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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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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龙：企业运作应有方法论指导
周华龙，东和昌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我认为企业运作都有方法论可寻。我们收购之前需要想明白自身的定位，缺什么，就相应补什么，例如缺产业就纵向整合，缺资金就加快流通，缺资本就加强市值管理。 企业投资之前一定要想明白自身的底线，但是在企业收购发生之后，我们会发现，结果会远远超出这个底线。情况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复杂很多。收购以后最大的风险在于不确定性。不断从不确定过程当中追求这个确定性，是企业家所需要做的。另外我们还需注意，后收购时期产业链整合的时候需要溢出效应。再一个就是产业的横向整合，这样跨界可以产生蓝海，也就是未知的市场空间。可能之前没有想过，但是收购之后发现这个空间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产业角度融合的收购后的一个效应。比如做资本的，以资本做融合的，在收购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发现了另外的企业可以进行整合。 我一直认同有方法论可寻，就是企业是以什么做入口的，比如企业的目的是做产业整合，那么就以产业作为入口，如果目的是资金流动性，那么就是资金入口。入口不一样效果当然会不同。我们绝大多数收购我觉得都是失败得多，我看了很多的并购案例，表面上看或许规模很大，实际上背后都是辛酸。当然并购也是有方法论的，我们原来的中国利润微笑曲线，我们中国制造销售利润最高，这个时候国外很多公司在中国投资，主要收购中国制造业跟销售相关的行业，现在我认为我们的微笑曲线是往下笑的，我们的主要利润来自关键技术品牌，其次是服务，我们的制造业跟销售的利润微笑曲线比较低了。 但是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关键技术品牌跟我们的服务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需要收购并购，我们绝大多数去收购的都是关键技术和品牌，或者说核心工艺和流程。其实是服务是最后一段，第一关键技术，第二段是工艺流程，第三段就是制造，第四销售，第五是服务，这个就是方法论。所以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收购主流方向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人家对我们的收购为什么会变化。 所有的企业都有短板，这跟企业性质有关系，做资金融合的，还是资本融合的，决定了企业全球化的收购并购未来取向不一样。产业做入口的未来的必然让资金跟资本，资金做入口的未来的方向必然将产业整合跟资本，以资本做入口的，未来的方向必然资金跟产业。从中国全球化的很多核心企业可以分析轨迹出来，判断趋势之后作为每个企业家都应该找到自己这个企业过程当中的结点，把自己的结点找出来之后，将相同类型企业所有优缺点整合起来，把东西发挥极致，这样可以更多的避免失败。 所有的事情一定有方法论的，一定有规律的，我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洞察和发现这个规律，然后你洞察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在这个规律的进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结点，从这个结点当中去整合一切所有的资源来办理自己索要的目标发挥到极致。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11日 -
王辉耀：大国复兴与中国梦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凤凰涅槃，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再次来临。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世界潮流中，在共筑中国国民梦想、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发挥留学人员成为人才库、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纵观留学事业140多年大潮奔腾，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随伴，同中国民族的振兴相应和。我们看到，从1872年30余名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到2015年年度52.37万中国留学人员分赴世界各主要留学国家；从1881年第一批21名留美幼童被提前召回，到2015年年度40.91万中国留学人员学成归来，这之中的“去”与“回”已不可同日而论。而孙中山、詹天佑、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是令百年留学史灿若星河。 历史延续到今天，更有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7%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主任都曾拥有留学经历。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奋斗及发展史。 海归是全球化的新兴力量，是改革开放的力量，创新创业的力量，也是未来全球化的参与力量。在中国革命时期、改造中国、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和创新中国不同阶段都能发挥不同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海归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极高，大都堪称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命运的一群人。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的海归在国防、科技、教育等领域贡献突出，是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主力军；改革开放后，新生代海归更是成为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的天然纽带与桥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而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海归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而且涌现出全球少见的海归潮和留学人员流动。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自1872年到1978年百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超过13万。而根据教育部2016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底，我国出国的留学人员总数已达404.21万，按照2010-2015年留学人员年度留学人员增长速度（12.9%）来估算，到2021年，当年留学人数将突破100万；2022年左右，我国留学人员总数将突破1000万，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对国际人才流动及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新中国留学文化史的视角看，出国留学从精英走向全民，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留学人员的影响力已从个体走向群体，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日益显现并为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是中国走向未来、融入世界的通途，必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留下一道重彩。 在传统发展优势方面，海归群体是科教文卫领域的创新主力，他们搭建了大量科研平台，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自主发展方面，海归创业带来多元冲击效应。海归创业不仅创建大批高科技企业，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更通过创业促进技术创新，带来新的管理模式、融资方式和发展理念，以及在金融领域等方面和国际迅速接轨。 在经济接轨方面，海归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手，又是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线力量，大批海归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掌门人。海归们不仅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积极改变之国内经济生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而且也培养了大批国际化人才。 另外，海归群体作为中国社会新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还踊跃参与民间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特别是在政策设计与具体执行上，海归官员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与先进理念作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孕育兴起，中国要站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需要大批各类人才。而留学人员作为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带来很大推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中有所作为。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留学已成趋势；在我国良好发展态势和人才政策的感召下，回国渐成浪潮。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研究其发展规律，把握其发展态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为了让这个群体相关政策服务得到改善，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开展留学相关研究，发表相关文章，出版相关书籍，广泛为这个群体宣传和呼吁，并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门开展国际人才相关研究。为反映我国留学发展的最新情况和特点，分析我国留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热点问题，2010年，CCG出版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2012年开始，我们连续五年出版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持续跟踪中国留学发展的最新情况和热点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需要创新和创业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才的时代。新时期，新海归，新机遇，新使命。推动中国进步，实现民族复兴，既帮助世界走进中国，也帮助中国走向世界。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7年1月10日
2017年1月11日 -
【光明日报】何亚非：全球不确定性需要中国稳定之锚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 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大动荡、大变化，全球治理不确定性增大，全球化踌躇不前、矛盾重重。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从欧洲难民危机到法国、意大利等国民粹主义泛滥，从恐怖袭击呈放射性扩散到“伊斯兰国”在中东攻城略地，我们见到的世界仿佛重新回到了社会架构崩塌、治理规则荡然无存的“无序世界”。 如何认识现今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乃至“去全球化”，如何顺势而为，为世界秩序的重塑创造条件、把好方向？作为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大国，中国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何亚非。 记者：您如何判断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是“去全球化”占上风，还是全球化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何亚非：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现象”以及类似现象在意大利、法国、匈牙利、波兰、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的蔓延或者“复制”，预示着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于是乎“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之说铺天盖地，好像全球化就此遭遇了“灭顶之灾”。我看情况没那么简单。尽管美国是全球化主导国，但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磨合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先相互割裂的孤立主义状态。 举例来说，大多数商品大到飞机小到手机，零配件都来自世界各地，只是在某个国家组装而已。加上全球化催生的资本、资源、技术、人员的全球流动，世界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主导地位还在，但是一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的确进入了“新时代”。 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型，充满反复和曲折。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全球化也是如此。这一轮全球化经历了很多重大变化，也触发很多负面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无疑已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全球化的框架和内容。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进全球化，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环境，我们确实需要大胆创新，提出新的思想和思路。去年中国举办G20杭州峰会，推动G20对发展等议题的重视就是新思路的体现。 记者：一分为二地看，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成绩斐然，问题也成堆。全球化变化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何亚非：在全球化新时代，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说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确实遇到了瓶颈。根本上，长期统治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那就是美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着了此道的国家大多深受其害，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给各国敲响了警钟，标志着西方模式主导的全球治理漏洞百出，害了不少国家。 而且，西方统治精英长期忽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和两者收入“剪刀差”日益扩大的事实，根本没有改革的意愿和动力，直至其精英统治模式受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不少国家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严峻挑战，才感到危机来临，而集体陷入思想混乱和不知所措的“无头苍蝇”状态。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由来已久，并非今日所始。只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找到突破口爆发出来而已。美国学者福山一言中的。他说，这种社会矛盾在美国不是为什么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现在才爆发的问题。 记者：既然原因在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出了问题，您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何亚非：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是大势所趋，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趋同”的必然结果。有些国家由此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试图进行这样那样的规则调整和改变。有的试图回归“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孤立主义，有的想把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大国，有的甚至把目前的状况与一战、二站之前的国际形势相类比，做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的预测。凡此种种，都说明当前世界和全球化面临的问题的确具有历史阶段性转折的特征。 对待全球化新时代及其相伴相生的巨大不确定性，各国都需要保持淡定，不必惊慌，要客观分析，实事求是地逐个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产生“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只有当我们走过了某个阶段，蓦然回首，会发现虽然世界变了样，但是整个世界还是向前进，在发展的，前途依然光明。 记者：在世界大动荡、大变化、不确定性剧增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何亚非：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稳定之锚”，这也许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期待和希望。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学习，有调整，有创新，始终处于主动、独特的位置，并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给了中国看待全球化众多问题一种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新视角，创造了中国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历史机遇。中国早些年就意识到全球化在发生重大变化，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中国经验、中国思想是可以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的。我们已经为全球治理新时期的来临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很多好的设想和方案。 例如，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努力解决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了各种扶持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在国际上提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以帮助缓解甚至消弭国际贫富差距，让全球化利益得以共享和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全球化获得更广泛、持久的支持。此外，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平等发展、合作安全等各领域的治理理念。这些都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新时期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方案，引起广泛注意。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月8日】
2017年1月10日 -
葛剑雄：中央规定领导人待遇从低是为防微杜渐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葛剑雄曾在2013年两会上提交关于制定公布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和退休官员待遇规定的提案。当年两会闭幕后，中组部在提案答复函中透露，中组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对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订，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由有关部门研究修订。退休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支持提案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当时提交提案主要针对什么问题？葛剑雄：当时有种说法，离任领导人所有的待遇都保留。我数了下国家级离任领导人，有上百位，如果这么下去的话，离任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保留所有待遇不应该。而且，当时还了解到，个别地方对离任领导人过分地接待，甚至有领导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其名义招摇撞骗，所以我的提案主要针对离任的领导，而不是现任的。同时，我还提出应该有个规范。他们以前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待遇好一点是应该的，但要有规范，而且要明确哪些是他们本人的待遇，不是家人和身边人可以享受的。另外让各地也知道，有一个公开的接待标准，下面也会知道怎么做。像我以前偶然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上面来了一个领导，下面不知道怎么接待。这个不是国家秘密，应该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 很多人曾经跟我开玩笑，“你提这么个提案，那些老领导不会恨你吗？”我说，恰恰相反。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真高兴，你这个提案如果通过了我会很高兴，我就希望退下来后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本来是个科学家，要到实验室去，现在警卫经常跟着我，有必要吗？我不需要这样的待遇”。实际上是这样，大多数老领导高风亮节，并不需要这些待遇。而且，如果有明文规定的话，上下的工作人员都好执行。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从2013年您提交提案，到政治局审议，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是否有部门跟您做后续的沟通？葛剑雄：这个文件的出台跟我个人提案的关系不是很大。据我了解，也不是我一个人反映这方面的意见，有被公开报道的，也有内部反映的。中央肯定是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上进行大量的调研作出的决定。我只是众多反映者的一个。 提交提案后，中组部联系过我，中办也给我打过电话。中组部工作人员问我“礼遇”具体指的是什么，问过我，我所理解的国外领导人的礼遇。当然，这次审议的是待遇，不是礼遇。 当时中央优先解决少数高层领导人贪腐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怎么看待这项工作的进度？会超出您的预期吗？ 葛剑雄：提交提案时当然希望尽快出台规定，但我也明白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中央肯定会根据轻重缓急来处理，现在看来，当时中央优先解决的是少数高层领导人贪腐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所以，文件的出台，快慢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可操作可执行。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当时中组部给您的答复涉及省部级干部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两个群体，前者是“正在修订”，后者是“研究修订”，最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范文件早于省部级领导干部，您怎么看这个时间问题？ 葛剑雄：很早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本好厚的国务院文件，里面对诸如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怎么样，因公出差自己要补足多少伙食费等问题都有规定。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人民大会堂里的茶水要自付，一个茶包几毛钱等等。我想，省部级干部的待遇原来肯定有规定的。这次出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范文件，是六中全会后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先从高层做起，把对高层的规定放在前面。 以前有规定 此次是“全面规范”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怎么看这次的文件？葛剑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有的以前已经有规定，这次的文件并不是完全重新做起。当然，已有的规定，有的内容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比如，过低的待遇要适当提高，太高的待遇要降下来。另一方面，新问题需要制定新规定。比如说，改革开放前不会有对离任领导生活待遇的规定，因为那时候实行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有离任的概念。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从已披露的信息看，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中，另外两个一个是条例，一个是规定，都很明确，只有涉及待遇的表述是“文件”，在您看来，这个文件可能是什么规格的？ 葛剑雄：这是中央的文件，具体的事由中办、国办处理。规定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比较长效的，覆盖的范围比较广，将来可能还有细化的内容。也有可能是根据轻重缓急，先做出的规定可能会以发文的形式，来不及提到条例里面。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目前披露的内容主要涉及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这些方面，您认为这算得上“全面规范”吗？ 葛剑雄：是全面的。包括离任的、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很明确讲到从本届中央政治局就开始实行，显示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从最高层次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符合大家心愿的，说明从严治党等六中全会精神越来越具体化了。中央规定“从低”是防微杜渐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最新精神，是“保障工作需要、待遇适当从低”，相比“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口袋似乎扎得更紧了。您怎么看到这种收紧？葛剑雄：最新的精神是进一步从严，体现了中央对领导更严格的要求。我一直主张对离任领导人生活待遇从优，但不要过分。老同志在任上时对国家有过重要贡献，离任后，让他们晚年生活从优是应该的。当然，从优不等于奢侈腐败。不过，中央“待遇适当从低”的要求也能够理解。首先，现在并非当年的战争年代，国家经过多年建设，物质条件比较优越。而且，高低是相对的。比如说现在的办公、住房、用车限制得紧了，其实并不是紧的，可能是以前放得太宽了。我认为，在经济困难情况下，重点是改善领导干部的生活条件。现在，国家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他们的生活待遇低一点实际上可以满足需要。 另外，在当前反腐的形势下，中央规定“从低”是为了防微杜渐，体现中央率先垂范作出表率。看得出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在思想和组织上严格要求，一定要防止出现反复。 分批实施显示中央要全部做到的决心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有关规定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这样的表述以往非常少见。对“分批实施”可能有两种理解，从常委到普通政治局委员、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退休政治局委员，您如何看？ 葛剑雄：我也注意到了“分批实施”，先由中央政治局开始做起。我的理解，是会根据不同层面逐步解决，逐步调整。从本届中央政治局做起，体现了中央对现任领导更加严格的要求，率先垂范，先做个样子出来，其他的领导干部也逐步做到。我所理解的分批，现任的和离任的有区别，而且现任中也可能分批，这得有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生活待遇等各个方面更复杂，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军队里，有的住在地方上，这个标准怎么制定呢？可以说分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显示了中央最终一定要全部做到的决心。退下来的老领导因为历史原因有不同的待遇，牵涉面比较广，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是符合一般规定的，有的当时经过合法手续审批的，有的是当时集体做的决定，各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产生过程也比较复杂，需要分批、逐步做。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甚至有中人中政策，中人是介于新老之间的人。 相信会公开 但公开不一定就是登在媒体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我们注意到，您此前的提议都是“制定并公布”，中央政治局要求“各有关方面要细化落实方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后续是否有公开的可能？在公开上您有何建议？ 葛剑雄：我相信会公开的。但是公开不一定就是登在媒体上。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有的文件会在内部传达，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公开到什么程度都会考虑到。 我还注意到，规定中有这么一项“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管理好身边人”，这句话是有深意的。我听说过地方工作人员抱怨，有领导人秘书或者司机打电话来要怎样，到底是领导的要求还是身边人在狐假虎威不得而知。而下面的工作人员很生气，但又不敢违抗。如果有公开的规定，那下面非但可以拒绝，而且可以举报违背规定。而且，接待领导人的标准至少也得让下面有关部门知道，不知道的话怎么接待。虽然公开到什么程度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但我想这种公开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文章选自政知局，2016年12月2日
2017年1月9日 -
刘宏：三大优势成就品牌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华网新加坡12月10日电（谢晓语 王钰滢）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迅速发展变革、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背景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于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及周边国家深入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研究、国际合作等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该校教育培训的优秀品牌和标识。 刘宏近日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注重将互动式课堂教学与浸入式社会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升才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就。 谈到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时，刘宏介绍说：“研究生院目前设有四个硕士学位课程，分别是以中文授课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以英文授课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和当代中国硕士学位课程，对招收学员的本科背景没有硬性要求，鼓励学习背景多元化的学生加入。” 自2009年成立以来，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已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培训的品牌和标识。刘宏认为，研究生院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三大优势密不可分。 首先，依托南洋理工大学这一平台，学院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师资阵容，包括新加坡政府资深部长、学界著名专家和商界企业领袖等，这些业界顶尖人士可以和学员们分享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第一手经验。 其次，学院为了将理论学习、政策分析与实地考察更好地结合，已与新加坡政府部门、法定机构、跨国企业以及欧美的大学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可将课堂教学延伸到新加坡各机构，能够带领学员们进行实地考察，帮助他们深入探究新加坡政府治理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全球化的成功经验。 再次，学院拥有遍及中国乃至世界的精英校友。他们大都是来自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老挝、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官员、大型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在政界、商界和专业技术领域都具相当的影响力。 刘宏表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培养亚洲新一代公共管理精英为己任，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发展成为一所以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为主的世界级学术机构，并为提倡优质公共服务、促进知识交流等提供高端平台。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12月10日
2017年1月9日 -
【环球时报】何伟文：制造业回流美国拗不过经济规律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日前，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个最新案例。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批评美国其他汽车制造商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邻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他威胁要对通用在墨西哥制造的紧凑型汽车征收“巨额边境税”。 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 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 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 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 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 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 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 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 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 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 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 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作者是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商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7年1月6日
2017年1月9日 -
秦洪涛：恒昌公司网贷平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体会
理事简介秦洪涛，恒昌公司创始人、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债权人作为网络借贷平台的重要参与主体，如其利益得不到保护，必然会削减其参与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恒昌公司针对如何保护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提出了12项完善建议，它们分别是：根据国家法规明确公司平台的法律定性；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网贷平台的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新的资金进出模式，进行银行存管，采取账户分离设置；进一步优化公司的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投资者救济的渠道；学习、借鉴国外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及监管规则；制定保护网贷平台的投资人利益必须坚持的原则，让职工们共同遵守；建立、完善合格投资者制度；规范监管，依法规范平台的自身运营，引入保险制度；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系统；完善反洗钱制度建设；提升出借人自身的债权保护意识，谨慎其出借行为。笔者认为，恒昌公司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发展、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网络借贷平台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应该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如何搞好预防工作，主要是通过加强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防范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预防工作强调通过底线监管（负面清单）与差异化监管来实现行业的有效管理；它强调促进、提高与遵守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它强调社会征信制度建设等等。另外一个方面是，它救济，强调强化法律责任制度,通过举证责任分配等制度来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恒昌公司网络借贷平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具体实践也是从“如何搞好预防工作”与“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权利维护”二个方面入手的。一、需要明确平台的法律定性，以此防范“非法集资风险”网络借贷平台应该根据国家法规来明确平台自身的法律定性——中介性质，这样才能不“逾越监管红线”。无论是从学界的意见看，还是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看，大家都倾向于将网络借贷平台定位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该类机构是以网络借贷为渠道，为借款人（即贷款人）与出借人（即债权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笔者也主张将网络借贷平台定位为信息中介机构，以信息撮合为主要功能。也就是，只有坚持其中介机构的平台定位，才能够有效规避非法集资行为，才能促进网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二、坚持底线监管和差异化监管，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网贷行业监管的难点在于，既要防止管死，又不能搞“一刀切”。对于如何监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需遵循“从自律到监管再到适度放松”的步骤。在监管原则上，鼓励发展与防范风险兼顾；在监管标准上，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在监管方法上，构建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从英国、美国的监管经验来看，英国的监管主要以行政监管为主，美国的监管既有行政监管又有行业监管。由于监管错位，美国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同样出现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平台的实际情况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破除“一刀切”“维稳式”监管思路，实施底线监管（负面清单）与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在监管问题上应当坚持原则导向型监管，通过设置负面清单底线的方式明确哪些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哪些行为是允许经营的，再根据不同的业务模式设计监管规则。为了保护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恒昌公司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包括资金流向保障制度、平台保障制度、还款风险金保障制度、出借人保障制度（三审五催保障制度）、数据泄露违规事件处罚规定、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信息安全数据保护管理制度、合规检查管理办法等等。资金流向保障制度是指，为最大程度地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降低出借人财富管理的风险，恒昌公司与多家知名第三方支付平台鼎力合作，为债权人的资金保驾护航。平台保障制度是指，恒昌公司引入专业的信用评分体系，资金分散出借，通过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流程，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还款风险金保障制度是指，公司设立风险金专用账户，根据实际情况向出借人支付当期全部或部分的逾期本息，降低出借人资金风险。出借人保障制度也就是四审五催保障制度。四审指面审、欺诈审核、初审、终审。五催是指，内部风险预警、属地催收、集中催收、司法催收和委外催收。通过四审五催制度，切实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三、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网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进行监管。现阶段，我国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非常低，只需到工商部门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到工信部申请ICP许可证，再到工商部门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就可以开展网贷业务了。相比较而言，从事金融服务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设立就严格很多，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条件、注册资本、股东人数、董事监事的任职规则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参考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网贷平台至少还应该设立四个门槛，比如：一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二是，网络借贷平台的创始人或高管应具备一定的资质，网络借贷行业从业人员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资质；三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性足额缴纳；四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应具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管理制度以及明确的工作流程；等等。四、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显得日益重要本文认为，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系统显得日益重要。从英国、美国网贷行业的实践来看，英美国家也存在一定的乱象，监管办法也处于不断摸索与完善的过程，但是，与中国相比较而言，英美的征信体系更加完善，这相对减少了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例如，美国拥有完整的信用体系FICO评分，Experian、TransUnion、Equifax等征信公司向Prosper、Lending Club等网贷平台提供信用评分，以此作为网贷平台对贷款申请做出等级评定的依据，这大大增加了平台和债权人的安全性。而在我国，接入征信系统的网贷平台相对较少，征信体系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更加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同时赋予网贷平台加入征信体系的义务，这样才能加强风险防控，才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以恒昌公司为例：首先，恒昌公司通过建立“公司网上借贷征信系统”来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凭借多年在小额信贷领域的深耕，恒昌公司在内部积累了大量数据，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风控策略模型；同时，恒昌公司对接了多家外部征信机构、数据共享平台。其次，恒昌公司网贷平台实行实名认证，这保障了个人信息的真实性。第三，恒昌公司实行银行存管，消除了客户资金被挪用的可行性。第四，恒昌公司严格审核、审批，对信贷进程实现系统管理。第五，恒昌公司规范还款催收，完善属地催收，提高了回款效率。第六，恒昌公司完善了人行征信系统与公司网贷平台借款记录的对接。这些措施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五、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完善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网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一方面，我们应当赋予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明确纠纷中网贷平台关于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和借贷关系无效情况下网贷平台的救济责任。以恒昌公司为例：恒昌公司设立了风险准备金。为了保障出借人（债权人）的利益，网贷平台将从收取的服务费（已缴纳营业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存入风险准备金账户，根据出借人（债权人）的出借服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用于垫付因平台信审或操作失误而导致的出借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回款损失，并且该款项由银行进行独立的专户管理，银行每个月出具存管报告。六、建立、完善合格的投资者制度《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确立了合格投资者的两个条件：一是熟悉互联网；二是拥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经验。但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投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正确识别网络借贷中的风险。建立、完善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投资人（债权人）能够基本了解和识别该行业投资中的风险，且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来应对这些风险。我们可以根据投资数额的范围，将投资人（债权人）分为小额投资人、大额投资人和巨额投资人。小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最为宽松，因为小额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低于1万元，所以不会占据投资人财产太大的比例，不会因为网络借贷的风险和问题导致生活困难。大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较为严格，因为网络借贷存在违约风险和其他风险。巨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最为严格，限定投资人在网络借贷中的投资不得超过其个人净资产的10%，这样，投资人不会因为网络借贷出现问题导致其财产总额出现大幅波动，也不会因为现金流的问题导致投资者的其他投资出现问题。以恒昌公司为例：出借人（债权人）在实名制注册前和出借前，网贷平台会提示出借人（债权人）阅读并确认《参与网络借贷的出借人应具备以下条件或履行以下义务》，向出借人（债权人）提供《网络借贷中介平台出借人提示》的风险教育，其中包含合格投资者条件等提示内容。七、引入保险制度，降低债权人和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证据虚拟化、难以追索是网络借贷平台的缺点。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呢?英美国家通过贷款保险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融资过程中的担保有两种方法：一是，出借方（债权人）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二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对借款人的融资实施担保，这样不仅能帮助个人或者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还能显著地减少出借方的利益损失。比如，美国Prosper和英国Zopa为避免借款方的履约风险，于是将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联合起来进行战略合作，在借款方不能偿还所借款项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必须根据所签协议来向债权人支付。这样不仅能按照协议保障债权人的权益，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网贷平台的风险。在学习英美国家引入保险制度方面，恒昌公司走到了全国前列。总之，网贷平台在给人们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蕴藏着风险。网络借贷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大大提高民间闲散资金的利用率，而且能够减轻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的融资压力。但是它也存在风险，比如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如果风险能被处理得当，金融市场就会更加繁荣并有序的发展。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是每一个网贷平台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给其他网贷平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网络借贷是互联网技术和传统金融借贷行业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发展仅十二年时间。网络借贷以其便利性和相对高收益迅速成为了我国的一种重要的投融资工具，成为了我国金融借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外相比，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数量、成交额、投资人数甚至问题平台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国外发达国家，所以网络借贷在以新颖的借贷和投资方式被人们接纳的同时，带来的诸多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小视。更重要的是，我国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落后于网贷行业的发展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因此如何保护网络借贷平台的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网络借贷平台的债权人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课题，我们不能一蹴而就。鉴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网络借贷行业快速发展、问题频发和相关配套监管制度正逐步完善的现实，笔者认为，我们应通过相应的整改过渡期，通过大力整顿现目前的网络借贷行业的种种乱象，引导平台走向规范化的运营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障网贷平台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恒昌公司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发展、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保护也具有参考、借鉴价值，希望本人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积极地推动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规范发展。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12月27日
201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