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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经济学家抓大象”笑话的背后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我在《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上总喜欢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毕业多年的校友,她对我讲的《经济学原理》课的许多内容都不记得了,但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讲的这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目标是要去南非抓一头大象。找了三个人,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是学计算机的,一个是学经济学的。学数学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证明南非至少存在一头大象。当然,如果南非没有大象,为什么要去抓呢?但这种做法确实体现了搞数学的人的严谨性。学计算机工程的人非常实在,立马就去了南非。他编制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序,从好望角开始,往北走50米停下来,画一个半径为50米的半圆,抓住这里面所有四条腿的动物,与他电脑里的大象图做比较,误差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把它叫作大象。没有找到的话就继续前行。这就是搞工程的人的实干性。轮到经济学家了,他用什么办法去抓大象呢?经济学家说,我既不去证明是否存在大象,也不用那么远跑去南非,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把价格定得足够高,不用去抓,大象自己就跑来了。我觉得这位学生能够记住这个笑话也不错,因为她至少明白了“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这里作出反应的不是人,而是大象,所以才是一个笑话。 经济学原理很多,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原理,这个原理有一定的针对性,也与理解中国经济直接相关。比如,当你想到环保问题的时候,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你也要想一想价格在里面起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内容极其丰富。激励,俗话说就是积极性。当然这种积极性其实只是激励的一种,是正激励,此外还有负激励,就是惩罚,这是人们试图避免的。 人对激励作出反应至少有三种渠道。第一,人们对价格作出反应:价格上升,愿意多卖东西;价格下降,愿意多买东西。这就是通常的供给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上升,通常的需求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下降。基于对价格的激励反应,就有了供给曲线的分析框架。第二,人们对竞争的反应。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说过,垄断的最大好处是安逸的生活。而竞争给人压力。在有竞争和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或企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竞争带来的激励。市场经济的一大好处就是竞争。竞争改变人的激励,没有竞争,人就缺少动力做事情。第三,除了价格因素、竞争因素之外,人们对产权、契约、制度规则作出反应,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经常强调的非价格因素,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非常突显。 经济学研究人的激励问题,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清华经管学院,我们也对工科、理科以及其他文科学生开设经济学第二学位。比如来自环境学院的学生,在学经济学之前,他首先想的是节能减排等工程技术问题。学了经济学之后,他知道环境保护还有人的激励问题,包括价格、产权等。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 可以再举几个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汽车安全带能减少交通事故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汽车安全带当然减少伤亡。但是未必。因为驾驶员系了安全带,会觉得很安全,所以就有激励开车时更随意一点,事故反而可能增加。所以,这种行为对伤亡的影响比较复杂,对系安全带的人来说确实伤亡会减少,但是如果因此出事故的概率增加了,路上行人的伤亡可能就会增加。当然,这只是从经济学分析的可能性,现实中驾驶员还是要重视安全带作用,系上安全带后也不能掉以轻心。类似的,人们还发现,越是制造坚固的汽车,越是容易被发现在十字路口闯红灯。这其实也是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道理也体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金融创新中增加了很多保险工具。这本来看上去很好,增加了保险工具,就应该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恰恰相反,人们更加愿意冒险了,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买了保险,出了问题保险会赔。这几个例子稍微绕了一个弯,实际生活中绕的弯可能更多。但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有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解决和完善的办法。文章选自北京日报，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张燕生：金砖机制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世界经济规则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国新办28日就金砖机制的机遇挑战前景举行吹风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金砖机制遵循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原则，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构建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强调战略性的务实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开放透明为前提，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扩宽合作领域，最大限度的分享合作成果。 张燕生称，金砖机制已经十年了，十年来，金砖五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十年前的12%，上升到23%；国际贸易比重，就是金砖国家国际贸易占世界国际贸易的比重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的比重从7%上升到12%；吸引外资的比重2016年达到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0%。也就是说，十年来金砖机制对五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对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应当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燕生表示，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将引领金砖机制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因此，今年即将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它的主题由两句话构成的。第一句话，深化金砖伙伴关系。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就是“金砖+”，所谓“金砖+”也就是金砖五国如何能够在全球形成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朋友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块参与金砖机制。就是要形成一个最广泛的朋友圈，金砖的事业、金砖的精神和金砖的机制才能有发扬光大。第二句话，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当前世界经济的环境其实是有两个前途： 一个前途是光明的前途，就是推动这个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充满了合作精神，金砖这个机制和参与机制的朋友圈的国家都能从中间受益。当前，世界经济还有一个前途，这个前途也就是最近经济学家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当前事实上是存在着逆全球化，存在着贸易投资金融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问题，2017年全球经济有着非常明显的企稳向好的迹象，同时可以看到这些不确定性，也就是它可能会改变国际环境、经济形势。因此，今年的主题一句话就是深化金砖的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张燕生称，今年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重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深化金砖国家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通过金砖国家加强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的发展合作。 第二，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金砖国家应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完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合作。 第三，开展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金砖国家应开展文化交流互鉴，加强教育合作，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第四，促进机制建设，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期待金砖机制在未来能够促进国际格局发展合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对大家比较关注的当前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张燕生同时也作出回应。 张燕生指出，当前出现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现象，带头逆全球化的经济体不是新兴市场，欧洲“脱欧”是英国，现在搞301调查的包括对贸易保护主义持不同意见的是美国，而美国和英国都是历史上曾经推动过全球化的领头羊。 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市场经济最健全、法治和监管能力最强的国家，他们的选民用选票选出了对全球化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张燕生认为是选民对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的不满意，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满意，就是经常人们讲少数人，比如1%的人得到了更多好处，而绝大多数人得到的好处有限，尤其是中产阶级。全球化促进发展，但发展的果实分配的不好。 第二，从1990年以来，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高技术制造业率是下降的，创新发明专利申请率是下降的，实体经济的比重是下降的，金融是上升的，房地产是上升的，建筑是上升的。这样一来，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主要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空心化。因此，在这些国家就是政治领导人也不满意，商界也不满意，因为实体经济比重下降。1990年我们经历了两次泡沫，一次是IT科技泡沫，还有一次泡沫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第三，就是过去讲发展的问题是有增长无发展，就是说有GDP的增加，有人均GDP的增加，但是社会和结构发展不平衡。因此，出现了过去是穷国存在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现在是富国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因此大家对全球治理不满意，人们感觉到全球治理没有解决富国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这都是世界上新的问题。 张燕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金砖机制能够解决1990年以来全球化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合作解决分配的问题，就是包容性发展的问题，能够解决创新的问题，解决强劲增长动力的问题。 “通过金砖机制推动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世界经济的规则，一个更加完善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推动世界和平、世界发展、世界开放、世界合作。”张燕生说，如果金砖机制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份贡献，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贡献。文章选自中国网、中宏网，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何亚非：中美贸易事关两国关系的基础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美关系最近又出现风风雨雨，就像夏天的气候，晴空万里与雷暴狂风交替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最近，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称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中美关系每次经历美国政府的更替，都会有一段磨合和调整的时间。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对此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两国元首今年上半年海湖庄园会晤以来，经过双方特别是中方的积极努力，合作、协商解决两国关系存在问题的势头初露端倪，双方均表示将继续推进双边关系向有利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然而，特朗普政府如今却突然对华发起“301调查”，给两国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带来了较大变数。山雨欲来风满楼，本已开始晴朗的天空又增添了不少乌云。有几点值得我们跟踪和关注： 一、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更加凸现。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信誉和可靠度大为下滑，也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经常不得不做最坏打算，以防不测。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如此不负责任，给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带来了混乱，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不该有的变数。《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评论员拉赫曼说：“他的领导风格与美国盟友希望的那种稳定、可预测而且平和的风格完全相反。” 今年特朗普总统计划访华，中美双方都在为此做积极准备。然而，美国政府对外和对华政策如此大幅摇摆，有如此波动起伏的不确定性，其冲击波给国家与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双多边事务的稳妥、有序处理造成了极大困难。就中美而言，在两国元首商定的四项高层对话之一——“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已经深入进行且有“早期收获”之时，特朗普总统经常前后矛盾的表态以及突然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贸易调查的异动，令人诧异。如果真因为“301调查”将来引发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战(这一点现在还难以确定)，无疑将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二是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我行我素、利己主义的做法反映出，美国现在站到了全球化的对立面，带头反对全球化，要改变迄今行之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这给全球化的发展、给美国与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增添了障碍和难度。 特朗普总统就任后，无论是国内医改、税收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方面废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决定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中国重新谈判贸易安排甚至单方发起“301调查”，无不暴露出美国新政府以“美国第一”为宗旨、无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利己主义倾向，也凸现了美国现政府对现有国际规则置若罔闻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倾向至少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这对今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肯定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究竟结果如何，自然还需观察，并取决于大国的互动和国际社会的总体反应。 三是美国的做法试图扭转国际贸易的两条基本原则：即双边贸易并非“强买强卖”，而是“你情我愿”的自由贸易，由个人和企业按供给和需求的市场规则进行;国际贸易生产链的分工和不断挪动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不是人为制造的。想靠施压来为自己谋取经济贸易利益，即便短期内成功，也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301条款”是美国制定了《1974年贸易法》之后针对其贸易伙伴常常使用的贸易“执法棒”，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覆盖全球的多边贸易安排谈判、争端解决机制1995年成立后，“301条款”较少得到使用。有两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美国政府至今总共进行了122次“301调查”，而2001以来仅仅在乌克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用过一次。 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一是中国自己的附加值并不多。中国企业从美、日、韩、英、德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大量的零部件，甚至是具有核心技术的零件;二是参与中国出口的很多是独资或合资的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所谓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远没有美国自己统计的那么大，而且原因很多。如果就此归咎于中国，而且由此发动中美贸易战，受损的企业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了，许多中国企业的供货商也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就买不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了。我们要知道，这种全球贸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经形成多年，要破坏它、扭曲它，各家都会遭到损失，结果一定是双输、多输的糟糕局面。 四是美国常常把贸易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都捆绑在一起，刻意造出很多谈判的“筹码”，希望借此压中国做出更多让步，以为美国攫取更多的短期商业利益。这样做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不仅将伤害中美经济关系、美国得不到实际利益，还会使整个双边关系偏离正确的轨道，出现不该有的“险情”。 美国把中国列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观察国家本身就是出于政治偏见等考虑的错误做法，完全无视中国这几十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最近，中国又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是一个例子。 不管是美国通过“301调查”对中国威胁可能发生的贸易战，还是在其他方面制造紧张局势，如果美国想以这些东西为筹码，压中国在贸易上更多“让利”、破坏两国数十年的公平自由贸易，那只能说明美方的“幼稚”。 况且，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这些年来不断下降，据美国学者统计，目前已不足5%。所以说，对中国来说，全球化的浪潮已把中国的对外贸易推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已是全球性和全球化大国。这与10年、20年之前中美贸易状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坚持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协商和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也愿意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希望美方相向而行，唯有合作，才是唯一选项。中美如发生贸易战，没有赢者。这是两国领导人达成过的共识，需要珍惜和坚守。文章选第一财经，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田国强：改革与不改革、到位与不到位 经济增长差3%
田国强，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我们用了9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 事实上，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件事，但是基本上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宏观分析模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外的模型只关心短期，不关心长期，它们不关心改革，不关心体制和治理结构，并且只注意定量分析，不注意定性分析。 我们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几百个核心方程逐一检视，或修改，或推倒重建，并加入中国特有元素，构建出为中国宏观经济量身打造的独特分析框架和模型。它既考虑经济发展稳定及风险控制，又考虑结构和体制转型，既有实证也有理论，既定量也定性，既考虑短期政策又考虑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因素。 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是稳定，我们的模型为政府机构、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有益智慧。 我们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走势做了一些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实体经济遇到一些发展的困境和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持续下行，而近一年来中国经济走势又呈现向好的“转头”趋势。不过伴随着潜在的增速，风险也在增加，包括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债务风险里面又分为企业债务、地方债务等。现在媒体、政府部门都很关心企业债务、地方债务问题，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债务，就是消费方面的家庭债务风险。这个风险很可能比企业债务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还要严重些。此外还有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杠杆的风险，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放缓都有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结构的原因比如科学技术发展放缓等，我们的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原因以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式问题，这些也是导致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因素。 两年前，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经济放缓的五个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吃紧，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及垄断，加上政府决策管理问题包括施政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我们的模型，对上述五个因素都有详细的量化分析。 上述五个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第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包括需求、产业、市场结构失衡。中国的转型驱动具有发展滞后性，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变成发达国家，必须从要素驱动走向效益驱动，到最后是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失衡问题，重中之重是控制好这种失衡；第二是体制结构失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等体制性失衡现象依然突出；第三是治理结构失衡。不能否认，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社会伦理、生态环境、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利益摩擦等阻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以上三个失衡层层递进，经济失衡是表象，体制失衡是深层次原因，治理失衡是根源，这三个失衡问题需要得到有力的解决。我们要防止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 以上五个原因和三个失衡是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和成因的基本判断，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国外也是一样。现在美国、欧洲，甚至新兴经济体经济情况，比十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要好很多，但为什么整体上还是持续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恐怕成了全世界的通病。 怎么办？尽管中国经济改革面临很多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稳中有进，让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要激活创新力，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这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我们模型分析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率相差3个百分点。在近40年前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心里没底，而结果却是经济增长率从4%上升了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7%以上。这就是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差距的直接体现。 总的来说，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下一步重要的关键领域有三个，分别是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我们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活力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心骨，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力军；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以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地方财政体系发生扭曲，这些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和有效加以解决。（图片来源网络）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7年8月25日
2017年8月29日 -
Sun Zhe: Reciprocal thinking should prevail
Sun Zhe, an acdemic adivi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China-US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been a constant issue in China-US trade disputes since the 1980s, a time when the US and Japan were locked in an enduring trade war over stee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utomobiles. During those days Robert Lighthizer, incumbe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established his credentials by leading a campaign of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anti-dumping duties against Japanese imports. He might try to do the same against China.Accusing Chinese enterpri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enjoying favorable policies vis-a-vis US companies in China, Washington has always wanted Beijing to open its financial market so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ould explore the A-share market. It has also expressed the wish of seeing the renminbi continuously appreciate against the US dollar, which it believes will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The two countries were embroiled in three maj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in the 1990s, but none of them involved more than $2 billion, let alone take a heavy toll on bilateral ties. A trade war is unlikely this time, too, because China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echanism. Both sides have enough time and wisdom to avoid a full-blown crisis, and China has good reason to confront the US should the latter seek to impose punitive sanctions on Chinese businesses.Admittedly, the US has been a front-runne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its knowledge economy will likely continue leading the way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or so. So cooperative, reciprocal thinking should prevail among the decision-makers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unless tit-for-tat actions become necessary. On its part, China also needs to get rid of dubious enterprises that have vio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other companies, with or without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From China Daily，2017-8-24
2017年8月28日 -
王辉耀：可与“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共同办学
选自 | 南方日报 2017-8-25 “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很有优势，可以重点引进华人华侨、55岁以上海外资深人才等五类人才，以助力本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 随着美的成功并购德国库卡，科达洁能到海外设厂，越来越多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走出国门。而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何克服“文化坎”，向海外“借智”？在王辉耀看来，政府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 同时，在装备制造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王辉耀建议，佛山企业可将人才培养作为突破口，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为佛山装备制造业输送“智力支撑”。发挥区位优势 ▶▶ 重点引进华侨等五类人才 华人华侨、港澳地区人才、归国留学生群体及外来留学生群体，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聚焦至装备制造业发展上，可用柔性引才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 近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海归人员总数达265.11万，其中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与此同时，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相比2016年增加30万人。可以看出，新增海归人数已经超过高校毕业生预计增量。 大量海外人才回国，这一趋势在珠西装备制造业发展中也有所体现。近两年间，芬兰籍科学家杨云峰将自己研发的PFS精密喷射成形技术带到佛山，开启新的创业；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位团队成员拥有留学背景，其董事长陈贤帅是广东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人才”…… “华人华侨、归国留学生群体、港澳地区人才，以及外来留学生，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王辉耀表示。 王辉耀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海外侨胞熟悉各国产业及社会发展情况，是广东独具优势的重要发展资源，应该优化政策以吸引更多华侨回来；同时，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佛山更应先行一步，吸纳港澳地区的国际人才资源为己所用；此外外来留学生也是一个窗口，能帮助“佛山制造”更好地走向世界。 聚焦至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上，王辉耀建议，“可以用柔性引才的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他认为，目前广东的人才政策主要关注的是55岁以下人才，但其实有大量55岁以上的海外人才，有丰富的经验且身体健康，愿意继续投身制造业。 “例如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都有许多高端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广东可以多渠道寻找并引进这些海外工程师。”王辉耀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要优于不少内陆城市，更应把握住这一优势，瞄准海外人才这一群体，解放思想，优化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以助力本地产业发展。优化人才政策 ▶▶ 打造佛山版国际人才城 装备制造企业要更好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吸纳大量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来消除“文化坎”。在此方面，政府可通过政策优化、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为吸引海外人才创造更优的环境。 美的集团成功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股权，东方精工在三年内先后并购意大利佛斯伯、EDF、弗兰度等三家行业领先企业，科达洁能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投资设立特福陶瓷厂……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通过“走出去”“买全球”，从“本土制造”升级为“跨国经营”。 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管理，成为摆在每一个“跨国经营”企业面前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文化适应坎，关键在于人。”王辉耀表示，目前广东企业中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并不算多，多元化的国际氛围尚未形成。 “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集聚，首先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王辉耀建议。 从去年8月1日起，“广东公安机关实施促进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在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相应证明或担保，就可以获得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的有效签证；此外，外籍青年留学生到广东学习的，从高等院校毕业后将可直接申请居留许可，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广东推出5年签证很具有创新意义，佛山可以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对广东省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如缩短审批期限、设立服务窗口。此外，佛山还可在岗位编制等方面借鉴上海、北京的经验，推出海外华人华裔卡、绿卡等，并建立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等。”王辉耀表示 除了政策简化外，王辉耀还建议佛山建立外籍人才聚集区，“例如，佛山企业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了一个花园城市，那能否在佛山打造一个全球华人的退休家园或者国际人才城，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佛山工作及创新创业？” 王辉耀认为，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在企业“走出去”同时把人才“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医院、国际化学校的投入，并在城市中集聚更多国际化元素，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留在佛山，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紧抓“一带一路”机遇▶▶ 与沿线地区共同培养产业工人 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紧抓这一机遇，佛山企业可以重点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并利用好国际资本；此外，佛山还可通过招收留学生或到当地办学的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和机构总计312家，协议投资总额85.69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总额82.59亿美元。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投资已经走上了快车道。”王辉耀表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73%的受访企业已开始实施相关战略，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其“走出去”意愿都十分明显。 那么，在这一轮“走出去”的浪潮中，佛山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企业又该如何寻找突破口，紧抓这一机遇？ “企业‘走出去’不宜单枪匹马，首先可以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王辉耀建议，正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一样，佛山企业也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建立合资、合营企业。王辉耀表示，如何利用好国际资本，也是佛山企业需要考虑的新命题，“例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均拥有巨大国际资本。在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学会把全世界的资金都用起来。”王辉耀表示。 此外，在王辉耀看来，要加强佛企在“一带一路”上的影响力，人才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合作过程中，佛山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到当地留学，让其参与佛山产业建设，加强双方地区沟通；另外，佛山还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办学，培养人才。”王辉耀建议。 对于装备制造业紧缺的产业工人，王辉耀认为佛山可以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会受到当地国家的欢迎；另一方面，这也将为佛山培养更多“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 “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跨文化沟通人才，还是产业工人等技术人才，都将有助于推动佛山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形成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王辉耀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蓝志凌）文章选《南方日报》，2017年8月25日
2017年8月28日 -
施一公演讲两则：研究型大学当推行“学不以致用”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要点 | 一分钟速读★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则是把其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对时代的关切，对国家发展命运的思考，对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来源： 财新网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吴杨奖）委员会希望我讲些励志方面的东西。其实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写几句，但是看着窗外的雾霾，心情不好、写不出来，而且我也习惯即兴演讲，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 如果今天的演讲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微信，包括把高晓松先生和施一公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评论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实际的情况和这些评论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会觉得比较意外，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2009年9月26日，我陪着母亲和姐姐回到了曾经生活3年半的小郭庄。我的母亲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很感动；乡亲们对我们还像三十多年前那么热情，但我意外注意到，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还靠井水和压水；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比城里人差远了。但乡亲们很满足、很快乐。我想念小时候的小伙伴们。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文章选自新华每日电讯，2017月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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