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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绿卡”为啥成了“香饽饽”？
2017年6月16日，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启用。图为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外籍人士展示取得的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右）与旧版的区别 “等到申请成功，我要办一场派对来庆祝。” “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的至上认可与信任。” 记者面前这位荷兰籍外企高管庄士杰今年52岁了，刚刚通过汉语五级水平考试的他用流利的中文讲述着申请中国“绿卡”的故事。到中国香港和北京工作长达15年，庄士杰说，这里就是家，未来的职业生涯，他还将在“充满机会”的中国大地上度过。 从2015年9月到2017年6月，关于“绿卡”制度的改革与新政不断。2016年，中国公安部发出中国“绿卡”1576张，比上年度大涨163%。频繁的新消息让更多像庄士杰这样的申请者与成功者引来关注的目光。“盼望已久，等待更长。”中国“绿卡”为何如此被需要？系列新规释放怎样的信号？紧俏的需求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国际大势？ 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浙江首发仪式在杭州举行，一名外籍人士在首发仪式上展示刚领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中国就是我的家” 生于荷兰，长在奥地利，求学在美国和瑞士。2003年，当已过而立之年的庄士杰第一次踏上亚洲土地，来到中国香港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这一来竟就此留下了。 “刚开始简直要哭，人多，天热，我真的受不了。”但很快，庄士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速度很快，但人们非常友好，善于学习，充满生气。5年之后，当负责的中国与荷兰轨道交通合作项目到期之后，庄士杰拒绝回国，很快又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我喜欢挑战，也喜欢在中国化的环境中工作。我是会说中文的西方人，在中西企业的沟通合作中还能发挥很多作用。”庄士杰说，源源不断的事业机会和生活与文化体验，让他在中国一待就是15年。 而真正开始考虑“绿卡”的事情，是这两年的事情。所谓中国“绿卡”是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的通俗说法。持卡人出入境无需再办签证，居留期限也不受限制，在缴纳所得税、办理金融业务、国内商旅消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更享有与中国公民同等待遇。 两年前，庄士杰的母亲去世。但是因为护照正在更新签证，庄士杰无法办理正常手续回国。好在最后公安部门帮助庄士杰顺利归国，但每年一次耗时约3周的签证更新，让庄士杰倍感“绿卡”之重要。 花费半年时间搜集整理材料，庄士杰终于在去年8月递交了申请。“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在这里生活15年，申请绿卡是非常自然选择。更重要的是，这张 绿卡 代表中国对我的认可和信任，它带来归属感，让我更加放松地工作和生活。”庄士杰说。6月16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工作人员在准备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有幸获得这张中国“绿卡”的人并不多。自2004年8月中国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到2013年的10年间，获得中国绿卡的总人数为7356人。2016年，公安部批准1576名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至此，中国“绿卡”持卡人数破万。6月16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首批获得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士合影“绿卡”含金量更高 如果申请成功，庄士杰将获得的是更新版中国“绿卡”。除了出入境中国可以免除签证外，持有新版绿卡的外籍人士，可以给孩子办入学、住宿登记、考驾照、买房子、结婚登记等。若在中国境内工作，可以享受社保，使用公积金；在日常生活中，更能用这张“绿卡”身份证购高铁票、使用共享单车等。 这源自2017年6月16日起实施的新政，将原来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更名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其“身份证”功能更加突显。再往前看，从2015年9月起，关于“绿卡”的改革与新规不断。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探索实施更加灵活便利的人才永久居留制度。 例如，2016年1月，公安部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并设立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为北京创新发展提供优良便捷的出入境软环境。2016年北京市受理外籍人才及家属永久居留申请比2015年增长426%；上海市这一数字也同比增长6倍。 “前期的改革侧重于服务群体的扩大、认定的科学化等，具体体现在：以前的服务群体以体制内的人群为主，而现在进一步将服务对象延伸到各类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的团体；从前期的以职位、职称等为主的认定方式，扩展到以税收、薪资等市场化特征明显的认定方式等。”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研究员苗绿撰文指出，随着中国“绿卡”政策的不断突破，中国“绿卡”的申请将更加简便易行，“绿卡”的含金量将不断提升，外籍人才来华工作、交流的渠道更加便捷。“中国的机会无法抗拒” 还是有许多朋友不理解庄士杰申请“绿卡”以及在中国长居的心思。 谈话的最开始，庄士杰就努力向记者解释，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什么想要留在中国。“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也有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在这里我有极佳的工作机会和友善的中国朋友们。看看北京，几十年前和今天有着天壤之别，每天都在更新和变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许多新的市场可以开拓，我喜欢挑战和机会，也想要用自己的专长来参与这里的建设，为这让人无法抗拒。”庄士杰这样解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着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中国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大有蓬勃发展之势。遍布街头的移动支付和共享出行恐怕在别国再难体会。更重要的是，庄士杰说，当世界其他某些地区又开始“筑墙”的时候，中国保持了开放。 这些年，越来越多商界高管因此留在了中国。2016年，北京市中关村 “绿卡直通车”政策首批获准的外籍人才中，就包括当时的联想集团副总裁黄莹、小米公司总裁林斌、百度公司副总裁王劲等行业标杆人物。 中国的开放和机会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家数量每年不足万人次，而2016年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家及其他外国人员超过90万人次。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此前披露了这一数字。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265.11万人。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是吸引外籍人士和留学生的最大因素。”张建国说。“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轮“绿卡”制度的改革为外籍华人归国创新创业提供了突破性的便利。如北京中关村对具有博士学历的外籍华人给与类似“华裔卡”的绿卡，广东对广东裔的外籍华人则给与5年多次往返的“小华裔卡”。 拓维智库海外华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邹德浩向本报记者介绍，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他们对海外80多个华人科技组织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第一代海外华人的思乡情结和二代以后华裔的归属感成为他们心系祖籍国的动力源泉。虽然这些人群已经长期居住海外，但中国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梦。他们的专长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和知识宝库。各方数据表明，在每年永久居留证的申请者和成功申领者中，有相当部分正是归国的华裔。 此外，王辉耀表示，“可以把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纽带、载体，借助他们的力量引进更多国外人才。”他此前也曾撰文指出，事实上中国对于国外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具备“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条件。 “无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是 一带一路 （建设）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参与其中不仅是找到一份工作，做出一番事业，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52岁的庄士杰最近刚辞去长久以来供职的这家国际软件公司亚太总监的职位。他要从北京搬到济南，出任一家新设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看来，这个新设项目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催生的新商机，而北京如今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二线城市济南有着更可开掘的潜力。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8月15日
2017年8月16日 -
郑永年：一直被低估的中印关系，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是中印关系。他强调，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印度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其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重视。编者按中印边境的事情闹大了。从六月中旬开始，印度军队便非法进入我国西藏亚东县内的洞朗地区，至今已接近两个月。印度罔顾中国屡次要求其撤出的警告，至今依然执意在此逗留滋事。这是30年来中印首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态。8月2日，忍无可忍的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8月3日深夜，中国国防部也发表谈话，表示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再次接受正角评论（微信公众号：zhengjiaopinglun）独家专访，详细解释了中印边境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和地缘博弈。郑永年表示，以地缘政治为基本判断依据，中国对外战略中中美关系居于第一重要位置，但中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尚模糊不清。在他看来，仅次于中美关系的双边关系就是中印关系。郑永年强调的是，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印度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其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重视。不过，印度民族具有较强独立性，因此中国不必过分忧虑美国介入未来可能的中印冲突。郑永年三论中印边境危机郑永年：如何解决目前的中印边境危机郑永年：在中印对峙之际再谈莫迪和印度01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不能取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中美关系之后是什么。正角评论：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但中美关系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面临调整。你对中国未来的外交重点有什么建议？郑永年：很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中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这是没错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强霸权，而中国崛起后，其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两国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中美同处一个结构，双边互动对全球会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所以中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中美关系之后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正角评论：那么从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中国对外关系，除了美国外，下一个重心是哪里呢？ 郑永年：地缘政治有两种形式。传统上，军事关系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这在冷战期间很明显。现在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经济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就会出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地缘经济决定着地缘政治。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其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亚太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印度的经济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来的四小龙，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02美国之外，中国还需要重视印度 对中国来说，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就传统地缘政治还是从现代地缘经济而言，美国之后就是亚洲。正角评论：那么就亚太范围而言，中美关系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什么？ 郑永年：区域内的几个大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对中国都很重要。但其中中印关系的确定性最小。中国跟日本和俄罗斯的历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们打交道都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日本和俄罗斯，今后也不会忽视。和俄罗斯，中国已经有上海合作组织等多年架构，和日本的经济整合非常高。 然而，中印关系却一直被低估。亚太地区，除了中国，印度的崛起最为显著。这就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一样会对亚洲倍加重视。中印两国同在亚洲，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两国如何相处有待探讨。 正角评论：为什么中印关系一直被低估？对中国而言，印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 郑永年：印度是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上升的大国会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人心理上也还没有（对印度崛起）做好准备。 印度有很多内部问题，像中央和地方关系、宗教关系（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关系）、不同的种族关系、种性关系、毛派等等。印度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强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个国家，但控制力量不强。而且，在中国官方致力于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印度一些官员则经常鼓吹民族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通过其政治机制与过程传导给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旦爆发出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多年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独立以后，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的，即重视西方世界。现在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转移到亚洲，开始“向东看”，但印度在经济上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防备中国。 从近代至今，中印两国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国没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对印度民族主义情绪对印度外交的影响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与中国同样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对这一点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别是对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认识。03中印相处应注意轻重缓急 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正角评论：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东看”，有什么原因？ 郑永年：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取决于其地缘政治，而周边国家的力量变化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缘政治变化了。首先，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洲，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中印曾经打过一架，这使得中国崛起对印度民族主义来说，更为耀眼。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迫使印度往东看，注意中国。 正角评论：中印两国现在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尚存有争议，对于中印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领导层都有意愿解决问题。然而，客观地讲，中印边境问题大家可以谈，但不可以太着急。就如一些学者所言，很多问题在民族主义还高涨的时候是不可以去触摸的。欲速则不达，搞不好还会引起很大的负面效果。 正角评论：中印产业结构没有较大差异，技术水平上也大致相当。印度工商界特别担心，中国制造业对本土制造业会造成强烈的冲击，所以中印FTA一直没谈下来。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印度经济体开放程度比中国差，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选举压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难向国外做出妥协。 中国现在提倡自由贸易，是国际社会声音最响亮的。但是，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意识形态来推广，不能把自由贸易搞成宗教。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谈自由贸易，有好多自由贸易区都是一步步形成的。04中国要设计自己的普世价值 中国需要有普世价值。中国应主动提出自己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正角评论：如何看待美国对印度关系的重新重视？ 郑永年：这一点值得注意。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想拉拢印度，这是事实。美国在主观上想要制约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和美国做了什么，就是针对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不要太担心印度会完全靠向美国。印度的外交政策话语尽管受西方的影响，但与美国结盟来对付中国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如果紧随美国，其在国际社会的空间反而会受到制约。 这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在战略上的合作还是有基础的。 正角评论：美国曾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四国搞价值联盟，但很多时候，美国所鼓吹的价值就蜕变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贸易，或者呼吁就业保护。美国已习惯自由地运用意识形态来为企业和国家谋求利益，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郑永年：美国人做事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例如，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其国家利益调整的。不过，实际上人们不用太看重所谓的价值联盟。美国人谈价值联盟、民主联盟谈了多少年了，但并没有多少响应者，进展不大。在物质利益面前，民主价值有些时候是毫无作用的。 当然，民主国家政治空间大。不管喜欢与否，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纵政治的一个目标。 此外，虽然美国常常错误地把中国当作敌人，但和美国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只是加入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际事务上还缺少经验。中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形成自己的秩序观。 正角评论：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 郑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扩张似乎已经到了顶点。即使没有到顶点，中国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国应该从文明的视角来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也应该能主动提出自己设计的普世价值，既符合中国传统，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8月4日
2017年8月15日 -
【光明网】人工智能：要为人类美好智能生活做贡献
光明网讯（记者 张胜）8月12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举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移动研究院原院长、达闼科技创始人兼CEO黄晓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要为人类美好生活做出贡献。 黄晓庆介绍，当前，移动内联网云服务解决方案（MCS）引领了新一代的移动信息化安全标准。而智能导盲机器人的出现，代表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民用化、实用化领域的重要突破，被业界称为人工智能应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之一。 对于云端智能，黄晓庆表示，这是机器人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解释说，因为人类大脑由上千亿神经元构成，模拟出来需要100万倍体积的电子元器件才能勉强做到。这意味着人类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把如此巨大“机器大脑”放在机器人肩膀上，只有将数据与计算放在云端运算才是解决办法。 据黄晓庆介绍，他所创立的达闼科技重点关注在云端融合智能、高速安全网络以及安全智能终端和机器人控制技术等前沿领域。达闼科技创建了结合人工辅助和机器学习的云端融合认知计算平台（HARI），融合正在智能运营的百万级机器人，目前已经应用到了导盲等领域；目前并且正在部署的全球覆盖的高速安全骨干网（VBN），通过软件定义网络（SDN）、软件定义边界（SDP）以及区块链技术，为智能设备以及机器人提供高速安全的网络服务。 在黄晓庆看来，云端智能技术已逐渐成熟。目前，达闼科技正在打造一个包括云端、网络、智能终端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一方面，打造一套安全、高效、完整的架构为无数机器人终端服务，即“机器人控制单元”；另一方面，在云端建立一套“人工增强机器智能”架构，实现“云端大脑”的自我迭代、增强，当机器人面对的环境过于复杂时，人工干预并告诉“大脑”正确答案。 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黄晓庆充满信心——未来，达闼科技将放眼全球资本市场，与更多的企业合作连接更多的移动终端、智能设备，为人类美好的智能生活做出贡献。文章选自光明网，2017年8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 -
【南方周末】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海归创业首选北京
8月12日，《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在北京发布。 “我呼吁更多的海归能够到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各种社会组织来工作，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空间让海归人员在公共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8月12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表示，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公共部门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建设，特别需要有多年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留学回国人员（以下简称“海归”）共同推动发展。 论坛当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目前海归就业主要集中在私营/民营企业，占比为47.4%；其次为外商/港澳台独资、国有企业，分别占16.7%和15.9%，合资企业占比为10.8%；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仅有5.2%。 截至2016年底，我国海归总数达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而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相比2016年增加30万人，新增海归人数已经超过高校毕业生预计增量。 家庭因素成归国重要原因 报告由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此次调查共收到问卷3032份，其中有效问卷1821份。 报告表明，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照顾父母、家庭团聚等因素将成为留学人员中的独生子女归国发展的重要原因，“方便与家人团聚”和“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成为归国两大主因，分别占比70.6%和63%。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解释：“（样本中）90后占到半数，独生子女和未婚群体的比例超过七成……对于80后、90后以及00后这个群体的孩子来说，出国留学后再回到祖国，家庭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时，国内经济增长、政治稳定、饮食文化、国外经济形势不利、国内生活丰富等亦是海归回国的重要原因。 而比较国内外发展状况时，65.8%的海归认为“国内外发展情况不好说，因人而异”，19.2%认为“国外发展比国内更难”，认为“国外发展比国内容易”的占15%。 调查还发现，三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留学收益大于成本，不到二成的受访者认为收益成本相当。另外，认为收益小于成本的占27.3%，说不清的占18.3%。 半数受访者认为，留学经历有利于个人国内职务提升。44.8%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没有影响，5.1%则认为留学经历不利于晋升。 九成海归半年内找到第一份工作 报告显示，50.5%的海归能顺利融入国内生活与工作；44.7%的人认为虽有困难，但能逐渐克服；剩余的4.8%则表示回国后始终无法完全融入。 “现在，超过九成的海归能够融入社会，在2015年这个数据只有87.1%，说明海归在回国之后适应能力越来越强。”李庆说。 回国后，89.2%的海归能够在半年内找到国内第一份工作。海归就业单位所处行业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和金融业，就业单位规模以500人以下为主。 海归就业单位的类别呈现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私营/民营企业，占比为47.4%。其次为外商/港澳台独资、国有企业，分别占16.7%和15.9%。与2015年相比，海归选择私营/民营企业就职的比例明显增加，选择外资企业的有所缩减。 对此，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预测：“未来会有更多的海归进入民营企业，这是与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国际化相关的。” 在海归就业的工资分布上，调查显示，6000元及以下的占比最多，为44.8%；6001—8000元的占22.7%，8000—10000元、10001—20000元的分别占比为13%和13.7%。 实际工作收入与个人期望收入相较而言，认为高于期望的仅为1%，认为远低于期望工资的占68.9%。 海归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 在调查对象中，七成以上的创业海归初始创业时间在2015年以后。报告认为，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初始创业时间在2006-2014年占比为18.7%，2005年之前的仅为4.9%。 在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其中，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占比近五分之一。紧随其后的是服务业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占比分别为14.7%和11.8%，选择金融业的占10.3%。 海归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这五所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其中，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尤其是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集聚，对海归的吸引力较大。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其中经济发展、人脉关系、环境舒适、文化多元包容性强、资源集中五类原因的认同度均超过三分之一。 报告还显示，海归创业者在创业中最需获得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辅导、财政经费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帮助，仅27.2%的人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基地和平台对创业企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7年8月14日
2017年8月15日 -
【人民网】逾八成留学人员归国 可更好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人民网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更多地推动全球规则的制订或者要参到全球治理，留学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8月12日，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如是说。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马骏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参与全球化。一个是从企业层面参与，比如进出口贸易是全球化，对外投资是全球化，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对中国进行投资也是全球化 ；还有一个层面是国际组织，例如金融领域的世界银行、IMF、亚投行等等机构，在其工作人员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执行国际规则；第三个层面是推动制订国际规则，主要在政府的层面，因为很多议题、很多规则还没有形成，需要各个国家主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人坐下来共同探讨。 面对当前中国发展状况和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现实需求，马骏总结，参与国际规则制订需要有四方面的能力： 提出议题的能力。要让提出的一些议题使得大部分国家都能接受，而且提出议题之后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构思就是如何来解决。而且解决方案，也需要大部分国家都接受。 讨论形成共识。一些国家不一定有明确的想法，议题提出过程当中对议题的意义较模糊，所以要去引导，组织讨论，把正面积极的意义宣传出去。 此外还要有能力来担任临时一些机构的领导。最后一个重要的能力是要形成文字，要做政治宣誓。每个国家的诉求不同，一句话可以在80个人的小组里面讨论3小时，出来五个十个版本，但是最后要选择一个让大家都能够达到共识的文字版本。 对于海归人才在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马骏认为海归人员在语言能力、专业能力、国企人脉等方面都有足够的经验，可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国际的规则制订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人，增幅达36.26%；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为58.48%。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比例逾八成，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逐渐缩小，海归人员对于国家发展成为一股重要力量。(林婷婷)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8月14日
2017年8月15日 -
何亚非：“后美国时代”来临是历史必然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上升，使世界力量“大趋同”从量变逐渐走向质变，这不仅说的是经济实力的趋同，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竞争。
2017年8月15日 -
鲁白：教育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专家简介鲁白，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人工智能对教育有什么冲击？首先，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冲击。未来当人们有任何重复性的需要，有大量数据积淀的事情，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当重复性的教育被 AI 取代，教师怎么办？当 AI 可以随时随地用更精准、更有效的方法来教学时，老师还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老师”或者“教授”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们怎么来抵抗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的工作？其次，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冲击。如今信息的来源是多元化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学生为什么要坐在课堂听两小时或者一小时得到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所以，人工智能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可能。再次，对学校、教育体制的冲击。很多学校的专业设置是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的，这些职业一旦不存在了，我们的学校怎么存在？我们曾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较大的全校范围内的讨论，最后得出了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学校的价值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也不是单纯的“能力的培养”，它还包括了“价值观的塑造”。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有全球视野、有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人才。关于这样的一个目的，AI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服务、一个帮助，而不是形成一个对垒，因此我们的定位必须要精准。去年，我们在清华大学开了一门课——《脑科学与人工智能》，首先，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自己也能够学习；在联网时代，我们想实现一种所谓的“翻转课堂”。上课主要是了解最前沿的研究，以及学生与讲课者的互动；同时，我们想通过学习斯坦福大学，把企业家请到校园的课堂来。AI 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太一样，很多科学家是在企业中，我们请了很多企业界从事 AI 的领军人物来给学生上课，这是新的尝试，我们的目的是想培养下一代人才将来能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因为他能够直接与企业界的最前沿的研究接轨。人工智能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李开复曾说过，一是因为深度学习，二是因为有高质量的大数据的存在。另外，还因为有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存在。高质量的大数据如何应用教育？是从学校（大学、中学、小学）入口，还是从技术（比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入口，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社交网络（像微信）。另外，教育也需要有一种模式的创新。 人工智能究竟怎么样应用于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教育行业该如何面对？ 清华大学曾做过全校讨论，也邀请了麦肯锡公司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以下四个方案竟怎么样应用于教育？一是全球化。人才的流通、资本的流通，各方面的流通非常紧密、迅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高表达能力、有社交能力、全球视野、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二是人类社会深刻转型。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资源约束、贫富差别等等现象出现。新的领域层出不穷，人才需求也在改变。特别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人才的需求、人才的成长方式都会有改变。三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对于未来的领军人才有特殊的需要，需要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能力，新的知识结构，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崛起的时代，我们要如何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四是快速发展，科技革命。我们需要有创造性、有想象力的科技领军人才，而且需要有企业家的精神。这是在人工智能、脑科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人脑跟机器脑的差别。我们教育如何来应对呢？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生活。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留下数据，所有的衣食住行现在都受到了影响。而从一个大学，从一个教授、学者的角度看，一个时代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伴随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人机之间有没有伦理？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是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及思想，这将会冲击人类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在 "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报告整理）文章选自中国教育网络，2017年8月7日
2017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