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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Obama farewell speech
【VIDEO WATCHING】US President Obama delivers final good-bye to nation in Chicago. Is his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with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better shape than 8 years ago? For Obama’s legacy, The World Insight Beijing Studio is joining with Dr. Wang Huiyao,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translator of Dreams from My Father (Writed by Barack Obama)， Douglas Paal, Vice Presiden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Timothy Hagl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from University of IOWA in U.S., to sharing their opinions.From CGTN， January 2017
2017年1月16日 -
Obama farewell speech | CGTN
【视频观看】US President Obama delivers final good-bye to nation in Chicago. Is his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with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better shape than 8 years ago? For Obama's legacy, The World Insight Beijing Studio is joining with Dr. Wang Huiyao,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translator of Dreams from My Father (Writed by Barack Obama)， Douglas Paal, Vice Presiden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Timothy Hagl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from University of IOWA in U.S., to sharing their opinions.From CNTN， January 2017
2017年1月16日 -
陈爽：跨境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布局
理事简介陈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2016年12月6日，在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联想创投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光大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分享了他对于跨境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布局的一些看法。 陈爽认为跨境投资已经进入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时代，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问题不断。他还指出，中国资本的流动性充裕，却遭遇了“资产荒”等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的总体投资回报率下滑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回报率分化加剧，LP对于私募投资机构的管控要求增加。此外，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交替出现了各种机遇。 光大控股的不一样 通过多年的努力，光大控股不断地探索一条符合国有企业特点的股权投资的道路。目前，探索仍在继续。 现在，很多的投资人都想着能不能把机构做上市，而光大控股已经是一个在香港主板上市企业了。事实上，光大控股和很多企业不太一样的地方还表现在光大控股做较大规模的PE管理、二级市场的管理、夹层基金等多元化业务的同时，还有自有资金的投资。 陈爽分享道：“从过去10年来看，光大控股是一家位于香港的上市公司，我们也在努力打造一个跨境的投资平台。这些年，我们从原来帮助海外投资者进入到中国，慢慢开始进入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帮助海外的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另外一方面帮助中国投资者在往海外走。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不断增加，大家又在考虑怎么样能够在资源、资产的配置当中，能够更加多元化地配置一些美元等不同币种的业务。所以，光大控股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在做新的布局。最初，我们建立VC和PE，尤其是以外资为主，然后逐步往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进行一些海外布局，比如说设立以色列并购基金、设立全球机械制造业的投资基金以及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基金等。” 从总体上来讲，光大控股的业务也逐渐趋于两边平衡，即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从PE方面来看，今年差不多有700亿港币，同时在国内二级市场的板块里，约有一千亿元的规模。两边加起来差不多有25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在做好投资的同时，也要兼顾盈利。” PE市场的“难”与“变” 陈爽用“难”和“变”概括他16年来对于PE市场的感觉以及对未来PE市场的趋势的判断。 “我们也在努力尝试着找出PE市场的发展趋势，然后克服掉阻碍发展的困难，并做出来相应的变化。跨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时代，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问题。比如价格越来越高，怎么找到好的项目？在中国转型时期，大家都把眼光更多地放在新经济上面，又怎么看待传统经济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市场回报率下降的前提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怎么样来满足LP对于私募基金的要求？” 对于跨境投资，它进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时代。“这恰恰也是一个难的地方。现在，大家投资海外，资金如何出境？总体来讲，ODI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资本配资到海外就有一些非常大的困难。而对于光大控股而言，这可能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平台就在香港。如何使用好两地的资金，非常重要。” 过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陈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某个基金给他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做个德国的项目。这个项目属于机械制造业板块，到2017年大概是15倍左右的收益，2016年大概3倍左右。现在，一共有7家投资机构，其中6家来自中国，在投资该项目。最后，陈爽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 关于资产化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和市场上非常有经验投资者合作，显得很重要。光大控股布局了FOF，布局了IDG的大基金等。这些布局围绕着资产来源，是光大在资产荒之下的“突围”。 在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选择方面，在新兴行业被热捧的时候，光大控股一直把医疗和机器制造业作为很大的抓手。“尤其是现在我们觉得PE投资者不仅仅要做一个财务投资者，还要深入到某个行业或产业，做这个行业的专家。近年来，光大控股还逐渐介入到飞机租赁、房地产、机械制造业等领域。” 随着投资回报越来越低，对于PE板块来讲，陈爽认为这个分化会成为一个常态。在多元化方面，光大控股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投资平台，在为LP提供PE产品的同时，如何多元化地为他们提供包括VC和PE，二级市场和夹层等在内的机会，特别是很多企业在往海外走的过程中，如何解决融资的问题，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从布局来看，未来，光大控股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布局，一个是继续加大海外板块。目前，光大控股有四个主要的基金投资海外，包括全球高端制造业在内，它们在美国收购了12家企业，在欧洲也投资了一系列的企业；海外基础设施方面，光大控股选择有现金流的公司。“我们把二级市场产品化，把这个产品证券化之后，再提供给市场。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将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是在长期管理着这些项目。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这些项目的收益”；在以色列高科技方面，四年前，光大控股开始布局，包括以色列的高科技，现在在医疗和农业科技多有斩获。 大基金时代已经来临 另外，陈爽认为光大控股推动的大基金业务发展，实际上顺应了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大基金时代已经来临。”2016年，除了做FOF以外的，光大控股更多地和IDG一起做大基金业务。该业务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陈爽的想象。“在两个月之内，我们募集了100亿元，我们很快把这100亿投出去。接下来，我们会带来很多外部的跟投资金，从产业整合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大资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光大控股还和分众传媒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利用分众对于早期项目的把握机会，光大控股谋求解决项目来源的问题。另外，光大控股还注重挖掘新老交替的机会以及重视产融结合。在投资一系列实业领域的同时，光大控股尝试着利用金融的手段把实业领域有效的能够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发展。“比如说飞机租赁，如何把飞机的应收帐款证券化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依赖IPO退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退出呢？‘’作为一个产业整合者，你不能过多依赖IPO带来的退出机会，而是应该更多地通过产业整合的方式，实现退出。这个时候，用投行的方式跟投资相结合，显得越来越重要。”陈爽说。 “过去的十年，人民币不断增值，大家都感觉非常好，认为挣钱容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这个时代过去之后，陈爽认为后台优秀的PE基金，将会在市场上独占鳌头。文章选自投资界， 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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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农业供给侧改革应采用市场调节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央视财经《交易时间》）本周召开的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日前，作为国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在接受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放开粮食收储，采用市场调节的方式，无论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来说都是好事。 记者姚佳浩：谈到农业供给侧改革，我想明年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一个改革，您觉得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露端倪的这样一个时候，新希望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优秀的、好的、有效率的机制？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国家过去三十年来实施了对农产品保护性政策，特别对大米、小麦、玉米的保护性收购价格，促进了中国粮食的稳定发展，这是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体现了这样一个矛盾，由于国家的补贴使的我们的玉米收储价格越来越高，高过了国际市场将近一倍，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价格很高，农民积极性很高，大量的种植，使的玉米的库存两亿来吨，达到一年的水准要好几年才消化的了，这是第二。 第三，由于这种格局使的国家的收储成本大大的提升，国家每年补贴农村粮食收储太多的钱，这是不利的。 其实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从去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第一，减少对玉米种植直接的补贴。第二减少玉米的收储。第三在不少的地区放开玉米的收购价格，让市场来调节。同时给农民适当的补贴，另外适当的通过国际的进出口调剂需求。 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刘永好表示，中国的大型农牧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全球优质农产品资源的供给侧，来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在澳大利亚，在法国，在美国，在欧洲波兰，在南非，在埃及，在好多国家，今天我们在全球有30个国家已经超过50家企业，我们正在按照中国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需求全球布局，使我们的肉蛋奶，使我们的农产品走向全球，使的我们在全球有话语权，同时让周围的老百姓吃到性价比高、更加安全的农产品，这是我们的职责。文章选自央视财经， 201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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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何伟文：中美经贸将面临短期磨合，自由贸易与全球化趋势未改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入主白宫。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等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却并未消除。 特朗普胜选后，似乎并未完全遵守选举后“变脸”的美国政治传统，其进一步推进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的姿态并未明显改变，在贸易投资方面具体如何施政仍有待观察。 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是否会加剧摩擦？针对特朗普明显违背WTO规则的一些言论，中国在WTO框架内外有哪些反制措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为何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力促制造业回流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投资的不平衡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向如何？带着这些问题，1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应对贸易保护，中国有充足的工具 《21世纪》：再有一周时间，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上任以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会不会进一步激化？ 何伟文：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沟通工作，现在中国正在与特朗普的团队做密切的沟通，包括政治、经济、经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充分的沟通非常关键。第二，要看美国政府本身的政策取向，就职以后特朗普要对具体的言行负责任，大选时期的表态和具体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中美贸易基本上可以这么看：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部分领域会非常尖锐。 具体领域上，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遭遇的“双反”可能会更多一些；另外，比较高端的，诸如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方面会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 特朗普上台后，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自由贸易的氛围：一方面，他老说中国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显然并不科学；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也带来冲击，他要求与墨西哥、加拿大重谈NAFTA、退出TPP；同时，其对整个世贸组织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21世纪》：美国总统在大选前后对待中国往往是两种态度，你认为，特朗普最终是否“特立独行”？ 何伟文：他倒不一定以大选时的语言作为施政标准，那些更多的是他的情绪表达。 不过，他首先肯定要做的一件事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这方面甚至可能要做一些违反WTO规则的举动。比如，特朗普有可能会对进口采取一些莫名其妙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出口上，他也可能搞一些补贴等措施。 中美都是WTO成员，都应为对方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单方面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就是违背了WTO的规定。 第二是在投资方面，特朗普更倾向于限制投资出去，如果投资在国外，而销售在美国的话，不排除他会对此征税，这也是违反世贸规则的。 在此背景下，企业将有所取舍，主要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国外投资，在国外当地销售，这类企业没有必要回流美国；第二是在国外投资生产，然后返销美国，这类企业在墨西哥比较多；第三种是在多国生产，是全球价值链企业，这类企业很难搬回美国去。 《21世纪》：如果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国际贸易规则，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话，中国在WTO框架下该如何应对？一些美国企业担心中国在反垄断上加以报复，中国应对摩擦的工具有哪些？ 何伟文：通常的做法是双方磋商，一方提起异议，对方对此回应；磋商无果的话，可以向WTO提起诉讼；起诉后，WTO的第一步也是促成双方磋商，依旧无果后将成立专家组做出初裁，对这一结果还要看双方是否接受，因为专家组是没有约束力的；最终无法接受的话，可以提交上诉机构裁决，后者是有约束力的。 如果上诉机构裁决特朗普政策是错的，美方将必须改正，如果败诉方依旧不理会世贸规则，中国可以报WTO批准，启动报复措施。比如，因为对方的错误政策影响了10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对对方任意产品采取10亿的反制措施。 实际上，在WTO当中当被告身份，美国是第一名。到去年年底517个案子中，美国占四分之一（129个），而遭到美国频频指控补贴的中国只有38个。 中国的工具箱需要准备得多一些、有力一些，反垄断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但主要是在投资方面，我们在进口方面的工具也不少。此前轮胎特保案之后，中国曾针对美国白羽鸡实施反倾销措施。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是替罪羊 《21世纪》：特朗普团队中不少人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一直以来美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为何在特朗普时代却出现逆全球化的迹象呢？ 何伟文：美国最终肯定会回归自由贸易，这是经济规律使然。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获益者，特朗普团队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议，除了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特朗普提名的副总统彭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财政部长努钦都表态支持自由贸易。 所以，不能为特朗普不断变化的表态口径而过度紧张，我们要关注他这些表态背后美国的经济社会基础。 现实是部分美国人丢掉了工作、贫富悬殊加剧，但其原因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迎合民众，将板子打在自由贸易身上并不能解决其问题。 失业和收入悬殊问题也不是出在全球化身上，而是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激化，资本运动下，为了追逐利润，必须压低成本，在设备等不变资本上需要更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在可变资本上要压低劳动力成本，而且需要一部分失业为其提供后备军。 第二，贫富差距上，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06，确实较高，但是未深入参与全球化的南非、纳米比亚等国家都已达到60以上，而全球化开放程度比美国还要高的德国、荷兰、瑞典却只有30左右，这说明关起门来并不能减少贫富差距。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大幅扩张，极大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所以，全球化只是问题的载体，而非原因，国际贸易更是替罪羊。 《21世纪》：中美都在积极地吸引投资流入，如何看各国对资本的争夺？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投资与美国在华投资增速并不平衡，此前曹德旺赴美投资引发热议，如何看这些问题？ 何伟文：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各国振兴制造业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振兴。通过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科技创新等手段没有问题，但是靠扭曲市场竞争的行政手段，关起门来、不许资本流出、别国产品不许进入，这就是一种完全落后的保护主义做法。 但实际上看，现在美国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确实在增强，根据美国荣鼎刚刚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包括并购和绿地投资）达456亿美元，比2015年翻了一番，而且大大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目前美国经济相对较好，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元资产相对其他货币资产更容易保值增值，所以很多资本流向美元资产，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加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它的不确定性，一旦能确定，而且加息很有规律，对成本可预测可测量的话，它对投资的影响就会大大缩小。 曹德旺在美国那部分投资主要是在美国销售的那部分，他供应中国厂商的那部分仍然在中国生产，这并无问题。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全球125个国家都有销售，其最大的市场在中国，366万辆，所以在中国设了很多厂，而且还要再加5个厂。所以汽车行业的global policy就是“在哪销售、在哪生产”。 中国制造业的根本问题不在美国，而在自己。中国制造业成本过高，其中，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是最大的问题；其次，近些年我们片面强调压缩工业、提升服务业比重，并将其视作经济结构优化，这是有问题的。 《21世纪》：特朗普即将执政的这几年，你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会是怎样的态势？从中长期看，中美经贸关系将走向何处？中美BIT谈判又将何去何从？ 何伟文：我估计，2017年可能充满了摩擦，而且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2018年中美之间的适应可能会有所增强，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会逐渐增加；如果双方能充分沟通、良性互动的话，2019年双方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出现新的上升势头。 中美BIT谈判我估计还会继续，但是会失去原来的势头，达成的难度也将增加。因为特朗普并不鼓励到国外投资，甚至还在促使美国企业回流。另一方面，他欢迎中国在美国投资，但是他会说，你投资我的这些行业我都开放，但中国在这些行业却不开放，从而向中国施压。 但是，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一定还会继续增长的，过若干年以后再回头看，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抹平一些短期的波折后，仍然是一个波浪上升的态势。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1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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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这轮“逆全球化”是中国的好机会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1、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这种倒退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力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郑永年：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和西方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更深刻的地方在于，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2、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衰退？我们觉得，很多跟其国内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精英和民众分离等等。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郑永年：是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的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包括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国内搞不好的话，绝对做不了国际的领头羊。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包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带来的污染问题等等，都非常棘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否则外部的全球化很难支撑。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3、特朗普就要上任了。怎么看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郑永年：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习近平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充满期待的原因。4、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显示军事存在，外界也有不少质疑，认为这种行动不是和平崛起的态度。该怎么平衡这一点？郑永年：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5、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郑永年：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文章选自侠客岛， 2017年1月15日
2017年1月16日 -
【凤凰国际智库】非物质因素成为大学生择业重要衡量指标
来源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麦可思研究院共同在北京发布“2016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本文根据发布会内容整理 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社会重点热点话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毕业数量预计达795万，即将超过800万，未来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目前大学生就业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较多，对薪资、行业、职位、地理位置等看的比较重要。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蜗居”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等现象不断涌现，大学毕业生为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不惜放弃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出新的衡量大学生就业城市的指标，也是上述情况产生的重要因素，即“城市非物质吸引力”。 截止到2015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7个，其中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以后还会有更多。未来该如何吸引大学生到这些城市工作，这项指标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的效用来自于两种消费，一是私有品消费，另外是公共品消费。比如衣、食、住、行都属于物质消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基础设施配套、国际化发展环境，以及个人成长机会，消费习惯等等，就属于非物质消费，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成为了今天大学生选择就业的时候的投资组合。很显然当某一个城市与另外城市拥有相同或者是相近非物质吸引力的时候，毕业生将选择物质消费高的城市，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某一个城市非物质吸引力足够大，大学生同样愿意放弃一定的物质回报，而选择这种非物质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大学生需要在这两种因素当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在147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6个就业热门城市，按顺序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天津、宁波、郑州、武汉、苏州、成都、青岛、重庆、西安。大学毕业生为了到北京、深圳和上海就业，每月愿意放弃的物质消费超过1000元，转而享受这三个城市为其工作和生活带来非物质回报。广州、杭州、厦门、南京分别位列大学毕业生热门城市非物质吸引力榜单的第四到第七位，大学毕业生为了到这些城市就业愿意每月放弃100-500元的物质回报。而排名靠后的天津、宁波等热门城市，则需要通过提高相应金额的物质回报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就业。 可以说目前一线城市依靠其城市发展的绝对优势，在非物质吸引力方面占据领先地位。随着一线城市在人才政策的突破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的持续发展，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争夺仍掌握更多主动权。但是一线城市仍有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的迫切需求，加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条件苛刻，大学习毕业生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准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的情况正在悄然上升。核心城市过快发展也会对区域内外的周边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造成一定挑战。需要区域统筹协调，合作发展，建立人才共享制度。例如现在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效果明显，广州和天津凭借良好的城市风貌和发展潜力，和快速提升的城市非物质吸引力，大学生就业吸引力已经比去年提升了8位。武汉把创新创业作为发展政策，大量新建科技园区，也吸引一大批大学生就业和创业。 此外，部分准一线城市能力没有达到一线城市的标准，但是拥有了一线城市的毛病。比如房价攀升，交通不便，公共资源使用拥挤等，都成为非物质吸引力在吸引大学生方面是减分项。准一线城市发展快速阶段，城市管理者需要提前对人才发展进行长远谋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大力度提升城市非物质吸引力，对人才吸引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就业大军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诞生于中国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就读的大学生，家庭条件都是比较优越，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会吸引90后毕业生，创业者，他们未来会更多看中一个地区的非物质因素。所以各个城市需要着力于打造自己的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交通时间，博物馆，文化享受等等，出台相关优惠就业政策，聚集优秀的人才。我们希望通过吸引大学生就业，各地区之间能够共同发展，也能有效缓解我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1月12日
2017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