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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杜特尔特真想对菲美关系动真格吗
专家简介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亚太地区安全局势近来变数迭起。这背后的根本推手不是中、美、日等大国，而是区域内的中小国家。最突出的，一是朝鲜的金正恩政权，2016年一年之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逾30次中短程导弹、潜射导弹发射、或者导弹发动机点火试验。西方智库分析说10月份朝鲜甚至还有可能进行新的核试验。看来朝鲜是不把周边国家折腾到对它“动手”，实在是心有不甘；二是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政府，6月30日上台迄今，到10月8日也才刚刚“百天”。但菲律宾内政外交似乎已焕然一新，杜特尔特政府甚至出言要重申审视和终结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菲律宾一直就是美国在东亚的“小棕色小弟”。杜特尔特真的能动得了这么多年的菲美特殊关系吗？1反毒“人民战争”引发菲美口水战杜特尔特6月30日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兑现选举时提出的诺言，向菲律宾毒贩和毒品交易“宣战”，号召菲律宾国民一旦发现毒贩，不用通过合法和正常程序，就可以就地击毙。杜特尔特上任一个星期之内，菲律宾全国就有67名毒贩被当街打死。到10月初，有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已经有2000名毒贩和吸毒分子在街头被警察和菲律宾普通局面打死。这是一场不讲法治、只讲效果的反赌“人民战争。”但这场人民战争过于血腥，迅速在际社会引起了争议。美国自然是最早站出来指责杜特尔特反毒行动的国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高德伯格8月初公开表达了不满。2016年8月8日，杜特尔特在菲宿雾市视察军营时公开羞辱这个美国驻菲大使是“伪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8月23日出面喊话，关注杜特尔特政府在反毒进程中的过于血腥的嗜杀行动。杜特尔特对潘基文的回应是称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是“傻子”，扬言要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到他也将向杜特尔特表达对菲反毒行动的关注，杜特尔特在9月5日突然发飙，辱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警告美方不要对他主导的反毒风暴“指手画脚”，强调菲律宾“不再是美国的殖民地”。杜特尔特的这番讲话对菲美关系造成冲击，白宫随即取消了原定于6日出席老挝首都万象东盟峰会期间与杜特尔特举行的会晤。美菲关系在杜特尔特政府上台2个月之后就遭到已经计划好的首脑会谈被取消的打击，这让国际社会感到十分错愕。虽然杜特尔特随后对奥巴马总统表示了歉意，但菲律宾外长亚赛则公开表示，菲律宾不会永远是美国的“棕色小弟”。有关菲律宾国内反毒行动的美菲“斗嘴”还远远没有结束。2016年9月26日，杜特尔特在公开电视讲话中提到希特勒，说希特勒杀了300万犹太人；他也要杀菲律宾的300万毒贩和吸毒者。杜特尔特的讲话，遭到了德国、以色列、美国等国以及犹太人团体的抗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9月29日公开指责杜特尔特的言论“极其成问题”，这显然让杜特尔特十分不满。10月4日，杜特尔特公开表示，在反毒问题上一再批评他的奥巴马总统该被“送入地狱”。指责美国并非只是简单的“个性展示” 然而，杜特尔特上台后菲美关系的紧张，已经远远超越了在菲律宾国内反毒问题上的“口水战”。杜特尔特总统想要给菲律宾带来变革的勇气和信心，是菲美关系开始明显“游离”的根本原因。1945年3月28日出生于菲律宾莱特省马阿辛市，1972年毕业于马尼拉的圣贝达法学院，获得律师资格。随后跟随其父维森特•杜特尔特踏上政坛。维森特曾先后担任达沃省省长和达瑙市市长。从1988年开始，杜特尔特在菲南部棉兰老岛最大城市达沃任市长25年。这位已经71岁的长者没有耀眼的菲律宾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经验，也没有中央政府或者立法机构的从政经历，有的是把原来秩序混乱、毒品和黑社会横行的达沃市治理成菲律宾最安全城市的传奇经历，还有“硬汉”的外号和形象，以及众所周知的他年轻时的“左翼”思想和对棉兰老岛穆斯林反叛实力的同情。无论是从竞选时的言行、还是赢得竞选的表现来看，杜特尔特恰恰靠的就是亲民立场、整肃痼疾的勇气与直率、以及对现行菲律宾原有内外政策的批评。路透社曾把他称之为是菲律宾的“特兰普。”杜特尔特确实代表了菲律宾政治中与以往的爱斯特拉达、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政府明显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施政路线。美国是菲律宾政治、社会、外交和防务活动中最重要的外来因素。唯独在经济领域，美国对菲律宾的投资和贸易过去20年明显下降。杜特尔特政府想要给菲律宾内外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不可能不去触碰“美国因素”。上台后不久，杜特尔特就表示美国协助菲律宾在南部地区打击“阿布•沙耶夫军事武装”的美国特种部队士兵“不管用”，提出要让他们撤出菲律宾。10月2日，杜特尔特说他已下令审查2015年菲律宾与美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不排除要求美军全部撤出菲律宾的可能性。10月4日，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犹太人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他要“调整外交政策，最终可能会在任内与美国分手”，转而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关系。同一天，菲律宾与美国在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总部启动2016年度“菲布莱克斯”两栖登陆演习。菲律宾军方说，此次演习有1100余名美军人员和约500名菲军人员参演。与2015年度的演习相比，今年演习规模明显缩小。杜特尔特此前就曾表示，此次菲美联合军事演习或许是“菲美之间最后一次军事演习”。10月6日，菲律宾外长亚赛在脸书贴出帖子，指出菲律宾要从长期对美国“如果戴这手铐般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菲律宾媒体报道说，马尼拉已经准备好了向俄罗斯提出的军购清单，包括武装直升机等武器。一旦马尼拉正式转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这将是对美国这个菲律宾老牌盟国的“一记耳光”。杜特尔特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出的这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国牌”，让菲美关系在短短这几个月内持续出现震荡，并给未来的菲美关系投下浓厚的阴影。美国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克洛宁在9月底发表分析报告，忧虑“美菲军事同盟是否还能挺过杜特尔特6年的总统任期”。美国CNN电视台10月6日开始公开分析如果菲律宾一旦“脱美入中、或者脱美入俄”可能给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造成的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菲军事同盟真的出现裂痕，美国无法继续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是近年来亚太地缘战略局势的重大变革。2杜特尔特动得了菲美关系吗？杜特尔特上任短短100天，就在菲美关系上发难，明显具有杜特尔特政府的内政考虑，那就是让美国不要成为他发起的反毒“人民战争”的国际“绊脚石”，警示美国不要更多地插手菲律宾的内政。与此同时，杜特尔特总统反毒行动所得到的菲律宾国民的广泛支持，也让他有足够的“国内资本”可以对抗美国的压力。2016年10月4日公布的菲律宾民意调查，对杜特尔特总统工作持正面评价的高达77%。这说明杜特尔特政府这场反毒“人民战争”在菲律宾已经赢得了相当坚实的民意基础。当然，杜特尔特政府“动一动”美菲关系，更是马尼拉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求新求变”的结果。马尼拉已经不再像阿基诺三世政府那样将南海争议和中国的“南海行为”视为需要优先解决的安全挑战，而是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国内稳定和秩序建设列为施政的优先事项，这是马尼拉想要和美国拉开距离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杜特尔特新政府有可能重新回到90年代拉莫斯政府那样努力在东、西方之间追求平衡，既不愿意让菲律宾成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棋子，也更多地想要利用各种国际资源促进菲律宾的发展。客观上说，这一政策选择，在菲律宾国内是有社会基础的。冷战结束以来，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重新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反对美菲军事同盟、担心菲律宾被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和平主义运动始终存在。只要杜特尔特政府改变南海争议问题上前政府一味与中国对抗的基调，不难重建用好“中国因素”、发展和壮大菲律宾自己这一国内共识。为此，杜特尔特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搞好友好关系，对两国南海领土争议直接对话持开放态度。在正式就任总统后不久，杜特尔特就宣布，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将是7月17日他要会见的前三位外国使节之一。当被问及是否要跟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时，杜特尔特明确表示：“良好关系绝不会变质。我宁愿跟所有人保持友好。”在有关中国政策发表评论时，杜特尔特也多次谈到中国能够给菲律宾改善基础设施、贸易和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的好处。2016年9月17日，杜特尔特还说出了这样的话：菲律宾已经尝够了西式“食谱”，现在“该来吃中国菜了”。问题是，杜特尔特政府看起来想要“远美近华”的这项政策选择能走得通吗？从目前来看，变数还是很大。一个想要“游离”的盟国必然触碰和挑战美国亚太利益的底线，美国会做什么样的反弹？杜特尔特政府愿意放弃南海仲裁裁决作为基础和条件来重启两国谈判、讨论平息菲中南海争议的方案吗？亲美的菲律宾军方会容忍杜特尔特“新政”吗？更重要的是，一个需要重新“相向而行”的中菲关系，彼此都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还需要等等看！文章选自《澳洲新快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2月7日 -
朱锋：特朗普打“南海牌”隐含巨大风险
专家简介朱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南海问题发难。他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我认为美国会保护自身在那里的利益。如果事实上,这些岛屿在‘国际水域’而非属于中国,那么,我们将保护国际领土不被一个国家接管。”这一言论比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早前在提名听证会上所表示的“中国登上南海岛礁将不被允许”、“中国在南海花费数十亿美元修建的岛屿是非法的”这类的话要模糊一些,但两者的表态仍然有其内在的关联性,预示着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已经开始出现不惜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推高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转向。 斯派塞的言论是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修正主义颠覆” 尽管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和战略竞争,但刚刚下台的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至少还保持了一点做超级大国的政治和法律常识,在南海问题上炒作、干预的同时,其南海政策还是有点外交底线的。 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美国对南海岛礁主权“不持立场”,美国的南海问题关注一是要实现和保持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的和平解决,而是要保证南海作为国际最繁忙的商业水道的“航行自由”,三是要南海主权争议的处理需要符合国际法,四是美国反对南海的“军事化”。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存在着诸多的偏见和问题,例如强调“争议的和平解决”无外乎在南海沿岸国煽风点火,四处夸大“中国威胁论”,让东盟国家更多地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奥巴马政府大吵大嚷的“航行自由”,是给美国军事介入南海和炫耀美武力提供借口,让美国可以倚仗其海空优势在南海进行“抵近航行”、或者“穿越飞行”,这其实是美国保持南海战略性干预的筹码。反对南海“军事化”,更是美国不顾自己在南海频繁的舰队巡航、扩大南海军事部署、战略轰炸机远程奔袭演练等诸多行动才是南海军事化最大的始作俑者的事实,力图阻碍中国在南海岛礁和在建岛屿上部署必要、但是有限的防御性力量的借口。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至少还讲一点国际法的常识,一是没有指责中国在建岛礁的正常维权活动是“非法”;二是不公开质疑中国所属南海岛礁的主权地位,顶多在美国的官方话语和媒体中,偏心眼地称这些岛礁是“争议性”海洋地物。三是奥巴马政府虽然对中国在建岛礁和南海岛屿进行了数次“抵近航行”,但从未声称美国想要阻止中国的岛礁建设。 然而,从蒂勒森和斯派塞这两个特朗普政府团队重要干将的南海言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新政府似乎一是要公开否定南海岛礁的中国主权归属,将其立场从主权争议中的“不选边”完全转向“选边”,公然否定中国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和历史证据的南海岛礁主权主张;二是对中国进行近乎赤裸裸的军事恫吓,扬言美国要保护这些“国际领土”不被“一个国家接管”;三是模糊化美国的“南海利益”,将奥巴马政府强调“和平解决”、“国际法原则”与“航行自由”这三大利益诉求,扩大为由美国政府单方面重新解释和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维护的“强权利益”。 “国际水域”的用语挑战国际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并没有“国际水域”一词。地球表面的海洋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可以分为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公海。对于南海这样的由6个沿岸国和一个地区(台湾)组成的半闭海,由于远非深海和大洋,再加上海洋岛礁等地物既众多、又复杂,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由陆定海”的原则,南海的海域组成具有复杂的海洋法律属性和特征。尽管存在着争议,南海沿岸国纷纷在南海宣布有自己的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或者历史性权利海域。即便专属经济区在海洋法属性上是“公海”,但《公约》规定各国在专属性经济区的航行等行动,但需要尊重沿岸国的基本关注和利益。 “国际海域”一词,是美国这样的传统海洋军事强国所使用的概念。其基本目的就是刻意模糊世界各大陆近海海域所具有的海洋法属性,尽可能地放大“公海”及“公海”的法律地位给予海洋军事强国的行动自由。在斯宾塞的讲话中,他可以回避南海海域所具有的不同海洋法地位,用“国际水域”故意掩盖中国在南海诸岛主权、以及依据南海主导主权而在南海所依法拥有的内水、领海、毗邻区以及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益。 更有甚者,斯派塞罔顾这一基本岛礁主权归属的性质,妄称“国际水域”内的中国岛礁地位的主权“不确定性”,以此来强化美国挑战和否定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及相关海洋权利的合法主张。无论是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从1946年林遵将军率领海军收复南海诸岛,到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再到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随后日本与当时台湾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日和约》,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法律依据充分、历史证据确凿,这不是任何美国政府可以否定的。 美国的南海政策为什么出现危险转向? 特朗普政府上任不到一个星期,斯派塞在首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南海问题急于“表态”,无疑给今后的中美关系敲响了新的警钟。究其动机,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团队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势力,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长期指责白宫的南海政策“过于软弱”。现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了,急于想要在南海政策上“出口恶气”;二是把南海问题当作“谈判筹码”,粗暴地显示美国政府的强硬立场,想要逼迫北京在贸易、投资和经济问题上让步;三是代表了美国战略界对南海问题审视和思考后新的共识,那就是把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等正常、合理的维权行动置于“显微镜”下观察,迫切地想要展示美国将在南海问题上压制中国战略性崛起的决心。 不管是哪一种动机,美国新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上述表态,不仅有可能激化中美冲突,更可能破坏和夭折2016年7月以来,中国与东盟通过务实合作,公正、合理地解决南海争议所付出的积极努力。南海局势之所以出现了趋缓的趋势,正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排除美日等国的国际干扰,重申《南海行为宣言》基础上维护南海稳定,加速《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谈判,积极改善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为恢复双边对话创造建设性的条件。 美国从来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国,南海的商业水道安全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本质上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责任。现在,特朗普政府又要来“横插一杠”,只会导致南海局势新的动荡。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给中国打“南海牌”,来迫使中国在商贸问题上让步更是一种错觉。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与“一中原则”、台湾问题一样,绝非是可谈判的“交易筹码”!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月26日
2017年2月7日 -
宗庆后：把实业干出一番新名堂
宗庆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用寥寥数语谈起了2017年的小目标：“创立30周年之际，大家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新的一年希望企业再创辉煌、希望员工安居乐业。”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用“不怎么样”四个字，总结了娃哈哈2016年的表现，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宗庆后每年给员工涨工资的“规矩”。随后，他又用“劲还很足”四个字，给出了娃哈哈在2017年即将发生的新变化：把实业干出一番新名堂。 在今年1月26日的娃哈哈年夜饭上，宗庆后用寥寥数语谈起了2017年的小目标：“创立30周年之际，大家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新的一年希望企业再创辉煌、希望员工安居乐业。” 有创新才有实力派 30年能让企业成长为一条汉子，练就一身生存智慧和精神意志。 从1987年到2017年，娃哈哈走到了三十而立的当口。 “娃哈哈一直能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在条件较差时，是跟进创新，比如说钙奶好卖的时候，我们就做AD钙奶，促进钙的吸收，就比别人领先了。有点实力之后是引进创新，我们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再有实力后，大量引进科研开发人员，开始自主创新，比如营养快线，卖得最好的一年卖了4亿箱。”宗庆后说，和可乐、雪碧横行市场的时候不同，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已经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科研能力，正在引导世界食品饮料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直有一种论调：中国食品饮料行业进入寒冬。而2016年国内食品饮料企业的业绩表现已经给了这种论调一个有力回击。统计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有16家食品饮料企业营收增幅在10%以上。2016年下半年，娃哈哈的业绩开始恢复正常。 今年1月，娃哈哈推出小米养生粥和百合莲子粥两款新品粥，当月订购量就达300万箱。宗庆后认为，食品饮料行业都在渐渐从安全转向健康，要去想怎么适应年轻人的心理和消费习惯，所以他主张去开发这两款粥，受到消费者欢迎，他庆幸找对门路了。 有技术才能弯道超车 经济新常态下，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企业在供给端转型的重要命题。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16亿元，比上年增长10.4%，数据表明，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之中，消费正成为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马车”。 宗庆后心里清楚，创新供给，释放消费潜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面对消费者消费层次的提升，企业要做的是增加有效供给，最大限度地让供给侧的产品升级和需求端消费升级逐步衔接。 在脚踏实地做好产品的同时，宗庆后还乐于当起技术红娘，进军高新技术领域。在2016杭商大会上，宗庆后把以色列的大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和中国企业“牵”到了一起。“以色列创新技术好，但市场小，所以我想让它们的技术到中国来发展，优势互补。” 宗庆后透露，2017年他正在筹备“杭州国际科创小镇”，准备与以色列佩雷斯中心、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促进合作，瞄准全球创新高地，建立创新成果与产业无缝对接转化的应用机制，从而为杭州、浙江的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创造弯道超车的机会。 员工富才能企业强 对于新一年的经济形势，宗庆后并不乐观，他认为世界经济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最大的问题在于创造财富的人多，享受财富的人少。 “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要靠中国经济来复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经济复苏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试想一下，我们十几亿人口每个人增加5000元收入，再增加5000元的消费，就是六万多亿了，我们要抓住这个问题。经济好坏关键在于老百姓安居乐业。”宗庆后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前，娃哈哈内部下发公文：考虑到物价上涨较快，员工生活压力较大，2016年在原核定年终奖额度的基础上增加50%。此外，娃哈哈实行全员持股，每年公司员工都能享受分红，2016年每股（1元）税前分红达0.80元。 出门坐二等座的老板，之所以对员工如此大方，背后是一组巧妙的逻辑关系。 “我认为企业家有能力了，应该主动给员工增加收入，员工增加收入了，内需拉起来，经济就活起来了，企业日子也好过了。要搞好企业要靠全体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和企业利益共享，那么企业也会做得比较好。所以我建议全员持股，员工有了分红的收入，提高收入也是很快的。”宗庆后说。 国内外学界有一种看法，把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学者建议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消费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要不断增加。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就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在宗庆后看来，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越是看企业真本事的时候，只有对内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对外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勇立潮头。文章选自《浙江日报》，2017年2月3日
2017年2月7日 -
梁建章：人口流动能带来创新和降低贫富差距吗？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这个话题一直非常紧迫。人口、创新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一是人口的规模，二是人口年龄结构，三是人口聚集，四是人口流速。▌人口的规模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模效应。在创新创业和一些新兴行业，规模效应的优势更大。在最有前景的新兴行业，无论是互联网行业、高端服务业、文化产业，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变得非常大。例如我所在的在线旅游行业，如果一家外国公司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和本土市场的客户、协作企业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把国外的公司都打败，就是得益于规模效应。美国过去也利用它是发达国家的最大市场，做出了很多服务性的品牌。无论电影、快餐、互联网，它在本土能够做到最大，最先达到规模效应，比其他人早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把产业做到全球去。中国也是这样，在创新的行业，人口多反而是个优势。▌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常常被人们忽略。我在做创新创业与人口关系的研究时就关注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近二三十年日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年龄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看起来很好理解——年轻人创新的想法比较多，精力充沛。其实不光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年轻人少了，社会活力也会下降，因为老人可能会阻挡年轻人冒出来。比如在大企业中，如果企业人口结构老化，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声音、想法和创新项目难以得到认可，企业的创新活力就会下降。日本就有这样的情况，随着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现有大企业的创新活力也在下降。如果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晋升比较慢，都在低级职位，没有经过历练，收入不高，也没有很多的积蓄，那么他的创业活力也会下降。创业公司也招不到特别好的人，因为没有特别资深的年轻人愿意或者能够加入创业公司。而且创业公司也不太容易和社会上其他的企业合作。年轻人少了，整个社会上年轻人的活力也会下降，社会会对年轻人有一种压抑作用。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也会随着人口的老化变得更加保守。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英国脱欧中的选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选票完全不同，年轻人不希望脱欧，老年人希望脱欧，但没有办法，老年人占比高很多。▲ 街头上支持留欧的年轻人。根据YouGov 统计，18-24岁英国年轻人中，75％的人选择了留欧；超过65岁的老人中仅有39％的留欧。许多年轻人指责老年人决定了年轻人的未来，甚至呼吁不该给老年人投票权，代际之间充满撕裂与争议。 © The Financial Times日本的宏观政策，为什么二三十年里不愿意让企业破产？它就实行一种非常低的利率甚至于通缩的宏观政策，使得效率比较低的企业能够延续下去。这对一个四五十岁的员工来说是有利的，如果这些企业倒闭了，再换工作可能会非常辛苦。但对二三十岁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因为老企业还存活着，年轻人就缺乏创业的机会。同时，日本二三十年的通缩对年轻人非常不利。通缩使老年人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值钱，年轻人去工作后的工资反而在下降，因为卖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所以，老人变得越来越有钱，年轻人变得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其实和日本的宏观政策有关。而宏观政策恰恰是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老化，及选民的老化相关。日本老年人人口指数从1991年后迅速增加，经济一下子不行了，延续到现在大概是二十多年。日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先进入老龄化的，因为它在二战后没有婴儿潮，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都有或长或短的婴儿潮。日本的生育率在二战后快速下降，最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现象对我们很有借鉴作用。为什么难以看到日本的创业呢？专门研究全球创业的机构做了一个调查，按年龄分布来看，一般来说所有国家30岁左右的人是创业的最佳年龄。而日本创业年龄是四五十岁的人较多，这和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尤其是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有关。一九七几年，当时日本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30%的人在35岁前可以做到经理，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数字只有一半。如果看更高层的一些职位，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占到20%多，到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只有三分之一，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只有7.60%，绝大部分部门经理都在50岁左右。▲ 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图。 © mof.gov.cn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中国80后是很大的一个人群，80后正处在30岁左右，恰好是创业非常旺盛的时期，所以中国现在的创业很好。但这是非常不可持续的状态，因为到90后、00后，人口就少了很多，比80后少了40%左右，未来中国是迅速老化的过程。中国和日本相差35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老龄化将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差不多。所以，要看以后中国人口政策有没有大的变动，如果维持现状的话这一情况将会更差，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很严峻。 放开二胎够吗？我这边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2015年，按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估算，平均每年有1600万出生人口，比起上个年代的生育高峰已经减少了30-40%。但现在很多人不生二胎，所以估计有一个200万左右的反弹，但这种补生是暂时的。现在生育年龄普遍在25岁到30岁，也是80后生育的末班车，以后还加上一些补生，所以现在是一个生育高峰期。但到2020年以后主要是90后这批人。现在生育率非常低，最多是1.5%，可能是1.3%、1.2%，有的时候会更低，人口将会下一个台阶，达到1200万人，这将比80年代少一半。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为什么说放开二胎远远不够呢？这很容易理解。大家现在在北京，生两个孩子是大家的理想，但理想距离现实非常遥远，无论是房价还是工作压力，还是女士念博士，理想和现实一般差到30%到40%，理想是生两个孩子，但最多生育1.5个，而且还有很多人不结婚。▲ 计划生育实施后，中国人口结构有所变化，生育率快速下降。 © theinitium.com如果对比同样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台湾、日本还是韩国，他们的自然生育率很低，虽然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但他们的生育率还维持在一点零几，中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中国面临着推出至少和他们一样或者是超过他们的生育政策，才能维持住我们的新生人口而不会继续下降。▌人力资源投入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即教育投入不足，这里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学教育。中国只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和我们同等发展水平甚至比我们还穷的国家都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所以这方面还是不够的。第二，高考。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对小孩升学非常注重，家长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孩子身上，导致不太愿意生太多的孩子，因为太累。同时高考对学习的效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高考前两年基本不学什么，都在复习，所以，高考加重了学习的负担，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如果不改革，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移民，也比较难以吸引到外国人才来中国，因为他们的小孩在中国首先会遇到受教育的问题。同时这些又和户籍制度连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孩子入学非常困难，还要到回户籍地上高中和高考，增加了入学的难度和负担，也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在不光是入小学难，入幼儿园都很难。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都是政府提供了比较好的福利的部分，尤其是北欧国家，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只要不是太有钱的人，政府基本会提供免费幼儿园教育，政府会补贴绝大部分的幼儿园教育。包括托儿所，日本大力的新建很多的托儿所，使得职业女性不用全职带孩子，可以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而且是由政府提供绝大部分的费用，而不用家庭支出。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横滨的Byobugaura Harukaze托儿所。为了降低家庭主妇重返工作岗位的难度，日本政府加大了开设日托中心的力度，希望更多的妈妈摆脱家务束缚，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 washingtonpost.com可以看到，如果这些措施做不到，中国的人口形势就会比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加严峻。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做到，离我们现在认知的人口状态还差非常远，所以，人口政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任重道远。 ▌人口集聚和创新前面讲了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聚集效应与创新的关系，同样，这也牵扯到城市化的问题。世界上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地方的分布很不均匀，基本集中在几个创新的地区，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基本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我们现在城市和人口的分布，完全是因为农业社会需要把人口分布在平原面积上，而非农业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现在的创新服务行业里，无论是互联网业还是文化产业，大城市都有人才集聚效应。现在的服务型行业和互联网行业都在跨界，我们要做旅游，和酒店、航空公司要建立联系，文化行业有更加的跨界的合作，所以需要在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也是与世界交流更方便的桥梁，因为这里才有比较方便的国际航班。▲ 2012年全球领先的风投中心。不同大小的圆形图案代表了风投的发达程度。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西欧，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是全球风投最活跃的地区。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占全球风投总额的68.6%，而亚洲和欧洲分别占14.4%和13.5%。 ©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大城市控人的弊病现在城市规划的一个误区——认为大城市太大。大城市如果要控制甚至减少人口，将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首先就是影响创新，导致人才离开。把穷人赶走了，人才会不会更多呢？并不会。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是只能让固定数量的人口进去，必然造成生活成本高，学校特别难进，房价特别高。这将影响创新。抛开创新，它还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一是加剧贫富差距，二是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官方数据说最近几年没有加剧的趋势，当然也没有下降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中国主要是城乡差距的问题，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是3左右。而其他国家是多少呢？美国、日本的城乡收入比，在他们工业化的初期，经济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一百年前美国也很大，但随着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的城乡收入比迅速下降，现在到达了基本上没有差距的状态。美国的城里人可能就比农村人多20%到30%的收入，在日本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收入可能一样，甚至更多一些。中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曲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下降，反而上升了很多，我认为这直接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限制人口流动导致的。为什么会这样？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中国的50%的城市化率在世界上偏低，与中国差不多收入的国家，比如巴西，能达到80%。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孩子不能在大城市念书，导致孩子留在农村。但农村最终要消亡，所以无论怎样投钱和鼓励——给农村办学校、让大学生到农村支教——都不可持续。▲ 全球城市化率对比(2010年) © 网易探索而且有的孩子和父母分离，爷爷奶奶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因为这种差别，加剧了下一代的教育不平等，这甚至会导致未来一代的贫富差距不能解决。本文由南都观察根据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整理，有删减。文章选自南都观察，2017年2月4日
2017年2月7日 -
郑永年：为何当下全球会发生“首脑危机”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国、欧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经预示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首脑危机”的现象。这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脑的作用不言而喻。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无论是怎样的组织，都需要协调和统领组织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脑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从原始部落的“头领”和“酋长”、封建时代的各种“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体制的首脑（例如总统制里面的“总统”和议会制度里面的“首相”），无一不是围绕着首脑来进化和运作的。日本人把“总统”翻译成为“大统领”是非常形象的说法。 不过，近代以来的民主化给首脑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其产生、维持和退出，其行为、责任等各个方面都赋予了民主的内容。首脑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首脑不能滥用权力（分权与制衡）；人民保留让首脑去留的权利（定期性选举或者罢免）；首脑必须对其政治行为负责等等。在西方，一般认为，民主是解决人类既需要首脑，同时又能保证首脑不滥用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国家领袖。但是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首脑，很难说是最优秀的。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从经验上看，他们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这或许是因为首脑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首脑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首脑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首脑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大社会不可能让公民直接决策，所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经常达不成政策共识，演变成党争，首脑只能诉诸于公投。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来说，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对很多问题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又后悔结果。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离状态。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很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出类拔萃之辈”不从政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的动力。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有产者（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政治过程。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时，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这不难理解，为了反对殖民统治，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义，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已经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的制度化。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可以轻易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脑危机不仅体现在传统类型的首脑不再能够作为，也体现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另类首脑的崛起。两者实际上相互相成，正因为传统类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够作为，导致了另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社会经济形态变化 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政治人物（首脑）类型。如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经历不同类型的首脑。不同类型的首脑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部落、封建、帝国、神权、近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首脑。 今天的首脑危机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产生首脑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现代工业民主的产物。工业革命造就了近代经济结构，所以也是近代社会结构。多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促成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财富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财富流向了绝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有很多社会群体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结果，西方社会普遍地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技术更是恶化着这种情况。因为电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机器人化，技术所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绝少数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巨额的财富，而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对近代西方产生的民主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和当代的经济技术结构不那么相关，甚至毫不相关。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无能解决经济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很难和社会现实具有相关性。人们把“建制派”称之为“既得利益”，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击败理所当然，因为前者和社会现实脱离，而后者则来自社会本身。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尽管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的结构和形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政治变化，就会有政治危机，而首脑危机只是政治危机的一个侧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反现行体制，这些现象历史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必然会导致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对西方来说，所需要的是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 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2月7日 -
张磊：中国新经济的崛起
理事简介张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5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从耶鲁基金的David Swesen手中获得2000万美金，如今的年化收益已经达到了约40%的。现在高瓴资本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18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从腾讯到百度、京东，再到美的、格力，这些如今在各自领域最成功的公司高瓴资本都是在很早期就进入了。相比他所投公司的高调，张磊本人却非常低调。2016年12月2日，第一财经CEO周健工对话张磊，请这位低调的投资界大佬分享了他对投资的观察和思考。以下是对话环节分享的部分要点：1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周健工：首先还是想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一下高瓴资本，怎么理解高瓴资本是一家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公司。张磊：怎么理解长期？我们非常愿意超长期对自己公司采取最大化投资的方式，国内现在有一些急功近利浮躁的精神，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明年不上市了，这个公司就不行了，赶不上新三板就不行了，这样时间不是你的朋友。而我希望大家知道时间是你的朋友，是长期的投资。结构性价值投资是周期性投资，周期性投资是博弈性投资，我就是叫博弈。另外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社会反面的思想，太强调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强调结构性的投资。所谓投资是广义的概念，并不是投资者投资本，我觉得最大的投资者是企业家本人和所有的在座和在听我们的知识经济的人才，因为你们是投自己，对社会的创造力和价值力更大。我希望大家多做结构性的投资，少追短期风口。所谓的结构性投资从个人来讲，寻找自己长期勿忘初心的精神在哪里。本质上国家是供给侧的发现，我能找到结构性创新的机会。为什么讲价值投资？价值投资是广义上的价值投资，既包括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也包括二级市场。当然不做价值投资也有成功的很多，价值投资并不是唯一的赚钱方式。我谈的价值投资是我的信念，是我认为能够给我心灵的安静、让我能够非常舒服做投资的方式，我认为价值投资是我投资、工作、生活的方式，使我很舒服进行投资。在中国很多人因为不靠价值投资，靠投机性投资或者博弈性也能赚到钱。武林的功夫林林总总，我们也不能说价值投资就一定是少林武当名门正宗，至少我觉得价值投资是大道，是越走越宽的道路，是时间是你朋友的道路，是心灵获得宁静的道路，我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发现价值，一个叫创造价值。发现价值是从经济规律中找到好的商业方式，创造价值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创造价值。创造价值从小的角度帮助公司一起成长，提供战略的咨询、意见，甚至争论，到收购兼并，甚至现在我们用大数据、技术团队帮助公司一起成长，这些方式都很重要，看不同的阶段。如果能够坚持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我不知道是否一定能成功，但至少这是成功的基础，而且让你能走上心灵宁静的大道。2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追寻怎样的企业家周健工：你刚才谈到的长期结构性的价值公司，很重要的一点，你所投资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企业家、董事长，他有做企业长期持续的理念，你去投他，你们之间有高度的契合，你们长期才能落到实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象，中国的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家也好，或者做企业也好，他们很大程度上追求短期的目标，比如说A轮到B轮，再到C轮，或者能在新三板挂牌，或者能在IPO，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你追求的，长期价值很核心的要素就是你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家，你认为跟你长期价值相对应的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张磊：你这个讲的特别好，大家都在讲企业家精神，什么样是高瓴资本我们认可的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所追寻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源动力。为什么是源动力？有好的政策、资本、土壤、环境，有各个方面的支持后，最终经济的发展需要靠企业家精神来推动。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不止是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家，还有传统企业不断创新的企业家。高瓴资本契合的企业家精神有哪些？第一是长期，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理解长期的理念，他做事情是为了短期的目标还是打造自己的事业和梦想。这个长期有多长？好的企业家精神能说我的长期能超越自己的生命，打造一个伟大的企业、组织，超越自己。第二，真正能够实践价值投资。不只是我们资本家，每个企业家都是价值投资的实践者，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想着创造价值。真正好的企业家精神，是非博弈性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价值创造的企业家。我们讲要有护城河，每天要打造护城河，深挖墙、广积粮、缓称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用到处讲你多好，高瓴资本也很少去露面，照样是亚洲资产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把事情做出来自然能让你找到合适的客户和企业家。另外一个要有伟大的格局观，什么叫格局观？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本性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真正有格局观的企业家，他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等各方都有很强的同理心，能够理解别人。这样有情怀、格局观的企业家，是有正和思想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是我们找寻的对象。高瓴资本坚持投资少而精。制造业我们投了美的、格力这样的企业，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们一起成长，我们是全生命周期的投资，这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长期的发展，这样的企业家就有机会能够走得很远。早期我们投资了去哪儿，后来上市，我们又做IPO投资，后来出现了并购需求，需要战略性亏损的时候我们在二级市场对它进行了可转债的投资，到最近他和携程合并以后，我们又对携程做了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从对携程的投资到最早的去哪儿投资，全产业投资在全生命周期里创造价值，这个路可以走得很长远，而不是不断寻找下一个机会的投资。这样能够把一家家企业做成中国好的企业，跟他们一起成长。3价值投资在中国行得通吗？周健工：其实你刚才谈到了对去哪儿的投资，包括投资了美的、格力，在美的上有进有出，从2005年就开始投资这家公司，伴随他一起成长。其实刚才我想挑战你一下关于长期价值投资，长期价值投资在中国也是被争论的问题，很多人说长期投资不适应中国，中国竞争的市场环境跟美国不一样，尤其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经济的阶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张磊：什么叫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只是简单的发现投资，不只是简单地寻找一家有很高的护城河的公司，这一个静态的观念。高瓴资本希望把价值投资变成一个在动态环境中的新概念，即价值投资是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动态的过程。我觉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把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经济以及城镇化三大革命揉合在了一起，在短短的20年时间全部在呈现，而且在一个13亿人口的基础上实现这么大规模的呈现，这个是全球未有的现象。我觉得中国给全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价值投资的本质还是价值创造。永恒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怎么去拥抱这些变化，把变化和价值创造结合起来，这种投资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是契合的。博弈性和套利性投资是可以赚钱的，我相信对资本市场定价也有其好处。但我觉得长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创造价值的长期结构性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愿意做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周健工：其实刚才谈到了很重要的概念叫新经济，新经济本身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在90年代美国当时IT互联网兴起的时候都在谈新经济，中国现在也在谈新经济，新经济我发现是引起争论的一个概念，大家喜欢谈我们产生了这么多市值很多的公司，基本上都被这些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占据，美国和中国实体经济这两年表现并不是很好，大家都说你总谈新经济，新经济对我的实体经济有什么帮助，而且还有一个现象，美国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这两年都在下降的一个趋势，还有大家谈到美国中产阶级的问题，新经济对整个实体经济，对经济的整体，对社会究竟是不是来真正的帮助？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张磊：这个问题本质上大家对新经济的理解可以说是更广阔一点，新经济代表了我认为新的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新生产力、新生产效率、新经济组织的方式、新生产生活的业态，这些都是新经济，新经济不只是互联网，也不只是简单的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和各个行业融合起来，我相信比如说生命科学，很多在大量的智能计算出来之前，在深度学习出来之前，对生命科学、基因测序这些的理解都是很简单。这些新经济都在突破，工业自动化、工业4.0，中国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工业1.0、2.0、3.0、4.0都存在，我们怎么能够有序的结合起来发展？我觉得新经济与其说只是简单的互联网新经济，不如说是一个新的理念，新的理念才能转化成经济的发展动力，是新的组织业态的组织方式，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很多的积极性。我们看到投资制造业的企业家，我们在帮助他实现经济的管理，怎么做经济管理，说白了就是利用大数据重整产业链、找到最好的效率、把供应链组合起来，使时间、生产、制造、跟消费者连接更短距离，这些全是新经济，当然我们说互联网是主要的新经济之一。整个消费互联网以BAT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可以说达到顶峰，实际上真正的新经济大幕才刚刚拉开，是用这些组织业态的方式、互联网精神来去重整各个产业链，有可能最后带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本质上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影响，通过新的生产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去驱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出现，我觉得这些是新的经济，这些新经济我们才刚刚开始。在各个产业链上，我们投资了一家企业，主要是医院的信息化管理，用人工智能对X光进行更好的早期诊断，能够更精确的诊断出来，我们跟中科院搞人工智能，我们让科学家把他们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跟科学家、企业家配合起来，中国给我们广大的空间和突破，让我们有机会在各个产业链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去创新，所以我觉得新经济刚刚开始，所以游戏刚刚开始，高手刚刚入场，好玩儿的还在后面。周健工：张总对中国经济这么乐观，其实今年大家都说从全球来看有很多黑天鹅，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增加了整个经济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从中国来说，其实经济一直处于L型的底部，大家期待有一个拐点，增长能够稳定下来，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疑惑，我听到您这么乐观，感到很高兴，您最近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有些调研，也想看一下中国经济下一步的空间是怎么样的？张磊：确实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在美国、欧洲出现的民粹主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反精英、反全球化也是成为一个很大的思潮，这个确实让大家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到底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们看了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谓的钟摆摆动的空间有时候摆的左边多一点，有时候右边多一点，他有可能在两边之间回弹，很少放在正中间。我们第一点要对自己的人文精神和我们对自己人类的发展还是要充满信心，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一起找到好多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待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钟摆的摆向而已，不代表我们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式，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大家感觉这个老龄化到来，全球总负债又很高，实际上是转移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留给下一代的负债越来越高，大家很悲观，我想说大家不用很悲观，历史长河中永远相信，如果你给一块硬币，赌的话永远赌人类的智慧和企业家精神。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也有一些思考。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大幅度地低估随着中国产业发展纵深和内需消费市场，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到？很多企业家都悲观，为什么增长上不去，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多时候是供给创造需求。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福特汽车出来之前，大家问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大家说是动态的马，只有福特说不对，我要做大众消费的汽车，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这里面看到未被满足的消费者，他既能看到消费升级中未被满足的消费者，既能看到三四线中在边缘中能够有更便宜、更好的服务，我们强调内需中的服务能够使大家带领和引导下一代的消费。我相信这里面如果再结合大数据，我相信有很多企业家都能看到新的机遇就在这里等着大家。只不过不要固守于自己的成功，不要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张磊：今天早上我和周总讲，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一天天把自己活在泡沫和象牙塔里，你越成功，你周围贫穷的朋友越少，一方面你要做公益，一方面你要保持联系，真正的观察寻找这些机会，才能可以带动你们企业的发展，产品和模式里面，我觉得这里空间太大，我们讲医疗健康、工业自动化、生产效率、组织方式的改造，企业家精神还有一点除了长期的价值创造，还有一点好的企业家精神善于研究打造有战斗力和人文精神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格局观太大了，如果没有大的格局观的企业家，他对组织的理解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要能把人才的生态都通过更好的组织组织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调动，同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觉得这个很考验企业家能不能和90后打成一片，能不能和新时代打成一片，企业家精神再加一点21世纪新型组织的打造方式就是超过雇佣关系的新型打造方式，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本质还是格局观，你是不是在心里相信这个东西？其实你看中国的三四线的空间太大了，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格局观的企业家，你是不是用这个心态去想问题，你是不是价值的创造者，你是不是能够打造一个伟大的组织，把所有这些人、资源都调动起来，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我对中国充满信心，因为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我们身边。周健工：给点掌声，张总掌管亚洲最大的投资机构，他对中国经济抱有如此乐观，这种乐观是建立在对长期的中国投资和三四线的基础上。刚才你谈到人文精神，企业家看到不确定性的时候，抱有人文精神对人类智慧的信念，您的个人经历也非常有意思，您从河南相对在中国来说比较贫困的地方，通过读书教育改变了命运，现在你又在耶鲁这样的顶级名校据我所知可能唯一一个从大陆出去获得如此一个精英圈子里获得职位的人，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不要在金字塔顶上享受这个位置，其实在发生变化，您看到了这种变化和机会，我想问一下你也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你怎么去把你的投资和你做公益的事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带来更多地改变？张磊：我觉得这个问的非常好，成功也好，或者是短期取得了成绩也好，很容易让大家产生成功惯性，就很容易在自我实现的怪圈里，在这里面就永远不要忘记一个词同理心，我们对底层、草根、贫困人民要有很强的同情心，能够帮助他们做公益和事情，像我们在各个中学设奖学金等等这些都在实践的东西，实际上我希望大家有同理心，做公益，成为更好的企业家和价值的实践者。有很多人比我们聪明、努力、勤奋，只是他们可能生活的过程中没有我们的运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理解，要想怎么有更好的方式能够使他们和我们一起能够有机去改变他们的命运，对我来讲是典型的教育改变命运。我觉得河南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河南人口最大，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但是他正好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缩影中我们在河南实际上是通过很好的教育，当时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让大家能够有机会一步步。我能考到人民大学得到实践，在国内工作，又去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在那里得到实践，骨子里我们讲我们的投资理念，不管我们讲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还是我们讲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本质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很长远和丰富，能够帮我们保持心灵的宁静，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很多西方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慢慢脱离自己的民族的哲学，脱离基层的民众，我们就慢慢失去的自己呼吸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自己慢慢就会变化，自己越来越脱节，获取的成功就会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我鼓励大家一方面做公益，有很强的同情心帮助大家。另一方面做投资做企业家基层的实践，有很强的同理心，这两个方面在一起做起来，不但使你能够帮助这个社会，而且能够不断地自我完善、丰富，能够把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对思想和行动的合一能够自己把自己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比较丰富和更有意思，所以我非常有兴趣跑三四线的原因，当然有投资增加了很多机会，我自己很幸福，能够看到很多跟我不一样人通过教育和机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就像我一样，我觉得这样能够跟大家一起带着同情心、同理心一起去参加社会实践，用企业家精神参加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去。周健工：其实这个时间也差不多的，我总结下和张总在对话交流的一些感受，我自己有三个非常强烈的体会。第一，我觉得您的谈话对于前一段经济的发展有一点反思的味道。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变化？一定在整个系统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才发生这些变局，而我们怎么来看待？第二，新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不仅仅是消费的互联网，还包括更多更广泛的实体经济的领域。可能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技术对整个经济推动的作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才刚刚开始。第三，人文精神。我们在遇到大方向上摇摆的时候，其实人类的本质还是要回归到人文的精神来看待这个世界发生大的变化。所以到最后就落到长期的结构性价值投资这个理念上，我觉得你的观点是非常的清晰。所以我们最后希望在这样一个冬天，2016即将过去迎来2017年的时候，张总的观察和分享对我们带来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总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文章选自第一财经科技，2016年12月4日
2017年2月7日 -
【国际商报】亚投行扩容美国会否加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大波来自非洲、南美和欧洲的共计25个国家即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也曾公开宣布将会扩充目前57个成员的名单。金立群说：“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是时候让我们来作出贡献了。中国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领袖。”这一表态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与当下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来看，如今七国集团中只剩下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亚投行。而随着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金立群认为，美国加入亚投行的窗口又被打开，他说：“亚投行的大门会一直为美国敞开，奥巴马不来，我们更期待特朗普的加入。”究竟2017年亚投行能否迎来美国这个新成员呢？ 加入符合中美利益 对于美国来说，加入亚投行的大门一直敞开着。2016年11月，金立群曾说过美国的态度可能发生了软化，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因为特朗普团队此前曾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反对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基于中美共同利益的考虑，金立群还是看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前景。金立群表示：“亚投行的大门会一直为美国敞开，奥巴马不来，我们更期待特朗普加入。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的发展机构，而且对于中美两国都是互利互惠的。”他透露：“目前还有很多国家等待加入亚投行，相信亚投行在2017年将会进一步壮大，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金立群称：“中美能够很好地合作。美国政府中多位高官都曾表示过看好亚投行，他们其中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正是这些政府官员的正面评论让我对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前景保持信心。”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我们可以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包括邀请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美可以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包括非洲、南美等其他国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一年前，国外舆论对亚投行有一些负面声音，当时西方的评论是非理性的，先入为主地对亚投行做了很多评判。但一年后，他们看到亚投行的管理体制既跟国际接轨，又有创新；也看到中国并未“另起炉灶”，是真的在做一件事。亚投行走的是国际化路线，既与国际机构合作，也谨慎对待投资项目。此外，后续还有很多国家在申请加入亚投行，这说明亚投行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亚投行发展得不错，美国和日本之后都有可能加入。 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资料显示，亚投行正式开业于2016年1月，创始成员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57个国家，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举措之一。2016年，亚投行参与支持了7个国家的九大项目建设。亚投行目前的项目中有75%是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共同计划资助的，其他项目则是由亚投行自行选择的。 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习近平强调，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目前，中国在亚投行中拥有26%的投票权，比“事实上的否决权”仅仅多出了1%。新成员的加入势必将削弱中国的投票权。但是，中国仍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别的国家进入亚投行。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2月6日
2017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