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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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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金鑫：依托“一带一路”形成大开放格局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学者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责无旁贷。当然，我们也要听听国外学者的声音，从不同角度总结经验和成绩，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提供借鉴。 最近我们在与国外智库交流时，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40年很关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值得庆祝的。在改革开放40年的规律总结方面，他们的一些认识对我们很有启发。 改革开放具有世界意义 不少国外智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摆脱贫困，本身就是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在减贫方面的骄人成绩对全球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减贫经验和巨大成就，任何有良知的人，无论他对华友好还是不友好，都不能视而不见。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向国际社会敞开了我们的市场，这也带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三是中国40年来保持长期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基本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国际学者从这几个角度分析我认为是很好的视角。 当然，40年来，找们成功的经验很多。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中国的改革是综合性的改革，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规模之宏大、领域之广泛、程度之复杂、成就之卓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经济上，中国注重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均衡发展，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注重调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注重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注重把握好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点。政治上，我们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为中国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我国擅长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一以贯之地加以推行，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把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政策取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国通过拥抱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现代化。 在看到我们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很多国家开始内顾而不放眼全球，区域合作呈“碎片化"趋势。有的专家认为，现在可能是二战之后最混沌的状况，变乱、失序和不确定性可能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关键词。同时，我们自身发展也遇到了不少瓶颈，发展受到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调结构、转方式。 中国企业要苦练内功 下一步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就是“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大开放格局。具体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要在“双适应”上下工夫。一方面中国要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世界要适应中国的发展趋势。现在中国人每年一亿多人次到世界各地旅游，美国很多州长都没到过中国，国际社会要更多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动因。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党100周年。为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我们需要用国际社会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介自己。我们的介绍要客观，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好的故事"，也要讲我们面临的困难、困惑和挑战，讲我们“成长中遇到的烦恼"。既客观宣传我们取得的成就，又避免外界炒作“中国威胁论"。要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放心，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当然，我们也不会照抄照搬国外模式。 第二，中国企业要苦练内功，强身健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许多要归功于中国几代企业家的努力与贡献。我们的企业家一方面要自信，另一方面，要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有清醒认识。在全球化时代，未来我们企业面对的挑战很多，外部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乃至利益碰撞和摩擦，可能会转嫁和投射到我们走出去的企业身上。我们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置并不靠前，给国际社会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还不是很多。我们期待的高质量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群体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在一些行业领域是单打冠军，但在很多关键性领域还不是，离全能冠军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国经济要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国际上的大品牌、优质品牌还不是很多。虽然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很强，但企业在建管运一体化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够，管理、运营方面还需要加强，尤其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与国外社会组织、与当地社区打交道的能力需要增强。大的企业，国企、央企能力比较强，但小巨人的企业还不是很多，德国、日本当年很多小巨人企业是细分行业的龙头，这方面的能力我们要增强。 “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 第三，国际国内要“两结合"。要确保“一带一路”行稳致远，须在三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要处理好和国内发展战略的关系，“一带一路”主要是面向国际的开放平台，但是要带动中国国内发展，尤其是要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怎么协同得更好，下一步要加大力度破题。 二是“一带一路”要带动中西部地区和沿边省区共同发展。要把我们在边境省份设立的跨境经贸合作区、跨境产能示范区、跨境旅游示范区打造成精品，形成示范，推动中西部地区深度向世界开放。 三是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一带一路”不光向西延伸，也要向东发展，既面向发展中国家，也向发达国家开放。我们要和发达国家共享“一带一路”，这样可以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引进来，我们还没发展到不需要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化和本土化方面，需要向国外跨国公司学习经验。在华的外资企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企业比较熟悉，可以探索和中国的企业共同走出去，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三方共赢的合作关系。【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 CCG）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7日 -
龙永图：在对外开放新阶段看中美贸易摩擦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近期也正值国际贸易摩擦的敏感时刻，未来之路如何走，我们需认真总结过去40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可分三阶段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经过20年左右的准备、发展，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第二阶段是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起点，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第三个阶段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巨大的影响非常值得研究。 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今后如何走，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全球化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新的对外开放阶段，许多经济贸易政策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理应做出相应调整，做到出口和进口并重，但在进口方面应该做出更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出要主动扩大进口，可见这一调整的重要性。 中美贸易在谈判当中取得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大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这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 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 中美两国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积极研究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和结构性原因，也要让美方从自身经济结构上寻找症结所在。 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以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为什么中国对美国有如此大的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放开贸易经营权，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被一两百家国有外贸公司垄断，加入WTO并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都能自主地进口、出口，如此一来，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在力量被迅速激发，使得中国的出口出现井喷，并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WTO协定对中国极其有利的方面是开放措施激发了国内改革的力量，释放了中国长期被束缚的进出口，尤其是出口的冲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成为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了解，中国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并解决了很多改革的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的确需要调整。过去注重出口创汇，中国的出口现在支撑了8000万人的就业，中国在全球有庞大的市场，现阶段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出口。但中国将来要更加注重并促进进口增长。中方扩大对美进口，并非对美国的让步，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贸易政策在当前形势下进行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中国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市场庞大，人们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国家必须满足这样的需求。 贸易政策上的调整，不仅仅反映在贸易行为上的改变，老百姓的理念也要有所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和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关系，任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必须依托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所以，中国在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以后，贸易政策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调整，继续疒大进口。 贸易谈判要实事求是 就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而言，我们始终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人来势汹汹，还派了一个豪华经济团队来华，似有大军压境之势。此外，特朗普也说了许多狠话，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仿佛要演变成一场战争。还有人期待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舆论上认为两国将要大战一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大变化，开始以强硬的、强势的行动试图阻止中国崛起，引发了国内乃至全球巨大的焦虑。 目前，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重要判断是我们是否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动摇，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一场小小的中美贸易冲突。所以，我们首先应从战略高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坚信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此外，一定要从战略高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才可能不动摇党和国家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 最近，中美两国代表团在贸易谈判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务实的成果，证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经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和官员绝不能被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原则性问题。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在谈判当中，强硬是最简单的。而真正的强者一定是具有一流的专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对外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 CCG）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7日 -
于勇：“五个转向”，推动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理事简介于勇，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节能减排”转向“绿色制造”——从“立足国内”转向“全球布局”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在《中国冶金报》5月30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阐述对钢铁行业如何抓住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五个转向”推动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掌握工作主动权，首要任务在于看大势，站在更长的历史周期和更广阔的经济领域，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属性，正确判断经济发展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历史新方位做出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快速赶超，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装备、工艺和技术，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最职业的产业工人和全新的绿色制造理念，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极大增强了我们在全球任何一个区域与任何一家企业竞争的自信，这是值得我们这一代钢铁人自豪的。 进入新时代，随着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窗口期”。这迫切要求钢铁行业把握宏观经济领域发生根本转变的深刻内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选择发展路径、实施发展举措的根本要求，把握好“五个转向”，推动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转向期，最大特点是数量速度要“下台阶”、质量效益要“上台阶”。“凡属过往，皆为序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是从短缺经济起步的，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填补“数量缺口”。钢铁工业作为基础产业，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绝大部分钢铁材料，有效支撑了下游用钢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产业迈向中高端对钢铁工业有效供给水平提高的迫切需求，不再是“量大面广”的同质化产品，而是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为主，主要任务是填补“质量缺口”，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企业和产品———这既是钢铁工业作为国之基石，支撑国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与担当，也是抓住这一历史“窗口期”，构建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新一轮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走产品高端化路线，以客户结构的优化推动产品升级，实现了品种结构的快速提升和效益空间的强力释放，找到了河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自信”。以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为例，2014年至今年第一季度，河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品种钢比例从29%提升到70%，成为河钢历史上品种结构提升速度最快、幅度最大的时期。河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电板和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实现了“整车造”和知名家电品牌全覆盖。 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必须看到，传统制造业大干快上的规模扩张时代已经画上了休止符，未来产业发展将是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新形势下，市场、企业、客户之间所有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唯有主动适应变化尤其是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才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未来，在钢铁业庞大的流程中，产品本身只是一个末端价值链，流程各道工序、各个中间环节都将成为创效链。河钢将持续推动“两个结构”向产业中高端进阶，加强与高端客户的战略合作，在进入高端领域、参与重大工程中锻造品牌实力；同时抓住我国正处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这一关键的历史机遇期，深度嵌入下游及新兴产业，建立跨界材料方案研发机制，打造先发品牌优势，快速推进转型升级，加速向钢铁材料解决方案和综合服务商转变，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临大势贵乎顺而有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变革”，从根本上就是要突破创新能力的“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到来，倒逼企业把更多的精力从“增量”向“提质”转移，客观上为实现“质的飞跃”创造了前提。将最优良的资源配置到产线上，把企业多年来积累的技术、人才、创新能力、改革以及管理能力进行总释放，这本身就是一种全要素的总动员，对资源重新配置、流程管理梳理再造是一种极强的推动。以河钢为例，十八大以来，围绕“市场”和“产品”这两个关键词，河钢推行了一系列管理体制机制变革，营造出了全员关注市场、关注用户的氛围，更以客户结构的调整直接带动了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点赞的国产大飞机C919、神舟载人飞船、“嫦娥”探月工程、“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等诸多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国内外重大工程上，河钢产品得到广泛应用。 产品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快速进步，依托的是河钢技术创新实力的迅速提升。而这种提升，得益于汇聚全球技术创新要素，与中科院、东北大学、昆士兰大学等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和西门子等高端用户广泛开展创新合作、持续打造的全球技术研发平台。“十三五”期间，河钢承担和参与了15个国家重点科技专项项目，参与国家重大需求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能力显著提升。从“节能减排”转向“绿色制造” 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布局。对钢铁行业来讲，首先就是要深刻思考资源-能源约束、环境-生态约束等带来的挑战这一战略性命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更为高远的迈向绿色化、智能化等的深层次命题。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宏观上讲，钢铁行业迫切需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通过总量调整、工艺升级等措施来解决区域环境容量不平衡、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推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微观方面，需要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发更高强度、更好性能、更长寿命的高效绿色钢材产品，全面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体现出钢铁工业的绿色低碳价值。应当说，随着自然环境约束的收紧和社会对环境认知的加深，实施绿色制造，生产绿色产品，实现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从“立足国内”转向“全球布局” 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的深刻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我们须加快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钢铁产业是全球性配置资源的产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最成熟的基础产业之一，也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基础产业之一，中国钢铁早已深深打上了全球资源要素互补和产业链协同的烙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世界钢铁产业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快速发展的中国钢铁产业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钢铁企业也需要在国际化进程中，借鉴世界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完善提升我们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受益者之一，2018年，河钢将依托已经初步形成的全球营销服务和投融资平台、全球钢铁材料制造平台、全球技术研发平台，持续提升国际化发展质量，推动前沿技术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把“大有可为”的利好环境变成“大有作为”的发展平台，在擘画新的发展蓝图中砥砺前行。 “不善驭者畏如虎，善于驭者驾如龙。”增强发展质量优势、形成新的具有战略制高性发展模式的“机遇窗口”已经打开，钢铁工业蕴藏的所有潜力活力，都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擎激发出来。迈向新的阶段不可逆，紧迫发展任务不能等，当前最需要的“有为”，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对钢铁行业来说，就是要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向以创新驱动、全要素总动员发展转变”，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文章选自河钢集团，2018年6月1日
2018年6月6日 -
【Global Times】Trade consultations make positive, concrete progress
Trump’s capricious attitude still arouses concern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He (center) chats with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center left) during a photo op after their meeting at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in Beijing on Sunday. Photo: AFPChina and the US delegations made specific progress on Sunday in sectors including agriculture and energy, and toward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previously agreed consensus in Washington.Details will be confirmed later by both sides as the delegations concluded a third round of trade talks in Beijing on Sunday following Washington two weeks ago and Beijing in early May. Led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the US delegates met for two days with the Chinese side led by Vice Premier Liu He."To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in Washington, the two sides have had good communication in various area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and have made positive and concrete progress while relevant details have yet to be confirmed by both sides," the statement said.All the economic and trade achievements negotiated by the two parties will not take effect if the US still goes ahead and introduces tariff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side on Sunday, the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All the trade achieve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e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launch a trade war," the China statement said.China’s bottom line was to avoid a trade war and it was also the precondition for real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rade talks, Bai M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eijing-based international market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Sunday. "China’s statement is targeting Trump’s capricious attitude toward bilateral trade disputes, which has aroused much concern," Bai said.The US will impose a 25 percent tariff on $5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from China containing industrially significant technology,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the Made in China 2025 program,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US government on May 29 just before Ross’ China journey. The final list of imports will be announced by June 15, the statement said.Separately, by June 30, the US will issue its proposed restrictions on investment related to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seeking to acquire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White House said.The weekend talks may have marked a step forward, but the face-off, contrary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ached on May 15-19, shows there is a way to go for both nations, Bai said.Both sides communicated wel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hen Liu led a delegation to Washington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nsultations with the US side, Xinhua reported.During the Washington talks, China and the U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May 19, vowing not to launch a trade war against each other.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released on Sunday, China agreed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so as to meet the consumption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ropel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Consensus was most likely to be reached first in agriculture and energy, Bai said, as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ption market, relies on imports in these sectors. The US is aiming for a $375 billion reduction in it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China was sticking to its development path by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ncreasing import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aid Huo Jianguo,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But risks and challenges remain for China, Huo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Sunday. "For example, the US side might not repeal the announced tariff and investment restriction plan when Ross returns to the country or it might pursue more offers from China." That was why no concrete agreement was disclosed when the Beijing talks concluded Sunday, Huo believed."The US has time to consider whether to accept the negotiation results, but Ross seem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revealing a positive attitude," Huo said.The meetings so far "have been friendly and frank, and covered some useful topics about specific export items," Reuters quoted Ross as saying on Sunday.From Global Times，2018-6-3
2018年6月6日 -
【一虎一席谈】人才争夺战 谁是最后的赢家
人才争夺“人才争夺战”，招贤政策哪城强？“抢人”门槛为何一降再降？【视频在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做客《一虎一席谈》，与主持人胡一虎及在场嘉宾，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思想交锋。文章选自一虎一席谈，2018年6月2日
2018年6月5日 -
王辉耀：国际人才引进亟须提升服务效益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仍在探求未来发展之路，而人才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展开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而国家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早已开始，许多国家对引进国际人才高度重视。我们都知道“钱学森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说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寻求国际人才的专门机构，如“联系新加坡”“德国学者组织”“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等。美国、德国、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寻求人才方面的做法格外突出，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也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虽然起步较晚，中国也逐渐加入国际人才的争夺之中。2000年以来，一些中央直属企业的高管职位开始尝试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08年我国启动了“千人计划”，截至目前，该计划已分12批引进6000余名高层次学科带头人、产业带头人和创新创业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中国引进国际人才在质量和数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结合新的情况逐步调整国家人才计划。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修正案指出，如果学者个人参加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人才计划，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国防部的教育或学术培训以及研究经费，中国的“千人计划”被修正案的提出者、众议员迈克·加拉赫（Mike Gallagher）拿来做了例子。无论这一修正案最终会不会被通过，都说明我国的“千人计划”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引进国际人才的工作将面临更多的严峻挑战。 我国的国际人才战略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但也有一些地方和环节需要再完善。以“千人计划”为例，该项目没有专门针对55岁以上的资深海外人才的计划，人才的长期留存、承诺落实情况等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此外，高额的个人所得税等也是国际人才引进的一大阻碍，相比韩国36%、日本37%和新加坡22%的最高税率，中国45%的最高税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引进国际人才工作的竞争力。 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打赢国家间的“人才争夺战”，前期把国际人才引进来很重要，后期让这些人才真正用得上和留下来同样重要。这就需要了解国际人才运行的规律和国际惯例，及时把握和调整国家的人才政策。 我国人才引进前期工作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国际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还需要各部门积极协调。目前“千人计划”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并由中央组织部、人社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组成，而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需要更专业、更集中的部门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在此过程中要努力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人才来华后的配套服务工作需要进行专业化操作，这些都需要更高层级的部门来进行高度统筹。 同时，引进高层次资深国际人才应当进一步放宽门槛。目前“千人计划”有年龄不超过55岁的限制，且没有专门针对55岁以上资深海外人才的计划。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大批优秀高精尖留学人员，一些留在海外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们大多超过了55岁，希望回国发挥作用，但在年龄问题上受到政策限制。为此，应当加大吸引海外顶尖人才的回流力度，出台“资深人才计划”，吸引55岁以上资深海外人才来华。 对国际人才的后期服务工作也十分重要。充分的研究经费、有国际竞争力的收入和权益、充分的研究自由，是发挥人才作用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引进国际人才只是开始，把高层次国际人才留在中国，才是打赢国家间“人才争夺战”的关键。美国对他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反击”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国际人才所在国的背景和对人才流动的规定，提前做好预案，如提前了解所在国的人才流动政策，对“千人计划”专家因无法申请到所在国的经费而给予一定的补偿等。 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人才市场对国际人才有其“全球定价”，特殊人才需要特殊待遇。对于一些国内紧缺、社会发展急需的国际人才，引入时要采取灵活的薪金制度，可以考虑以高出国际同行水平的薪酬待遇，以聘任制进行专才专用。国际人才引进之后，要兑现引进人才的政策和承诺，还要解决包括归国华人在内的海外专家在国内的退休待遇问题，建立外籍人才社会保险机制。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6月3日
2018年6月5日 -
朱民：八条具体措施建言中国金融市场再开放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导 读“相对于庞大的资本体量，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与之并不匹配，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我们资本市场的要求。”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PSF-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之主题晚餐会上说。此次晚餐会主题为“新时代：金融开放的机遇与挑战”，由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PSF）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举办。此次活动还是CF40和PIIE联合主办的第七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的系列活动之一。朱民在此次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就银行业而言，2007年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达到最高，为2.36%，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26%。“很明显，这个数据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还是设置了很多条款，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他说。他还提到，当前中国债务率已经达到220%，超过国际上200%的警戒线，但朱民认为，中国并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有结构、资源配置和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却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他说，与十几年前相比，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不完善。如何改变这种效率低的情况，在朱民看来，可以通过金融再开放促进竞争，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确保金融结构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业如何再改革、再开放？朱民认为，主要措施可以总结为八点： 第一，开放金融市场准入，这是基本问题。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第二，广泛开放金融业务。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第三，金融服务开放。第四，资本市场开放。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第五，银保监会推出最新开放政策，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第六，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完善境外股东条件，明确境内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变更导致内资证券公司性质变更相关政策。第七，要建立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最后，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实际上，这些措施也在不断落实推进过程中，根据4月中旬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今年内将落实11项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 此外，在PSF-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之主题晚餐会上， PIIE安东尼·所罗门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也发表了主题演讲，我们后续将发布其演讲内容，敬请期待。中国金融市场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金融再开放的核心理念是，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再开放的目标。四十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第一，银行业的发展。1996年，按资产排名的全球前20大银行中，中国只有工商银行一家银行入选。从利润来看，1996年最赚钱的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只有中国银行一家银行入选；2016年，最赚钱的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有9家大型银行入选，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一，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1993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基本为零。15年前，债券市场占比基本为零。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11.3%，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债券市场、第三大保险市场。2011年，中国的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率为45%，2016年上升至65%，提高了20个百分点。虽然这一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明显落后于日本、美国，甚至远落后于韩国，但是增速很快。国际化程度滞后，债务水平高但是，相对于庞大的资本体量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与之并不匹配，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我们资本市场的要求。第一，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就银行业而言，即使是最高点2007年，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也仅为2.36%，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26%。2016年QFII持股数量占A股比重仅为1.15%。2017年，境外机构在国债和金融债市场占比是2.44%。只有保险业，外资保险在中国保险业中的占比稍高一些，最高点是2015年的数据，6.9%，2016年降到6.1%。很明显，这个数据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还是设置了很多条款，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第二，中国的债务水平总体偏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高债务水平可能导致金融风险。日本、泰国、美国、西班牙，分别在债务达到220%、180%、180%、120%时发生了金融危机。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但是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这有结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却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十几年前，1块钱人民币的贷款可以生产1块钱新增GDP，但今天要4块钱的贷款才能增加1块钱的新增GDP，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贷款的依存度还在上升。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不完善。此外，中国还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如何配置高达46%的储蓄率，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上升制造业下降，金融业如何服务新时代经济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中国金融再开放的具体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业需要新改革、再开放。第一，开放金融市场准入，这是基本问题。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第二，广泛开放金融业务。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第三，金融服务开放。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第四，资本市场开放。争取年内开通“沪伦通”。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第五，银保监会推出最新开放政策，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我们放开金融市场，放宽外资机构设立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让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还要应该看一下金融开放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情况。通过比较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是银行业为支撑的。第六，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完善境外股东条件，明确境内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变更导致内资证券公司性质变更相关政策。第七，中国要建立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措施包括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监督和金融监管双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系统，实现风险监管的定量化和程序化；完善监管法律体系。最后，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市场化资源配置、丰富资本市场层次、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总结来说，经过四十年的开放，中国金融业强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新金融要求。通过金融再开放，可以促进竞争，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确保金融结构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中国特色金融模式。文章选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8年5月22日
201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