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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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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Jobs hot in China, with a catch
A recruitment fair sponsor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attracted foreigners in Beijing. The number of foreign employees could grow, experts say.[Photo/for China Daily]Foreigners drawn by good salaries, but competition can be intense, narrowing one’s chance for offer.Large increases in pay and better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two main considerations that draw job hunter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hina, according to some recruiters and experts.Audrey Deng, a recruitment manager with more than eight years experience at recruiter Spring Professional, said Chinese employers are willing to double salaries to attract overseas talent, plus pay subsidie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ousing."Chinese companies are in their golden time of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career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talent," Deng said.According to Expat Insider 2015, the InterNations Survey, China only ranked 38th in overall reviews but it ranked fifth in terms of income and 17th in terms of career development, hig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Wages offe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appear to be helping companies attract expatriates who want to flee the salary freezes and rampant unemployment of the debt-stricken West.Robert Parkinson, CEO and founder of RMG Selection,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organization that focuses on China, said the perception that working in China is a hardship has changed from years ago.Many expatriates have found the fast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xciting. Ash Sutcliffe, a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in Zhejiang province at Geely Holding Group, which owns Volvo, said the 30-year-old company still looks like a startup company because it is developing fast and has a young staff.“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14 years. I am 31 years old and the oldest member of my team. All my Chinese colleagues are open-minded,” said Sutcliffe, who hail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By the end of 2012, there were more than 240,000 foreign employe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up 17 percent from 2007,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figure is not particularly high, and it has potential for further growth.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said the number of people born in foreign countries who live and work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rose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between 2000 and 2013, and now accounts for about 0.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Even so, the job market will not necessarily embrace every foreign job seeker. Human resources insiders said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with more specialized skill sets and knowled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or industrial processes will be in great demand, while upper management level and entry level positions will shrink."The term of work assignment for the upper management level is longer than before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learning curve. If you have them in China for three years, you are not getting any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 Parkinson said."As for entry-level jobs, I think many foreigners want them but cannot get them easily. Overseas returnees who have absorbed language skills and a foreign education system will take them."|Some talented people from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are popular because of their Western insights, Chinese language and lower cost. Deng of Spring Professional said wages paid for European and US citizen experts are 50 percent higher than for their Asian counterparts. (By Su Zhou)From China Daily, 2016-5-9
2016年5月11日 -
龙永图:政府主动放缓经济增速只为解决四大问题
摘 要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他,现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他,就是龙永图。 2016年5月7日,龙永图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2016年经济发展趋势及文化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畅谈了对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遗憾:没能为吉林和黑龙江谈得一个出海口 很多人知道龙永图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龙永图当年还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了一场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 “当年同时进行的两个谈判,一个是入世谈判,一个就是图们江开发谈判。我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来吉林不少于一二十次。”龙永图首先回忆了他和吉林的渊源。 龙永图说,当年那场图们江大开发的谈判非常艰苦,谈判的主要核心就是怎样实现吉林和黑龙江能够有一个出海口的梦。我们当时甚至提议能否成立一个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四个国家共同管理的滨海城市,当时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在东北再造一个香港。但后来因为一些我们不可控制的因素,最终没能为黑龙江和吉林增加一个出海口,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增速放缓并非遇到难以克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似乎面临着很多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股市和人民币汇率都一度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看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当前的经济形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降到如今的6%、7%。”龙永图说,“怎么样看待经济增速下行?我认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龙永图表示,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媒体和经济学家做出了很多分析。一个是外因,受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在降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所以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一个是内因,是中国经济的本身出了大的问题,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房地产库存的问题,有商品质量的问题,有环境压力的问题等。 据龙永图介绍,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企业家峰会的时候,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讲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他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这样的观点非常重要,说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主动调控,并非中国经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龙永图认为。为何要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 “我们政府为什么要主动调控呢?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环保等问题。”龙永图在向现场听众抛出了问题之后,又自己进行了回答。 龙永图说,自己过去长年参加各种谈判,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环保标准时,自己都是强烈反对:你们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时候给环境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现在你们赚到钱了,在我们正在发展的时候,要求我们提高环保标准,这是一个陷阱,这是想阻止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错了。特别是去年北京经历了50多天的严重雾霾之后,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所以我们的环保部长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开着宝马奔驰,但是连一口新鲜的空气都不能呼吸到,那么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龙永图说,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发展是否一定要付出这些代价。 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确应该要考虑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是为了要集中精力来解决那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快,现在我们要开始习惯于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四大问题有待解决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对此,龙永图认为,首先是经济转型的问题。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把过去经济增长在数量方面的扩张,转移到更多的关注质量的提高上来,而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经济转型就是要把传统产业搞掉,去搞更多的新兴产业。衣食住行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不可能通过经济转型把这些消灭掉。质量是整个经济转型核心的关键词,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质量,第二是产品质量,第三是百姓生活质量。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是创新驱动的问题。创新提了很多年,但我们在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推进,只是在少数的行业少数的领域实施了突破,这是因为中国创新的环境还未达到最好。前几天美国媒体上出现一次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讨论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中国企业的盈利性很低,所以中国企业不太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创新和研发,企业税负成本太高,政府服务的成本太高,行政服务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太高。第二,中国的创新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如果不调动基层、不调动企业自身对创新的冲动,创新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创新,只能是劳民伤财的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是政商关系问题。目前经济存在很大的困难,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政商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官员高高在上,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后边跑。中国的官员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非正常的政商关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一个完全平等的关系。 第四个需要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东北为什么比南方其他地区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量的扩张,量的扩张主要是靠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拉动。经济转型以后,要把量的扩张改变为质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又关乎解决民生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更多依靠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是我们经济的骨架,但光有骨架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除了要有骨架,还要有充满活力的血和肉,我们经济当中的血和肉就是中小企业。”龙永图说。文章选自《证券时报》,2016年5月8日
2016年5月11日 -
金灿荣:打造有分量的“中国式”全球治理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全球治理赤字”对中国尤其不利 2015年中国外交有两方面内容比较突出:一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另一个是更加关注全球治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是个重要日子,我们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实属意料之中。但全球治理变得如此突出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习近平主席在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的每次出访中都谈到全球治理,并落实到了具体行动和资金支持上。这种变化背后可能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扩展迅速。过去我们海外利益不是很大,面对的威胁相对也比较小。但现在中国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分量显著上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予以更多关注和维护。 其次是客观形势需要,因为现在全球秩序比较混乱。英国《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不久前刊文指出,现在全球各主流国家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之中。比如美国焦虑,结果出现了“特朗普现象”;欧洲前景堪忧,面对伊斯兰化问题;日本、俄罗斯、中国等都不高兴,虽然原因不甚相同。这种焦虑的背后原因就是失序,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不再那么有效,而新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 从学理上讲,这种全球性问题在上升而全球治理能力在下降的状态叫作“全球治理赤字”。这种状态对世界各国都没好处,但对中国可能尤其不利。因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多是老牌发达国家,较之过去是在收缩海外利益,可是中国正处在扩展中。现在中国公民个人变得更加富足,因此有了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中国资本也抑制不住拓展海外市场的热情,统计显示2016年前三个月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这些情况客观上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全球治理、照顾自身利益。 再者就是心态变化。现在我们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变化。以前中国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区域大国,但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来讲,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全球治理观与美国有何不同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理所当然要对全球治理予以更多关注。但同早已涉足全球治理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有着很大不同,这种差异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全球治理是“以联合国为中心”,而美国是“以联盟为中心”。中国非常看重联合国的道德价值,看重自身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对联合国要尊重得多。相对而言,虽然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但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来看,美国一直是将联合国作为工具看待和利用。 第二,从议题上讲,中国是以发展为优先,美国是以安全为优先。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但美国更加关注和平,更多从它自身及其盟友的安全着眼,对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看得较轻。中国则认为,长期安全或和平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没有发展便无长期和平可言。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全球仍有8亿多人在挨饿,因此“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第三,中国目前强调的是全球伙伴网络,而美国着力于维持一种等级制体系。按照我的观察,美国居于世界之巅;第二个层次是英语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等;第三个层次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盟友;第四个层次是“伙伴”,这个层次国家较多,比如泰国、巴西等;第五个层次是中国,属于“竞争者”;第六个层次是俄罗斯,属于“对手”;第七个层次是“敌人”,比如“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体和其他恐怖分子;第八个层次相当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是对美国而言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去理睬的一些国家。 第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化。中国认为各国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既利己又利人的思路,但美国则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化”,对于相关国家是否具备“美国化”的基础和条件不管不顾。如何使中国的全球治理更有分量 总体而言,中国刚刚开始尝试全球治理,在技巧方面还不熟练。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否具备相当分量,中国能否对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国内发展情况。如果没有国内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作为支撑,那就很难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国内发展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中国硬实力发展得不错,但软实力相对欠缺。现在,提升软实力可谓是全国上下的共识,但我们也要注意不能过于夸大软实力的独立作用,正所谓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拿不到。因此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发展终究还是首要。当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 二是大国心态的变化。虽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现巨大发展,但中国民众仍然处在百年国耻的屈辱感中。这在网络舆论中非常普遍,比如“受害者”心理,只要中国和别国一发生冲突,就有人说“你又欺负我”“连菲律宾都来欺负我”;再如“阴谋论”,只要一出事就肯定是美国在背后捣鬼;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对外援助微词颇多,认为国内发展尚不平衡,为何要把那么多钱给其他国家。这类心理当然不是健康的大国心态,至少是在相关问题上缺乏客观认识或大局观。这就好比中国的个子已经长到一米八了,可心态还是小学生心态,还需要进一步培养。 三是中国的全球治理必须切实做出成绩来。现在,一批由中国首倡的规划构想或主导建立的国际机构,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都已处在实质推进或运营阶段。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必须办好,要让沿线国家或项目所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产生获益感。 四是要协调好与现代体系的关系。必须承认,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获得很大利益。中国现在的定位是对当前国际体系做些补充,加入中国元素,但我们不是“革命家”而是“改良者”。再以亚投行为例,中国强调这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亚投行与世行和亚开行更多的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关系。文章选自环球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5月10日 -
李文:重用打破常规的人
理事简介李文,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近日,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CCG常务理事李文在一场企业家内部研讨会上指出,“不解放人、不释放人,我们就永远在“山寨”中过日子,当中国式学徒,干抄袭式创新,永远都别想获得世界的尊重”。最大的闲置资产是人才 今天我们重点来谈谈要真正做到企业内部的创业创新,该如何激活员工,也就是解放人、释放人的问题。先问问大家,中国当前最大的闲置资产是什么?是工厂?是设备?是汽车?我认为都不是,根据我的观察,眼下最大的闲置资产是——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有大量优秀的人才正经受着被体制所束缚、被中心化独裁式的层级管理所压制、有创造力也无处发挥的痛苦,这比停工停产的机器设备更让人心痛!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要通过项目化管理的内部变革,让这些闲置的人才获得做项目的自由,为他们配套资源并授予权力,这就是一次最大的资源开发和能量聚变,不仅会改变企业的命运,更能改变中国千万创新创业者的窘境。这在当前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这跟咱们现在常用的Uber、滴滴专车很像,这些专车软件就是精准地抓住了各方的痛点,把社会上的闲置私家车给激活了,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把这些空转的资源给充分利用了起来,这样就为专车司机创造了收入,为需要用车的人提供了便利,也为整个社会提升了福利,可谓一举多得。企业、组织里的很多优秀人才就像那些被闲置的私家车一样,潜能都没有得到激发,还处于沉睡状态,所以我们就要通过思想的转变、组织的变革把他们给解放出来、释放出来。重用打破常规的人 首先来看什么是解放人?就是要用一种崭新的眼光、一种全新的理念来看待人,让员工从原来枯燥的、重复的职能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能够做有创造性的事情,让他的思想解放,从原来的执行者、被统治者、被管理者,变成他工作的主人。“我是我工作的主宰”,这就是解放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让员工从思想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前在传统的层级制组织里,这是非常难的。如果冒出这样一个成天提新奇想法的员工,是非常不得了的。在传统组织中,大家都会议论纷纷“他居然直接跟李总提出这样做事不对,这不得了哇,这是在造反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传统组织中,这种做法相当于挑战了权威,而且有点蔑视领导、不尊重权力的意思。这三顶“帽子”可不是谁都扣得起的。 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组织中,敢于提出不同想法,当面领导可能还会肯定你几句,但是下来以后,领导会觉得留着你这样的员工是个麻烦,会认为你是个“trouble maker”,因为你挑战了他的尊严,挑战了秩序。你的对立面不是领导一个人,而是整个体制,整个流程的确定性以及约定俗成的习惯和规矩。这样一来你在这种传统组织里也待不长久,就算你的领导是个开明的人,甚至给你鼓励,但很可能整死你的人是你周边的同事,他们会认为你的标新立异是为了出类拔萃,他们不会管你提出的想法是不是对公司有利,他们只关心你提出的东西是不是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一旦他们看到了这种苗头,你就会受到排挤和打压。 所以这样的机制和文化,让这些有想法的人根本没法出头,当他第一次冒头受到打压以后,就会更多地受到同事的嘲弄、讽刺和挖苦,甚至有人会盯住他,专门挑他的毛病,很多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人,面对环境这样的反馈,就会非常沮丧,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提出什么好的点子,再也不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这个过程就叫做“铸模子”,就是把一个员工从原来的有创意有想法打磨得没创意没想法,变成革命需要的“一块砖”,可能你本来是一个造型独特的鹅卵石,但对不起,因为方方正正的一块砖用来盖房子比较方便,所以就得去除的你个性符号,把你变成标准化的一个构件。你本来是一个有名有姓、有思想、有能力的一个特殊符号,结果“铸模子”之后,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了。砖头你能认出谁是谁吗?砖头还有名字、有思想吗? 这种传统组织和体制对人的压制,在一些文化保守的地区,尤为明显。比如在西部、北部基本出不了这种人,就算是有,也被当作异类。而在东部比较开放的大都市,在接受了现代化改造的组织中,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存在,在一些外资企业的文化中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但即便如此,不管是外企、合资企业甚至是一些创新企业,还是存在层级之间的障碍,本质上对打破常规的人还是遏制的,只是形式上做的人性化一些。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理解了什么是解放思想、什么是解放人。走出控制放手放权 接下来说说什么叫释放人。解放人和释放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释放人是把人从他原来的岗位中释放出来,让他可以流动,是自由意志的流动。很多民企老板事无巨细,把自己累得半死,还抱怨下属能力不行、态度不行,为什么呢?其根源就在老板自己身上,他没有把下属给释放了。只有释放人,才能让企业不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再让员工当萝卜,而让他当能到处蹦跶的兔子,甚至当狮子。有人会说原来传统的职能层级制的组织里人也可以流动啊,不是有轮岗嘛。但是请注意,轮岗根本谈不上是释放人!因为轮岗是组织有意识的把你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大部分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有一些企业可以商量,但商量的方式多半还是带有一些威胁性的。公司说,轮岗是为了你好,让你多方面学习成长,但本质上轮岗更多的还是企业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把这块砖搬到那个地方去,把那块砖搬到这个地方来,这就好比有些公司为加班到很晚的员工提供免费的夜宵、甚至晚上10点以后报销所有的路费,但这都不是完全出于公司对你的爱,而是出于企业对更多利益的追求。轮岗也是这个道理。 做过企业管理的朋友可能体会得更深刻,公司在进行轮岗时当然会说出一套“为了员工更全面发展”的说辞,但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企业利益。很可能把这个人调到另一个岗位,是为了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当然这样对员工也许是有利,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轮岗。还有一种,是对公司有利而对员工没什么利益的。比如,把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员工从本部调到边远的山区,即使再给他升一级,可能他也是一万个不愿意,但公司告诉他,你在总部现在晋升不了,最少也要等三、五年的,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从部长升为总监,在外面工作两三年,回到总部还是总监。表面上看是为了员工的前途着想,但实际上是那个地方没人愿意去,而且边远地区又招不到成熟的管理人才,条件艰苦、风险又大,经营业的不确定性很高,所以就以轮岗的名义把人给弄过去了。 这些传统做法其实还是把人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像工具一样搬来搬去,既没有放手,也没有放权,这种人才的内部流动,本质上不是人才的释放,真正的释放是放手让员工去做事,放权让员工有担当,走出中心化控制的束缚。让员工做工作的主人 我们现在所说的项目化组织中的释放人,是全新意义上的释放,就是员工在企业比较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不是说你可以决定自己今天不来上班,工资照领,没有这种好事,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是纯粹的无政府组织。项目化组织中对人的释放是指你能够选择做这个项目,或者不做这个项目,或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申请设立一个项目。而且,做项目的方式由你自己来定,你可以用原来职能式的方式去做,也可以用小团队的方式去做;可以跟别人合作,也可以自己做;你可以请教教练,也可以请教导师;在项目的时间安排上也是自由的,你的会议可以上午开,也可以晚上开,可以坐在一起见面开,也可以在网上远程开,这样你就被释放了。 那么这种释放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人在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下,创造力就被激发出来了,原来沉睡着的“笼中虎”就被激活了;第二,把原有岗位上的人释放出来以后,他可以自由组合,形成小团队。团队的工作方式通过相互激发,可以发挥人的潜力,有时甚至是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能就被释放了;第三,通过这种自组织的方式,学习和创造的内驱力也出来了。学习和培训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培训是公司把已知的东西整理出来,教你按照规定的方式去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有点像原来在学校里那种标准化的灌输。而学习更多的是在自身的工作过程中,创造性的找到解决办法,主动地、系统性地思考问题。老板高管们都喜欢抱怨下属没有全局观,全局观从哪儿来呢?你得给他项目,让他对项目负责到底,你得给他权力,让他系统地把握掌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员工成为工作的主人,变“让我干”为“我要干”。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创新 创新是从哪里来?是突破旧的思维模式,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什么叫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没有边界,没有标准,只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创造性的方法,就可以拿来用,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以前好多企业在建立学习型组织,可能大家已经做了十几年,却没有弄清楚学习型组织究竟是学什么。不是说大家坐在一起,放一个录像,或者从一个外面找一个所谓的“大师”,给大家宣讲,那只是一种洗脑式的灌输,当时听了很感动,下来想想很激动,实际用起来没法动。所以真正的学习和创新是先把思想给解放了,把在组织内的流动给解决了,让大家获得“人身自由”。这个“人身自由”不是指从监狱里放出来,但也差不多,是指从原来固定岗位、固定层级的小牢笼里跳出来。只有人的自由意志被释放了,才有可能激发学习的内在驱动力,进而实现能力的提升。 所以说,通过我们的项目化组织实现企业内部的创业创新,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对人的认识的大解放,要颠覆之前大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的理解。不做到这一点,你还想领导以后的“90后”、“00后”,那就是做梦。原来在企业里把员工叫人力资源就不错了,更早以前是叫奴工、人工、人手、人事,都是把人当作成本看待。最近几十年把人叫作资源,这就是进步了,但资源也还是带着功能性的说法,就像门、汽车、电脑,这些也是资源。更进一步的认识,是把人看作资本,叫人力资本,那就好多了。但资本还是拿来利用的,要我说,人不该和资源、资本扯在一起,人就是人,他就是主体,他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被某种目的支配的手段和工具。之前在微信朋友圈里传播很广的一句话是“不要怕被人利用,被人利用说明你还有利用的价值”,这就是把人的作用降到工具资源维度的一种表现,顶多算是“物尽其用”,别说人了,连垃圾都有回收再利用的价值。所以,对人的独立思想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对于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转型、创新创业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影响组织转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首先是要解决人的自由问题,释放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思想能力和创新能量,只有这样才能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可能。最后一句话总结:不解放人,创新就是个P!文章选自混序部落,2015年7月17日
2016年5月10日 -
【半月谈网】创新体制机制 点亮企业家精神天空
在企业主转型、培养企业家精神的路上,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固然可嘉,但创新体制机制,优化企业家精神成长环境,更是治本之策。当下,如何去除束缚、厚培土壤,壮大企业家群体,点燃企业家精神?改善营商环境,还企业家以平等 在“掌门人”高宝霖的名片上,同时印着“中昊针织公司”和“东北亚新纺织科技公司”两个头衔。“用科技公司的名称,是为了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所得税优惠。其实我们的研发和设计投入并不少,但纺织这个传统行业,似乎天生与高新企业无缘。” 不止一位企业家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只要公司名带科技的,或从事互联网等行业的,就容易评高新企业。一些潜心做品牌、提品质的企业,却因为所在行业的原因,很少能评上,结果造成税负不公平。 其他难以同等享受的政策红利,如信贷优惠、财政补贴等,也容易让企业家精神式微。“去年申请国开行旗下的发展基金,国企拿下来很轻松,而民企就必须有地方政府担保,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四川宏华董事局主席张弭举例说。 制度歧视意味着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依然缺少真正平等的市场地位。这种歧视长时间得不到消弭,自然会伤害企业家精神。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认为,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必须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出台更为宽松的政策和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给各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地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认为,培养企业家群体,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确保规则公平、稳定预期,让企业家对发展前景、社会大势有足够的信心。厘清政府、市场边界,拓展企业家精神生长空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研究室主任方明等表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完善之中,企业决策往往会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管理水平不高,管理者往往是上级直接任命,没有公平的选拔机制,真正熟悉市场的人才出不来。这不仅制约了企业科学决策、长远发展,也非常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执行院长聂圣哲表示,中国企业家精神不振,一大原因是一些强势政府的兴起。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但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下,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挟政策、资源优势,频繁干预经济活动,挤压企业生存发展空间。 许多企业家表示,在管住政府“有形之手”、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方面,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政府部门行为错位、越位及缺位,低效率的行政审批制度,不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等仍然存在,制约了企业家精神迸发活力。 西安隆基股份是国内最大的单晶硅产品制造商。公司董事长李振国说:“在全球光伏领域,有单晶、多晶和薄膜等多种技术路线。到底哪种技术好,其实不应该由政府选择、重点扶持某种技术。要让企业自由竞争,用市场选出最好的产品。” “我选择袜子这个不起眼的产品,并主打出口,就是想尽量少找政府审批。”高宝霖坦言。 要重塑企业家精神,必须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刘志彪建议,除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行政审批要尽可能做到精简。聂圣哲认为,如果政府不过多地干预企业、干预经济,企业自然会按照市场的要求发展,企业家也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重拾企业家精神。构建清、亲的政商关系,赋予企业家以精神正道 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要靠法治为市场经济护航。现实中,一些公权力深度介入经济领域,导致政商关系扭曲,潜规则横行。一些企业家根本无心思走正路,不是靠奋斗,不是靠创新,而是更多专注于与官员关系的维护。 企业经营者在市场环境里“谋生”,政商关系广泛存在。当前的反腐不仅为企业家期盼的法治经济“护驾”,也有利于营造正当、良好的政商关系,呵护企业家精神长期成长。 “反腐反腐,重在政府。”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表示,在许多腐败行为中,企业家往往被迫向权力“下跪”。腐败的根源是制度缺陷,弥补制度漏洞,政府官员干净了,企业自然就不再与其“勾肩搭背”了。 一些企业家说,对于守规矩的企业,反腐肯定是一件好事。如果腐败横行的话,规矩经营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清”了之后,政商关系还能不能“亲”得起来?针对反腐之后出现“为官不为”等现象,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建议,应继续推进行政、金融、财税等领域体制改革,在反腐败的同时也反对“不作为”。 王海峰认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可以走得近,但是要成为在法律框架下的服务关系。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利和企业知识产权 用法治捍卫包括产权和人身权利在内的合法权利,这是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的奠基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说,海外为什么有传承几百年的企业?靠的是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恒产的来源是对产权的保护,是一种安全感。不然的话,很多人就会选择赚快钱,赚到快钱后就移民海外。 一些企业主反映,地方对付企业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查税。当前存在的制度漏洞,使企业家的合法权利没有被充分尊重,缺乏安全感。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不少企业面临收缩、倒闭风险的当下,我国要注意解决企业、品牌和法人‘三合一’的问题。”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认为,企业一旦经营出现问题,企业主的家庭合法资产很难得到保障;而企业主个人出了问题,企业也可能一夜间倒闭。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企业家创新得不到充分保护。王海峰告诉记者,知识产权局更多的是受理知识产权申请,并没有强有力的执法能力。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也是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其投入创新、创业的“护身符”。好孩子集团总裁宋郑还建议,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完善权利人维权机制,提高损害赔偿标准;同时,完善快速确权、维权的方式手段,解决确权时间跨度长、维权成本高、侵权赔偿低、惩处执行难等问题。 此外,激发企业家精神,要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合理合法地富起来,让知识产权实现知识“产钱”。科沃斯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楷说,这需要着力创新收益分配机制,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允许、鼓励科研人员利用自己作为发明人的知识产权进行创业。塑造良好社会文化生态,厚培企业家精神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企业家数量有了一定的提升,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呼吁,完善支持企业家正常经营的政策体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推动更多有潜质的经营者朝着企业家的目标迈进。 “政府要引导企业家考虑社会、经济生态圈,以及商业生态链上彼此之间的共赢、共生、共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认为,每个主体都应选择自己的差异化道路,理性投资、理性发展、理性竞争,这样才能产生一种良性的竞争环境,才能诞生出更理性的商业伦理文化。 加强创新教育,有利于厚培企业家精神的土壤。方明表示,当前我国的教育并不鼓励自我的个性表达,个体往往被分数遮蔽,学生个性受到抑制,久而久之被异化为“千人一面”。教育应当有极大的包容性,要充分发挥个性特长,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基座。 培育企业家精神,还需要引导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纠偏仇富心态。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理应得到市场和社会的回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从外资企业学过来的。当前,随着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入,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并购,通过这些商业活动,有利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王海峰建议,践行开放发展新理念,进一步提高开放度,激发外企在华的企业家精神,对国内企业家形成示范效应。文章选自半月谈网,2016年5月6日
2016年5月10日 -
陆侨治:海归必须肩负使命
理事简介陆侨治,浙江海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志强”与“侨治” 现在的人们喜欢把很厉害的人叫做牛人,陆侨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但有着倔强的牛脾气,认准的事,十头老牛也拉不回来,还有着和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品质。 陆侨治祖籍在杭州的富春江边,成长于博士之乡东阳。他有一颗坚强倔强的进取心,从小立志图强,一定要有作为。那时的陆侨治还叫“志强”,或许这也暗示了他的人生走向,成为一个华侨企业家返回祖国一展抱负。 陆侨治在1980年考入中国石油大学炼油专业,后来又到浙江大学读硕士。1989年,浙大硕士还未毕业,陆侨治在一对加拿大夫妇的帮助下,去加拿大自费留学。那对夫妇帮助了40多位学生去了哈佛和MIT 等学校,陆侨治对他们满怀感激,希望也能像他们一样支持和鼓励优秀的学生。 陆侨治说,“因为小时候家里很穷,就想将来一定要有所作为,一种是成就感在推动我们,另外一个是责任感,责任感除了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家庭也要有责任感,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对国家也要有责任感,是这些在推动我前进。”就这样,陆侨治带着梦想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闯荡。 陆侨治在有“石油之都”美誉的埃德蒙顿留学,不但掌握了专业技能,还锻炼出自己的组织能力,担任了爱尔伯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1994年,陆侨治获得了艾尔伯塔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滑铁卢大学任博士后研究员一年,在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三篇,获美国专利一项,在生物反应器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并担任了滑铁卢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为国内在加拿大的学生联谊做出了一些努力。1995年,陆侨治在加拿大创立George Lu & Associates Inc.,主要从事工程、管理和商务咨询业务,同时开始活跃于政坛,多次陪同加拿大总理、部长等政要访问中国。1996年,陆侨治代表加拿大来上海签署中加环境合作备忘录。1997年,陆侨治协助加拿大相关政府部门与中国国家环保局开展ISO14000项目合作。同年,他加入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协助两位国会议员竞选并获连任。“这些经历培养锻炼了我各方面的能力,让我有机会对国内投资创业环境有新的认识和了解,也坚定了我回国发展的想法。”陆侨治说。创业与报国 1997年,国家对环保加强了管理和监督,国家环保局下发“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推动此项工作全面展开,这对环保事业来说是一股春风。陆侨治觉得时机来了,他作为加拿大一家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返回中国探路,那时候他主要是把环保设备卖给汽车制造厂。 2002年,陆侨治离开加拿大的公司,成立了杭州金枫叶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化工、环保和节能等领域的业务,把自己的专业在实际应用上继续延伸,帮助国内企业一起处理了多年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浅层床高效离子交换技术,借助于离子交换树脂去除溶液中的离子,以达到处理废液并得到有利回收的目的,并大大减少了设备腐蚀和能耗。2005年,适用于代替传统技术应用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各种溶剂的回收、水处理、金属表面处理化学品回收利用等领域的浅层床高效离子交换技术,荣获中石化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国内多项一流技术的空白。该技术最早在中石化宁波镇海分公司得到应用,后来在中石化的其他分公司推广运用,并且在石油化工、大型钢铁企业、电镀企业的节能减排上得到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金枫叶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与浙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在废水处理、胺液净化及离子交换技术等方面开展科研合作,技术储备得到充实和加强,技术的开发、专有技术设备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付出总有收获,随着事业发展壮大,2011 年,陆侨治在金枫叶科技有限公司基础上创办了浙江海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并把公司设在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也就是杭州未来科技城。公司的英文名“highnew”意思是高新,谐音“海牛”,他觉得自己这头海归的老牛终于找到最合适自己的落脚点,可以更好地服务祖国了。海牛环境在未来科技城安家落户,得到政府的很多帮助,陆侨治把做好企业给国家多交税看作是一种回报。 陆侨治负责公司整体战略及技术管理,并对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进行指导、协调与监控,公司产品已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脱硫系统上安装数十套,大大加强了炼化行业中有机胺液的脱硫效率和能力。在陆侨治的带领下,海牛环境专注于石化企业的需求,以有活力、守纪律的团队和领先的技术,致力于企业的节能增效,提供包括胺液整体解决方案HATS?(HighNew Amine Total Solution)、石化行业污水整体解决方案HOWS?(HighNew Overall Wastewater Solution)、劣化环丁砜净化技术等解决方案,同时与GE、陶氏化学、中石化、中石油等世界知名500强企业,及荷兰、德国、美国等多家专注分离技术领域的专业公司保持良性互动与密切合作关系。 “回收利用、一石三鸟,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陆侨治说,“避免废溶剂排放、稳定生产工艺、减少原材料购买,客户都很高兴!”现在硫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有些地方要求100ppm,海牛的技术应用前途很广阔。海牛环境还有污水处理相关的一些新技术,也在逐步得到应用;公司还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喷嘴技术”,做废液、废气的焚烧处理。海牛环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400 多平米的办公、研发、生产设施,通过并严格贯彻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从事石油化工、环保和节能等领域的新技术开发、服务及相关专业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在过去的几年中,公司完成了多项石化、炼钢环保工程项目,自主研发了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获得十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产业战绩,还成立了市级企业研发中心。2015 年海牛环境被评为“浙江省企业创新百强”以及“浙江省节能环保十强”。 海牛环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秉承“正直、技术、质量、服务”的企业宗旨,从每一个细节上规范经营。“这样做发展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我们会走的很稳。”陆侨治说。“作为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技术,拥有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东西,很多人难以竞争,而在管理方面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我们一直在减少自己的短板,已经组成一个优秀的团队。”由于经营非常规范,海牛环境在2015年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股改,并在圣诞节那天成功登陆“新三板”,同时也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可。助人和乐己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当年帮助陆侨治去加拿大留学的那对夫妇的人生信条,也影响了陆侨治一生。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他都始终奉行这句话,用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在他看来,商业时代双赢的模式是最健康的。 2008年,杭州市成立海外留学归国人士创业发展促进会,陆侨治担任执行会长。一上任,他就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浙江省青联联合推出的“求是强鹰海归成长计划”,帮助提升优秀大学生实践就业能力与创新创业精神。陆侨治更关注人品和实际应用能力,他选定指导的学生闫瑾,现在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进入了某跨国公司的高层。 在陆侨治的带领下,海牛环境为小河村出资修建了一条宽阔的马路,让学生上学、村民出行不再靠泥泞不堪的山路,也为物质集散、来往客商提供了有利条件。村民们为了感谢海牛环境,将这条路命名为“侨治路”。陆侨治说,“虽然我们做的微不足道,也不能直接小河村富裕起来,但这条小路的修葺,却可以为村民打开一扇走向富裕的大门。” 2014年4月,就在母校中国石油大学60 周年校庆之际,陆侨治以校友个人名义认捐100 万元人民币,用以支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育事业,此次与学校正式签订捐赠协议。奋斗中记着恩情,创业中记着回报,这就是海归大牛陆侨治。人物简介陆侨治,CCG 常务理事,浙江海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政协特邀委员,杭州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入选第十批“国家千人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陆侨治于1984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1989年未完成浙江大学硕士学位便赴加拿大留学,1994 年获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7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5月9日 -
郑永年:中国崛起动了谁的价值奶酪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语】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如此。 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其地缘影响范围也在扩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用的、又为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价值体系。而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更是为亚洲价值观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机遇。 身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崛起能否为人类提供另一个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客观地说,至少有三个宏观层面的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对亚洲价值观做重新的评估。 首先,中国是儒家价值的原点,更是一个文明之上的国家。 历史上,中国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消化和吸收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是世界上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近代以来,尽管衰落,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至多,如毛泽东所判断,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存在着其他所有东亚社会所不存在的文明复兴的潜力。实际上,中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文明复兴的过程。这种复兴的过程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过程。和以往经验一样,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外来文化开放并加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其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东方专制主义的流行是西方地缘政治利益衍生到东方的产物。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东亚的产物。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并非是因为政府的努力,而是因为社会层面的自觉的传播。近代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力量在亚洲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消退的过程。今天,随着中国的再次复兴和崛起,其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再次扩展。 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区域从中国独立出去,不管以何种方式。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所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而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里所包含的成功经验既是中国本身的,也是世界的。很简单,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成功的,这份成功既有中国传统的要素,也有学习其他国家的要素。而各种要素的整合正在演化出新类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模式。 对世界来说,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当代西方所经历的危机告诉人们,西方模式也并非完美,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既然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也有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就变得非常相关。不过,强调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说,中国在发展着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 不同的模式不是一种互相排斥敌视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关系。如前所说,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说,中国模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如此。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