与时俱进。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太安全主任Alexander Neill认为，中美“脱钩”正在进行，而未解决的中美对网络科技的竞争也会对国际发展产生影响。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全面运用到网上系统对未来争端的影响还未可知。他还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与国际经济体系密不可分。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亚洲高级顾问兼“中国实力项目”项目主任Bonnie Glaser总结到，现今中美关系与此前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相比有了一定的倒退，国际治理的改革迫在眉睫。一方面，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群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所持意见不一，并且外界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中国如何对待现有国际秩序上。她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是可以被化解的。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就网络科技发展做出努力，从而改变国际治理政策。此外，她表示中美经贸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上的牵连过多，解开捆绑在中美身上的“绳子”或许会稳定世界经济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对世界贸易体系及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近日，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贸易争端和其对世界经贸格局影响仍是国际社会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而随着英国“脱欧”造成的紧张局势升级加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又给国际秩序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焦虑。在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复杂国际背景下，本次圆桌研讨会聚焦中国、英国、欧盟和美国如何在维护全球治理、经济繁荣和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与美国、英国和欧洲合作以促进全球贸易体系、多边机构的发展与完善，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为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实现全球治理，维护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社会贡献了智库的力量，为国际贸易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并为国际治理的下一步提供了新视角。 本次圆桌研讨会的参与嘉宾还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卫生与社会医学讲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学术高级主Joan Kaufman（高芙曼），荷兰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秘Kavish Bisseswar（白卡维），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Giorgio Cuscito，德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Annegret K?nig（王安娜），滴滴出行政府事务高级经理皮美玲，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多边贸易政策主管Lyndon Radnedge，法国驻华大使馆商务投资处参赞任馥蕤，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Tom Simpson，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Edna Tan，新加坡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Alvin Wong，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官员张嘉欣。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社）是一所独立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1920年创立于伦敦。它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
2019年10月31日 -
【北京青年报】王辉耀：中国应积极参与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为《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9年10月27号。
2019年10月31日 -
屠新泉：韩国的决定不影响WTO原则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0月26日
2019年10月31日 -
马丁·雅克：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方面给世界带来新的经验和启示
马丁·雅克 |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2019年10月31日 -
魏建国：自贸区要不得“新自由主义”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0月28日
201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