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中青在线】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专家提出中国新思路
中青在线北京1月9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小茹)“从2001年中国入世开始到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个老问题不断被炒作。但如果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角度来分析,中美贸易(逆差)大概只有实际传统统计的48%到56%。”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1月8日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发布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说,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可为我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与争端提供新思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发表主旨演讲。图片由CCG提供。 陈德铭介绍说,对于中美贸易的顺差或逆差的数字,每年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商务部都会对一次表,达成统一的数字。他说:“如果按照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它(逆差的数据)要打一半左右的折扣,但美国政界引用的数据都是双方未对表前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等中美达成共识后,美国商务部只发布一小条消息,常被人忽视。” 以2016年度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3660亿美元,但根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为2540亿美元,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额相差了1120亿美元。 陈德铭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复杂,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因而,“如何准确地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进行核算和分析意义重大”。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远不如传统的贸易算法,如果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能够让美方接受,对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意义重大。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图片由CCG提供。 不过,陈德铭也提醒说,全球价值链分析不能解决我国客观存在的贸易顺差、逆差、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能否认传统进出口统计方法的意义,“我认为这两种方法各有所用,应该互相借鉴,不可替代”。 在陈德铭看来,全球价值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寻求开放促发展的重要的利器。不仅中国,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用全球价值链来指导自己的经济体改革与发展。他指出,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经济全球化的规律,看出全球价值链当前的发展以及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找到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政策,而通过这两者的互动我国的经济和贸易才能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走”。他强调说:“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打造APEC“中国印记”、提出G20“中国方案”、贡献金砖“中国智慧”。这些新的努力,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塑造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8日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是中美两国学界针对全球价值链问题的首份联合报告。报告不仅探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进而实现其在价值链上的升级,还从全球的格局着眼,解读贸易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收入、就业等问题的影响。 孙振宇大使也向记者表示,未来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也应该积极和WTO目前面临的困境相结合,以更好地为WTO走出困境提供中国新思路。文章选自中青在线,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11日 -
与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二三事
从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消息得知:全球化的倡导者,曾奔走于全球各地的爱尔兰人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去世了,享年71岁。可能目前国内知道萨瑟兰先生的人不太多。在他担任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领导期间,曾促成世界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之一,在1994年一锤定音,签订了“乌拉圭回合” (Uruguay Round)协议。 在萨瑟兰领导“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理事会期间,他说服123个国家就农业、纺织业、劳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新规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了一致。当年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 (Mickey Kantor)曾将萨瑟兰誉为“全球化之父”,那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今天的这么多负面含义。 萨瑟兰曾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爱尔兰驻布鲁塞尔代表。他在1995年卸任由GATT而来的WTO的总干事一职。是他力挺并积极促成了中国加入WTO。 他从1997年到2009年担任英国最大的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的董事长,从1995年到2015年领导美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萨瑟兰先生是个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开放眼光和谦逊的绅士。 我在英国石油BP公司供职期间曾有幸和他有几次交往。图中中间为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 左一为笔者,右一为英国石油中国区公关经理赵远恒先生 萨瑟兰先生在担任BP董事长期间,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和很多中国的领导人见面,就中国的能源行业走向世界和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和英国企业界的传奇式领袖, BP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e)勋爵的合作, 对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化起到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深入改革和国际化早在大约20年前,随着中国的改革发展, 汽车逐渐进入家庭。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面临深化改革和走向国际化的挑战。作为BP的董事长,萨瑟兰先生非常乐观,是他和当时BP首席执行官John Browne勋爵及中国总裁德开瑞(Gary Dirks)的共同努力下, 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中石油,中石化在美国上市(IPO)。为此萨瑟兰先生面见了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 图中前排左三为彼得萨瑟兰先生,前排右三为盛华仁部长,前排右一为笔者 萨瑟兰先生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有一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在当时江主席的接见活动中,我为萨瑟兰先生担任全程翻译,他和江主席握过手后,直接把我介绍给江主席说:“江主席, 这是我的中国同事易珉”。(见下图,中间是萨瑟兰先生,握手的人为作者) 后来害得搞接见的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不知如何安排我的站位,把我放在了和领导照相的第一排的位置。站在后排照相的领导们都比我官大。(见合影照) 记得为了推动中国能源公司在海外上市这件事, 当时BP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见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总理非常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但会面中有些担心第一次在美国上市的风险, 问道:BP能否帮助中国公司上市?(见下图,左一为英国石油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左二为作者)约翰布朗先生回答说,我是给董事会打工的, 我得回去汇报。最终BP董事会在萨瑟兰先生的领导下,批准BP托股购买近20%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股份,成就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 左一为英国石油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左二为笔者为了具体操作细节,约翰布朗面见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 左一位约翰布朗,左二为笔者 萨瑟兰先生在华趣事:萨瑟兰先生任BP董事长期间,曾多次访华,我均有幸陪同。2000年初的那一次,我陪同他去上海考察。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我陪着他开车去苏州转转。我和公司领导们一汇报,上下都非常紧张。又是找保安,又是找警车开道,忙的团团转。他上车后发现这么多随从就和我说,把他们都赶走, 我就想坐着小车一路看看中国南方的小城镇和乡间, 找个小馆子吃顿正宗的中国饭。 我只好遵命,把其他车子赶走,就我自己陪他,司机开车。一路他异常兴奋看着中国南方的农村说:“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做什么样的商业都会成功!” 路上,他问我,你懂战略吗?你懂孙子兵法吗?我惭愧地回答:“不太懂。” 他笑笑说:“我也不太懂, 但战略是要能看懂外部环境和自己在这个外部环境中至少十年以后的机会和风险。风险多大,机会就有多大”。他的这句话,开启了我研究企业战略的大门。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顾,是个很胆小的人。进到苏州城区后,在一个路口被警察拦住了车。他不小心把车子开进了单行道。当时的警察只是要扣驾照,小顾急得快哭了。我们在车里发现情况不对, 下了车和警察解释。一开始警察执意要扣驾照, 我求了半天,说认罚款,别扣驾照,警察不干,要司机去交通队接受教育。当时没有并扣分的惩罚。萨瑟兰先生下了车子,从容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递给了警察说:"我是爱尔兰人, 我们爱尔兰乡下人都不认识路,麻烦你了。"笑着要给警察点烟。警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忙说"Sorry, Sorry。"还给了司机驾照说:"请走吧,请走吧…….."可他笑眯眯的一定要和警察合影,吓得小警察先跑了。 萨瑟兰先生是个智慧幽默的绅士,他对中国的进步做了很多努力。对我也很有启发。作为和他有过几次交往的人,我怀念他。 易珉 2018年1月9日于北京
2018年1月11日 -
萨瑟兰先生逝世 CCG理事长王辉耀回忆这位“同事”对中国全球化的杰出贡献
IOM移民顾问理事会(Migration Advisory Board)第一次会议于瑞士日内瓦IOM总部举行(右二为彼得·萨瑟兰,左三为王辉耀) 世界贸易组织(WTO)首任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曾被誉为“全球化之父”的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于2018年1月7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去世,享年71岁。 彼得·萨瑟兰先生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同为 IOM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IOM国际顾问理事会是IOM最高端的顾问和咨询理事会,专门针对当前全球移民趋势与现状为IOM决策层提供独立的、客观的咨询建议。 作为国际上最权威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组织,IOM有169个成员国和8个观察员国参加,而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仅由10人组成。担任IOM 国际顾问理事会的国际知名专家均来自国家前首脑、重要政要,联合国前官员和世界著名高校的权威专家。 除了WTO首任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之外,理事会专家还包括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王辉耀博士是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 彼得·萨瑟兰曾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爱尔兰驻布鲁塞尔代表,他的足迹也遍及全球各地。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为萨瑟兰致悼词时说,萨瑟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他是一名爱尔兰人,是欧洲坚定的一份子,是一位自豪的国际主义者”。瓦拉德卡说:“他毕生都在捍卫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 1992年6月9日,关贸总协定(GATT)理事会任命爱尔兰人彼得·萨瑟兰为该机构总干事。他于1994年说服123个国家最终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Uruguay Round),加速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促成了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之一,并出任WTO第一任总干事直至1995年。当年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曾将萨瑟兰誉为“全球化之父”。 萨瑟兰从1997年到2009年担任英国最大公司BP的董事长,从1995年到2015年领导美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高盛国际集团(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CCG常务理事、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先生曾供职于英国石油BP公司,多次陪同萨瑟兰先生访问中国,他表示,“萨瑟兰先生是个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开放眼光和谦逊的绅士 ”,还推动了中国能源公司的国际化。他回忆到,早在大约20年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面临深化改革和走向国际化的挑战,BP董事会在萨瑟兰先生的领导下,最终批准BP托股购买近20%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股份,成就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 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与萨瑟兰先生共同担任IOM国际顾问委员会理事以来,萨瑟兰先生一直非常杰出。在与王辉耀先生交流中,萨瑟兰先生多次谈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希望中国在WTO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多参与和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进程。 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国政府和外交部于6月13日提交的加入申请,中国正式成为使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王辉耀先生表示,萨瑟兰先生生前积极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而CCG作为国内唯一致力于移民领域相关研究的智库,持续推动着中国加入该国际组织。 在随后的9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和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在约200个国家代表们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协定--国际移民组织加入联合国系统。萨瑟兰先生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他对此历史性协议的签订也积极给予赞同和支持。 IOM是世界上最大的处理国际移民事务的政府间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确保有序和人道地管理移民流动,促进国际移民合作,协助寻求移民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并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正式成为IOM成员国,将助力中国在移民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有助于我国加强对移民的服务和管理,并且更好地吸引国际人才。 回顾这些重大历史进程,CCG理事长王辉耀非常怀缅萨瑟兰先生:“萨瑟兰先生对于促成中国2001年加入WTO,推动中国于2016年加入IOM,以及推动IOM同年加入联合国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8年1月11日 -
【亚太日报】《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发布 全球价值链未来应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8年1月8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后简称《报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会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致辞。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陈德铭认为,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的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合作中间使用的十分频繁的一个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用全球价值链来指导自己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抓手,这也是2014年到2018年APEC的任务。同时,全球价值链也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形成的概念和一个产物,全球价值链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寻求开放促发展的重要的利器,无论哪个国家想在当前世界经济中更快地发展,它必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必须研究我的公共政策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孙振宇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报告》中对贸易平衡、微笑曲线、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等领域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对其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做主旨发言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及全球价值链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的重要成绩。赵忠秀教授指出,《报告》是由国际权威的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是一个全球平台,具有全球视野,寻求最广泛的共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崔凡,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等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及中国如何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等问题发表见解。现场图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有的贸易体系面临挑战。传统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和重塑,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形成。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待贸易的失衡与价值分配的不公不均的问题、各国保护主义民粹思潮抬头的问题及全球价值链角度的研究应该探索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是未来全球价值链研究所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文章选自亚太日报,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10日 -
【中国青年网】孙振宇:中国已经进入WTO舞台中央 有能力应付任何挑战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9日电 (见习记者 肖戎川) 1月8日,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中国首任驻WTO大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孙振宇(中间右一)答记者问。见习记者 肖戎川摄 发布会上,中国首任驻WTO大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就有媒体认为中国应无惧退出WTO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孙振宇表示:“中国退出WTO并不现实,我们通过十五年谈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加入了WTO,同时加入WTO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入市’以来这十几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十几年”。 对于中国当前在世界贸易中遇到的种种争端与摩擦。他认为:“我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中国现在已经培养出很多的专家,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和自信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就当前中国在WTO所处的地位,孙振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WTO舞台的中央,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并且与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的合作。同时他通过对比最初入市时表示:“最初进入WTO时,日子并不好过,有一个不断改革和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过程,当时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审核,而现在的中国,不光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还越来越多的参与到WTO的治理当中。” 最后,他还向记者展望了中国在WTO的前景,他认为,“当前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困难,只要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共同坚持下去,前景一定是好的”。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10日 -
采访丘成桐:中美科技竞赛,谁会赢?
专家简介丘成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一次国家安全战略演说中,称中国为“对峙的政权”,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而一份总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文件更进一步把中国和俄国都标签为“修正主义者”,指责它们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特朗普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而提出的战略蓝图,其核心元素点名中国:“中国的主导地位在它所处地区和其他地区,都会削弱许多国家的主权。”这个战略要求在亚洲地区打造更强有力的传统联盟和新的伙伴关系,来面对地缘政治竞争,并就此提议了一项新政策:限制签证,以防止外国人盗用知识产权,特别是前往美国学习科学、工程、数学和技术的中国人。以商业利益挂帅的特朗普政府不止一次点名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其实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大量资源投入敲响警钟,这受到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深度关注。特朗普政府在谈论对华贸易不平衡时,也经常影射中美之间的科技较劲,包括中国国务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包括 203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中国政府准备导入1000亿至1500亿美元打造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宏伟目标为实现2025年中国产业所消耗芯片的70%为国产,到2030年在各类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装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美之间现在已经进入了日益白热化的科技竞赛,牵涉的不仅仅是科学研发、商业创业,更有军事和政治。在这场中美的科技竞赛里,中国能够如期“蛙跳”而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吗?同时,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导向,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就业、拿签证,是不是有所影响?对于“科学无国界”的理念和中美之间科学的研究交流,会不会造成打击?我想谈论这些问题,没有人比数学家丘成桐更有资格了。丘成桐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界泰斗,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概念,成为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础。丘成桐在198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1994年得到克拉福德奖,2010年成为第二位获得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特别想听听丘成桐对于中美科学竞赛的看法,因为他目前也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对于美国和中国科学界以及教育界,都有第一手的亲身体验。长久以来,丘成桐批评中国的大学基础科学教育薄弱,我很好奇,中美目前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多方面的竞赛,会不会由于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而受到影响?另外,中国学生现在会不会趋向于更容易套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用领域,而抛弃了基础科学中的数学和物理?这是我和丘成桐最近做的一次对谈:刘裘蒂: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是“中国特色”。您认为科学无国界吗?还是中国的科学界将会以一种“中国特色”发展?如何描述这个“中国特色”在科学研发中的体现?丘成桐:基础科学总是合乎自然界的规律,放诸四海而皆准,确是没有国界。至于科学的应用,因时制宜,因地而改变,可以有地方的特色。但是基础科学的范围宏大,一群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品味,在选择硏究对象的时候,会受到文化气息的影响。文化深厚的国家,往往对基础科学会有更深入的贡献,但是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全球菁英荟萃的地方,因此也受到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说,在美国产生的科学文化,就长期地引领世界多方面的发展。汉朝、唐朝、宋朝的科技曾经领导全球,却是以应用为主导。另一方面,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以后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对近代科学却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因此应用科技的发达远远超过古代中国,其间的发展,受到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文化的深度影响。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早期也深受欧美的影响,例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钱学森、陈省身等人,都受到欧美大师的教育。解放以后,开始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华罗庚和陈景润等人就受到俄国大师维诺格拉道夫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现在正在摸索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成熟。刘裘蒂:20世纪期间原子弹的发明过程,就是一个多国之间的科学竞赛。您认为现在科学的研究,是不是避不开国防、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敏感考虑?丘成桐:良好的基础科学,对于科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对人类文明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例如核子物理的学问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但是也可以去产生原子能,解决世界能源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要有效地控制科学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灾难。举例来说,现在很火热的人工智能以后必定会在战争上受到大量应用,可以大量地毁灭人口,必须受到控制。刘裘蒂:特朗普最近在演说中提到对于中国科学学者的防范,因为他们可能对于美国在知识产权及国家安全方面产生威胁。其中被点名的领域包括了数学,为什么基础科学如数学被点名?丘成桐:现在的特朗普政府不欢迎某些国家的科学家的政策,违背了美国开国以来立国的精神,不受到美国名校的认可,我认为他们这个立场必定会改变的。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数学的硏究采取什么态度,有可能注意力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不在基础数学。数学是基础科学之母。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特朗普政府才注意它。刘裘蒂:根据您的观察,美国现在已经收紧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求学和就业的签证吗?丘成桐: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可能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哈佛大学有办法吧。刘裘蒂:我也听人说,在中国拿了“千人计划”的头衔、或是项目资金,便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据您了解,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情况?丘成桐:我的朋友说在网上有很多华裔学者表示有这个可能性。其实在三十年前,华裔学者和学生刚开始到美国时,美国的情报局就会问我: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每半年就问我关于我的几个学生,例如曹怀东、田刚、李骏等人在干嘛。刘裘蒂:从李文和、陈霞芬、到郗小星,不少华裔学者在美国遭到法律上的诬陷,目前在美国搞研究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人心惶惶?丘成桐:暂时还未达到人心惶惶的地步。但是大家都有所警惕。刘裘蒂: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研究的重点?还有请您“科普”一下,这些研究的方向是不是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有所重叠?丘成桐:我主要硏究的对象是几何学及微分方程,它们和弦理论、广义相对论、及一些应用数学有关。刘裘蒂:您现在在中国带什么样的项目和学生?每年在中国待多长时间?丘成桐:我今年在哈佛休假,6月以来都在中国,也讲课,也带学生。刘裘蒂:在中国受到政府或是企业的赞助吗?丘成桐:最主要的精力是在清华大学的数学中心,还有科学院的晨兴所也花了我很多工夫,各有突出的成就,已经领先全国。我在浙江大学也有个所,一直以来做得很成功,十多年前就将浙江大学的数学排名提升到全国第三,但是这十年来,由于人事的变动,浙江大学只给这个所每年经费200万元,在这种微弱的经费支持下,这个所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现在浙江大学数学也因此排名第十以下了,甚至不入教育部的第一流标准。刘裘蒂:谈谈中国现在的双创环境,是不是“创业”多于“创新”?丘成桐:创业多过创新。刘裘蒂:在创业的环境主导下,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国学子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热门、可以及时套现的“实用”领域?丘成桐:创业有多方向,没有基础科学和理论的支持,你说的国内最火红的应用科学,恐怕只是跟着欧美来发展,难以理解为中国特色。刘裘蒂:您曾经评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现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这对中国在想要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蛙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丘成桐:现在还很是薄弱,但是比以前好得多了。所有具有深入和长远前景的科技,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持。中国对于理论的投入还是不够。刘裘蒂:去年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投入发布了白皮书,受到《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经常抨击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投资。您觉得中美已经展开全方位的科技竞赛吗?丘成桐:美国在科学上的投资和基础,已经比不上从前,但是还是远超过中国,暂时中国的科技落后美国,还谈不上竞争,我们还在学习。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走正确的方向,找到大量一流的人才,不单单是中国海外留学生,还有非华裔的学者都开始到中国来工作,我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会有大改变。科学研究的竞争,只要是公平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对大自然界的了解来进行的,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去批评其他国家在科硏上的投入。刘裘蒂:所谓的中美科技竞赛,对于像您这样在两边有项目的学者,不论是在接受赞助或培育人才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顾忌?丘成桐:在纯属硏究基础科学上,没有顾忌,只要有好的经费,在美国和中国一起做,应该没有问题,至少中美的高校都认可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是双赢的事情。刘裘蒂:请您谈谈目前中国和美国进行科学竞技时的优势和劣势。在哪些领域,您认为中国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丘成桐:美国在大部分科技上,仍然领先中国,但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很成功,基础已经打开,要迎头赶上,并不困难。要看政府用人用经费,处置得当,短期内可以在很多项目上,挑战其他国家的科技成就。至于什么项目最容易超前,杨振宁先生20多年前就提出:数学是最容易超前的,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即使到今天,这个看法还是正确的,但是一些中国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却误导了数学的硏究方向,急功近利,在基础数学还没有打好基础前,就全力去发展比较不踏实的应用数学的一些分支,结果应用数学也没有做好。这种做法和成功的美国名校的做法背道而驰。所以要超前,需要有深度的看法。要领先世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向是可以达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数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数学所已经达到世界前茅。刘裘蒂:中国要在中美科学竞赛中超前,必须在教育和行政方面,做怎样的变革?丘成桐:要打破院士专制的传统,打破官僚做法,打破外行领导内行的作风。刘裘蒂:作为学者,您期待看到中美之间在科研方面如何地合作?丘成桐:中美友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是个双赢的局面。希望两国领导们以这样的原则交流。其实中美在学术界上早已有密切的交流,希望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停摆。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1月5日
2018年1月9日 -
【海外网】中国成为英美之后全球最热门留学目的地,印度学生也服气了
近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随着全球化发展出现新趋势,逆全球化的兴起和美英等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收紧导致2016-2017学年赴美国际学生1,078,822人,同比增幅3.4%,与上一学年的7.1%相比降幅超过一倍。 与此同时,在全球留学和中国留学市场出现各种新态势的情况下,来华留学也呈现出新特点。据统计,2016年中国接受的来华留学人员达到442773名,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 据《印度时报》1月7日报道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印度赴中国留学的人数已经超过原先留学生最热门的英国。仅2016年,共18171名印度留学生前往中国留学,超过同年去往英国的18015名留学生。12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竹西社区开展“冬至饺子宴共享邻里情”活动,邀请辖区外国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包饺子(图源:新华网) 除印度外,其他国家国际学生来华人数也日渐提升。据统计,韩国持续成为在华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和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紧随其后。十年前,中国还不是大多数国际留学生的目标,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突飞猛进,中国每年吸引大量留学生。“一带一路”支持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中国能够吸引更多国际留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公认的商业大国,也成为全球关注的创新中心,中国“智造”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印度学生来华留学的热点专业也从医学逐渐向工程学科方向转移。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的各项开放政策支持,来华留学生同比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为韩国、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随着更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这一区域国家来华留学还将有较大增长。“双一流”建设护航 随着中国“双一流”学科和高校建设的推进,中国高校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双一流”建设对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有着积极作用,对于推动中国高校加快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俱乐部”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THE)最新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有63所大学跻身前1000位,其中北大和清华更是进入前30位,充分证明中国高校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此外,众多来华留学生认为,学费问题也成为吸引国际学生的一大原因。相较于美国留学的高昂学费,进入中国顶尖大学进行学习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费用。具体来说,2016年至2017年就读美国私立大学平均需要花费45370美元,但在清华,每年平均仅收费7500美元。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为在华国际学生提供的留学补助,以及丰富的奖学金项目也促使众多海外留学生申请中国的高校。“文化出海”助力 谈到海外留学生来华,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和汉语在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选择来中国读书的留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近年来掀起的“汉语热”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汉语学习“大军”。中国的影视作品及网络文学的成功“出海”也让更多的外国人接触并喜欢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今年来增长明显,大多数留学生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凭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爱,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将目的地选择为中国。 除上述原因之外,“离家近”“英语教学普及度高”等原因也成为众多国际学生,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来华进行学习的原因。但究其根源,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领域交流合作是其中的根本原因。来华留学生的增长,不仅仅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还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文章选自海外网,2018年1月8日
201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