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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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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卿:用商业思维推动低碳生活 | 理事观点
▼朱伟卿,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像每个年轻的妈妈一样,在少有的闲暇时间里,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在街上闲逛,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漂亮辣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妈妈是位超级能干的年轻女CEO,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中国碳交易,并且成绩斐然,她,就是国内最大碳交易商上海宝碳的掌门人朱伟卿。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7年了,朱女士一直感恩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的宝贵时光。如果不是去了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了解到伦敦从“雾都”变成“生态之都”带来的震撼,并且学习到了策略、市场、管理、公关等一系列学科,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位优秀女CEO。去英国留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朱伟卿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性,2006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创业。但当时创业环境并不好,对于年轻的伟卿来说,在资源、经验、知识层面都希望获得更多支持。她希望能出国深造,通过继续学习为以后创业打下更夯实的基础。有感于英国优雅、文明的社会形象,伟卿选择了英国,又在众多学府中选择了杜伦大学。在她看来,“杜伦大学是一所知名综合性大学,拥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当时第一个申请的就是这里。”在英国留学,对伟卿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研究。“任何一门新学科,不要有畏难情绪。首先要在理论上吃透,之后去寻找相关案例,然后再去找机会实践”,一次次试错的经历让伟卿更好地理解了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让她受益匪浅,也在她之后创立宝碳,从一个低碳行业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英国杜伦大学在一个小乡镇里。安静、纯粹的学习氛围中,伟卿学习了更独立的生活和思考,她也明确了以后要做什么。在学校里,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接触,大家一起讨论课题,激烈争辩,这些经历带给伟卿很大的冲击——“老外喜欢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题说重点;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改变了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习惯——先是绕一大圈,最后再总结发言。”除此之外,伟卿还学习到了如何设定目标,确立商业模式和路径等,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英国留学仅一年,但在伟卿看来,“一年的记忆超过本科四年的记忆”,可见英国留学经历对她触动之大。这一年,也让伟卿对学校、同学有很深的感情,毕业7年了,还和留英校友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现在还是校友会国际委员会理事成员之一。低碳路上坚持不懈,成绩斐然2008年,伟卿完成留学回国。心中仍有强烈的创业情结,她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一定是目前国内较少但将来会是趋势的朝阳产业。在英国,她接触到碳交易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想,国内还很少讲低碳产业,而中国是碳排放大国,这既是一块市场空白,又可以促进国家宏观保护环境,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吧!她用了一年时间做各种研究、探访,希望把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引入到国内,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企业宁愿把钱放在发展企业上,也不愿意放在节能改造上,这种局面迫使伟卿只能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把国外的金融碳资产理念带过来:“新能源企业把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燃煤产生的发电量开发成为碳资产,这部分资产交易以后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使企业有额外的收入投入到新的清洁能源发展上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2010年,朱伟卿创立了上海宝碳,希望专注于节能减排事业的推动。2013年12月,朱伟卿女士在香港设立宝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国际投资者了解大陆碳交易市场提供窗口和平台。到目前为止,在朱伟卿和团队的努力下,宝碳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碳市场开发商。 让世界看到中国在低碳减排上的努力内心带着推动环保低碳的使命,朱伟卿更像是一位低碳推广大使,她抓住重要场合,和重要决策人会晤,积极地推广她的低碳创新理念,促成碳交易,帮助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她一直与国内多个环境能源交易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中国水泥行业协会、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汤森路透中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机构保持良好合作,推动低碳观念、环境的改变。朱伟卿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会议上,发出了自己的创新低碳主张,她也努力把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告诉世界。2015年12月,朱伟卿女士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1届缔约方大会,作为中国角专场活动“中国碳市场建设路径”的发言嘉宾,与来自国际、国内政府和企业界的专家共同探讨中国碳市场自试点始至今的发展历程。 现在,朱伟卿除了领导国内最大的碳商上海宝碳之外,还身兼数职。她是摩根斯坦利连续两年度的行业报告专家,被香港金融学院特聘为低碳智库专家。五年来,她从一个金融、市场背景的普通创业者,变成了在中国低碳领域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影响了决策者和一批批有意愿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和她一起努力,共同助力中国环境保护、低碳减排。因朱伟卿在推动中国环保发展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影响力,她已成为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2016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社会影响力奖”候选人。祝贺她!成为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候选人可绝对算得上是一项“高大上”的荣誉,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就曾参加了2015英国杰出校友大奖颁奖并亲自会见获奖校友!今年,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评选将扩大到中国、中国香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留英精英人才网络将被更好地搭建!这意味着候选人的杰出成就将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国际知名度也会得到提升,成为人生履历上最热烈的一次喝彩!接下来将为你精彩呈现“社会影响力奖”和“创业精神奖”的候选人故事。文章选自宝碳TC,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环球网】中国最佳社会智库的创新实践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该项全球智库排名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智库排名。在本次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100强、全球最佳社会智库50强,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75强榜单中位列第110位。此外,TTCSP还针对部分国家做了国别智库排名,CCG在中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七,社会智库排名第一,表现亮眼。 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过程中,TTCSP向全世界超过6500家智库,超过7500名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发送智库提名的邀请,由同行、专家推荐入选,最终由专家进行审阅和排名。CCG成立8年来,在政策、社会、媒体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进入中国顶级智库的前列,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为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 多渠道、多形式提升政策影响力 中国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还有赖于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CCG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和其他建言献策方式,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CCG不少成果和建议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得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包括中组部、统战部、人社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侨办、公安部、国家外专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等领导的关注。CCG政策研究成果显著 这些年来,CCG建言献策成果显著。CCG参与了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课题研究,为中央留学人员政策建言献策。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吸收了CCG的建议。CCG还多次论述和研讨中国的“人才红利”问题并提了许多建议。2015初,CCG主任王辉耀被李克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CCG在人才方面的研究还得到了张德江委员长参与为CCG研究成果颁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CCG在2014年做的有关建议也做出批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重视CCG多项研究成果,CCG专家还应邀去给中组部领导讲课。汪洋副总理曾推荐CCG出版的《国家战略》一书。刘延东副总理也就CCG提出有关建议做出批示。CCG主任王辉耀还被中央政治局委员郭金龙聘请为北京市政府顾问。 CCG自2008年成立以来就积极参与国家相关的建言献策工作。早在2008下半年,CCG就参与了中组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制定,CCG主任王辉耀担任了该规划制定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负责研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这一重要课题,最后这项政策研究也助推了2008年底中央“千人计划”政策的诞生。CCG最近还全程参与了公安部近期公布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的政策研究,CCG多项建议被采纳,实现了许多在中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包括北京企业可以推荐外籍人才申请中国绿卡、对海外华人永久居留提供便利,包括海外博士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放宽来华留学生和外籍学生在华实习就业创业许可等多项建议被采纳。CCG的政策研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CCG 也是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人才理论研究基地”,并被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还入选了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并成为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提供相关政策培训 CCG有关专家多次参与了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组织部长培训班,也曾为中央党校战略研究班讲课。CCG协助人社部建立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并协助委员会经常举办人社部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CCG专家还应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内蒙、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为当地政府官员举办培训。 前瞻性思想创新 多年来CCG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CCG在2009年出版图书和在2012年夏天举办“中国梦”研讨会,最早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理念。此外,CCG的建议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化”,也参与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复和建立。CCG在研究方面也不断创新,提出要建立“国际人才学”“中国海归学”、“中国创新全球化”、“人才赤字”以及“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等新概念也在不断促进着学术和研究创新的发展。 丰富的研究成果 CCG成立伊始,即确定了“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的专业定位,坚持“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积极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而其研究成果也多次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从2012 年起,CCG 在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成果——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蓝皮书连年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向社会发布,是国内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最多蓝皮书的研究机构。蓝皮书涵盖了从出国留学到回国创业,再到国家间人口流动以及移民各方面的情况和最新动态,奠定了CCG 在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海归创业、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国际移民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CCG 这两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从多角度和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许多相应政策与对策建议。作为国内第一本由专业全球化智库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填补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领域蓝皮书的空白。 CCG也十分重视在智库领域的研究。CCG创办者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多年来潜心研究智库发展和运行模式,考察过30多家国际一流的智库,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一书。 2015年,CCG 设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致力于“一带一路”相关话题研究。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已就“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国别地图的建立及依据”、“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一带一路与TPP”、“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等多个话题展开研讨。CCG专家多次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调研,撰写近百篇文章,并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此外,CCG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立风险咨询信息机制、加强企业政治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建议,递交相关部门,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 高水平出版物 在关注的研究领域,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件,CCG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英国Emerald等出版社密切合作,出版图书已有几十种。 仅在2015年,CCG就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三部权威蓝皮书,出版了《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国际猎头与人才战争》、《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 《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和《那些年我们怎么创业》等中文研究著作,并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英文研究著作: 1.China Goes Global: How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2.Entrepreneur and Talent Manage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Returnees 3.Revers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丰富多样的成果与活动 提升社会影响力 CCG目前拥有近百名国际化的全职研究和专业人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社会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与高端活动,广泛提升了自身社会影响力。 CCG研究专题研讨会 国际化智库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活动,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达成公众共识,从而推动政策。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举办200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场,频繁的智库活动成为其智库影响力传播的有效方式,也是其年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非常活跃的国际化智库,CCG每年举办50多场研讨会,平均下来每周都有一场,这在国内智库中并不常见。这些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的经常性的研讨会,形成众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许多建言献策报告。例如2015年12月初,CCG在巴黎气候大会刚刚结束,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下,第一时间和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为气候变化、环境挑战与健康问题应对提供政策建议,充分发挥了智库作为民间外交二轨交流的重要作用。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也给CCG理事、国内优秀业界精英提供一个常态化与国内外政要、知名学者、先进同行进行思想碰撞的官产学交流的思想高地,推动政策进程,CCG2015年打造了由国内智库首创的“CCG智库圆桌会”系列。CCG智库圆桌会自正式开启以来,已经成为极具国际视野、思想高度和建设性的“品牌”会议。仅2015年,CCG就连续举办“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日本企业‘走出去’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 “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公益组织慈善战略”、“中美贸易与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建言献策”等多场智库圆桌会,形成集聚智慧的专业交流平台,为政策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CCG专业的高端活动 CCG每年举办的年度品牌活动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中国智库创新论坛”、“中国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论坛”、“CCG月度午餐会”、“CCG一带一路圆桌会”和“CCG建言献策座谈会”等。 CCG已连续八年主办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数千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参加了历届论坛,论坛业已成为沟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度交流思想的盛会。2015年CCG继续举办了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陈竺、刘利民、李卓彬、刘延国、王永庆、孙建立、张学军、薛澜、汪潮涌、王强、周成刚、郭盛等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由CCG 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两年在三亚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其“代表性”、“专业性”、“国际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交流分享、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帮助。黄孟复,龙永图,吴建民,章新胜、张琦、陈峰、唐修国、汪潮涌、钱建农、乔健、陈健洲、许慕韩、高红冰、以及南非、比利时、印度等国驻华大使出席2015年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并参与研讨。 2015年,CCG还开创了两个新的品牌活动:首次创办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邀请到了何亚非、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郑永年、曹德旺、王广发、王俊峰、徐小平、张亚勤、张爽、莫天全、丘成桐、查道炯、金灿荣、邱震海等国内外一流的政商学届嘉宾与会,就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展开研讨。CCG在2016年初还成功发起并举办了“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为国内顶尖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搭建了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何宪、王晓初、吴江、沈荣华、薛澜、王振、边惠敏、曾湘泉、薄贵利、王广发、王旭东、张冠梓、刘敏华等嘉宾出席并演讲,积极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的确立献计献策,成为“智库中的智库”,进一步奠定了CCG在人才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广泛合作积极发声 提升国际影响力 CCG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重视民间外交,是中国最活跃的国际化智库之一。 与众多国际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CCG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商会、欧盟商会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建设经验,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举办研讨会和联合研究等。 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学者访问交流 CCG也经常邀请国际政要、官员、著名学者参与CCG举办的活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William Swing、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Walter Douglas、非洲开发银行行长Donald Kaberuka、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Jonathan Elkind、比利时驻华大使Michel Malherbe、南非驻华大使Dolana Msimang、阿根廷驻华大使Gustavo Martino、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加纳驻华大使Anani Demuyako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David Ellwood教授等都曾参与CCG活动或访问CCG并发表演讲。 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 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为理念的CCG,作为新型国际化智库,不仅以研究报告、研讨会、出版蓝皮书等多种形式积极发挥政策和舆论影响力,更积极在国内社会性智库中率先"走出去",在香港、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设立了海外代表,并经常在海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积极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CCG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中美慈善研究研讨会”(2015),在纽约举办“中美企业慈善交流会”(2015),在新加坡合办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研讨会(2015),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发展论坛”(2013),在哈佛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研讨会(2012)”,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论坛”(2011)等海外高端智库论坛活动。 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CCG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高端论坛,为国际舞台带去中国智库声音。仅在2015年,CCG就先后受邀参加“中国欧盟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圆桌会(布鲁塞尔)、日本圆桌论坛(东京)、国际大都会年会(墨西哥城)、国际移民组织顾问理事会年会(日内瓦)、新加坡工商论坛(新加坡)、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年会(西雅图)、第七届全球移民流动论坛(伊斯坦布尔)、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米兰)、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劳动力就业和人才研讨会(巴黎)、东盟人才流动研讨会(巴厘岛)、全球智库创新峰会(宾夕法尼亚)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智库的观点。重视智库成果传播 CCG研究成果和举办的各种论坛及研讨会,得到了众多的媒体关注,经常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参考消息》、《文汇报》、《大公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BBC等国内外百家主流媒体的广泛采访和报道。仅2015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两次报道CCG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连续八期深度报道了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CCG 2014年曾为上海东方卫视提供全方位智库支持,联合策划15集大型纪录片系列《海归中国》,三次滚动播出,受到国内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此外,CCG专家的文章和采访也经常见诸报端,媒体、社会影响广泛。 展 望 在全球化时代,智库在国家建设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国家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上的竞争,这就依赖于智库的远见卓识、责任心和自信心。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CCG无疑是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发展之路的先行智库之一。展望未来,CCG将不断探索、创新,持续地提升智库在政策、社会、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将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继续继续前行。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表示,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任重道远。中国智库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全球影响力。CCG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努力,愿与更多中国优秀的智库合作更好地走出去,更多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世界,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2月6日
2016年2月22日 -
饶毅: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还有段距离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饶毅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985”计划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要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会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地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本文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6日 -
张亚勤:人工智能将颠覆金融和医疗行业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21日上午消息,从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讨论来看,很难判断人们对人工智能究竟是希望大于恐惧,还是恐惧大于希望。 百度总裁张亚勤和高通CTO马修·格罗布(Mathew Grob)都参与了这个讨论会,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正在快速提升。这种技术可以分析海量数据,还能通过监视人脸的表情和自然语言来识别人的情绪。张亚勤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迎来发展的核心阶段,小型的、刚起步的企业,可以借助百度、谷歌、微软这些大型企业所提供的平台来完成相应的技术开发。 人工智能研究专家、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们都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几十年将极大地改善人类的生活。 但研究人员和高管也都担心由此引发的一些威胁,包括人类的经济地位被取代,以及机器人脱离人类的控制。 罗素表示,使用人工智能来改进搜索结果有望把搜索行业规模从如今的1万亿美元扩大到10万亿美元。张亚勤表示,百度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保险和贷款中,他认为这类系统完全可以更好地评估风险。“在保险和消费贷款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各种状况,降低风险。”张亚勤说。 张亚勤还表示,他担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智能有朝一日反而会下降。例如,我们已经不必记忆太多信息,只需依靠搜索引擎和移动设备上存储的信息即可。很快,我们或许还会因为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而忘记驾驶技能。张亚勤说,这目前看来还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这些措施可以释放我们的大脑,使之从事更有意义的任务。但他担心,我们可能会浪费自己的脑力。另外,倘若某些系统发生故障,人类还能否胜任这些任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专业可能受到人工智能的挤压,包括律师甚至医生等曾经不受自动化影响的白领工作。摩尔预计,今后的律师和医生数量可能大幅减少,而幼儿教师或护士等工作反而会增多,这些人的工作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获得帮助,但却无法完全被软件取代。 罗素表示,具备普通智能的机器或许并不遥远,整个世界都应该认真思考如何管理这些机器。他还表示,我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不能使用“摩尔定律”来进行预测——可能只需要新增几项突破就能实现普通智能。“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智能高于人类的系统,但的确有必要思考如何控制这些系统,确保它们的决策对人类有利。”罗素说。 张亚勤也谈到了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得问题。“对一个公司而言,要做人工智能的研究就必须意识到、考虑到一个大体的方向。强大的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智力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当下很有争议。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是可靠且可控的。”(书聿 李根)以下为张亚勤在人工智能分论坛上发言的实录: 人工智能已迎来发展的核心阶段,百度乐于与全世界分享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在过去几年渐渐成为了主流,也迎来了发展的核心阶段,要知道再十几、二十年前,这项技术也仅仅只在实验室里出现。而在百度,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本技术,在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每一处都得以体现,语音识别,文字识别,机器翻译,搜索引擎,广告平台,还有自动驾驶技术,我们为百度内部各个项目组搭建的信息技术平台,事实上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进行访问。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观点,小型的、刚起步的企业,可以借助百度、谷歌、微软这些大型企业所提供的平台来完成相应的技术开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研究需要一些硬性资源来支撑,其中之一就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这些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才能提供。另外,百度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深度神经网络,我们也很乐意与全世界分享。 人工智能对研发环境的要求日益提升,但其发展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快 我们(百度)有很多数据,我们有很多用户。让我们回到无人车驾驶这个问题上,这当然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们刚刚在北京完成了第一次路测,是从我们的办公大楼出发的。包括在关闭状态下的普通路段,高速公路上进行了测试。并且这一过程完全没有人力的介入。这样的情况下无人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00公里每小时,并且能够完成人开车时进行的各种复杂的操作,但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商业量产的难度,不仅仅是电脑技术的革新,要能够感知物体,还要知道行人的位置,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些基础的装置。比如需要完全不同、高精度的地图,需要更精准的定位,能够精准定位到几厘米的雷达扫描设备,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基础装置准备,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它的发展比大多数人想得要快,不会花费20年的时间。我的团队提议进行研究并且保证,这会很有趣,我们应该投资,这是人工智能项目,这是地图项目,曾经(以为)也许要15年的时间,但是现在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可靠且可控,需要全世界共同思考 对一个公司而言,要做人工智能的研究就必须意识到、考虑到一个大体的方向。强大的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智力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当下很有争议。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两个词,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是可靠且可控的。但短期内,显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我们投资的是弱人工智能。这事实上是人类智力的放大,然而,当我们考虑事情的另一面,我们会发现,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这些精妙的机器,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显得不那么聪明了。我们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资料,要不了多久我们练车都不会开了。没错,我们变懒了,我们不会像从前那样花时间去思考。这种情况在本质上可以视作一种社会行为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维与其通常的思维方式以及决策方式大为不同。举个例子,大概一个月前,我和我妻子开车从西雅图到温哥华,出发后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左右,我们接到物业公司的电话说我们家被非法闯入了。所以我们就开回去,警察在那里调查,但没有发生什么侵入,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他们回放监控视频,发现是我们家的吸尘器不知怎么的启动了,正在打扫屋子,打扫完毕后归位。这样的事情很奇怪、很有趣。但是,随着机器自动化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人出现在寻常百姓家,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现在来看,未来几十年的技术,人工智能都是其基础,也是发展其他一切的动力,所以如果你在创业、在投资,考虑人工智能吧,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必需品。
2016年2月6日 -
【人民网】走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社会智库运营模式的创新
2016年1月27日—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全球智库报告2015》(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全球80多个地点同时发布2015全球智库排名榜单,中国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上榜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智库,同时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CCG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智库发展的翘楚,要归功于CCG在智库运营模式上的创新。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三要素:思想力、影响力和国际化。 思想力:智库思想创新的源泉 邀请高端精英人士担任顾问、理事 CCG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她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理事会。不仅如此,CCG还吸引了中国一流的企业家加入了中国社会智库的建设。国际化背景是CCG顾问和理事队伍的特色,这也决定着CCG的国际化发展之路。他们积极参与中国智库建设,为智库发展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 参考国际知名智库的“旋转门”机制,CCG探索打造出一支国际化的顾问委员会,为智库的良性发展提供指导。 著名专家组建的学术专家委员会 CCG目前拥有近百位国内外知名特邀专家和特邀高级研究员,并在全球范围内汇聚具有政策创新能力、能推动政府决策、拥有国际一流研究成果的专家加盟CCG的全球研究网络。这些国际一流的专家为CCG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智库的学术指导和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 国际化的智库管理和研究团队 CCG智库的不断发展成熟,与其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和研究团队密不可分。此外,CCG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特邀高级研究员和兼职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 影响力:智库建设的重要命题 丰硕研究成果打拼出的社会影响力 围绕CCG的研究领域,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 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图书已有几十种。其中,《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曾被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推荐。2015年,CCG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并在国际上出版了三部英文著作。过去一年,CCG还承接了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5项专项研究课题。 构建良好的政府智库关系,塑造深刻的政策影响力 CCG特别重视智库的建设性,注重构建良好的政府智库关系,学会用和谐、顺畅的用政府语言与官员沟通,是智库行驶政策影响力的前提。 2015年,CCG在国内智库中率先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连续八个月每月定期举办“一带一路”区域研究圆桌论坛,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领域形成了持续的影响力。CCG的建言献策工作在2015年卓有成效,提交《建言献策参考》60余篇,其中十多篇被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批示采用。 创办品牌智库活动,“智库”中还有“智库” 大大小小的论坛、学术座谈会和研讨会是最能体现世界一流智库社会影响力的CCG如今每年举办50多场活动,平均每周就有一场,是国内举办最多活动的智库。 CCG还注重建立智库中的智库。CCG在2016年初成功发起并举办“中国人才50人论坛”,成为国内顶尖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搭建了国内高层次人才研究智库和跨界交流平台。 国际化,CCG可以发挥的最大优势 CCG是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智库。除了国际化的工作团队、专家团队,智库的研究和活动无处不体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CCG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重视民间外交。CCG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建设经验,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举办双边研讨会和联合研究。 CCG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政要、学者访问中国、发表演讲的目的地,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Rice)、美国助理国务卿沃特·道格拉斯(WalterDouglas)等均到访CCG并与CCG同仁、CCG理事、业界精英交流分享观点。 探索自我造血机制,维系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的保障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CCG逐渐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政府研究课题收入、出版物收入、活动收入、社会赞助、理事捐赠等等。 大批有思想、有公益精神、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各界精英纷纷加入CCG理事会,给予CCG有力的支持,而CCG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中国全球化战略的研究和政策推动,与有志之士共同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和更大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努力。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6日 -
张懿宸:2016年中国股市仍不乐观
张懿宸,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 2016年1月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财新携手达沃斯举办了主题为“把脉全球新局势下的中国商业环境”的专场讨论,讨论对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中国新常态意寓如何。在讨论中,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张懿宸表达了对股市的看法,他认为2016年中国股市仍不乐观,相较之下,他会选择主板蓝筹股进行投资。 张懿宸认为,中国现在存在金融和实业之间的分离。“市场中有很多僵尸企业,假如市场出清,早就不该存活了。由于地方政府支持和企业自我意愿,导致他们无效占用了很多金融资源。其中许多数量庞大的金融资源没有真正进入经济里面去。” 关于股市,张懿宸认为,2016年的金融风险不可低估,不见得比2015年低。张懿宸分析道,大家都知道经济很困难,投资要小心,但短期市场流动性很好,大家都希望投资有人接盘,这也是出现了2015年股灾的根源。股灾之前,媒体采访中国人没有一个对经济看好,但没有一个对股市看空。但由于大家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市场一旦开始崩盘,速度也就比想象的更快。 张懿宸指出,中国股市现在其实分成了三个小市场,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其中主板蓝筹其实估值并不高,包括中铁、中车在内的大型企业整体PE只有12倍左右,不算贵;中小企业版PE已经到了30-40倍;创业板去年年底PE大约70倍,现在降下来依然有50-60倍. “因此,从个人投资角度,我会投资主板蓝筹。从分红角度看,这些蓝筹股都达到了5%-6%,是很不错的回报。创业板要小心,中间肯定有很好的公司,但大多数公司十年后在哪里很难说。”张懿宸说。 中信资本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主攻另类投资的投资管理及顾问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直接投资、房地产基金、结构融资、资产管理及创业投资,管理资金达50亿美元。文章选自财新网,2016年1月20日
2016年2月5日 -
【侨报网】2016华商经济现新机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催生了中国创新创业的新热潮。近几年的“弄潮者”中,海外华商的身影尤其令人瞩目——2015年,先后有华创会、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中广村华侨华人创业大会、中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科技创新委员会成立大会等助力海外侨胞回国创业的数项重大活动接连举办。几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精英怀揣丰厚学识、高端技术、成熟项目,回到中国这片热土创业。万侨创新引新归国潮? 2014年12月在北京发布的第四部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指出, 凭借与内地的天然联系,港台与海外华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 fr46ucbcr4x业数量占中国外资企业的70%以上,投资资金数量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海外华商回中国投资仍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领域,但对中国高科技、互联网、IT、现代服务业以及艺术领域的投资也在不断提升。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有为祖(籍)国服务、到中国创业激情和意愿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回归,进行创业。2009年,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第二届百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评选暨表彰活动中对100位回国创业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进行表彰。评选入选者大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并在学成后留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平均年龄47岁,平均回国创业7年,95%的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分别在中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创业。他们或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被国企聘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或被知名高校聘为校长、院长、学科带头人。 归国投身创新创业领域,正成为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发展选项。“2008年国家实施‘千人计划’以来,越来越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选择回国发展,占我国引进高端科技人才90%以上。”在2015年11月30日举行的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科技创新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如是描述过去几年间华侨华人回国发展的趋势:他们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裘援平表示,海归回国潮是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在最近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形成的,如今每年都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的强大,对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凝聚力,他们纷纷选择学成之后为家乡、为祖(籍)国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是个大趋势。”。 从2013年第三批侨务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参评情况来看,参评的237个华侨华人创业团队均来自发达国家:其中近70%的团队来自北美,尤其是美国;这些创业团队的创业方向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物联网、互联网、电子信息等高新科技领域。这从侧面反映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发展前景的肯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4年8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专业人士报告(2014)》(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中国从21世纪开始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接纳国。该蓝皮书主编王辉耀说,“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是中国在海外庞大的人才库,是中国在海外招才引智的重要对象。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主要依靠海外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参与中国建设转型到未来30年重点依靠海外华侨华人吸引外才参与中国发展。” 蓝皮书援引美国移民局、教育部等方面的资料指出,2000年由美国回流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总数达15000人。蓝皮书称,2008年在中国工作和创业的留学归国技术人员达30多万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政府通过“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达3319人,全国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112个、留学人员创业园(简称“留创园”)260多个,其中4万多名留学生在留创园创业,入驻留创园的企业超过1.7万家, 中央“千人计划”创业人才有近80%的人落户在以留创园为主的孵化器中。 最近数据显示,作为“国字号”的人才工程,自2008年启动,截至第十一批,“千人计划”引才总数达5208人。里面有约计1/3的专家在进行创业。截至2015年底,中关村聚集“千人计划”人才达1091人,占全北市82%,占全中国21%;“海聚工程”424人,占北京地区70%。 探究万侨创新引新归国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爱国爱乡情结,有处在异国他乡“边缘”的不适,而更多的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创业和工作机会等。经济的持续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看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 蓝皮书调查显示,在美国,硅谷华人精英中有43%的人愿意当下或将来回国工作,他们认为回国会比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他们也更愿意选择在中国发展。 新成立的科技创新委员会,正是为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来华创新创业、发展事业搭建一个新平台。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介绍,首届会员共有243位,其中“千人计划”专家占35.7%,博士学位占73.9%,硕士以上学位占90.3%。可以说,这些会员都是回国创新创业的佼佼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权威性和代表性,所创办的企业也都是科技创新的典范。 在与会企业家看来,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把国外最新的科技动态更为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国内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创新创业领域的需求和进展传递出去,实现国外高科技人才与国内企业之间的高效对接。 对于来华创业的华侨华人来说,参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浪潮,既面临着中国市场带来的无限商机,也需要解决许多现实的困难。而协同合作,无疑是一个最佳选项。 事实上,近年来,为了吸引和服务更多海外科技人才、专业人士回国创新创业,除了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国家层面及各地政府也提供了各类支持。 今年以来,国务院侨办就在北京、天津、河北、福建、广东等地选择创新创业条件优异的地方,为华侨华人打造侨商产业聚居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侨梦苑”,通过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为侨胞回国创新创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 “从中央到地方,我们都要努力为海外科技专业人士回国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因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华侨华人才会彻底抱定要回国投资兴业的信心。”裘援平如是说。乘“一带一路”东风 华商迎发展新机遇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2015年1月14日召开的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表示,华侨华人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独特力量,能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侨务工作要引导、支持、帮助华侨华人参与到惠及中国和沿线周边国家的事业当中去。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华侨华人超4000万,海外侨胞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大有作为。 为此,在去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国务院侨办在论坛框架内举办了“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其中的一大主题;去年7月,在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上,引导全球华商组织、专业协会和著名侨商了解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创新驱动等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都是关键议题。 去年12月23日在北京发布的第五部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1年,据保守估计,加上港澳台地区,全球华商资产总规模接近5万亿美元,侨港澳企业约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资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特别是在东南亚,截至21世纪初,华人上市公司占整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70%,华人资本占亚洲(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外)10个股票市场股值价值总额的66%。 蓝皮书指出,建设“一带一路”需打造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华侨华人都可发挥沟通与桥梁作用。 政策沟通方面,海外华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华侨华人社团、华文传媒、华裔新生代政治家的出现与良好发展,将对于中国与住在国或地区政治、经济、相关产业与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对接起到沟通与桥梁作用。 设施联通方面,中国参与一些国家的高铁建设可能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有关国家的新的创新合作模式,即通过中国国内企业与当地华侨华人企业合作的方式承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进行投资。 贸易畅通方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方面,海外华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通过与国内相关企业、机构对接合作可起到桥梁作用。如中国多地打造的侨梦苑、新型投资合作创业园区以及招商引智的“千人计划”等积极引导广大华商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投身相关产业与贸易建设中。 资金融通方面,从融资模式来看,目前正在探讨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包括侨商银行的建立,推动中国国有、民营私营企业等直接对接海外华人资本进行投资。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离岸结算等都将有助于海外华商资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2月3日
2016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