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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绿卡从“传说”到“标配”
2017年6月24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关注单元颁奖现场，最受关注年度新人奖的结果正在宣布。 听到自己获奖的消息，坐在台下的马布里惊讶地张大了嘴。在这部名为《我是马布里》的电影中，马布里扮演了“自己”——一名来中国打篮球的美国人。评委说，作为球星的马布里巧妙地演绎了北京形象与中国梦。 来中国打球7年多，马布里给中国球迷带来不少欢乐。而他在2015年拿到中国“绿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殊荣”，更是成为他中国之行最佳褒奖。 由于门槛高、审批长、作用小，难以获得的中国“绿卡”一度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华投资、工作、生活，“中国绿卡”的需求量正在提升。 日前，中国政府印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原本的“居留证”升级为“居留身份证”。改变的不只是名称，“可识验”和“便利化”是此次改革的关键词，目的是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让中国“绿卡”的含金量更高。2017年6月16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外籍人士展示刚取得的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身份升级 功能强大 “拿到中国绿卡，感觉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了。”日前，广州市举办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首发仪式，在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代表处工作的刘维宁“啖了头汤”。他说，有了“绿卡”，不用再去排长队办签证了。 而在北京工作、拿到新版“绿卡”的范伟书说，自己终于可以绑定在线支付工具，骑共享单车了，而且在“绿卡”10年有效期内不用再办理签证延期。 新版的中国“绿卡”，不仅名字变了，其样式和作用也与中国人的“居民身份证”越来越接近。居留身份证内嵌入了芯片，可以通过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识别，方便持证人在华工作和生活。中国“绿卡”正在成为在华长期居留的外国人的“标配”。 未来，除了刷身份证坐高铁外，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在购房、去银行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住宿登记等方面都可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也可依法享有社保和公积金等。 新版的外国人“身份证”吸引了不少外籍人士。在成都，新政实施10多天，就有200多名外籍人士咨询情况；在广州，奥地利人司马高德拿到“绿卡”后，身边有不少外国朋友“羡慕嫉妒恨”，纷纷向他取经；在北京，和睦家医疗CEO及创始人李碧菁高兴地发了朋友圈说，很高兴自己成为中国“永久居民”。从无到有 不断优化 中国“绿卡”的雏形，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1964年，国务院发布《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解决了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的身份问题。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首次明确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的分类。1年后，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国于2004年出台《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制度终于有了实施细则。曾经在延安与中国人民共同迎来抗战胜利的美国农业专家寒春，是获得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尽管有了“绿卡”制度，但由于审批门槛高、审批时间长，想获得一张中国“绿卡”，堪比“蜀道之难”。从1990年到2015年，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从37万人增至97万人，年均增长2.4%，其中只有不到1万人有中国“绿卡”。 美籍教授柯道友回忆道，为了办理中国“绿卡”，他花了3年时间，提供了100多页资料：美国博士学位认证、清华教授证明函、中国驻美大使馆确认信……从民政局、大使馆、公安部到派出所、居委会，他往返美国多次，盖了近百个章，才终于在2010年拿到“绿卡”。 近两年，中国开始简化“绿卡”制度：2015年6月，中国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2月，《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印发，中国发放“绿卡”数量迅速增长，马布里、“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正是在这期间获得“绿卡”。 数据显示，2016年，公安部批准1576人获得中国“绿卡”，和2015年相比增加了163%。截至2016年，中国“绿卡”获得者人数已经破万。 专家认为，中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绿卡”实施政策的改革，对中国人才强国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推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说，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需要大量人员的国际流动，而人员流动的较高层次就是获得永久居留权。因此，在国家发展和相关政策背景下，永久居留政策也就相应的进一步放宽。增量扩围 招揽人才 2015年，马布里获得中国“绿卡”时，曾发微博称，“能成为中国首都的一部分是一份真正的荣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一张中国的“绿卡”更像是一种“荣誉”。 根据“绿卡”审批办法，中国“绿卡”分投资、技术、亲属团聚和特殊贡献4大类。而马布里获得绿卡的类别就属于特殊贡献类。201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在中国“绿卡”的获得者中，最少的类别是投资类人员及其家属，共94人，并且以回国投资的外籍华人为主；任职类人员及其家属共763人获得“绿卡”；特殊贡献人员及其家属1612人获得“绿卡”。 有资格申请“绿卡”的4类申请通道包括：在中国直接投资200万元以上、连续3年投资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亲属团聚。 针对外籍华人，正在征求各方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专门开设了新的申请通道，明确“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且有4年以上工作经验；或在中国境内连续居留6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外籍华人”，均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而为吸引更多优秀外籍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还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各有侧重的政策措施。如外籍人才积分制、外籍华人优惠政策、纳税达标渠道、就业居留向永久居留转换等。此外，在中关村、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都有“搭乘”“绿卡直通车”，申请永久居留的机会。 专家指出，改革后的中国“绿卡”，在功能上实现国际化、便捷化，既考虑外籍人才的整体特性，又兼顾外籍华人的特殊性，在认定方式上，既注重延续吸收以前人才认定的优点，又注重积极采用市场化（如工资、税收等）的认定手段和方式。前置申请 更好引才 汇丰集团2014年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业内专家预测，未来中国可能迎来“进大于出”的人才历史拐点，从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主要的人才回流国。在此过程中，中国“绿卡”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绿卡”政策的不断突破，中国“绿卡”的申请将更加简便易行，外籍人才来华工作、交流的渠道更加便捷，中国吸引外籍人才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强。 不过，尽管中国发放“绿卡”数量成倍增长，但依然无法填补人才“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差距带来的“移民赤字”。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中国寻找就业和创业机会的外国人才越来越多，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数量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实施后，带动了“海归”回国创新创业高潮，更加剧了“绿卡”的需求量。因此，需尽快打破人才流动壁垒。 王辉耀说，目前，中国“绿卡”还是采用“追认式”，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几年后表现良好才能获得“绿卡”。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绿卡来主动吸引其他国家人才。因此，他建议在海外增设永久居留申请点，进一步前置“绿卡”申请时间。允许有意来华发展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直接在海外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免去先来中国住满一定期限的要求，真正发挥中国“绿卡”引才作用。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17日
2017年7月18日 -
梁建章、黄文政：在世界人口日，应该关注哪些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专栏作家梁建章为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专栏作家黄文政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关注重点转变的背后，是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了。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美元时，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时，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人口是创新的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是很好的展示。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中国人口形势严峻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但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严重。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危机，全面两孩政策依然是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最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而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已经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进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严重的低生育趋势也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来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远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实际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由于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十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完全放开和鼓励多生 要缓解未来人口危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如下鼓励生育的政策： 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国普遍执行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幸好中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也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更多的孩子。■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7年7月14日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专栏作家梁建章为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专栏作家黄文政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关注重点转变的背后，是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了。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美元时，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时，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人口是创新的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是很好的展示。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中国人口形势严峻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但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严重。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危机，全面两孩政策依然是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最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而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已经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进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严重的低生育趋势也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来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远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实际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由于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十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完全放开和鼓励多生 要缓解未来人口危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如下鼓励生育的政策： 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国普遍执行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幸好中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也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更多的孩子。■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7年7月14日
2017年7月17日 -
王辉耀：聚天下英才 筑全球人才高地
文 |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才工作作出了多次重要指示并提出了新的要求，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我国人才理论的科学内涵，这些新的论断和重要论述也成为新时期我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近五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的人才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高潮，各项人才创新成果不断推陈出新。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管理”轻“服务”、重“政策”轻“落实”等工作理念得到全面改观，“人才是第一资源”“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从世界70亿人中选取最优秀人才为我所用”等具有战略性、全球视野的人才理念已成为共识。在具体政策落实中，从2013年“人才签证”的正式启用，到2016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出台，再到2017年通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一系列关于人才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创新，都是这一时期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思想贯彻落实的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的指示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项人才新政的推动下，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新一轮海外人才“回国潮”顺势而出，截至2017年3月，我国通过“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74人；2016年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3.25万人，比2012年增加58.48%，是2006年的10倍还多（200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20万人）。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学习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体会》一书，从十个方面梳理和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我国人才工作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目前以及未来时期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通过该书的梳理，让更多从事人才工作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个行业领域的人才增加了对人才工作的认识，提升了认知高度。该书是目前我国人才研究从业人员学习的重要理论著作和实践的方向指南。全书集中回答了如何破解我国当前人才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人才制度等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该书的出版是目前我国人才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建设的著作，是未来我国人才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精神的指导下，我国人才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和丰硕成果。但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讲话精神中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还需要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开拓创新，把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思想和精髓落到实处。在未来的人才工作中，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破除国内人才的培养、流动和服务等体制机制障碍，同时还需要在优化外籍人才服务机构、放宽在华工作和居留许可的限制及简化办理手续、拓宽人才移民入籍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际人才共享、健全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相信，随着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的加速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的建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聚集中国，同全体中国人民一起，共同缔造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高地。文章选自社会科学网，2017年7月14日
2017年7月17日 -
【People’s Daily Online】China to pour trillions into Belt and Road projects
China’s well-fund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rolled out with thousand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all out in the vast, new market created by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beyond. The vast overseas market will become a giant pool of capital, with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 the coming years, experts projected.Chinese investments overseas have been growing at a double-digit rate over the past 10 years. By 2016, some 30,000 Chinese companies have marched overseas,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1.2 trillion, includ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t $183.2 billion. In five years, that figure is expected to rise to $750 billion, revealed Zhou Xiaofei, a director at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Zhou made the remarks at the “Chinese Firms Going Abroad 50 Forum,” organized by the Counselo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forum was contracted to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Zhou also pointed out that private companies make up some 60 percen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foreign market, though many are inexperienced newcomers compared to their overseas counterparts.“The NDRC has streamlin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o facilitate Chinese companies’ overseas investment. Most investments only require a record on file, with no lengthy verification procedure,” Zhou said. “The NDRC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overseas and negotiate and cooperate with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R to bring down the cost of cooperation. Efforts will also be made to improve overseas security and to lower operational risks.”Zhang Xingfu, a deputy head of a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outwa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old the forum that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overseas are profiting. By 2016, a total of 77 projects have taken shape in 36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total investment of $24.19 billion. These Chinese-led projects will add more than $70 billion in value and create over 212,000 jobs.“China will continue to outshine others at a time whe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remain mired in economic stagnation,” said Justin Yifu Lin, former World Bank chief economist, at the forum, adding that China’s economy will remain robust and serve as the world’s economic engine.Behind the growing prosperity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providing constant support to the companies.According to Sun P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the bank has supported a total of 1,279 B&R projects, with the loan balance exceeding 671.4 billion RMB, up 18.28 percent.Meanwhile,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Silk Road Fund has topped $80 billion, said the fund’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Ding Guorong. “We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financing demand in B&R construction is huge. The demand cannot be met by the fund or any single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 Ding noted, adding that the Silk Road Fund has established cooperative ties with a doz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possible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7-7-13
2017年7月17日 -
【国策说】中国进入资本净输出时代，企业如何战略出海？
中国正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时代。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继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2016年中国企业继续大踏步“走出去”，保持海外发展强劲势头之余，中国对外投资也连续两年超过吸引外资。国策君从全球化智库（CCG）《2016-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十大趋势》报告获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除了持续升温，正呈现多种趋势。7月13日，在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围绕“‘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主题，各方代表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展开了深入探讨。抱团出海中国企业着力提升风险防范、协同发展 国家搭台，企业唱戏。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合作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创造了新机遇。”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希望通过搭建政企研协及社会各界互动交流的平台，更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更好地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脉搏，分享各方经验智慧，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全球资源配置和转型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外市场波诡云谲，风险把控乃重中之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周晓飞指出，境外投资既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还需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需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企业联盟的桥梁纽带作用，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合力与成效。 发挥群体优势，就要增进“二轨”交流。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也提出建议，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产业园区，发挥企业“走出去”的群体优势；打造合作样板工程；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提倡民间“二轨”交流；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推动全球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服务。理念转变企业出海要经济收益也要发展共赢 从挣外汇回国买“八大件”，到“走出去”捐学校捐医院，大国崛起带来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理念的重大转变。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认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企业“走出去”应以开放包容为特征，以互利共赢为追求，凝聚沿线国家渴望发展的最大共识，契合沿线国家经济升级的最迫切意愿，去展现中国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大诚意。 在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国荣看来，当前多边开发机构和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中国企业“走出去”应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纳入可行性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以互利共赢为宗旨，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深挖潜力中国企业应用好国内外资源与市场 要整合资源“走出去”，也要充分认识自身优势。“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17%，每年6.5%以上的增长就代表中国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以上，而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实际达不到3个百分点，中国未来还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于中国这架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举出一串数据。在他看来，由于结构性改革难以在发达国家推行，国际经济将长期处于增长乏力的状态。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和城镇化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同时也具备良好的投资条件。 对于“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系，林毅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创造多赢格局。文章选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17年7月12日
2017年7月17日 -
【北京时间】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 林毅夫给出这样的建议
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2017年会7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旨在集聚政商学研各方精英，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健康发展，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本次年会以“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主题，邀请来自政府部门、专业智库和企业界200余位嘉宾，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历史机遇，聚焦目标，谋划前景，分享经验，应对挑战，共同探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贸易的理论和实践。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指出，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决断，在准确研判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为世界经济合作发展搭建了新平台，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创造了新机遇，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王仲伟表示，本届年会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服务业、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和贸易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金融如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等专题进行对话研讨，希望通过搭建政企研协及社会各界互动交流的平台，更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脉搏，分享各方经验智慧，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全球资源配置和转型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作为大会主席发表了题“‘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旨演讲。 林毅夫参事指出，由于结构性改革难以在发达国家推行，国际经济将长期处于增长乏力的状态。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和城镇化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同时也具备良好的投资条件，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参事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创造多赢格局。 来自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三一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人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的集团、华坚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分享了各自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贸易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体会，以及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战略思考和政策诉求。来自国资委、工信部、商务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代表分别围绕“制造业走出去的挑战与前景”，“金融业如何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及挑战”三个主题开展了论坛研讨。 年会期间，还发布了全球化智库(CCG)《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趋势》，以及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小企业“一带一路”同行计划》等研究成果和具体项目计划。年会结束后，国务院参事室还邀请部分与会企业就政府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举行了小范围座谈。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红主持了年会开幕式。国务院参事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和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作为协办单位对本次年会提供了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各分论坛，包括跨境电商50人论坛，沿边经济开发开放50人论坛，中小企业50人论坛，自贸区50人论坛，轻工业50人论坛参与了论坛的组织并交流了工作经验。文章选自北京时间，2017年7月13日
2017年7月17日 -
王辉耀：激活智库体系，民间智库要发挥“鲶鱼作用”
2017年7月13日，全球化智库(CCG)最新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究显示，过去中国连续两年对外投资超过来华投资，中国正步入资本净输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势不可挡。海外投资沿着“一带一路”更添助力。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对外投资增长点，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民间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何处？对此，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接受了人民日报国策说记者的专访。“视频观看”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国企业是核心实践力量 “今天的50人论坛有很多闪光点，多家企业一把手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三利’，对当地经济有利，对当地就业有利，对当地文化有利。” 最触动王辉耀的，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念，早已从过去的短期承包挣钱，向长期共赢发展转变。 “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核心所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实践力量正是中国企业。” 王辉耀说，在英国脱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态势下，习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体现出大国担当，在推动、重塑、创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中国智库都要发挥更大作用。 “走出去”是大势，但不同时期自有不同趋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王辉耀透过大量的企业案例研究，作出了四点判断：第一，连续两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来华投资，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第二，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逐渐成为主力；第三，“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投资新增长点；第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始展现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的前瞻和实力，以制造业为例，福耀玻璃就在福特、通用等重要车企旁建厂，从而占据有利市场。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健全、人才储备充足、企业网络完整，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好的基础。王辉耀认为，6000万华人华侨同样也是很好的纽带。“我们国家70%的外资通过华人华侨引进，‘走出去’同样可以借力华人华侨。” 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王辉耀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应当“抱团出海”，避免同类同质竞争。同时，也要注重合资共享。以前，跨国公司可以在国内建合资企业；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应当建立“联合舰队”，在此过程中，民间智库可以充分发挥政策建议、经验梳理、搭建沟通平台的功能。避免路径依赖，民间智库要支持更要创新 在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作为中国智库代表的王辉耀亲身感受到了国家对智库的重视。“五个分论坛之外，增设智库分论坛，正是体现国家对智库在‘一带一路’发挥更大作用的期许。”由此，王辉耀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可以建立合作机制，针对各国合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预热研讨、提出政策建议，为更好地实现项目合作，发挥纽带作用。“如果能更进一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未来也可以形成一个国际治理机制，而智库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从2015年中办国办推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到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对民间智库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但各界对促进民间智库的政策呼声，依旧不断：有的希望智库领域对标慈善领域，能享受捐赠减税优惠；有的希望通过职称评定政策推动民间智库人才建设。王辉耀认为，有这些政策支持当然是好事，但民间智库应当敢于自我创新，发挥起跟民营经济类似的“鲶鱼效应”——中国的经济市场正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参与，已跃升世界第二；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也能通过民间智库的助力，变得更为丰富和活跃。”王辉耀说。 因此，从发展空间看，王辉耀觉得，中国民间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能比美国更大。毕竟，中国政策决策机制非常高效，“集中力量办大事”就需要听取多方意见，因此，“未来政府不能只靠自己的政策研究室，‘货比三家’的良性选择，会有助于更好地决策。” 当前，中国现有的智库体系是个多层次结构，存在科研院所、官方背景智库和社会化团体等多种形式。与体制内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机制灵活，资金来源更多元，人员更易全球化，能够形成信息反馈迅速的全球网点，也更容易和国际接轨。王辉耀表示，民间智库需要自筹经费，近年来民营企业除了捐学校，也有积极向学校、研究机构、民间智库进行捐赠的趋势。“捐赠一所小学可以惠及数千名学生，但一项教育政策研究可以惠及千万所学校，因此在国外，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研究机构是民营企业捐赠的重点目标。” “十年前，我们谈‘全球化’，人们觉得是敏感词；但在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国家的主旋律。从敏感到不敏感再到成为共识的过程，民间智库参与其中，在营造社会共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辉耀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17年7月12日
201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