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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特朗普稳住阵脚后或对华更强硬
金灿荣，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执政逾半年但外交班子仍未到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半年有余，但其外交战略仍未完全成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关系还未理顺。特朗普希望尽量减少外部成本、避免外部干扰，集中精力重振和发展国内经济。“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其上台以来一以贯之的逻辑。但问题是，要想维持以经济发展为重心，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就是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视与保持美国国际领导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迄今为止，特朗普还没能够实现这种平衡。 其次，对全球化的态度还没最终确定。虽然一些学者或媒体早就给特朗普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或“反全球化”的标签，但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了。严格意义上讲，特朗普并非反全球化，而是希望出现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全球化。这个愿望挺难实现，因为特朗普只想着对美国有利，这必然导致别国不高兴。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使美国付出更少获益更多，特朗普还没找到答案。 第三，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问题还没解决。传统上讲，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包括三个：欧洲、中东和亚太。奥巴马政府到2010年之后的全球战略重心基本已经清楚，就是亚太。但特朗普上台至今，这个问题一直还没解决，美国三大战略重心的排序问题还未确定。 以上问题至今没能解决，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人事安排还未到位。精英出身却持强烈的反精英主义，这使特朗普成为英美民粹主义的弄潮儿，国际舆论一直把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的两大表征。但这也使特朗普遭到精英们的反对和制约，最后落得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权威的人不愿为他卖命，而他提名的很多人在国会又根本无法通过。美国国务院除了国务卿外，其他六个副国务卿至今还没集齐，这太反常了。 外交战略渐归传统但也展现新意 不过，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终会得到解决。按照一个政府的正常运行逻辑，到位后的美国政府外交班子中多数人应该还是职业外交官，思维比较传统，跟特朗普的“异类思维”有所区别。 那样一来，美国外交战略的整体思路就会偏于传统，而美国的传统对于以上三个未决问题其实都有答案，即重振美国经济离不开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对全球化，美国还是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为了主导有时需要适当让利;全球三大战略重心的排序中，中国所在的亚太还是会排在第一位。 当然，即便美国新政府外交班子到位后职业外交官的传统思维会占上风，但毕竟特朗普已经带来新意，比如总统制下的白宫所用官员就与传统技术官僚大为不同，至少在对华关系上，最初组建的班农、纳瓦罗和“女婿”库什纳的对华“三巨头”就起到了不小作用。基于此，美国外交战略虽然会向传统回归，但不会百分之百彻底。至少在我们比较关心的东亚或亚太方向上，特朗普政府较之奥巴马时期会有新的特点。 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有着四大支柱：安全上，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对中国的针对性较强;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实行“战略忍耐”。经济上，奥巴马政府搞了个TPP“朋友圈”，把中国排斥在外。外交上，在中国周边搞“巧实力”外交，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大做文章、挑拨离间。还有就是借助互联网，对华搞价值观输出。 特朗普上台后，有些方面不会改变，比如从长期考虑，美国还是会把60%的海空军力量投放到亚太以制衡中国，同时继续利用东海、南海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甚至更恶劣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多地打“台湾牌”，等等。 但在另一些方面，特朗普已经改弦更张：安全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朝核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大为突出，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经济上，TPP失灵了，美国还要跟韩国重谈自贸协定，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排斥性会小一点;另外，特朗普政府通过互联网对华搞价值观外交的劲头较前任也小很多，比如他上台后已经停止给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还有一点，即在总体战略考量上，特朗普有一个大思路，就是想搞大国共治，想跟中俄等大国搞好关系。只是在美俄关系上，特朗普现在还没理顺到底如何去搞，一直陷在“通俄门”的泥沼里出不来。 中美关系好于预期但矛盾未消解 至于中美关系，过去美国权力在两党间交接时，双边关系总会受到一些冲击。去年竞选时，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也较严厉。因此在他刚上台时，我们对中美关系预期不是很高。但过去半年的实际情况比预期要好，不仅实现中美元首会晤，还确定了高层对话机制，并在朝核、反恐等相关议题上开展合作。 这样的形势跟中方自身的条件和做出的努力分不开。首先，中国确实已经很有实力。回头看特朗普上台以来“欺负”的几个国家，比如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都有软肋，都高度依附美国，对特朗普的“蛮横”无计可施。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深谙“柿子拣软的捏”的道理，知道贸然跟中国斗捞不着便宜。其次就是中国充分展现自身度量和远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并未抓着特朗普的某个言行不放，同时又努力跟特朗普团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发挥了我们外交上的能力。 虽然中美关系发展好于预期，但双方基本矛盾和分歧还在，比如价值观差异、战略利益不同，在“一带一路”、南海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矛盾都在，还有日本、越南、印度等第三方从中使坏。再者，特朗普现在内部地位并不非常稳固，日子比较难受，不排除他在国内压力过大时，通过对中国发狠转移焦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的判断是，随着美国政府外交专业班子到位，美国外交战略总体上将向传统回归，因此未来中美关系肯定要比现在麻烦一些。不过，中国更应保持淡定。要知道，过去中美之间比现在麻烦可多多了，更何况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比过去有利多了。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7月25日
2017年7月26日 -
陈启宗：商人、学者、思想家、民间外交家、慈善家、教育家
第一次认识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陈启宗（Ronnie）是我刚从美国读完研究生回到香港，我哈佛的一个教授就介绍我认识Ronnie。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拜访，就是去聊聊天，认识一下，我们就海阔天空地从我的理想到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和全球问题聊得甚欢。而我很敬佩Ronnie，作为一个大商人，却心系祖国，热心祖国发展、两岸三地关系和中美关系，对全球政经走势、历史文化等话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很开阔的视野。他送给他多年来写的各类中英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题目都是类似这样的：“改革开放为中华文化、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之发展为东西方文明共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大国崛起之道”、“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愿景”、“经济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西方对于东方的说教必须停止”、“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等。每次与他相见，他也乐于探讨这些问题，反而是到这次访问，我才第一次与他探讨一些房地产和商业方面的问题。相比起他的同行，他更像是一个学者、观察家，甚至是思想家。从第一次认识Ronnie以后，他就很热心地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一些活动，从南加州大学的游船爬山到亚洲协会的嘉宾演讲活动到小范围的聚餐。每次不管活动大小，我也积极发言、参与讨论。Ronnie是极少见的能自由游走在东西方各个圈子的人，他的人脉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经常有外地的朋友访港，Ronnie就会在恒隆或亚洲协会组织一些十几二十人的小范围聚餐，邀请一些朋友共同探讨一些时政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话题，而很多时候，他都会邀请一两个年轻朋友参与，开阔年轻人的视野和给予讨论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很记得，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是因为Ronnie的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到访香港。他的著作包括《帝国：大英世界秩序兴衰以及给世界强权的启示》、《货币崛起：金融资本如何改变世界历史及其未来之路》与《文明：决定人类走向的六大杀手级Apps》等都被制作成电视专题影集，还登上过时代杂志的世界前100大具影响力的人物。我左边坐的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右边坐的是香港发展论坛一位资深研究员。我不仅在当晚吸收了极多的知识养分，还在当晚过后，作为哈佛香港校友会董事，邀请了尼尔·弗格森给哈佛香港校友进行了一个沙龙活动；同时又邀请了叶刘淑仪接受我的访问。而自从认识Ronnie 开始，我每次遇到任何职业上的选择或人生的问题，都会去请教Ronnie。而我在今年决定自己制作和主持一档节目后，也是第一时间找到Ronnie，报告一下，也说如果他以后有好的嘉宾建议，也请他帮我留意。谁知他竟然直说，你给我你希望邀约的嘉宾名单吧，我来勾我认识的，然后帮你写推荐信。我忐忑地发了20个“梦想名单”给他，包括盖茨、索罗斯、布隆伯格等全球大咖，他竟然勾了12个，说这些他都认识，可以帮忙联系。我在这次访问时跟他说，我准备9月份去以色列，想采访三四个人，他对以色列非常熟悉，就一下推荐了19个人，从总理到大学校长都包括在内。无亲无故，不求回报，Ronnie这么提携年轻人，我是感动得无言以对。Ronnie精力旺盛，全世界到处飞，每天睡眠时间少之又少，配备了四个秘书，秘书们都还忙得团团转，经常三更半夜收到电话或邮件。在这次访问开始之前，我们讨论了一下有什么可拍的素材，Ronnie就和团队开玩笑，有谁肯捐一块钱给慈善组织就可以给他们看和拍他的日程本。结果他一拿出来，大家都傻眼了，是用比芝麻还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天书，他还笑说我们为什么看不懂！是什么推着他一直往前走？他说财富对他来说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作为一个商人，在企业刚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去赚钱，要不然企业不能壮大，不赚钱的企业和商人不会获得尊重。但在企业壮大以后，就可以抽时间去思考一些其它问题了。财富是重要，但不过是衡量一个商人、一个人的其中一个标准而已。他们家就是不太以财富来衡量一切。陈启宗的价值观传承自他的父亲、恒隆集团的创办人陈曾煕。陈曾熙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人，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由于父亲的家教，Ronnie从小就没感觉自己是个富二代，从来没想过会从爸爸那里拿到一分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启宗甚至没有持有恒隆集团的股份，只拿着一百多万的工资。后来薪酬委员会成立，才认为他接受的待遇不合理，加了他的薪酬和股份。他爸爸简朴节俭，从来不乱花钱；每天晚上回家吃饭，完全不应酬；基本不认识官员，更没有行贿讨好官员之说，实在是商界的奇葩。因为坚守不行贿，从Ronnie父亲到Ronnie，这都意味着有时要放弃一些项目，发展慢一点，但洁身自好使他们可以真正做到高枕无忧。而Ronnie对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他的大儿子陈文博说，大概从7岁左右开始就知道家里不会有任何遗产留给他，家里支持他读书，但在开始工作以后就分文不给了。还记得有一次跟他聊天，说起旅游这个话题，他说他很希望自己在上海工作那两年有去内地更多地方旅游，但苦于没钱，虽然在上海上班时已是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但每个月交完房租以后工资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家把从商积累而来的财富都最大限度地回馈社会，把所有财产注入晨兴基金会，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包括捐助修复北京故宫建福宫花园，先后向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捐款，和对哈佛大学自1636年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项一笔捐赠－3.5亿美元。而他对捐赠随之而来的荣誉，却往往婉拒。我敬佩Ronnie的学识和视野，但我更为钦佩的是Ronnie的人品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家裏、在公司还是在社会上，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也许这就是Ronnie留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富吧！
2017年7月26日 -
【ECNS】Infographics: Travelling abroad gains popularity in China
Chinese people top the globe in traveling abroad, according to a recently issued report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inbound & outbound tourism"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China’s leading travel services provider Ctrip.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utbound Chinese trips reached up to 128 million in 2015, whic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global total, making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largest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The massive number and strong consumption power of Chinese tourists exceed 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ese tourists spent 261 billion US dollars abroad last year, making up nearly 21 percent of global tourism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half of Chinese tourists’ overseas spending went to shopping and have significantly benefit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untries, especially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ailand.According to the Bureau of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s of March 2017, up to 1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signed visa exemp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Other incentives include lowering visa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extending visa validity and reducing visa application fee.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South Korea, Israel and Argentina, even created special visa process procedure for Chinese applicants.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gaining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tourists because of their proximity, affor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Compared with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people traveling abroad, foreigners showed much less interest in traveling to the Chinese mainland.While the number of outbound departure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swelled up 312.9 percent from 2005 to 2015, the inbound tourists only increased 11.2 percent from 2005 to 2015, far lower than the average 81.3 percent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also less than the 38.9 percen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57.2 percent for emerging economies.Also, Chinese mainland’s inbound tourists accounted for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Asia-Pacific in 2005, but the proportion lowered to 20 percent ten years later.The consumption of foreign tourists is only one-fifth of Chinese tourists’ spending abroad. While Chinese people spend more on shopping, around 40 percent of foreigners’ expenditures were used on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do more to promote tourism destinations abroad, facilitate foreign visitors’ visa application, and enhance China’s tourism services to reduce the tourism deficit.From ECNS，2017-7-24
2017年7月26日 -
张懿宸：海归投入到国企转型发展中 机会越来越多
2014年09月05日张懿宸：海归投入到国企转型发展中 机会越来越多作者：张懿宸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应邀出席第一场分论坛——“国际人才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一、留学创业历程 我出国比较早，我是18岁出去的，要说具体的从人生的规划角度来讲，我是学理工科的，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计算机。但至今为止，一天计算机活儿没有干。1987年出来，和我的教授一起做论文的时候，计算华尔街上比较早的数学模型。那时候，我的教授休假一年，把模型带到华尔街上用，给公司赚钱。当时，自己的书没有读完，硕士也没有读完，来到华尔街，又给了我高薪。可是，当时书没读完怎么办？人家对我说“读完书不就是干这个吗？”。本来，来美国读书就是想学数理化，可阴差阳错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像刘科那样成为科学家。 冥冥之中看世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从我1987年进入华尔街，从那之后，最起码持续到2007年，20年的时间，无论是西方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实际上当时美国的金融黄金时期，我正好赶上了。 所以从自己自身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我没有特别大的遗憾，因为我心里知道不可能当上好的科学家。对于现代这一代的留学生来讲，因为我是搞金融的，金融的各个分支，我差不多都做了，除了没做过商业银行，一直做投行，投行中间本身无论交易还是做上市并购，或者后来做投资等等一系列，我20多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是觉得这个行业通过信息的不对称，赚钱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觉得从我那一代、那个时期开始，90年代，尤其是到十几年前，基本上看中国学生，无论是出国留学也好，或者在国内上学也好，一定都是想学金融。当前，金融的黄金期应该已经过了。像我刚才说的，金融行业主要靠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难以持续的。互联网技术一系列把这些东西都打破了，而且各个国家在监管金融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利用监管之间的套利，越来越难。所以说一系列因素决定着，现代年轻人应该从职业发展角度，投身于更大的浪潮--在今天无疑是一个科技浪潮。大家应该像徐小平老师那样，甚至应该出去创业。创业我本身不敢，因为我并没有真正创过业，中信资本，当然是我从头创建的，然而毕竟背靠这么大的一个国企，不是真正靠一己之力能做出来的。 今天中国创业的整体环境比较好，我认为出国留学回来，留学人员创业始终是一个选项，无论你是刚毕业的，还是你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创业总是一个选项，这是肯定的。我在1993年已经到香港了，开始做和中国发展相关的工作。真正的留学人员，尤其是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的留学人员，应善于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各项技能和文化理念，真正发挥出来。 二、国有企业可以为留学人员提供发展平台 留学归国人员不一定靠创业。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本身从规模上来讲已经够大。世界五百强中间，中国的公司也相当多了，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说自己是所谓的“跨国企业”。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说了这句话，杨元庆立刻表示反对，提出联想是“跨国企业”。想了半天，认为联想集团算一个，除了联想之外，真不敢说其他企业是“跨国企业”。 当前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竞争，事实上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完全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实际上代表了经济的最高水平，但是恰恰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体量、有市场，就是没人才。如果说是在越南、俄罗斯，可能说还有可能找不到。中国在海外有这么多华人华侨，据报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就有400万人规模。哪一天留学人员、海归人员真正能在国有企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自己所学所长，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才会真正有希望。我们不能让所有的留学人员都回来创业，这等于你在想办法颠覆原来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成本太高了。作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因为本身在国内就不存在相关企业，因此谈不上是颠覆。而传统企业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已经建了一个大钢厂，海归回国创业，也要再建一个钢厂，这对于整个经济效率来说就太低了，最好的方式是人才在原有的平台上进行嫁接。所以，对于现在这一代的留学归国人员来讲，回国以后可以在更多在国营企业中需求发展，发挥作用，我觉得国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注重这个方向。因为对于我本身来讲，在中信这样一个大企业中间，当然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团队相当大的自主独立性，所以说能把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建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路径中间，能给留学回国人员创造出来更多这样的机会。 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海归回国发展肯定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国家的经济结构造成的。中国经济有半壁江山是在国企，而且国企中间确实缺乏经济上的活力，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许多商机。无论创业还是现有的经济转型，这个当中不仅仅包括国企，包括国内大量的民企的转型升级，这个中间实际上都需要人才、知识，所以说机会是遍地都是。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7年7月25日 -
田国强：为师者应当如何培养优秀的经济学人才？
田国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是海外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回到国内当经管学院院长的人，自他起国内高校掀起了高端人才引进的热潮。时任上财校长曾对他说，“田教师，我们请你来，不是要求你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这种人多的是。请你来是希望你帮我们搞学科建设，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田国强教授当时就想，国内居然有这样开明和这么高战略眼光的校长，本来想谈的条件和待遇都不重要了。作为师者，他时常想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他说，需要具备三要素：有内在逻辑的理论训练，有纵横向历史逻辑视野的比较分析的训练和实证量化分析的训练，只有进行“三要素”训练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说话没有边际的人。为师者的教育使命首先，我想谈谈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大国，特别是强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话语权竞争就包括了学术话语权竞争。当然其中最重要的竞争，我认为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这是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办大学的使命之一。同时具体到商学和经济学来看，肩负着经济发展及民族复兴的任务，我认为这方面更重，因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解决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之后的讲座中我会具体谈这方面。除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还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这两方面的研究，经济学都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你们知道我们国家高校的商学和经济学本科生占全国本科生总数的多少吗？近四分之一，有近25%的学生在学商学、经济学，并且几乎各个学校最好的学生都在学商学和经济学，比如全国的高考状元基本在北大和清华，而这些状元相当多的在学经济学和商学。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教材和师资队伍比较薄弱，高层次师资严重匮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大规模地引进海外教师的原因。但是人才引进的成本是巨大的，有很多学生盲目地跑到国外求学，可是在国外一般的二流及其以下的学校基本上难以培养出高层次创型经济学和商学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引领做了一些事，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我是2004年来到上海财大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很多人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会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改革历史上留下一笔，为什么？就是它在全国引领和推进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效应、凝聚效应、带动效应和外溢效应。其实北大、清华早于上海财经大学就在引进海归教师，但作为中国顶尖大学，它们的做法为什么没有形成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呢？其原因就是由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高不可攀的，认为其经验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高校，它们得到的国家资源和各方面的支持最多，物力、财力、实力、势力、社会影响力，都是一般普通大学无法比拟的，从而认为无法效仿。但像上海财大这样一般性的大学一旦做出成绩，就对好学校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一般的学校形成了很大的动力，从而纷纷跟进。的确如此，在来上财之前，我本来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批特聘教授，但我知道，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总要有人甘当垫脚石。当有人介绍我来上海财经大学时，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根本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咋样。在受邀访问上财时，时任校长谈敏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校长，我认为是那时全国最好的校长，没有之一，对我说：“田教师，我们请你来，不是要求你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这种人多的是，我们请你来是希望你帮我们搞学科建设，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少，当时985学校把国家给的资源大多用来修房子、买设备，没有用于引进人才。当时我就想，国内居然有这样开明和这么高战略眼光的校长，本来想谈的条件和待遇都不重要了。刚才我说了“国家间最重要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就像毛主席说的：只要方向对了，路线对了，制度对了，没有人也有人，没有枪也有枪，小米加步枪赶走了小日本，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共和国。的确如此，很简单的道理，隔行不隔理，我们上财近13年的改革发展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上财那时是一所很一般的学校，我们经济学院当时更差，在学校属于中下流，学生基本是校内调剂进来的，当时学院账户中只有6万多元，起点很低。我到任后，在学校领导，特别是谈敏校长的大力支持下，让我们大胆探索、先试先行，尽全力支持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包括学校出资引进海归教师，我们推行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全方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很快就取得了很大成效和反响。特别在引进人才方面，我上任仅半年后就从海外引进了10位人才（随后两年又引进了近20位人才，三年引进近30位人才），我们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和人才大量的引进在全国高校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好的反响，比我们好和差不多的学校一下子都坐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上财是一般学校都能做，我们也能做，于是纷纷效法。我是海外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回到国内当经济或经管学院院长的人，我之后，很快，大致半年后，洪永淼被任命为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西南财经大学请到了甘犁当院长，随后上海交通大学马德秀书记把周林教授请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当院长。北大和清华，这下子坐不住了，北京大学把张维迎从常务副院长提升为院长，清华大学把钱颖一提升为常务副院长，两年以后当上了院长。这就是杠杆作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上财的改革对顶尖学校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一般的学校形成了很大的动力，从而纷纷模仿和跟进。只有像我们财大这样一般的学校来做“垫脚石”，就像小平同志建设深圳特区一样，它更有说服力。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其次，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为什么首先考虑开办暑期师资班？因为做好一个事情需要做到四个关键：信息、激励、效率和外部性，为全国高校教师提供公益培训就是外部性，自200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整整办了11届，累计免费培训总计已培训教师1436人次，分别来自33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今年共收到来自全国71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1名青年教师报名，经过审核，全部予以录取。“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费用全部由经济学院负担，上海市教委的支持只是给研究生暑期学校，后者是从2009年开始举办，包括今年共举办了9届，总计已培训967人次，分别来自125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今年“现代经济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共有来自全国138所高校的511人报名，经过严格审核，最终录取了119名学员。其实，更应该支持高校教师来培训，如果我是教委主任，我首先是支持高校老师，因为一个高校老师学成回去后一年要教几百个学生，十年下来，数千位老师至少让几百万学生受益。咱们经济学家谈的是效率、效益、成效，支持教师培训效应更大。当然我们也要培养人才，很多在座的研究生愿意来暑期学校来学习，非常好！同学们，我经常谈“明道”，一个人的眼光的大小决定了理念的优劣，理念的优劣决定了目标的大小，你人生的目标，工作的目标，一旦决定后，就决定了你今后的发展，然后才是“优术”。大家要知道学好知识，即使主观上为了我们自己，但客观效果上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我们希望培养的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能为社会经济，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精英型人才，而不能关着门说自己是第一。现在我们想多做些事情很难，并且有很多风言风语，甚至有人会给你上纲上线，但是只要国家发展起来，民族完成伟大复兴，这个才是最实在，个人受点误解甚至是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认为真诚待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学院做事就是很实在，很真诚。我看到的其他讲习班、暑假课程班，基本都是几天，最多一个星期。而我们经济学院对你们是整门整门课程的培训、学习，你们课程是48学时的课程。我们计划是开设七门课，经济数学、高级微观（Ⅰ、Ⅱ）、高级宏观（Ⅰ、Ⅱ）、高级计量（Ⅰ、Ⅱ），但是Ⅱ开出来很难，说明咱们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还处于相对初级阶段，对更高级的课程还没有什么需求，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开四大类的课程？这也是我的一个理念，培养科学的经济学家，培养高层次的经济学人才，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具备三要素：有内在逻辑的理论训练，有纵横向历史逻辑视野的比较分析的训练和实证量化分析的训练，只有进行“三要素”训练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说话没有边际。要知道任何一个理论，一个政策，一个制度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弄不好就成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经济学家，一旦被接受成为政策，弄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人不喜欢学术，认为只要有思想就可以，但你怎么知道其适用范围呢？我现在经常强调要立有学术的思想和做有思想的学术，两者辩证统一。光有思想没有学术，在中国的传统国学里有很多。这方面我有很多思考，把中国的传统国学与经济学里的很多思想一一对应起来，可以找到相似点，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经验式的总结，不知道适用边界和范围在哪里，没有边界就很难做到善用，泛用就会产生很大问题，有时误用甚至会对社会、国家造成很大危机，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要立有学术的思想的根本原因。另外一方面，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很可能导致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法为国家社会服务，所以必须要把学术转化为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能听得懂的知识和语言，包括具体的实际应用。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课程就是经济学院为博士生开设的课程，任何理论、学术、思想都有边界，你们一定要打好理论基础。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很值得。我刚到经济学院任院长时，学院本科生基本没有人出国，生源也基本上是学校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企业评价我们的学生：上手快好用，实际，但是后劲不足。为此我很着急，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知识更新，我们的学生怎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有社会责任感，要如何培养才能让他们成为行业精英、社会领袖和国家栋梁？除了重视学生的基本品质和道德规范及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专业方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三要素培养，三要素的具体训练是指：第一、理论训练，要有内在逻辑分析。数理逻辑与经济理论逻辑是高度嵌连的。给本科生开设数学分析课程，全国高校要求经济学本科生上数学分析课程的只有两所高校，一个是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另一个就是上财经济学院。同时，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改革开放的国策相适应，我们也注重对于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训练，两手抓两手硬。第二、历史视野，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就像欣赏一幅油画，站得太近，看不清楚，需要在更远的地方才能欣赏到全景。经济社会发展看30年、50年是看不清楚的，要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上看。中国的朝代从没有强盛过200年。我们要培养学生历史视野远大的眼光，要求他们学习《资本论》、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记得刚在经济学院推《资本论》课程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但我仍然坚持，要求开设，因为我们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要有基本的理论训练，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资本论》的逻辑性很强，它在某种情况下大大改进了现代市场制度，有很大的功绩。很多大学最近两三年才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已经开设了十几年，现在《中国教育报》、教育部网站等都进行了报道。许多人来这里学习可能是想考上研究生、博士生，这很好。但我要明确指出的是，想混文凭的学生千万不要选择上财经济学院，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培养非常严格，现在不少博士生已经在国际知名期刊上批量发文，平时他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我们的培养质量不会弱于美国二流大学的博士生。“明道”非常重要，今天选择来这里上课的学生，你们的投入不会白费。我记得，每次在我人生关键点，往往是某个人，某一句话影响了我的选择和人生，我之所以很愿意花些时间谈和写些人生哲理、思想方面的东西，和我们的学生分享，就是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迪。任何话、任何事情走极端都不行，经济学的理论及其训练就是告诉你，任何理论和制度都是有其边界，所以不能走极端，最近两、三年我与不少知名教授辩论，大多是因为他们的不少说法走极端，走极端往往容易失败，很难做出事情。第三是量化分析，要有数据、实证的分析。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学习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计算机等课程非常有用，因为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三个维度的设置，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时俱进。未来的期许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和你们谈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以及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希望增加你们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给你们打气，让你们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你们随后一个月的学习将会很辛苦，上海天气非常炎热，大家愿意把时间投入学习，我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院的老师，行管人员和学生会将尽最大可能地为大家服务。今天，经济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常进雄教授、副院长孙燕教授、分管研究生教学的海归教师院长助理杨有智副教授，还有分管暑期项目和本科生人才培养的院长助理冒佩华副教授都来参加开学典礼，显示了对大家的充分重视。我们推行的国际化改革，不仅是引进优秀人才，同时也带动了本土教师水平大幅上升，这就是改革的力量，这就是改革的内在逻辑。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但不用怕，我们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我经常说国家法律是红线，教育部是底线。我认为做这些事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行管人员也非常辛苦，他们没有寒暑假，和公司职员一样只有年假，这可能是全中国唯一这样做的学院，现在还没有一家学院或学校跟进。尽管我们像国外高校一样，行管人员是不放寒暑假的，但其他学院和学校都放寒暑假。如果不取消寒暑假放假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怎么可能办暑期学校？为了国家的改革发展，学院和个人必须要做出牺牲。当然，在他们受聘进入经济学院时，我们都事前说清楚了，我崇尚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崇尚个人自由选择，他们进来工作前都已经知晓了没有寒暑假这一规定，所以不会造成问题。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制度和管理团队。经济学院有20多万字的制度文件，有很好的管理团队，他们很辛苦，我为经济学院的老师和行管人员感到自豪。我已经提醒他们了，要好好地为你们服务，在这随后的一个月的学习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为你们服务的老师和学生联系。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团结就是凝聚力，紧张就是效率，严肃就是执行力，当然也要活泼，我们希望尽可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希望你们在上海待的愉快！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25日 -
朱民：石油–末日前最后的狂欢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多数专家现在认为，石油的未来并不光明。就在油价从2014年年中时的每桶逾110美元的高位下跌之前，这些专家的共同看法还是，油价将继续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但近3年后，油价仍然处于50美元左右的相对低位。油价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因为美国的页岩生产商已适应这种环境。尽管中短期内油价可能会反弹，但长期而言（最早本世纪20年代末），油价将失去光彩。随着运输革命废黜石油作为主要燃料的地位（特别是在机动车领域），石油的最后时代将来临。能源革命正在我们眼前上演。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随着煤炭和石油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全球能源消费中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将大幅减少。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风能的成本大幅下滑。更为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正迅速扩张。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中国也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新兴经济体正快速调整，以应对污染和拥堵挑战。电动汽车的到来颠覆了石油行业。全球约一半的石油市场用于道路运输（在美国大约为三分之二），而石油作为燃料的得天独厚的角色可能会消失。接下来，石油将成为一种容易获得的能源，用于发电，与煤炭、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竞争发电份额。很多观察人士表示，电动汽车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取代传统机动车。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预测，到2040年，电动汽车比例将占到25%左右。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把到2040年电动汽车在全球的预测比例从6%上调至22%。碳追踪(Carbon Tracker)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格兰瑟姆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40年，电动汽车将占到全球汽车保有量的一半以上。鉴于电动汽车普及率最近上升且电动汽车成本下降，电动汽车使用可能会加速增长，到2040年，电动汽车可能会主宰整个汽车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份题为《驾驭能源转型》(Ri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的工作报告援引如下事例——20世纪初，在美国，汽车用了大约25年的时间取代马车——说明，在这种快速普及的场景下，电动汽车的比例到2040年可能会达到90%。这或许有点牵强，但很多阻碍电动汽车普及的问题（例如高成本、基础设施缺乏和续航时间短）都在快速得到改善。根据国际能源署和其他机构的预测，新兴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将超额抵消石油在发达国家被取代。然而，尽管未来10年可能如此，但技术普及的规律表明，这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将很快跟上。一个例子是，价格高得多的智能手机就取代了功能机、在全球快速普及：电动汽车的未来也可能如此。在石油出口国，经济多元化要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经济多元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正如我在《破除石油魔咒》(Breaking the Oil Spell)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机动车被取代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值得期待的影响。鉴于多数石油用于交通运输，石油被快速取代将支撑《气候变化协议》，并让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这要求政府大力支持普及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这还要求在技术转让领域展开密切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现在可能是石油的最后时代，但这也可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发展时代的开始。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25日 -
田国强：改革治理将进一步夯实稳中向好态势
早于上半年总体经济数据的发布，各类机构的预测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印证了整体经济的向好态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呈现向好的态势，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大概率事件。” 田国强日前就当前总体经济形势、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内部主要风险以及未来改革重点领域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上半年经济运行亮点突出 中国经济时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良好，请问中国经济的突出亮点有哪些？ 田国强：进入2017年以来，经济呈现回稳态势，从实体经济表现看，同期企业经营效率大幅回升，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相比2016年的个位数增长以及2015年的负增长明显改善。我们研究预计，2017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75%；CPI增长1.7%，PPI增长5.0%；消费增长10.5%；投资增长8.3%；出口增长8.0%，进口增长14.9%。 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亮点突出，比如，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回暖明显，PPP项目加速落地使得民间资本在基建中的投资增速增加是重要原因；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组成部分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增速看，虽然房地产投资有所下滑，但制造业投资有所回暖，基建投资则继续维持高增长；全国进出口增速持续复苏，出口和进口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这源于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进口价格的持续回升。经济发展仍面临内外部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是否夯实，延续稳中向好态势存在哪些挑战？ 田国强：2017年，中国经济虽有回稳态势，但从房地产、消费、投资等数据和资本市场的气氛综合来看，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点，短期内触底反弹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比如说一些先行指标如PMI等也显示经济下行风险犹存，金融脱实向虚、脱实成虚的现象和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根治，同时债务风险尽管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债务结构性非均衡发展也值得重视，这些都将给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进入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较2016年有所加快，但各经济体的增长路径差异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复苏较为强劲，欧盟复苏步伐加快，日本则相对乏力。新兴经济体中，仅印度和中国经济持续较高增长，以巴西等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受益于国际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走出低谷，逐步走出经济衰退或者增长停滞的泥淖，但非资源出口国的复苏之路依然比较艰难。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的同时，诸如安全问题、难民问题以及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等一系列问题有进一步发酵的趋势，这都对世界各经济体团结合作提振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 同时，我们面临的内部风险仍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缩压力依然存在。2017年前5个月核心CPI同比增速较2016年有所上升，但受食品价格的影响，CPI较2016年有所下降，PPI同比增速在2017年2月份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渐下降。尽管自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在逐步回升，甚至在2017年第一季度增速达到4.6%，然而考虑到PPI增速自2017年4月起已开始逐步下降，未来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预计2017年下半年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将有所下降，2018年很可能进一步下滑，通缩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工业领域的通缩压力明显上升。 企业杠杆率高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为190.9万亿元，总负债率为257.0%，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为123.5万亿元，负债率为166.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1.4%，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5.1%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102.1%。目前我国企业债务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风险：企业盈利能力能否持续改善是我国企业债务面临的最大风险；在外部金融条件收紧的情况下，我国利率可能被迫上升，将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加重；随着金融机构持续去杠杆，如果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拖累企业的利润增长和偿债能力，最终传导至银行部门使得不良贷款比例上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政府负债总体可控，但从地方债务来看，仍然存在一定风险。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0.6%，比2015年有所降低，但同美国14.1%—18.9%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债务处置新规将增加个别省市债务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隐蔽，风险控制困难，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负债结构差异较大，导致信用风险难以准确估算；土地财政造成还债困难和违约风险，土地财政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还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潜在风险来源。 新增贷款中房贷占比连续下降，但总量继续膨胀，已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隐患。在新增房贷方面，其增速放缓，但远高于历史数据。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家庭房贷增速开始明显滑落，但存量居高不下，这表明，家庭债务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未来改革治理的重点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 田国强：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必须进一步提振实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这又都需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此才能形成改革的增长红利。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是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制度性根源因素。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瓶颈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应该从何入手？ 田国强：改革千头万绪，关键领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民营经济同等对待化、金融市场开放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这三点其实也都是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条主线有关的，涉及到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及其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其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逐步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也就是制定基本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其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只有改革真正到位，才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之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和推高潜在增长率。 我带领的课题组经过严谨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改革对缩小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落差及提升潜在增长率的作用非常明显，在理想状态下“十三五”期间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会超过9%。不过，这都需要以市场化、法治化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形成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决议得到真正有效执行和落地，才可能实现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7月19日
201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