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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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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变迁与转型 华侨华人成为国际移民重要组成部分
中新社北京6月10日电 （周乾宪）全球化智库（CCG）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9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指出，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来源国、第二大侨汇汇入国。 “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提到，中国人移居海外主要有三次大的浪潮。前两次源于西方人进行贸易扩张和殖民地开拓，对中国商贩和劳动力需求巨大，形成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格局。 “第三次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形成了‘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态势。”赵健说，早期的华人移民最擅长餐馆、理发和建筑这三种职业，而年轻一代的“新侨”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律师、医师、工程师成为他们新的职业追求，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亦不断加深。 报告中提到，根据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2015年，世界各地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964.61万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是中国大陆移民的五大目的国。同时，前20大目的国中有7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告诉中新社记者，“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历史发展迥异，文化政治经济皆不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会也各有特色和优势。 因此，张振江认为，应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以华人社团、华文媒体作为支点，分重点、有层次、张弛有度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还显示，目前，中国移民迁出量增速放缓，移民美加英德的人数连续下降。 “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对国际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道。 他表示，中国出入境政策创新成果卓著，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不断发展，入境、过境制度更加便利与完善，出入境人员统计门类增加，近期还正式组建了国家移民管理局。 其中，外籍华人获得不少专属条款。例如，今年1月22日，公安部推出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外籍华人出入境签证由之前最长1年放宽至5年内多次有效。 又如，2016年公安部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对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长期创业的外籍华人提供申请永久居留的便捷通道。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美籍华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对记者说，如今，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不仅可以当“海归”，也可以是两头跑的“海鸥”和“海燕”，以自身便利的各种形式到中国创新创业或者离岸“孵化”，既调动了华侨华人的热情，也为中国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10日
2018年6月12日 -
朱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亚太地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并在人力资源上紧密相连。尽管还存在一些闪火点，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议、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该区域在全球政治已经显著发展为新的权力中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亚太地区在21世纪作为重要巨头的潜力。但是，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繁荣和稳定并非是必然的。随着主要国家在亚太地区加强竞争，区域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可信和可行的出路之一，是不断扩大区域的相互接触和伙伴关系。中国于过去20年来就在这么做。 中国同本区域的接触，开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政策。近40年来，中国的经贸措施深获区域国家欢迎。如今，在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当中，中国是19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外交上，没有任何亚太国家不同中国建立关系。就算是南太平洋的岛国，都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外部经济联系。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已经显著超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北京要深化接触的最新举措是“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道、输油管和制造业基地强化连接。“一带一路”无疑是中国要把区域的商务和社会更紧密结合的战略。其发展前景还不明确，但中国要扩大区域影响力的用意则不容置疑。 “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外交语境有特殊的意义，是相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的“中国选择”。北京称之为“结伴”来区别于“结盟”。中国自豪地宣称，自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全球伙伴系统”，来突出中国光鲜的国际形象和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的外交词汇有不同的说法来形容各种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和亚细安在2008年宣称，它们的关系已经从“战略对话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则是“战略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2008年安倍首相第一任期时是“战略互惠互利”伙伴关系。虽然两国面对领土主权纠纷和安全问题的困扰，中国总理李克强2018年5月时隔八年后访问东京时，重申了双边关系的特质。当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有两个：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以及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如何理解中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这显然并非易事。至少，这些不同词汇反映了中国对建设“伙伴关系”的重视。 对于中国而言，建设“伙伴关系”的最大挑战就是同美国的具体外交关系。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北京时，双方一度宣布双方将努力建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这证明是两个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最积极的定义。不幸的是这仅是“昙花一现”。自克林顿以来，没有美国政府愿意用“伙伴”的战略层次来形容和中国的关系。反讽的是，特朗普政府反而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用“战略上的首要竞争对手”来形容中国。 北京和华盛顿难以用“战略伙伴”来形容彼此的关系，形象地展示了两国在合作之际越来越大的竞争。但是，这不应阻止两强在亚太地区承担彼此重大的责任，减缓军事紧张并追求可行的稳定与繁荣的目标。两国军方尤其应当实施全面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的“接触和伙伴关系”攻势积极且持续推行，但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北京的论述，而在于其实质成果。面对各种领土纠纷的反弹、关于其“强势”的指控，以及外界对中国在区域享有优势的困扰，北京更愿意采取谨慎和有建设性的外交攻势。推动解放军在本区域的交流，应该不会导致对其战略意图的误解。此外，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与亚细安诸国取得法律上及战略上的实质进展，也是中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否能真正取得成果的另一观察指标。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中文网，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11日 -
【成都日报】8座国家中心城市留才策略
北 京区域人才协同机制 北京提出区域人才协同机制，以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理念创建新机制。一是强化人才一体化发展顶层设计。如联合制定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重大人才工程实施。二是协同推进区域人才管理改革。如建立跨区域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推动京津冀在人才职称互认、医师多点执业、博士后联合培养等方面开展人才协作试点。三是建立区域人才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如支持组建跨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优质科技资源相互开放。四是构建开放式创新的体制机制。北京实现了区域人才的联动互通，打造了区域人才发展共同体。上 海“四新”经济人才开发工程 上海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新”经济为改革突破口和发展新导向，紧密对接其人才发展，实施“四新”经济人才开发工程。围绕该工程明确提出，探索“产业基地＋产业基金＋产业人才＋产业联盟”四位一体的推进模式。上海充分认识到“四新”的关键支撑点就在于对接的产业人才，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转型的核心要素。天 津向用人主体下放“四权” 天津人才发展的亮点是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向用人主体下放“四权”。具体内容：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用人自主权，即落实招录自主权、聘任自主权、分配自主权、解聘自主权。天津人才新政中的“放权”举措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人才发展服务质量。广 州产业领军人才计划 广州紧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其一大亮点是完善企业人才评价服务机制。如广州向新型研发机构、大型骨干企业、行业领先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用人单位下放职称评审权和人才认定权。聚焦产业领军人才已成为广州人才发展的重点，旨在加快推动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武 汉“城市合伙人”计划 武汉提出了“城市合伙人计划”。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广纳产业领军人才、知名创业投资人和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三类“城市合伙人”。武汉已经把人才作为未来城市吸引企业投资的第一要素，“合伙人”就是将城市优势与外来投资者优势组合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重 庆知识产权人才规划 重庆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市战略中，抓住了人才关注度较高的知识产权问题。其一大亮点就是健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育，增强学生的知识产权及法学素养。推广知识产权人才订单培养模式。重庆人才政策的重点突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人才的支撑性、激励性和保障性作用。郑州“1+N”人才政策体系 郑州自入选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以来，围绕推动“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实施，建立“1+N”人才政策体系，面向全球招揽人才。郑州的人才新政以“智汇”为核心，通过多项人才计划和具体措施形成完整的人才政策体系，这是郑州人才工程的实施基础和保障。西安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2017年西安市政府发布了“西安人才新政23条”。其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最为突出。西安人才发展强调人才的本土化培育，充分利用和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构建激励性的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 （来源：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文章选自《成都日报》，2018年6月6日
2018年6月8日 -
【成都日报】 如何让人才留在成都？
创造更好的环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胡建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这明确了新时代如何留好人才的方向。留才首先就是要努力为各类人才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目前成都人才发展环境是很不错的。但国内部分城市，只重引才，而不重用才，只知道求多求快，而不重视后期的服务和发挥人才作用，这种现象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据调查，在部分二线城市，有抱负的人引进来又走了的情况是存在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的第十九次两院大会上强调：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进入新时代，留住人才，并让人才发挥好作用，关键在于良好的政策环境。所以成都建设国际化人才高地，要立足于提高人才制度和环境竞争力，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立足在硬件软件两方面上，接轨国际，努力营造符合国际规范的产业环境和文化氛围，真正建成一个吸引国际人才的高地和生态系统，让人才在成都生活好，并发挥好作用。 王辉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工作的重视一以贯之，我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新成就，如2013年推出实施的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以及今年成立了国家移民局。近年来，成都推出了“产业新政50条”与“人才新政12条”等系列人才新政，人才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建议成都坚持以新思想为指引，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如在人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才区域发展一体化，人才国际化，评价体制社会化等方面对标一流，借鉴北京、上海、广州等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的经验。总之，在人才发展的下个阶段，要突出人才效益最大化，不光要引进来，还要留得住用得好。 任克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院大会上强调，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留才用才重在发展产业，成都提出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圈与创新生态链，抓住了留才用才的关键。留住人才，关键还在做大做强产业，每年能提供许多优质岗位，让人才留下发挥作用。第二是政策链的创新，人才的引用留培是系统工程，关系到发展的全方面，目前，有些城市还是只注重以单一的财政手段去吸引人才，其他配套政策还没跟上，所以要加强引才之后的政策链改革创新。第三要加强与国家级智库合作，在更高层面呼吁人才政策革新与突破，并努力将一些城市现有的比较成熟的人才改革创新经验，比如成都的，在全国推广。立足世界城市定位吸引全球人才 胡建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人才部署定位清楚、政策举措非常全面，所以在人才争夺战上是有先发优势的。其次，在新时代背景下，围绕成都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目标，要在现有优势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朝着国际化的方向深化改革，除了在国内吸引人才外，要加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留好用好国际人才。 建议成都进一步在世界发达城市的坐标体系中明确自身定位，按照国际化的标准，进一步地提升城市整体水平，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开放的心态，更优越的政策和包容的机制，更和谐的环境推动城市朝着国际化发展，把国际化作为长期系统工程，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同时，加强媒体的宣传，充分利用现代各种媒体和传播技巧，深入宣传提升成都的国际形象。其中要注重在全球有效宣传成都的人才新政与舒适的生活环境。 王辉耀：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契机，发展定位迎来了“地理重构”的新方位，多个成都实践转化为“全国范例”，发展经验作为“中国方案”的重要案例影响“全球价值”，率先走出一条中西部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建议成都继续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打造国际化人才平台。放眼全球，以国际化的视野整合全球资源，不断提升成都城市发展能级。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拓展市场，着力打造以我为主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不断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打造进击世界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此外，城市的国际化首先在于人的国际化，这意味着要为国际性人才“蓉漂”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吸引各类各级人才来蓉创新创业、发展事业。一是打造“校地企”全方位人才合作平台，推动科教成果转化落地；二是打造“产企园”链条式人才发展平台，推动人才项目资本协同发展；三是打造“投融扶服”一站式人才孵化平台，推动人才创业精准支持、靶向对接、综合服务。 桂昭明：据我近期做的9座国家中心城市人才经济指标分析，成都排名第六。总体而言，加强国家中心城市的人才发展建设要着力冲破传统思维，进一步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根据对9座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比较，成都既有优势又有短板。成都的优势是在商贸物流、高新技术基地、综合交通枢纽等方面实力雄厚，以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世界旅游组织评定的“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特别是成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人力基础。以及后备人才，在校大学生数量是9座国家中心城市当中最多的，都有数据可查的。 成都还应补齐短板，比如虽然成都的公共财政科技支出在中西部地区是领先的，高于重庆、郑州、西安，但科技支付占比与北上广这些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建议：一是增加对科技人才的投入；二是增强科技平台的建设；三是加强集聚人才的方略；四是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五是实施更有效的激励措施；六是建立健全人才的绩效评价体系。 高书国：2013年，英国公布的2030年世界50大城市中，将有24个在中国，其中成都名列全球第16位。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要放在国际经济社会和教育未来发展的大视野中来加以谋划。我们在研究中国教育中心的时候，就把上海、北京、成都、西安作为国家教育中心城市来考虑，所以成都应该从国家级区域教育中心的定位来考虑未来城市人才建设和教育发展规划。 此外，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时候要发挥成都的文化教育优势，例如成都在汉朝的时候，出了著名的教育家文翁，宋朝的时候有魏了翁，创办了鹤山书院。当时全国有10所鹤山，面向整个中部包括南京、浙江、江西地区招生，具有很强文化辐射力和教育影响力，是当时中国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之一。所以成都要进一步助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在蓉高校提升国际国内排名，加快建立面向国际具有优势与吸引力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引才留才中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以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模式留住人才 赵永乐：过去一段时期，国内城市人才发展不太重视人才的留与用的问题。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转变了思路，尤其成都在这方面的改革创新是走在前列的。最近据我们研究的西部人才积聚效应显示，四川排在第1位，其中集聚效应第1位，在集聚环境上也是排在第1位。成都是四川聚才主阵地，因此如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成都下一步人才工作的着力点。 一是要向更精细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模式转变。在目前的人才大战背景下，为避免行政资源、财政资源的浪费，首先要考虑建立健全人才引进的目标考核机制，从注重人才数量向注重人才质量转变，在培育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上努力，我注意到成都近期出台了《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2018）》，其中是按照产业发展需要，分类按专业引进急缺人才，这样就能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好地提升城市的人才竞争力。 二是完善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化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现在有种泛化职称评价的倾向是值得反思的，比如农民也要评职称，人才只在单位内部评等。人才好不好，应该市场说了算。以市场为导向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是下一步人才改革的突破口，建议成都朝着这个方面突破，建立更实际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充分释放改革红利，让人才更好地扎根发展。 三是提供更好的人才服务。现在人才服务很多还停留在招聘服务上，已远远不够。人才服务要提升层次，打造“名服务”，努力为创新创业人才凝聚各种生产要素，使创新创业人才到成都后，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持续、迅速地凝聚，使得人才能尽快创新创业，这也是让城市能留住用好具有企业家精神人才的关键。提升“名服务”着力点在产业园区，要在园区人才服务上发力，使各类有利于人才创新的要素有效融合。在新时代不能只就人才说人才，要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才，从整体上推进人才工作的改革创新。 韦智敏：在人才大战的背景下，首先要有整体思维，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城市一味追求引才，而没有深入思考人才发展的后续问题，所以留才要注重整体谋划。第二统筹安排，例如造汽车不考虑堵车，只考虑汽车的销售量，这就叫不统筹安排。所以发展人才开发人才，要和地方经济发展一起统筹安排。第三是重视人才发展空间，吸引大量人才后，更关键的是如何用好人才。这不仅要重视眼前给人才什么待遇，更要重视给人才发展空间。人才来到这个城市，是因为这个城市能圆梦、有未来，所以要在职称待遇、安居生活、培训体系等方方面面来考虑，在人才改革创新过程中更重视扩宽人才发展空间。 陆毅茜：现在成都已经成为国内集聚海外留学生的高地，所以如何让更多的海外留学生留在成都发展也是值得考虑的。有三个着力点：一是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好外国留学生的人力资源，让他们成为成都国际化人才的储备，在学习签证转为工作签证等方面改革创新。第二是提供信息和搭建交流平台，让留学生更好地与本地人融合交流。三是进一步提升成都国际化的软指标，即营造更开放的形象，更包容的文化氛围，更重视尊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人才，精耕细作、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营造国际社区等。 （来源：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与成都日报社共同举办的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论坛上的专家发言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供稿）文章选自《成都日报》，2018年6月6日
2018年6月8日 -
王辉耀：改革开放新阶段与全球治理新格局
本文刊发于《参考消息》，2018年6月6日改革开放搭上全球化蓬勃期的快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此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分几步走，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鼻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便指出：“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他所指的那场2000年前的全球化，正是源自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而自明清以后，中国因相对保守而错过了世界经济的新浪潮，未能主动参与全球化，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改革开放是新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参与全球化，以开放的姿态重回世界经济之林的重大转折。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4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扎扎实实推进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不言自明。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2015年时则是2.27万亿美元，为前者的近233倍。另据世界银行统计，仅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间，中国名义GDP按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9.6％，扩大了9倍多，2016年达到1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2017年5月，肯尼亚女火车司机在首都内罗毕跟随中国老师熟悉操作流程。她们将驾驶由中国公司承建的蒙内铁路上的列车。经历改革开放40年，富强的中国正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孙瑞博 摄）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除了国家在关键时期推动改革开放的远见和魄力之外，也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1978年起步的改革开放，恰恰接上了全球化历史上最蓬勃发展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可谓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准确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让中国搭上世界经济景气的快车，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姿态，不断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能。中美建交40年与全球治理1.0改革开放是中国这40年来最重要的国策之一，而中美建交，则堪称40年来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国际关系事件，巧合的是，今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问美国，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打开新局面，也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的诚意。其后约40年间，中美关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始终存在庞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从经贸领域起步，在长期的接触与合作中，双方几代领导人通过求同存异，推动双边关系稳步向前，并在不断深化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构筑了坚实的相互依赖，也共同促进了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繁荣。2007年，为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标志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引起很大反响。而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长期担任美国总统智囊的著名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强调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他还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在中美关系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美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Kissinger）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的确，中美之间的合作曾给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过去，在中美关系平稳前行的局面下，中国积极参与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并与世界各国携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逐渐发挥作用。其中，作为“五常”之一，中国积极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新力量，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也随着国力的增强而与日俱增。而中国加入WTO，与世界银行、IMF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不仅助推全球化，也通过引进各种新机制、新制度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其中，入世是中国接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里程碑，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不仅大幅降低关税、削减贸易壁垒、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还在不同领域逐渐减少限制措施，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中国积极按照入世承诺，履行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义务，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守信形象。这些努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局面，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入世后更注重学习运用国际市场规则，商业环境更加开放，企业竞争意识进一步加强，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此外，入世使得中国由单向型的招商引资转变为双向型的对外开放，在“引进来”卓有成效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更加坚定。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充分肯定中国与世行30年来的合作成果，高度赞赏世行为全球减贫与发展所作的努力。他指出，中国愿继续支持世行发挥作用，为世界发展进步与繁荣作出新贡献。据悉，长达30年的合作中，中国获得世行贷款和投资承诺超过500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持了500多个项目的建设，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在刚刚过去的上一个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稳住中美关系这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顺利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中。因此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大翻身，另一方面也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和美国一起巩固了第一代全球治理体系，扮演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稳定剂。全球治理2.0与中国的下一个40年在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背景和内涵也已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曾经作为多边主义旗手及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之下，出现重大政策变化，而这一战略转向对全球化、中美关系都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与过去几届美国政府相比，“反建制”的特朗普转向单边主义，不仅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兴致平平，还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接连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挑起贸易争端，伤及世界贸易体系，助长“逆全球化”浪潮。而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态度改变及政策调整，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面临一定的挑战。近期牵动全球市场，一波三折的中美贸易争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全球性变局使得关于中美潜在冲突和全球治理体系崩坏的担忧成为热门话题，哈佛大学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中美滑入战争的危险，“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则认为“金德伯格陷阱”更值得注意，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不仅事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也牵动着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美国白宫资深智囊、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著作《失序时代》（A World in Disarray）中主张建立一个更新的全球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他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霸权”“主导”“超级大国”等词语日渐式微，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哈斯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协作来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确，全球化发展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而哈斯所提出的“世界秩序2.0”已经初见端倪：从TPP,RCEP,G20，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等等，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根基的全球治理体系1.0正在出现朝向全球治理体系2.0的升级换代趋势。在这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中，中国应该，也能够进一步扮演好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的角色。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即指出，中国没有动机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与能力明显弱化的同时，过去欧美领导角色的真空将很有可能由以中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填补。在朱教授看来，中国和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扛起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角色，也正在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动力。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也不断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维护全球化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到：“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为了更好地延续改革开放的积极局面，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和革新中发挥作用，中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困难局面下，对现有这套国际多边机制的尊重和维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中国应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40年来，中国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现在，中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其次，对于全球治理体系2.0时代出现的新机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对于以TPP、TTIP、RCEP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不违反WTO的基本原则，应当以包容的态度，鼓励并乐见其成。尤其对于TPP这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协定，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争取加入，寻求对美贸易战略主动，并进一步展示中国持续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同时，中国还可以推动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量更大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目前，由日、加、澳等国牵头的CPTPP已经完成签约，美国重回TPP的呼声也此起彼伏。TPP和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而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潜力。而若能整合TPP和RCEP，建成完整、统一的FTAAP，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 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也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复兴与深化。再者，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循序渐进的全球化路线。具体来说，中国第一步可以发挥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结合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圈”和重获新机的“亚洲价值观”，中国可积极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深化现有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基础，让亚洲各国的合作迈向新台阶。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亚洲共同体”逐步成熟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获得了扎实的地基和可观的动能。此外，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应该强调对美国、世界的开放姿态。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议、新机制的同时，始终摆出与美国等大国，以及与全球分享、分担、共治的姿态，谨防落入新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上造成新的误解。一方面，中国应该开发更多可与美国优势互补而非对抗的部分，开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这也符合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强调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担当”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的概念，将这些概念精神融入到已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并基于这些概念，发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例如，中国可发起建立国际电商联盟、国际网络空间联盟、国际人才组织和国际智库联盟等新一批国际组织，电商、网络、人才、智库等新兴概念，既是中美各有优势、具备共同利益的关键领域，也是全球化的新潮流，在这些领域提出新倡议，对全球治理机制创新有积极意义。结合以上几点，对现有体系的维护能够避免西方对中国有意颠覆世界秩序的猜忌，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也有利于打消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共同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而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和升级，正是中国通过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对“金德伯格陷阱”的有力回应。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在种种挑战的背后，清晰认识到当前国际环境背后的又一次历史机遇，谋求自身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2.0升级的蓝图和谐统一，走好下一个40年。【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 CCG）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6月6日
2018年6月8日 -
张磊：从新零售的前世今生看创新变革，Think Big，Think Long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导读：2016年，高瓴资本发起设立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携手国内外投资精英和实业领袖，为中国培养价值投资的中坚力量。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由高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先生任理事长，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任院长，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任名誉理事长。 第二届高礼价值投资研习班招生正在进行中。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导师和课程方向，从本周起，我们将逐步分享首届研习班部分导师的讲课内容，今天是第一篇。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年代，过去很多东西还在继续，未来的东西已经来到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思考，怎么从历史的沿革做研究，怎么预知未来，不断地参与到未来的创新创造中去。新零售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这次的课程标题是“从新零售的前世今生看创新变革，Think Big，Think Long”。为什么标题加上”Think Big，Think Long“呢？因为可以从小的格局来思考新零售，但我们希望通过更大的格局来看创新变革，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谈及的地方。 护城河如果从动态、长期的角度来看，首先是创造价值。今天我们讲新零售，可能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价值，也可能是对商家的服务。不管是什么，我的定义就是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这种能力叫做护城河。 从零售的角度看，现代零售的前夜其实是纷繁复杂的。我们做大量的研究，从200多年以前纯粹的小的夫妻店开始，相继发展出连锁店、超市等业态。先有铁路把物流和生产全国标准化。通过连锁超市的业态为大家服务。品牌化的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做品牌的承诺和保证。同时又通过电视、剧集节目使得所有品牌能够做到家喻户晓，增加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几大生态互为一体化才成就了现在的消费零售。 汽车的大量增加使得Walmart得以产生并成为主流，不需要依附于原来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区位了。美国超市的数量和超市销售的规模都出现非常大的增长。 Walmart是美国最早运用高科技，用电脑，用数据的零售公司，不断地把赚到的钱投到科技创新上面。在1987年，Walmart就建成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卫星通讯系统，将所有的店全部连接起来。Walmart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就是BI系统，商务情报系统。研究这个商务情报系统非常有意思，我们通过读历史上的书，找相关的人员访谈发现，当年做的商务情报系统，能够做到任何一家Walmart店的理论成本比方圆3公里的店都低，因为在农村房租成本低。店长没有涨价权，只有降价权，可以立即把商品价格降到和竞争对手一样。Walmart的商情系统每个地区都有几十个人负责搜集。最低的商品价格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想问题。 Walmart坚持EDLP，everyday low price。不搞活动，消费者不需要每天博弈，无论哪天买都不会吃亏，每天都是最低价。这种情况下，没有促销“节日”带来的供应链扭曲、库存奇高的问题，反而把组织建得很简单。 Costco第一是通过membership club会费的机制，让最认真最想买东西的人进店；第二是把供应链简单化，Costco单个SKU采购规模大，价格更低；第三，Costco将商情系统做到了极致，它决定不做商情系统，以最低的价格买进来，然后按成本价卖给消费者，不需要定价；Costco的盈利就是会员费*会员数。 创新的核心是创造价值。Costco做到极致了，在德国又出现了Aldi公司。Aldi的商品没有品牌，几乎所有商品都是自有品牌，又把这种创新推向极致。而且Aldi在互联网还没出现前就采用去中心化管理，所有的店长自己做决策自己的店该卖什么货，总部只是提供采购清单。把现代化的流程与传统夫妻店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店长就是资本方，他最了解周围的消费者，由他来决策应该买什么货。 Aldi的创始人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本质就是创造价值。这个公司还有一个特点，真正的心静，不太关注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只关心给消费者创造的价值。不管别人在做什么，只专注把成本做得最低，效率做到最高，给消费者创造最长远、最深远的价值。 商业竞争要看格局，要看价值，要看到底给消费者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外卖对便利店的跨界竞争就是方便性的价值。我们对方便性做了大量的分析，对店的流量、利润、产品分布等等做了深入的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新消费新零售的概念，是要由品牌带来服务，品牌包含在服务过程中怎么和消费者做沟通的全方位要求。 我们强调运营能力，投资不仅是价值创造，而且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企业里面。无论是上市还是非上市，我们帮助企业一直在创造价值。 为什么我们投资一个传统企业？有两点，一方面从理性化的投资角度分析，在线上流量越来越贵的情况下，线下有很多基本面好的公司，如果能够帮助它们用高科技赋能，它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创造长期价值；它们自身可能不知道，很多线下的公司没有用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思维去考虑问题，浪费了很多机会。另一方面，我有很大的passion，是我们有责任用高科技的力量帮助传统产业，用科技驱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投资本质就是资本和资源的配置，把最好的资本，最好的资源，配置给最有能力的企业，帮助社会创造价值。资本市场要脱虚入实，将资本聚焦在最有能力、最需要帮助的企业。 我们认为我们对社会创造的最大价值就是通过研究发现价值从而创造价值，给社会不断带来力量，把好的资本好的资源配给最有能力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增加核心竞争力，打造护城河，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我们是靠自己研究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把like-minded的企业家、创业者吸引到我们周围。我们把精力用在长期创造价值方面，而不是用在销售能力的培养上。作为投资者，我们在这个时代最有机会给社会创造价值的就是将高科技与传统企业结合，就是不断地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地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Think Big，想大事，想创造长期价值的机会！Think long，想长期的事情，延迟满足，而不是短期的及时享乐。文章选自创事记，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7日 -
毛大庆：新时代海归的责任与使命
毛大庆，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 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5月29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成功召开。以下为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在会上的研讨。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 近年来创新创业的海归企业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不光是技术，更多的是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中国已迈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阶段，海归企业和海归创业人员可发挥多重作用。 一、整合作用。创立国际品牌最具挑战的是文化融合，将中国文化和国际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恰恰海归企业和海归创业人员可以发挥突出的作用。 二、吸纳作用。海归企业要吸纳全球英才，包括吸纳很多非中国国籍的、非华裔的全球英才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桥梁作用。文化挑战是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企业不仅要吸纳资本进来，还要能“走出去”，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而海归企业具有这种文化上的优势，能够认识到文化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合理解决。 四、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根本上是体制机制向着更加高效、公平的方向转变。广大海归在国外学习、工作，对于能够促进创新生态建设的体制机制环境深有体会，他们对于改革社会治理非常具有优势。 五、促进民间外交。广大海归群体已活跃在各国政府、民间组织中，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利用好广大海归的国际联际能力，可以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民间外交力量。 总之，在新时代，人在哪里发展并不重要，关键是心向祖国，为国家建设出力，这是庞大的新生力量，对于国家的外交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2018年5月39日
2018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