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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中国将成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联席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拥有先发优势，我们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引领者，为制定新的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作出贡献。”7月28日，在郑州举行的全球跨境电子商务高峰会上，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表达了这一观点。 为什么全球电子商务发展需要制定新的规则体系？龙永图认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趋势，并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贸易主体已经从跨国公司转变为以中小企业为主力。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缺乏系统的国际规则体系，无法全面规范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从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格局来看，“我认为中国已经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一个引领者。”龙永图说，中国基本上占领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制高点，在全球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创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新模式。郑州率先创新的监管模式，成为国内目前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监管服务模式之一。在G20杭州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提出建立电子商务的世界贸易平台，引起全球关注。 “中国从全球贸易规则的学习者和执行者，正在不断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尤其是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龙永图说。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也是目前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对于全球贸易来说具有革命性的这样一些突破口，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的研究一下怎么样来顺应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制定全球电子商务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大家知道，以去年20国集团杭州会议为契机，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这样一些全方面的工作，而且在很多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我认为在制定EWTO，也就是电子商务的全球贸易规则方面，中国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具有一定的担当精神，当仁不让，应该成为国际规则，特别是跨境电商规则制定的推动者和引领着，为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提出中国版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说我们要为全球电子商务制定一个新的规则体系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条：第一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全球的这样一个大的潮流，大的趋势，在过去几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的大的趋势。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个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极大推动了智能终端的普及和发展，推动了移动通信支付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成为国际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越来越牢靠。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全球化的载体，过去我们讲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走向了全球化的舞台，而且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就在全球化跨境电子商务当中异军突起，而且一直成为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主力军。在我们中国参与国际外贸的中小企业大约有500万家，创造了外贸总额的60%，这样就为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这是我们认为必须要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而且反映了全球发展的大的这样一个潮流。其次我们也必须看到跨境电子商务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缺乏系统的国际规则体系，所以在国际跨境电商的监管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税收的监管、质量的监管、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方面，都非常需要建立一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也就为制定一整套新的EWTO国际贸易规则提供了一个非常需要的紧迫感，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紧迫感来适应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监管趋势的新需求。 第三，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的制定方面，应该是走向引领着的这样一个地位，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并不夸大中国的作用，在全球治理当中我们在很多方面应该说仅仅是参与者，但是我觉得在国际跨境电子商务方面，我们已经有资格有能力成为一个引领着，为什么呢？第一条我们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制高点，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一个是在数量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中国国际贸易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15年的时候，跨境电子商务才占我们中国整个国际贸易的22%，但是到了去年，就已经超过了27%，据预测到2020年的时候要超过37%，所以说跨境电子商务在我国对外贸易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就使得我们在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当中的这样一个地位成为最重要，所以在这样的方面，我们从数量方面确实也有很大的必要，来为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制定一个新的规则体系。 从需求方面来讲，由于最近几年中国新型的中高收入群体，也就是国际上中产阶级数量的不断扩大，使得消费者在国际电子跨境商务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我们在2016年，我国跨境的网购用户就超过了7100万人，同比增加61.3%。到了2020年，我国将拥有2亿的跨境网购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是一样的，2014年全球的跨境网购的消费者才3亿人，据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会超过9亿人，平均年增幅会达到31%。所以不管从中国来讲，还是从世界来讲，发展得很快，但中国发展得更快。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中国在制定全球的网络的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新规则体系方面，确实应该当仁不让。 从另一方面，我们中国在制定规则体系方面也采取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推动了跨境电子商务五个城市的试点，2016年又扩大到15个城市的试点，这些试点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的新的规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综合服务体系，而且在探索制定电子商务方面一些新的规则，这方面我们今天在开会的郑州，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多好的新的探索。 郑州在2010年以来率先创新，作为1010的B2B2C的，通过监管服务平台的管理解决了政府管理和市场便利的双重难题，降低物流成本45%，国家税收增加5倍，质量安全有保证，时效提升10倍的成效，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低成本的监管服务模式之一。 这说明我们在搞综合实验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企业也在开始为国际贸易新的规则做出重大的努力。大家熟悉的以马云为代表的阿里巴巴，一直在探索建立EWTP的问题，他们几年前就开始提出来，建立一个全球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供企业之间就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进行交流。在去年的G20峰会上，阿里巴巴提出EWTP的这样一个建议得到了20国集团领导人的重视，而且进入到20国集团的公报当中。这说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数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最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不管从政府的层面，或者从企业的层面来讲，也对于制定全球国际电子商务的新贸易新规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重大努力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做出更大的努力。参加了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们一直是国际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而且我们进入WTO以后承诺按国际规则办事，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中国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方面，我们是在全球做的比较好的。 在现在出现了国际跨境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的业态和新的模式，我们也必须在目前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起个带头作用，制定电子商务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被历史证明，我们是国际规则的一个忠实的执行者，所以我们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也是诚心诚意的，我们想制定这一套规则并不想取代任何新的规则，实际上现在在WTO根本还没有这一条成熟的规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政府也好，中国的企业也好，先行一步来制定新的电子商务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我们中国参加全球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习近平主席非常的重视我们中国参加全球治理，所以我们在国际贸易的工作的同志们，我们的企业家们，在这方面应该响应我们中央，响应我们习近平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工作，我觉得我们选择在国际电子商务方面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引领者的一个突破口是非常非常的适当的，我们也有能力有条件能够做好这件工作。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互联网已经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把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传统贸易和电子商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世界贸易的规则体系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当然，在制定全球电子商务贸易规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可以说任重道远，现在才刚刚开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迎接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电子商务新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有心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同行、同仁们希望你们积极参与到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来，不仅仅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也为我们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着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不应该逃避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河南日报、亿邦动力网，2017年7月29日
2017年7月31日 -
朱锋：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朝政策因为朝鲜核扩散性质的恶化而具备了强制外交的各项基本特点，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就是一项典型的强制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数月以来，强调美国对朝政策的重大调整宣告“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其朝核政策的明显变化在于：一是将解决朝核问题列为美国亚太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二是在对朝施压和威慑的力度、范围和国际动员的投入上明显增强。特朗普对朝政策转变，也适逢国际社会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进展所产生的威胁认知不断上升之时。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开始重建东亚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进程，中美首脑共识正在为打破朝核僵局发挥重要作用。作者从强制外交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的视角，介绍和分析了强制外交在解决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学术和政策主张，比较和探讨了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朝核政策上所发生的具体变化和调整。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朝强制外交短期内不会将军事打击列为现实选项，对朝鲜的对策更接近于“战略强制”的内涵，以谋求全面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能力。 从2017年1月20日上台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最为突出的调整，就是其朝鲜政策。3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亚洲三国之行，高调渲染朝核问题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强调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已经结束，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将会把所有的“政策选项”摆在桌面上，包括必要时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随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特朗普外交和安全政策团队多次表示，美国并不谋求对朝鲜的“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也不谋求“改变现状”，特朗普对朝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推进朝鲜弃核和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甚至表示“在某些条件下”，他愿意并“荣幸地”直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但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聚集了三支航母战斗群，打击朝鲜的军事准备仍在高调进行。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如何定义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其朝鲜政策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调整、未来美国的政策选择又将会如何演变？准确、客观地认识和分析美国对朝政策的调整，已经成为全面认识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包括朝鲜半岛政策的基础。总之，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并非以选择军事打击作为短期政策手段。从强制外交的理论和政策视角来分析特朗普政府朝鲜政策的新变化以及未来演变趋势，已然成为我们全面应对未来朝鲜半岛危机的关键。1. 强制外交：理论内涵与政策含义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是冷战后强制外交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他给出的定义是：强制外交就是使用包括威胁行使武力在内的非军事性强制手段，“强制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目标国使其“停止、搁置并放弃威胁性的举动”，例如放弃入侵他国领土或者放弃已经占领的他国领土。强制外交不同于威慑战略（deterrance strategy）威慑战略是直接通过军事力量的部署让对手因为代价太大、没有胜算而放弃军事冒险。威慑战略是重在遏制冒险性、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强制外交也不同于武力干涉（military intervention）。使用武力所进行的干涉行动需要投入军事力量直接采取主动打击性的战争行为，强制外交并不主张直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强制外交不是重在遏制军事冒险，而是重在改变目标国有可能采取的危险性行为，在后冷战时代，强制外交是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经常采取的一种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很常见，是一种展示国家意志与行动能力的冲突防止（conflict resolution）行动。 冷战后的国际实践，使得美国学术界意识到，对于索马里这样的军事行动能力有限的国家来说，“强制说服”可以发挥作用；但对于像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前南斯拉夫、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只是依靠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等支撑起来的“强制说服”难以生效。罗伯特·阿特（RobertJ．Art）在伊拉克战争后，修订了亚历山大·乔治的强制外交理论，他反对简单地通过军事恫吓来达到“强制说服”的目的认为一项成功的强制外交需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准备使用武力的决心（determination of use of force）。一旦敌对国家不接受制裁、核查、查扣等强制性的行动，强制外交需要具有直接升级为军事打击行动的意志和决心。二是建设性的诱导（positive inducement）。目标国如果能够做出行为的改变，放弃危险性的行动，就能得到相应的好处和补偿。因此，强制外交不应该拒绝对话和外交接触，但需要按照美国的目标和条件来设计对话和接触的条件。三是持续性、不间断的强制行动（persistent compellence）。这些强制行动包括贸易和金融制裁、禁止目标国飞机和船只靠岸、对目标国的嫌疑船只采取强制拦截、扣押与核查。四是在强制行为中“有限但明确地使用军事力量，或者威胁使用军事力量（demonstrative use of threat and force）”。例如，在对目标国的船只和飞机进行拘扣和强行核查时，必须由军事力量参与和执行。阿特认为，成功的强制外交必须包括武力威胁和必要时小规模地使用武力，但不是出现了冲突便迅速向升级军事冲突的方向转化。因此，强制外交不需要在“有限使用武力”和“全面使用武力”之间划出“红线”，强制外交重在军事解决方案之外，立足于以较小的军事代价来达到改变目标国危险行为的目的。 冷战结束之后，强制外交曾一度成为美国智库和学术界热衷探讨的美国对外政策行动的重要选项。其基本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单极世界中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第二，针对处理棘手和具有挑战性的安全议题时，强制外交可以代替美国的军事干涉，是一种成本和收益更为可控的外交和安全行动方案；第三，在涉及地缘政治因素复杂的地区和国别问题时，强制外交能够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军事或者安全利益直接对抗，适合于目标单一、危机或者威胁解除型的国际冲突，不需要美国长期军事和政治介入。美国学术界认为，通过强制外交比较成功地予以解决或者缓解的地区性安全危机包括：1991—1993年的索马里危机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1994年的海地危机、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4—1998年的伊拉克冲突、2003年卡扎菲政府放弃核计划、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以及2014—2016年的乌克兰危机。 然而，强制外交运用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并不成功。原因在于“美国总是缺乏决心来有效遏制朝鲜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而制裁等强制行动和总是存在的美国对朝动武的前景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朝鲜想要通过核武器来强制改变美国的朝鲜政策的决心”。与此同时，朝鲜核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核不扩散进程问题还涉及中俄与美日之间的战略竞争、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东北亚地缘战略环境重组等诸多议题。更重要的是，以家族统治、先军政治为核心要素的朝鲜内部的权力体制，又使其具有一般国家所不具备的“抗压性”，持续的“压力和孤立”政策难以在短期内直接产生“压服朝鲜”的效果。有效的对朝强制外交不是简单的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基础上的危机应对，更需要动员美国同盟体系之外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重建东亚的大国协调机制，决定性地改变部分国家的朝鲜政策，才能最终在对朝强制说服进程中去除朝鲜政权认为总有机会“坐以待变”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朝强制外交更需要接近于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所提出的“战略性强制（strategic cohesion）”的概念，也就是要动员更多的国内与国际力量，遏制和打击目标国“实施和追求威胁行为”的内在体制和能力，使得挑衅性的战略无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获得所需资源而难以为继。“战略强制”概念的核心，是要全面扼杀目标国“继续保持和实施威胁性行为的能力，助长其内部对保持强硬对抗行为的绝望感”。 不仅在朝核问题上碰壁，运用强制外交来解决其他的核扩散问题迄今鲜有成功的实例。2003年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主动向美国交出自己的核计划，是因为当时的利比亚还远远没有成功地实现实验性的核材料提取。伊朗核问题虽然在2015年6月达成“6＋1协议”，但美伊持续紧张的关系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政府伊核政策的批判，迄今难以让国际社会对伊核局势和平解决保持信心。1998年印巴核竞赛之后，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曾尝试使用强制外交，但最终因为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率先默认了印度核力量的“合法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努力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强制外交运用于2006年10月就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在过去10年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朝鲜，会有成功的机会吗？尤其在朝鲜这样一个安全能力存在严重内在缺陷、外来敌意与军事威胁又长期难以消减以及常规军事力量和传统对手比又全面落后的国家，即便是遭到类似“全面遏制政策”性质的“战略性强制”，朝鲜就会放弃核武器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超越对朝鲜拥核的主观判断，转而分析朝核进程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冲突化解手段的尝试，才能有比较地了解让朝鲜弃核究竟还存有什么样的政策选择。从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朝鲜追求核武器与核导弹所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近25年。这25年中，朝核问题的国际应对方式几经起伏，已经尝试了国际危机冲突与危机管理的几乎所有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多边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2003—2008年）、以日内瓦框架协定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为代表的用经济援助和能源补偿来交换朝鲜的核开发（1994—2001年）、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时的美国和朝鲜的外交接触与援助（1994—2000年）、以“阳光政策”为代表的“朝韩和解进程”（2000—2007年）、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主体的国际制裁（2006—2017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多年来“劝和促谈”的外交斡旋努力（2003—2017年）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体系对朝鲜不断提升和扩大的军事威慑（1993—2017年）。目前还没有尝试过的手段或许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冲突介入以及强制性国际人道主义干预了。在朝核问题持续至今的25年里，经历了五位美国总统和七届美国政府，即便在与朝鲜对话和外交接触期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强制外交的政策手段。为什么朝核问题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权力体制的特殊性使得“拥核自保”和“拥核自重”成为朝鲜维持政权的唯一法宝。其次，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朝核问题的外交解决进程三心二意，有关朝鲜将要崩溃的幻想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在执行对朝强制外交的同时寻求与朝鲜的接触、对话甚至给予援助，但始终没能“正面回应和满足朝鲜的安全关注”。再次，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特殊性。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地缘战略较量给朝鲜留下了“拥核自重”的空间。在这方面，突出的论断是西方盛行的“中国不愿意放弃朝鲜论”。最后，美国所领导的同盟体系内部的协调不时出现问题，美国的同盟国家在如何对待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上犹豫不决，因而阻碍了对朝强制外交的实施效果。这包括美韩同盟内部曾因为韩国“进步派”政权实施对朝“阳光政策”出现的争议和摩擦。 然而，时至今日，朝鲜核武器开发的威胁性显著提升，未来朝鲜半岛出现军事冲突以及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朝核问题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拖下去”的时候了。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朝核问题有着东亚地缘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复杂性，打破朝核问题僵局事实上已经不能延续一般国际冲突解决的传统理论，而必须寻找新的实证依据来寻求半岛冲突解决的新出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其朝核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既是近年来朝核局势持续紧张和升级的产物，也是美国朝鲜政策寻求改变和打破朝核僵局、寻找尽早遏制朝核威胁增大的结果。这一政策正在成为增强版的强制外交。在目前朝核僵局难以打破的窘境下，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值得分析和期待。其核心变量有两个：一是特朗普政府如何能够尊重中国有关朝鲜半岛“不战、不乱、不核”原则的同时加强大国协调与合作；二是朝鲜本身如何回应国际社会所发出的停止挑衅的呼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核扩散和导弹试验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精神，切实弃核以获得安全保障与发展利益。2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与强制外交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朝政策中，强制外交和接触外交（engagement diplomacy）始终交替存在。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同样具备强制外交的多种要素。不同之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将朝核问题列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这决定了美国对朝强制外交的力度、范围和手段选择都在出现实质性的不同。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上台，当时美国和朝鲜在谈还是不谈问题上较劲，双方围绕着2008年12月被搁置的“六方会谈”中各方达成的第二阶段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查证进程如何进行而博弈。当时美国要“看彻底”，朝鲜只让“看部分”。压垮“六方会谈”的“最后稻草”有两个：一是2009年6月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二是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二者让奥巴马政府下决心“不再第三次被朝鲜欺骗”。 金正恩政权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和2016年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之后，美国防务界对朝核问题的担忧急剧上升，奥巴马政府也更为重视朝核问题。美国并不会容忍朝鲜拥有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但问题是，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外交与安全重点是提出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二任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优先事项是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和在叙利亚实现推翻阿萨德政府的目标。朝鲜问题尽管重要，并没有被奥巴马总统提升到日程的优先事项。但是，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政策确实失败了，单纯依靠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协调加强对朝鲜的危机应对，并不能遏制朝鲜的核开发进程，也无法在短期内造成朝鲜“就范”的局面。相反，“战略耐心”战略只会激化金正恩谋求核能力升级的紧迫感。 “战略耐心”政策有三大要素：一是不降低与朝鲜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强调美朝对话或者恢复“六方会谈”的条件是朝鲜必须拿出可验证的弃核行动的诚意；二是加强对朝鲜的孤立和压力政策，谋求断绝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开发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材料来源；三是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遏制和回击朝鲜的军事挑衅，但没有把解决朝核问题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的优先事项。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中，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优先努力一直放在达成伊朗核协议方面。2013年，美国前负责朝核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R．Hill）出版自己的回忆录，痛陈从2003—2008年间的历次会谈中如何“被骗”。他的结论是就弃核问题与朝鲜进行对话，只会继续“受骗”。希尔的回忆录是对奥巴马政府“战略耐心”政策的生动注解，“战略耐心”政策的核心不是不对朝核问题做什么，而是对整个朝鲜问题的解决呈现出了政治和外交上的“消极”。 特朗普政府强调“战略耐心”政策结束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在特朗普看来“战略耐心”政策是一项“无效的政策”。2016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和2321号决议已经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对一个单一国家进行制裁的最严厉纪录。即便如此，在中短期内仍无法达到让朝鲜态度软化、重新承担弃核义务的目的。原因之二是奥巴马的“战略耐心”政策持续了八年，已经成为一项“危险的政策”。在这八年当中，朝鲜进行了四次核试验，超过65次的短程、中程和长程导弹试验。朝鲜的导弹投射能力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原因之三是美国军方不能容忍朝鲜核导弹能力的增强不会接受朝鲜拥有针对美国本土核打击能力所造成的美国“战略性脆弱”这一事实。无论是保护驻韩、日、关岛等西太平洋的美军，还是保障从夏威夷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朝鲜拥有可靠的中长程核导弹的事实从安全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都难以接受。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放弃“战略耐心”政策，并不等同于直接采取对朝“军事打击”政策。朝鲜半岛的周边地缘战略力量布局、朝韩直接相邻的地缘特点以及朝鲜这么多年来的“先军政治”体制，都决定了1953年朝鲜战争之后，韩美都从来没有过代价低廉的对朝军事打击预案。冷战时代的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了美国侦察机，当时美国国防部曾考虑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最终因为担心战争扩大为中美苏新的三角对峙，美国放弃了军事报复朝鲜的想法。1993—1994年，克林顿政府也曾准备对朝鲜核设施等采取军事打击。但最终同样因为代价巨大而放弃。在朝鲜事实上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今天，对朝军事打击方案更是说易行难。美国长期缺乏对朝战争行动的决心，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没有对朝军事打击的能力而是缺乏“成本与收益”之间划算的、可操作的预案。这是朝鲜半岛内、外的政治、经济与地缘战略结构所决定的。 特朗普的朝鲜政策在危机感知上继承了奥巴马政府的评估和判断但将朝鲜问题列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于打破朝核僵局、遏制朝鲜导弹与核开发能力的迫切意愿。这就是拉拢中国，竭力塑造中美两国共同对付朝鲜的印象，说动中国对朝鲜新的核试验采取单边制裁行动；与此同时，加速针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准备。从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以来，美国第一次开始像朝鲜一样在半岛事务中推行“战争边缘政策（brinks manship）”。但强制外交的重要特点不是“进攻性”而是“防御性”的。通过“威胁、压力和最大限度的制裁”来达到把朝鲜拉回对话桌的目的，并保持强制外交中的“强制性说服”进程，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想要达到的效果。3 强制外交：军事打击与外交接触之间的游离 从2017年3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三国之行开始，美国新政府的“朝鲜新政”初步成型。特朗普的“朝鲜新政”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宣布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已经结束，美国将采取包括“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在内的一切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二是美国并没有关上与朝鲜对话的大门，强调朝鲜必须先摆出停止核试验等相关姿态，美国才能和朝鲜对话。三是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并不谋求朝鲜的“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也不追求改变“朝鲜现状”，只是要解决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因为朝鲜现政权追求的核力量，已经构成了“全球性”的紧迫威胁。四是努力推动中国和国际社会成员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全面履行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270号和2321号对朝制裁决议，降低与朝鲜的贸易水平，减少甚至停止和朝鲜的外交关系。2017年4月28日，蒂勒森在联合国安理会举办的有关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特意强调，如果各国还是按照“原有的方式来对待朝鲜”，这是“肯定不行的”。 特朗普“朝鲜新政”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相比，最重要的变化首先在于美国将在亚太外交和安全政策选项中“优先处理”朝核问题。奥巴马政府也曾摆出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态势，2015年后的美韩联合军演，更是增加了要对朝鲜领导人进行“斩首行动”等公开性的军事威慑内容，美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军事部署和同盟协调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也有了长足进展，但外交议程上，朝核问题始终排在伊核问题之后。但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议程中，朝鲜问题开始成为白宫直接面对和全力处理的优先事项。其次，美国政府和军方为解决朝核问题的“资源投入”将同奥巴马政府相比出现决定性变化。美国副总统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2017年4月17日在韩国访问“三八线”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需要“引导各种国际资源”，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在内将打破朝核问题现有僵局、抑制朝鲜核与导弹能力的发展列为最迫切和最主要的外交议程。 将朝鲜列为美国安全政策的“重点”后，特朗普外交也将由此调整和展开，全力推进至少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动员美国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家，为应对朝鲜局势做出深入准备。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集结了多艘航母打击编队，B—1B战略轰炸机飞越半岛上空，美韩、美日、美日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除了这些公开的对朝军事威慑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设立“朝鲜行动中心”，专门负责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的情报活动。在中情局的历史上，为一个国家单独设立专门的“情报行动中心”非常罕见。此外，驻韩美军也高调设立“对朝人力情报处（HUMINT）”，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以来，驻韩美军第一次设立这一机构。 第二，努力推动与中国等国的合作，重新启动在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协调”进程。美国曾长期指责中国的朝鲜政策，历来主张中国是解决朝核问题最重要的因素。原因包括两点：一是中国和朝鲜的正常贸易往来占据近年来朝鲜对外贸易的85％左右。再加上中国是朝鲜石油的决定性来源地，掌握着朝鲜经济的“生命线”。二是中国是朝鲜对外交往最广泛的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珍惜中朝友谊，对帮助朝鲜稳定和民生发展以及强化朝鲜无核化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2017年4月6—7日，中国领导人和特朗普的首次元首会议，坦诚地就朝核问题的严重性进行了深入沟通，达成了重要的中美元首共识。中美合作推动朝核问题解决，出现了近10年来难得一见的积极势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对媒体表示，他坚信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会帮上大忙”。强制外交对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不可忽视的合理性。中国外长2017年4月28日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时提出“双增强”建议，既要增强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又要增强降低紧张和实现无核化的对话进程。在强制外交中，“压”和“谈”本身是不可分离的两大要素。 第三，加大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涉朝攻势，加紧对朝鲜从违背国际核不扩散协定、拥有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化学毒品，到“迫害人权”、在吉隆坡进行暗杀活动等诸多方面，推动对朝鲜政权彻底的“去合法化”。2017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主持召开了安理会有关朝核问题的部长会议。蒂勒森在讲话中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和国际社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各项决议；二是各国应该暂停、至少削减与朝鲜的外交和贸易联系；三是全面强化对朝鲜的金融孤立美国将对支持朝鲜非法活动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四是美国保留对未来朝鲜包括核试验在内的新挑衅行动的任何方式的应对权力。 第四，说服东盟、南亚、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加强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全面限制朝鲜外交人员、海外商务活动和人员来往进一步压缩和切断朝鲜的海外资金来源。2017年5月4日，美国和10个东盟国家的外长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10＋1”外长会议，蒂勒森国务卿讲话的重点，是要求东盟国家全面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在国际金融支付系统（SWIFT）切断与朝鲜的财务交易之后多个东欧国家开始驱逐朝鲜外交官，禁止朝鲜海外使馆出租使馆房屋的盈利行为。朝鲜驻德国使馆在柏林的一处楼房被改造成“柏林青年旅馆”德国政府已经严令该旅馆的土耳其经营者尽快终止与朝鲜使馆的租赁和经营协议。 第五，全力说服国际社会尽可能多地采取针对朝鲜的“次级制裁”行动，即在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制裁决议之外，全面压缩甚至断绝与朝鲜的人员、经贸往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扼杀朝鲜的金融与经济来源。“次级制裁”是美国手中实施对朝强制外交的大棒。运用这一手段靠的是美国超强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美国国会对外交的深度干预和介入以及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国际动员能力。特朗普政府将肯定把“次级制裁”作为对朝强制外交的法宝。2017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新的对朝制裁决议，允许美方对中俄等国港口实行监视，并强制检查任何船只。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甚至可能引发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冲突。这个新的制裁方案重点针对朝鲜的航运业和海外劳工，并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0天内决定是否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该法案以419∶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将会很快获得参议院和美国总统的批准。这个严厉的法案不仅对朝鲜人有效，还打算阻止任何其他国家帮助朝鲜。法案规定任何朝鲜籍船只，或者不履行联合国对朝制裁的其他国家船只，将被禁止在美国港口停泊以及在美国境内营业。该法案还禁止被强制的朝鲜工人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同时，对于任何使用朝鲜海外劳工的国家，美国有权依据其国内法律冻结其财产。韩国媒体认为，该法案对朝鲜经济所产生的打击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军事行动的准备将会加速。从2015年开始，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就开始直接包括对朝鲜的“斩首行动”、战略设施控制、心理战等诸多内容。美国在韩国的军事部署也增加了防核、防化等军事行动能力。美日韩军事同盟框架内的协调也在不断深入。2016年美日韩联合举行针对朝鲜的反导演习之后，2017年3月又联合举行了首次针对朝鲜的反潜演习，再加上之前签署的日韩慰安妇协定以及日韩涉朝军事情报共享协定，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协调确实在实质性地增强。考虑到美韩不顾中国的严厉反对加速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对朝战争行动准备确实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将会继续围绕着保持对朝强大的军事威慑、全面动员国际社会限制和打击朝鲜的经济和金融能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朝核能力的跟踪与破坏以及争取中、俄等国与美国政策“同步”等行动，来迫使朝鲜在已有的“拥核”道路上“走投无路”。与此同时，美国还将高调宣称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但对话的条件必须由美国来设定。 即便如此，由于朝鲜在“外压”之下难以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引发了美国分析人士的诸多疑问。4 强制外交考验东亚大国关系 特朗普的朝鲜强制外交政策是否会成功？从目前来看，不确定因素还很明显。一种可能是重新回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耐心”，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确实有助于打破朝核问题僵局，决定性因素还是东亚主要国家之间是否能够重塑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 特朗普曾表示，中国不合作，美国也可以单独处理朝核问题。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太大，但却隐藏着大国在朝鲜半岛争议升级、半岛问题出现“巴尔干化”的可能性。就是大国对小国影响力方面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进而从小国与某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引发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同时，朝鲜半岛的“巴尔干化”也包括美朝之间接触并在朝核问题上达成政治谅解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虽然非常微弱，却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学术界近年来针对朝核问题“打也不是、谈也不是”的持续僵局，主张对话的意见确实持续上升。甚至有人建议特朗普该是为朝鲜铺上“红地毯”的时候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能够最大限度影响中国的朝鲜政策选择的手段就是直接和朝鲜对话。但除非朝鲜在核政策上有实质性的调整，美国愿意重启美朝高层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所奉行的“加强版”的对朝强制外交，事实上就是否定了以“冻核”“停核”为条件的美朝外交接触和交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朝核强制外交，同样给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的合作与增进两国利益与政策协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朝鲜因素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金正恩主动挑起朝韩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从2011年12月金正恩接班到现在已有五年半，不仅没有发生新的一次“天安号”事件，即便是在朝韩边境的零星摩擦方面，朝方都非常谨慎。朝韩双方在“军事分界线”（北纬38°线）和海上的北方临时分界线（NLL）附近的军事对峙、调试，这五年来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反而是韩国变得越来越强势，而朝鲜变得越来越慎重。即便是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当时的朴槿惠政府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朝鲜方面都没有采取主动的军事挑衅行动，未来朝鲜军事挑衅引发美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非常小。未来美国对朝军事打击有两种可能原因：一是朝鲜拥有被证实了的长程核导弹，二是朝鲜内部突发事件提供了美国动手的机会。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军事打击朝鲜的未来预案同样必须降低“大国介入”进而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战略界并没有兴趣打一场大国介入的朝鲜战争。 此外，什么是特朗普政府的亚太外交？由于特朗普政府许多部门的中上层官员还没有到位，众多的政策议题还处于评估之中，目前还没有清晰的答案。中美两国的朝核问题合作，有助于中国主动引导美国亚洲政策的选择、走向和优先顺序。尽管中美两国元首在2017年4月6—7日的“海湖庄园会”之后，于4月12日和4月24日又两次通电话，显示了密切沟通的新态势，但美国国内对中国是否能够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朝鲜问题上合作充满了疑虑。然而，朝核问题是中美在东亚地区面对的共同威胁，解决朝核问题更是需要彻底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实现“停和机制”的转化。这将是一个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出现重大调整的进程。中美两大国只要保持高层密切沟通的正能量，就可以谈判和探讨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未来半岛政治与安全的蓝图。确立议题、进行“议价”、避免双输、追求共赢，这本来就是大国外交的应有内涵。朝核问题的联合应对进程至少给中美两国为各自的地区安全关注提供了“议价”的机会。 中国的朝鲜政策正处在重新评估和调整的进程中。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显示了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敢于决策的“大国风范”。除了朝鲜核设施、核试验和未来核事故、核泄漏对中国东北将造成的巨大风险之外朝核问题引发的东亚地缘战略局势的紧张和冲突同样威胁着中国的周边安全。从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到现在的15年间，中国的朝核政策对于启动“六方会谈”、阶段性地促进半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朝鲜核开发的持续进展以及朝鲜半岛居高不下的军事紧张状态已经实质性地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朴槿惠政府的“萨德”部署决定以及韩日军事合作的增强，朝核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正在日趋复杂化，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经略周边”、保持周边稳定的战略大局。中美成功举行的第一次“习特会”，正在逐步形成重大问题上的中美密切沟通和协调机制，有助于重建中美在亚太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大国协调。中美两国元首的良好沟通与密切的高层互动有望推进中美合作，共同打破朝核问题的现有僵局。 东亚区域安全秩序近年来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一系列区域不安全因素正在显著上升，除朝核问题之外，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两国安全与战略关系究竟是只竞争、不合作还是能够既竞争、又合作，并进而在亚太地区力量变迁的背景下稳定和建设地区安全新秩序？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迫切过。除此之外，日本的修宪、装备进攻性武器、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的扩大以及整个防卫体制的“再军事化”，也都在搅动本地区安全的原有秩序。日本想利用朝核僵局，发展和部署攻击性的巡航导弹。安倍晋三也提出了要在2022年完成修宪的目标。着眼于东亚区域安全不确定的未来，朝核问题既“急不得”更“拖不得”。解决朝核问题进程，说到底是要回归大国协调与合作的框架，让地区安全秩序“再雅尔塔化”。 没有有效的大国协调与合作，特朗普的增强版强制外交不仅无法真正走向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东亚大国围绕着半岛争议而出现新的安全与军事紧张的态势。首先，美国国会新通过的对朝制裁法案，有可能引发美国军舰对进出朝鲜的外国船只的强制拦截。处理不好，一旦中国和俄罗斯船只拒绝美国核查或者拦截，甚至会引发新的“古巴导弹危机”式的大国冲突的风险。其次，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对朝强制制裁和孤立行动，需要防止博弈论中所说的“囚徒困境”式的安全风险。例如，一旦美国突然降低了与朝鲜对话的门槛，或者利用朝鲜因素重新规划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竞争架构，出现所谓朝鲜对美国“带枪投靠”局面，将严重削弱和伤害大国间起码的战略互信。“接纳朝鲜带枪投靠”这一可能性尽管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现实环境中难以出现，确实也反映出解决朝核问题重在大国协调的基本前景。5 结论 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究竟会走多远，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美国CNN著名时事分析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美国新政府“虚张声势”的成分更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政府的朝鲜政策已经做出了重大调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和具有不确定性。目前，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内的三支美国航母打击舰队集结在朝鲜半岛周围水域，并正在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日美军演也在同时进行。只要朝鲜不在近期之内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朝鲜半岛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特朗普政府调门很高，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2017年5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将会加强针对朝鲜的军事打击方案的准备，也不会承诺放弃对朝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不会急于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在特朗普政府急速提升对朝军事压力和制裁力度的背景下，朝鲜政府如何回应，对于未来的半岛局势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中国来说，朝核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如何适应美国的调整，而是中国自身的朝鲜政策和朝核政策同样走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的历史性时刻。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所产生的能量，需要继续得到维护和延续。从两国历史到现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和友情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可以成为启动中美高层政治密切互动与交往的重要推手。如果朝鲜不顾中美两国的严厉警告，近期内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中国对朝鲜采取单方面制裁措施，中朝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不排除出现垮塌的情景。中韩之间的“萨德”争议短期内不会结束。在特朗普政府坚持要求韩国支付10亿美元“萨德”部署经费之后，美韩之间的“萨德”争议也开始出现。打破朝核僵局，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是重建中、美、韩三国协调与合作。2017年5月9日韩国大选后上任的文在寅（Moon Jae-in）政府，代表了韩国的“进步派”势力，其以往的执政经历展示了中韩合作的良好记录。文在寅政府已经重申，新政府将继续推进1998—2007年之间金大中（Kim Dae-Jung）和卢武铉（Roh Moo-hyun）政府的对朝“阳光政策”，既对朝鲜的军事挑衅和“拥核自重”的政策不妥协，同时也将重启与朝鲜的对话和接触进程，在坚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历次涉朝制裁决议的基础上不排除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坚持不生战、生乱，坚持重启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特朗普的对朝强制外交的推进，需要重塑中、美、韩三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三国的朝鲜政策可以各有侧重、各有分工重新梳理“好警察、坏警察”的角色分配。一旦中美韩三国加强合作，在朝鲜问题上开创目标统一、共同行动、相互配合的新格局，才能使得强制外交成为能够避免军事冲突、真正有效的政策选择。 未来朝核问题能否破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特朗普政府的“增强版”强制外交确实带来了一项“新选择”。但国际社会要实现朝鲜弃核的目的，东亚各主要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必不可少。文章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06期
2017年7月31日 -
CCG上海分会举办7月午餐会，聚焦杭州湾大湾区
全球化智库(CCG)上海分会在3月午餐会“跨境投资与全球化”成功举办后，于7月28日在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举办了7月午餐会，主题是“创新全球化－大湾区时代的上海机遇和应对”。CCG上海及江浙地区理事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50余人前来共襄盛会，共同探讨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另一大湾区－杭州湾大湾区发展前景。CCG上海分会秘书长唐蓓洁主持了本次午餐会。 湾区经济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国际一流湾区如旧金山湾区等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级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今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湾区经济议题持续升温。上海是中国另一大湾区－杭州湾的核心，自然不能缺席这场大湾区话题的热潮。在CCG副主席兼上海分会会长、宽资本董事长关新的主持下，CCG副主席兼上海分会副会长、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CCG常务理事、晟初资本执行合伙人（原TPG执行合伙人）黄辉；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思嘉建信管理合伙人、美国BayHelix百华协会主席金克文；上海美商会会长Kenneth Jarrett就“杭州湾大湾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座谈讨论，与来宾分享了精彩的观点和经验。 CCG副主席兼上海分会会长、宽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关新表示，大湾区概念的核心是城市集群效应，强调的是跨界跨区域的融合、协作和资源配置，共生存、共弥补、共发展。可以说，发展大湾区经济也是“一带一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带一路”建设搞好了，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才能走的更好、更远。 CCG副主席兼上海分会副会长、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表示，杭州湾大湾区集上海的金融中心、长三角的工业基础、江浙的民营资本和商业文化、航运和自贸区等优势于一身，具有巨大的潜力，如能在制造、交易与贸易、品牌、平台与金融的多层次产业集群进行精准定位和规划，未来发展一定能超越粤港澳大湾区。 CCG特邀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从学术角度就上海“中心”定位的历史发展和约束条件，以及上海在杭州湾大湾区经济中的作用与来宾分享了独到见解。 座谈讨论中，CCG常务理事、晟初资本执行合伙人（原TPG执行合伙人）黄辉提出，上海在杭州湾大湾区发展中的龙头作用需提升吸引人才聚集的政策和文化环境的“软实力”。思嘉建信管理合伙人、美国BayHelix百华协会主席金克文认为，上海的产业定位应该是“苹果”而不是“富士康”，以高附加值的生物科技产业为例，从价值链的角度展望了杭州湾大湾区的前景。上海美商会会长Kenneth Jarrett则从外资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视角阐述了湾区经济中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的产业特点，强调了开放的环境对创新的意义。 座谈讨论气氛热烈，午餐会嘉宾们在互动环节中表达了对杭州湾大湾区主题的积极反馈，提出了期待CCG作为领先智库在官产学研交流互通的优势在推动湾区经济研究和建言献策方面作出更多贡献。出席当天交流会的嘉宾还有CCG常务理事：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董增军、远毅投资合伙人高毅、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诗伟；CCG理事：高捷资本合伙人程刚、杭州佰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非凡、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CEO邱宇峰、上海袭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互联网官徐亭、象仪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赵维；CCG邀请嘉宾：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池洪、净玺投资高级投资经理何悠南、浙江天合设计总经理贾勇、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与国际化事业部副总经理金丹艳、浙报集团全球光荣浙商论坛秘书长金长青、中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李春明、宽资本顾问李壮飞、Sunpower Systems International首席财务官刘静、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高兴资本集团董事长马向阳、中生金控执行董事梅德辉、尚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乔辉、上海陆家嘴-外滩金融城研究院院长史忠正、上海银行投行部高级副总裁汤镕祯、上海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田贵超，易界网市场总监王晓婕、浙江摩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易新宇、贝格大数据副总裁袁飞、锦信资本董事长章玉宏、新马电梯总经理郑聪、庞巴迪公务机公司周兰；全球化智库（CCG）上海分会秘书长唐蓓洁，CCG上海办事处经理吴雪宝等。 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简称CCG，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型研究机构。CCG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2016年CCG成立了深圳分会、上海分会，定向邀请了有国际视野、热心公益和富有使命感的知名企业家担任CCG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和常务理事，邀请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人士担任CGG理事。目前CCG拥有近两百位社会精英理事组成咨询委员会，围绕“中国与全球化”的重大话题，包括国内外重大政策变化、国际发展趋势、全球市场热点、行业最新创新等，CCG会定期邀请政府决策层、业界精英、知名学者或行业领袖等，进行主题演讲、圆桌交流和相互碰撞，探讨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机遇、挑战，为中国和全球化发展出谋划策，同时邀请主流媒体进行深度报道。CCG将在会前对近期热点进行梳理概述，会后将针对交流会形成的有建设性的思想进行总结，形成建言献策，上报国家有关部委，推动政策建议。 CCG打造了京城著名的CCG名家午餐会，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新希望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刘永好等国内外顶级名流都曾参与CCG名家午餐会。本次CCG上海午餐会的举办旨在加强上海地区理事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做出CCG上海分会的贡献。
2017年7月31日 -
张首晟：探索神秘的“天使粒子”
专家简介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满正反对立的世界：有正数必有负数，有存款必有负债，有阴必有阳，有天使也有恶魔。宇宙的最小物质组成部分——基本粒子也是一样。1928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曾做出惊人的预言：宇宙中每一个基本粒子必然有其相对应的反粒子。 几年后，科学家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与电子相反的正电子，验证了这一预言。根据爱因斯坦E=mc2的质能公式，当一个粒子遇上它的反粒子时，它们会相互湮灭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丹·布朗的小说及其电影《天使与魔鬼》，就描述过这样的正反粒子湮灭爆炸的场景。 自此，宇宙中有粒子必有其反粒子，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宇宙中会不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类粒子：它们没有反粒子，或者说其自身就是自己的反粒子？1937年，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猜测，这种神奇的粒子可能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马约拉纳费米子。此后，诸多物理学家将寻找这种粒子奉为物理学研究的一项崇高目标。物理学中有一份表单，囊括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神秘粒子，其中就包括马约拉纳费米子。 2010至2015年间，笔者与团队曾预测了找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途径，并指出哪些实验信号能够作为证据。根据理论预测，笔者的团队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其他三个实验团队合作，最终发现了手性（一维空间单向运动）马约拉纳费米子。类比丹·布朗所描述的正反粒子湮灭爆炸的小说《天使与魔鬼》，笔者提出将新发现的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称为“天使粒子”。这一发现已发表在近期的《科学》杂志上。 “天使粒子”的发现，有望为构造稳固的拓扑量子计算机提供更多可能性。量子世界本质上是并行的，因此量子计算机能够进行高度并行的量子计算，远比经典计算机有效。例如，在一个高难度的计算问题上，传统计算机只能运用穷举法，逐一列出可能项并加以计算，而量子计算机则可以同时完成所有可能项的计算。然而，一个量子比特（量子信息的基本单位）的信息非常难以存储，微弱的环境噪声都能够毁灭其量子特性。 由于“天使粒子”没有反粒子，或者说它相当于半个传统粒子，这便提供了一种绝妙的可能：我们可以将一个量子比特一分为二、存储在两个距离十分遥远的“天使粒子”上。传统的噪声只有在同一时间、又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这两个“天使粒子”，才能毁灭所存储的量子信息，而这是极其难以实现的。因此，通过这样的方式存储在远距离“天使粒子”上的量子比特，本质上极其稳固。有了这一发现，未来真正有效的量子计算将有望成为现实。 当然，从基本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往往需要多年时间，但是笔者对于“天使粒子”所在的量子天堂充满了兴奋与期待：拓扑量子计算能够解决当下人类面临的一些最艰难的问题，继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
2017年7月28日 -
郑永年：“一带一路”改变国际规则书写方式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意味着中国书写国际规则时代的到来？雄安新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记者：“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协定、计划相比独特性在哪里？郑永年：西方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不是那么科学。“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也就是说，不是写好规则，让别人去遵守，因此，“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一样，计划就是美国制定好了以后，你来接受。中国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计划”，也不是“规划”，“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通过大家参与来制定规则。它不是不需要规则，它也需要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中国制定好了要其他国家接受。现在国际上的问题不是缺乏规则，是规则过多。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这个革命是deregulation，就是减少规则，现在特朗普在美国也要做。但是在国际上，大家一直没有减规则，而是一直在加规则，都是强国大国做好了规则让小国家接受，都是发达国家做好了叫欠发达国家接受，这样导致了规则过多，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接受比如国际和平组织等资助的话，都要接受它们的规则，比如人权、民主。但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中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它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后制定的规则怎么能应用到低收入的国家呢？这些规则阻碍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怎么制定呢，就是大家讨论，一起商量来制定。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一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参与进去以后“共享规则”，如果从共享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将改变书写规则的方法和过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参与的过程。记者：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定义并不清楚，比如包括哪些国家、投入多少资金等等都未明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郑永年：这都表明“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而非计划。如果是计划，比如马歇尔计划，一切都很清楚。我的理解，中国是刻意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模糊、开放的概念。“一带一路”也欢迎美国、日本参加。我们有时候画两条线，说这就是“一带一路”，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不局限于特定的线路。现在有个不太好的倾向，人们常常这样做：传统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这样太机械，没有与时俱进。不是说丝绸之路以前经过了哪些国家，现在“一带一路”也要经过这些国家。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一带一路”从哲学层面借用这个传统概念，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记者：你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郑永年：因为全球化，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前，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跟世界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自给自足、和外面很少发生联系的社会。现在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很贵，反之亦然。美国、俄罗斯也一样。我们担心欧盟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国家，比如希腊，也会影响到全世界。从经济上说，就是一个地球村。不是说中国要去凭空造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的命运已经息息相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这是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事实上，全球化在19世纪已经开始。鸦片战争就是当时全球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从西方扩展到东方。记者：对雄安新区、和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你如何看？郑永年：我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一直对两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一个是大城市化，一个是大城市群。北上广深都是2000多万人口，这就很危险，很难有持续性。另外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城市有行政级别的国家。中国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的资源分配是根据行政级别来的。如果所有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他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如果所有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医疗改革怎么改，教育改革怎么改。大家拼命都要往这里挤，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是人性使然。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的“副都”、通州这样的“副中心”可以分散行政资源、优质资源，也利于社会公平。这一点光靠市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这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行政主导。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能不能再来一次“三线建设”？现在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而三线四线城市却有大量空置商品房，那里房价便宜大家为什么还不想去呢？因为没有其他资源。所以要走分散的路线。你看美国联邦政府多分散，每一个城市都有联邦政府大楼，安全也好、税收也好。行政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国家建设。以前由于交通、通讯不方便，很难协调、管理、控制。而现在，空间和距离的障碍已经大大削弱，很多条件都具备了，我们可以走一个相对分散的路线。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方向对，城市化是不用着急的。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有50%以上了OECD（经合组织）也只有70%，中国只差十几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质量的城市化，而不是数量的城市化。数量城市化得来的GDP是附加值很低的GDP，也不可以持续。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是有可复制性的。记者：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城市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鉴？郑永年：新加坡比较小，学习新加坡不是把它整体复制过来，但它的有些精神是可以借鉴的。举个例子：新加坡56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最多一级半政府，而珠海市200万人不到，却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中小型城市需要那么多级政府吗？能不能只设一级政府？再如新加坡的混居政策。各个民族都要混合居住，不可能整栋楼都是华人或者印度人或者马来人，因为要种族和解，要互相了解。上海车牌拍卖政策就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很多技术性细节都可以学。不是“描红”，不是完全复制过来，但精神是一样的。文章选自中国一带一路网，2017年7月26日
2017年7月28日 -
【新华网】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召开 专家预测对美投资规模大降
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陈剑）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看中美经贸投资前景”研讨会，中美经贸专家就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成果、中美贸易及投资前景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CCG主任王辉耀首先介绍了研讨会的背景和意义。他表示，全面经济对话的顺利举行，是落实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重要共识的建设性一步。双方在对话中高度肯定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了中美经济合作未来一年计划，确立了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全球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四大合作领域。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此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结束后，美国没有召开预定的媒体发布会，美媒的解读与中方也不尽相同，智库需要适时提供专业解读和建设性的建议。 CCG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旧金山、纽约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表示，这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美方重申缩减逆差，要求贸易平衡。可见在对华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与中国不同，特朗普的中心诉求是大幅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而中国是框架性、战略性的目标。在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方面，美国认为不是市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低价竞争和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的。 何伟文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对增加美国进口不积极，而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问题。症结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从数据上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是持续且无害的，对其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都没有太大影响。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短期内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的可能性，美方没有太多的政策空间，中方也没有政策回旋的余地。美国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都不太有利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所以美方只能用贸易限制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必须在美国贸易法律框架之内运作，特朗普的政策余地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中国做一些让步，更多地开放。 崔凡还指出，中美应该重启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对外投资还有开放空间。在全球要素与重大利益关系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共同点会越来越多；但在具体产业之间，中美横向关系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认为，之所以这次全面经济对话没有出现联合公报，是因为谈判的结果“不够好”，但没到“不好”的程度，至少双方没有负面的言论。 他表示，美国1975年出现贸易逆差，42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日趋扩大，没有改善，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本身。1973年，美元脱离金本位之后，成为不受羁绊的全球货币。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主导型的国际性储备货币，它的贸易一定出现逆差。美国现在需要决定到底是强美元还是弱美元。如果强美元，美国还能主导世界，全世界对美元有需求，才愿意向美国出口；如果美国通过一系列操控把美元变成弱美元，美国的出口能增加，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丧失，对世界的掌控能力削弱，这对美国来说是两难选择。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7月刚从美国调研回来，他总结出三大结论。首先，今年中国对美投资出现新变化。投资规模会下降，像2016年那样高歌猛进的海外投资势头不再，预计今年的投资总额会从去年的四百多亿美元下降至一百亿美元；大型并购项目也会减少，不会有几十亿美元的大项目；房地产、酒店和文化等投资活跃行业由于受到对外投资调控，会大幅降温；对外投资类型和国内的产业转型会结合得更密切，技术寻求型和产业链型投资近期增长较快。第二，美国经济正处于回暖状态，企业家大多看好美国未来经济走势，尽管存在投资管控，对美投资仍有较大增长潜力。第三，中美关系出现新格局，在投资方面，正由单向转为双向投资，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对美投资增量与存量都已超过美国；而在贸易方面，则从过去中国过度依赖美国转向相互依赖，美国正努力寻求让中国扩大开放，从而减少贸易逆差。 他着重强调，我们不要追求顺差，顺差不是越多越好，太多的话，副作用也很大，大体平衡是最好的状态。最后，他指出，对于中美经贸投资前景应保持乐观，不断寻找新战略、新格局和新思路。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7月27日
2017年7月28日 -
【China Daily】Reciprocal arrangement to boost bilateral trade
How to improve China-US trade and how Washington can reduce its trade deficit with Beijing are issues affecting bilateral ties. Three experts share thei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ith China Daily.· Reciprocal arrangement to boost bilateral tradeHuo Jianguo,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Washington blames Beijing for its trade deficit, and criticizes China’s steel exports, market environment,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into some industries. Beij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unhappy with US restrictions on the export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to China, and the standards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Washington’s security review mechanism on foreign investment.Steel overcapacity is a global concern. Yet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s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gainst Chinese steel products, with the tariff on some items being as high as 500 percent, which is nothing but trade protectionism.Since all these issues could not be resolved at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deepen communication on trade issues, in order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how to objectively view the trade imbalance and make coordinated efforts to gradually rebalance bilateral trade.China can moderately increase the import of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f in return Washington lifts the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eciprocal arrangement of the 100-Day Action Plan－the US exporting beef to China and China exporting chicken to the US－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two sides can strike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Also, China wants to import more US high-tech products, for which Washington has to lift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sector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correct the imbalance in bilateral trade, China can als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s in the US, but the US, in return, has to make its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mechanism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and resume the talks o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s soon as possible.Moreover, China can consider opening up its service sector more expeditiously, and importing more oil and natural gas from the US. In return, however, the US has to create a favorable cooperative atmosphere.· Onus on US to improve its position on supply chainLyu Xiang,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s well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ince the US has had a trade deficit for four decades, the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overnight. More importantly, urging China to reduce exports to the US will not reduce Washington’s trade deficit.The onus is on the US to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its supply structure and quality, by loosening its control on the export of some special products, and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its energy and resource exports.The US also has trade deficits with Germany, Mexico, Japan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Ye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n’t decided whether it wants a strong or a weak dollar. A strong dollar will consolidate the US’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but also raise its trade deficit. A weak dollar, on the other hand, will help boost US export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ake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US.Although the US can export a lot more oil and natural gas to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t lacks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to do so. For instance, its west coast doesn’t have a port that can handle the export of natural gas. So, it should build such a port.Hopefull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nticipated visit to China will help resolve such issues and facilita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Need to build a mutually beneficial mechanismHe Weiwen,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former commercial councilor at China’s Consulate Generals in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The US’ overall trade deficit is the result of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thus cannot be erased by China. Last year, the computer and electronics sectors’ share in the US’ total trade deficit was 24 percent－more than $170 billion in actual terms, of which $144 billion was with China. But US imports of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from China also include products, parts and services from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Germany, France and even the US itself.To change its position on the supply chain, the US first needs to overhaul its industrial sector, as history shows using trade policies to solve trade imbalance has never succeeded. Little wonder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couldn’t achieve any breakthrough in this regard.That the two sides will continue to hold such talks goes without saying, but the US could feel disappointed again if it insists on using such dialogues to resolve the trade deficit issue.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as processed 525 trade disputes in 22 years, among which 39 were against China and 130 against the US, mostly for violating WTO rules, granting unreasonable subsidies, unfair competition, and abuse of trade restrictions.According to the WTO, the US’ trade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the other G20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this year increased by 26 percent year-on-year, while similar measures taken by the other G20 members against the US declined by 29 percent. This makes it obvious the US has become an obstacle to fair trade.Sino-US trade therefore should focus more on invest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service trad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w, culture, tourism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other markets, and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st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mechanism.From China Daily，2017-7-27
201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