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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央规定领导人待遇从低是为防微杜渐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葛剑雄曾在2013年两会上提交关于制定公布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和退休官员待遇规定的提案。当年两会闭幕后，中组部在提案答复函中透露，中组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对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订，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由有关部门研究修订。退休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支持提案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当时提交提案主要针对什么问题？葛剑雄：当时有种说法，离任领导人所有的待遇都保留。我数了下国家级离任领导人，有上百位，如果这么下去的话，离任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保留所有待遇不应该。而且，当时还了解到，个别地方对离任领导人过分地接待，甚至有领导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其名义招摇撞骗，所以我的提案主要针对离任的领导，而不是现任的。同时，我还提出应该有个规范。他们以前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待遇好一点是应该的，但要有规范，而且要明确哪些是他们本人的待遇，不是家人和身边人可以享受的。另外让各地也知道，有一个公开的接待标准，下面也会知道怎么做。像我以前偶然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上面来了一个领导，下面不知道怎么接待。这个不是国家秘密，应该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 很多人曾经跟我开玩笑，“你提这么个提案，那些老领导不会恨你吗？”我说，恰恰相反。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真高兴，你这个提案如果通过了我会很高兴，我就希望退下来后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本来是个科学家，要到实验室去，现在警卫经常跟着我，有必要吗？我不需要这样的待遇”。实际上是这样，大多数老领导高风亮节，并不需要这些待遇。而且，如果有明文规定的话，上下的工作人员都好执行。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从2013年您提交提案，到政治局审议，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是否有部门跟您做后续的沟通？葛剑雄：这个文件的出台跟我个人提案的关系不是很大。据我了解，也不是我一个人反映这方面的意见，有被公开报道的，也有内部反映的。中央肯定是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上进行大量的调研作出的决定。我只是众多反映者的一个。 提交提案后，中组部联系过我，中办也给我打过电话。中组部工作人员问我“礼遇”具体指的是什么，问过我，我所理解的国外领导人的礼遇。当然，这次审议的是待遇，不是礼遇。 当时中央优先解决少数高层领导人贪腐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怎么看待这项工作的进度？会超出您的预期吗？ 葛剑雄：提交提案时当然希望尽快出台规定，但我也明白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中央肯定会根据轻重缓急来处理，现在看来，当时中央优先解决的是少数高层领导人贪腐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所以，文件的出台，快慢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可操作可执行。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当时中组部给您的答复涉及省部级干部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两个群体，前者是“正在修订”，后者是“研究修订”，最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范文件早于省部级领导干部，您怎么看这个时间问题？ 葛剑雄：很早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本好厚的国务院文件，里面对诸如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怎么样，因公出差自己要补足多少伙食费等问题都有规定。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里也有提及，人民大会堂里的茶水要自付，一个茶包几毛钱等等。我想，省部级干部的待遇原来肯定有规定的。这次出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范文件，是六中全会后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先从高层做起，把对高层的规定放在前面。 以前有规定 此次是“全面规范”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您怎么看这次的文件？葛剑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有的以前已经有规定，这次的文件并不是完全重新做起。当然，已有的规定，有的内容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比如，过低的待遇要适当提高，太高的待遇要降下来。另一方面，新问题需要制定新规定。比如说，改革开放前不会有对离任领导生活待遇的规定，因为那时候实行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有离任的概念。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从已披露的信息看，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中，另外两个一个是条例，一个是规定，都很明确，只有涉及待遇的表述是“文件”，在您看来，这个文件可能是什么规格的？ 葛剑雄：这是中央的文件，具体的事由中办、国办处理。规定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比较长效的，覆盖的范围比较广，将来可能还有细化的内容。也有可能是根据轻重缓急，先做出的规定可能会以发文的形式，来不及提到条例里面。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目前披露的内容主要涉及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这些方面，您认为这算得上“全面规范”吗？ 葛剑雄：是全面的。包括离任的、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很明确讲到从本届中央政治局就开始实行，显示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从最高层次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符合大家心愿的，说明从严治党等六中全会精神越来越具体化了。中央规定“从低”是防微杜渐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最新精神，是“保障工作需要、待遇适当从低”，相比“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口袋似乎扎得更紧了。您怎么看到这种收紧？葛剑雄：最新的精神是进一步从严，体现了中央对领导更严格的要求。我一直主张对离任领导人生活待遇从优，但不要过分。老同志在任上时对国家有过重要贡献，离任后，让他们晚年生活从优是应该的。当然，从优不等于奢侈腐败。不过，中央“待遇适当从低”的要求也能够理解。首先，现在并非当年的战争年代，国家经过多年建设，物质条件比较优越。而且，高低是相对的。比如说现在的办公、住房、用车限制得紧了，其实并不是紧的，可能是以前放得太宽了。我认为，在经济困难情况下，重点是改善领导干部的生活条件。现在，国家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他们的生活待遇低一点实际上可以满足需要。 另外，在当前反腐的形势下，中央规定“从低”是为了防微杜渐，体现中央率先垂范作出表率。看得出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在思想和组织上严格要求，一定要防止出现反复。 分批实施显示中央要全部做到的决心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有关规定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这样的表述以往非常少见。对“分批实施”可能有两种理解，从常委到普通政治局委员、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退休政治局委员，您如何看？ 葛剑雄：我也注意到了“分批实施”，先由中央政治局开始做起。我的理解，是会根据不同层面逐步解决，逐步调整。从本届中央政治局做起，体现了中央对现任领导更加严格的要求，率先垂范，先做个样子出来，其他的领导干部也逐步做到。我所理解的分批，现任的和离任的有区别，而且现任中也可能分批，这得有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生活待遇等各个方面更复杂，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军队里，有的住在地方上，这个标准怎么制定呢？可以说分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显示了中央最终一定要全部做到的决心。退下来的老领导因为历史原因有不同的待遇，牵涉面比较广，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是符合一般规定的，有的当时经过合法手续审批的，有的是当时集体做的决定，各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产生过程也比较复杂，需要分批、逐步做。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甚至有中人中政策，中人是介于新老之间的人。 相信会公开 但公开不一定就是登在媒体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我们注意到，您此前的提议都是“制定并公布”，中央政治局要求“各有关方面要细化落实方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后续是否有公开的可能？在公开上您有何建议？ 葛剑雄：我相信会公开的。但是公开不一定就是登在媒体上。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有的文件会在内部传达，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公开到什么程度都会考虑到。 我还注意到，规定中有这么一项“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管理好身边人”，这句话是有深意的。我听说过地方工作人员抱怨，有领导人秘书或者司机打电话来要怎样，到底是领导的要求还是身边人在狐假虎威不得而知。而下面的工作人员很生气，但又不敢违抗。如果有公开的规定，那下面非但可以拒绝，而且可以举报违背规定。而且，接待领导人的标准至少也得让下面有关部门知道，不知道的话怎么接待。虽然公开到什么程度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但我想这种公开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文章选自政知局，2016年12月2日
2017年1月9日 -
刘宏：三大优势成就品牌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华网新加坡12月10日电（谢晓语 王钰滢）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迅速发展变革、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背景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致力于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及周边国家深入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研究、国际合作等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该校教育培训的优秀品牌和标识。 刘宏近日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注重将互动式课堂教学与浸入式社会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升才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就。 谈到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时，刘宏介绍说：“研究生院目前设有四个硕士学位课程，分别是以中文授课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以英文授课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和当代中国硕士学位课程，对招收学员的本科背景没有硬性要求，鼓励学习背景多元化的学生加入。” 自2009年成立以来，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已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培训的品牌和标识。刘宏认为，研究生院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三大优势密不可分。 首先，依托南洋理工大学这一平台，学院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师资阵容，包括新加坡政府资深部长、学界著名专家和商界企业领袖等，这些业界顶尖人士可以和学员们分享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第一手经验。 其次，学院为了将理论学习、政策分析与实地考察更好地结合，已与新加坡政府部门、法定机构、跨国企业以及欧美的大学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可将课堂教学延伸到新加坡各机构，能够带领学员们进行实地考察，帮助他们深入探究新加坡政府治理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全球化的成功经验。 再次，学院拥有遍及中国乃至世界的精英校友。他们大都是来自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老挝、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官员、大型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在政界、商界和专业技术领域都具相当的影响力。 刘宏表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培养亚洲新一代公共管理精英为己任，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发展成为一所以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为主的世界级学术机构，并为提倡优质公共服务、促进知识交流等提供高端平台。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12月10日
2017年1月9日 -
【环球时报】何伟文：制造业回流美国拗不过经济规律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日前，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个最新案例。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批评美国其他汽车制造商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邻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他威胁要对通用在墨西哥制造的紧凑型汽车征收“巨额边境税”。 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 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 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 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 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 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 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 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 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 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 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 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作者是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商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7年1月6日
2017年1月9日 -
秦洪涛：恒昌公司网贷平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体会
理事简介秦洪涛，恒昌公司创始人、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债权人作为网络借贷平台的重要参与主体，如其利益得不到保护，必然会削减其参与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恒昌公司针对如何保护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提出了12项完善建议，它们分别是：根据国家法规明确公司平台的法律定性；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网贷平台的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新的资金进出模式，进行银行存管，采取账户分离设置；进一步优化公司的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投资者救济的渠道；学习、借鉴国外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及监管规则；制定保护网贷平台的投资人利益必须坚持的原则，让职工们共同遵守；建立、完善合格投资者制度；规范监管，依法规范平台的自身运营，引入保险制度；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系统；完善反洗钱制度建设；提升出借人自身的债权保护意识，谨慎其出借行为。笔者认为，恒昌公司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发展、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网络借贷平台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应该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如何搞好预防工作，主要是通过加强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防范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预防工作强调通过底线监管（负面清单）与差异化监管来实现行业的有效管理；它强调促进、提高与遵守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它强调社会征信制度建设等等。另外一个方面是，它救济，强调强化法律责任制度,通过举证责任分配等制度来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恒昌公司网络借贷平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具体实践也是从“如何搞好预防工作”与“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权利维护”二个方面入手的。一、需要明确平台的法律定性，以此防范“非法集资风险”网络借贷平台应该根据国家法规来明确平台自身的法律定性——中介性质，这样才能不“逾越监管红线”。无论是从学界的意见看，还是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看，大家都倾向于将网络借贷平台定位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该类机构是以网络借贷为渠道，为借款人（即贷款人）与出借人（即债权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笔者也主张将网络借贷平台定位为信息中介机构，以信息撮合为主要功能。也就是，只有坚持其中介机构的平台定位，才能够有效规避非法集资行为，才能促进网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二、坚持底线监管和差异化监管，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网贷行业监管的难点在于，既要防止管死，又不能搞“一刀切”。对于如何监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需遵循“从自律到监管再到适度放松”的步骤。在监管原则上，鼓励发展与防范风险兼顾；在监管标准上，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在监管方法上，构建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从英国、美国的监管经验来看，英国的监管主要以行政监管为主，美国的监管既有行政监管又有行业监管。由于监管错位，美国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同样出现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平台的实际情况制定保障平台债权人利益的规章制度，破除“一刀切”“维稳式”监管思路，实施底线监管（负面清单）与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在监管问题上应当坚持原则导向型监管，通过设置负面清单底线的方式明确哪些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哪些行为是允许经营的，再根据不同的业务模式设计监管规则。为了保护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恒昌公司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包括资金流向保障制度、平台保障制度、还款风险金保障制度、出借人保障制度（三审五催保障制度）、数据泄露违规事件处罚规定、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信息安全数据保护管理制度、合规检查管理办法等等。资金流向保障制度是指，为最大程度地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降低出借人财富管理的风险，恒昌公司与多家知名第三方支付平台鼎力合作，为债权人的资金保驾护航。平台保障制度是指，恒昌公司引入专业的信用评分体系，资金分散出借，通过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流程，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还款风险金保障制度是指，公司设立风险金专用账户，根据实际情况向出借人支付当期全部或部分的逾期本息，降低出借人资金风险。出借人保障制度也就是四审五催保障制度。四审指面审、欺诈审核、初审、终审。五催是指，内部风险预警、属地催收、集中催收、司法催收和委外催收。通过四审五催制度，切实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三、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网贷平台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进行监管。现阶段，我国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非常低，只需到工商部门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到工信部申请ICP许可证，再到工商部门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就可以开展网贷业务了。相比较而言，从事金融服务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设立就严格很多，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条件、注册资本、股东人数、董事监事的任职规则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参考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网贷平台至少还应该设立四个门槛，比如：一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二是，网络借贷平台的创始人或高管应具备一定的资质，网络借贷行业从业人员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资质；三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性足额缴纳；四是，拟设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公司应具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管理制度以及明确的工作流程；等等。四、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显得日益重要本文认为，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系统显得日益重要。从英国、美国网贷行业的实践来看，英美国家也存在一定的乱象，监管办法也处于不断摸索与完善的过程，但是，与中国相比较而言，英美的征信体系更加完善，这相对减少了债权人的投资风险。例如，美国拥有完整的信用体系FICO评分，Experian、TransUnion、Equifax等征信公司向Prosper、Lending Club等网贷平台提供信用评分，以此作为网贷平台对贷款申请做出等级评定的依据，这大大增加了平台和债权人的安全性。而在我国，接入征信系统的网贷平台相对较少，征信体系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更加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同时赋予网贷平台加入征信体系的义务，这样才能加强风险防控，才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以恒昌公司为例：首先，恒昌公司通过建立“公司网上借贷征信系统”来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凭借多年在小额信贷领域的深耕，恒昌公司在内部积累了大量数据，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风控策略模型；同时，恒昌公司对接了多家外部征信机构、数据共享平台。其次，恒昌公司网贷平台实行实名认证，这保障了个人信息的真实性。第三，恒昌公司实行银行存管，消除了客户资金被挪用的可行性。第四，恒昌公司严格审核、审批，对信贷进程实现系统管理。第五，恒昌公司规范还款催收，完善属地催收，提高了回款效率。第六，恒昌公司完善了人行征信系统与公司网贷平台借款记录的对接。这些措施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五、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完善风险储备金制度，完善网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后的救济渠道。一方面，我们应当赋予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明确纠纷中网贷平台关于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和借贷关系无效情况下网贷平台的救济责任。以恒昌公司为例：恒昌公司设立了风险准备金。为了保障出借人（债权人）的利益，网贷平台将从收取的服务费（已缴纳营业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收入存入风险准备金账户，根据出借人（债权人）的出借服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用于垫付因平台信审或操作失误而导致的出借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回款损失，并且该款项由银行进行独立的专户管理，银行每个月出具存管报告。六、建立、完善合格的投资者制度《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确立了合格投资者的两个条件：一是熟悉互联网；二是拥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经验。但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投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正确识别网络借贷中的风险。建立、完善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投资人（债权人）能够基本了解和识别该行业投资中的风险，且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来应对这些风险。我们可以根据投资数额的范围，将投资人（债权人）分为小额投资人、大额投资人和巨额投资人。小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最为宽松，因为小额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低于1万元，所以不会占据投资人财产太大的比例，不会因为网络借贷的风险和问题导致生活困难。大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较为严格，因为网络借贷存在违约风险和其他风险。巨额投资人的准入条件最为严格，限定投资人在网络借贷中的投资不得超过其个人净资产的10%，这样，投资人不会因为网络借贷出现问题导致其财产总额出现大幅波动，也不会因为现金流的问题导致投资者的其他投资出现问题。以恒昌公司为例：出借人（债权人）在实名制注册前和出借前，网贷平台会提示出借人（债权人）阅读并确认《参与网络借贷的出借人应具备以下条件或履行以下义务》，向出借人（债权人）提供《网络借贷中介平台出借人提示》的风险教育，其中包含合格投资者条件等提示内容。七、引入保险制度，降低债权人和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证据虚拟化、难以追索是网络借贷平台的缺点。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呢?英美国家通过贷款保险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融资过程中的担保有两种方法：一是，出借方（债权人）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二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对借款人的融资实施担保，这样不仅能帮助个人或者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还能显著地减少出借方的利益损失。比如，美国Prosper和英国Zopa为避免借款方的履约风险，于是将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联合起来进行战略合作，在借款方不能偿还所借款项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必须根据所签协议来向债权人支付。这样不仅能按照协议保障债权人的权益，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网贷平台的风险。在学习英美国家引入保险制度方面，恒昌公司走到了全国前列。总之，网贷平台在给人们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蕴藏着风险。网络借贷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大大提高民间闲散资金的利用率，而且能够减轻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的融资压力。但是它也存在风险，比如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如果风险能被处理得当，金融市场就会更加繁荣并有序的发展。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是每一个网贷平台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给其他网贷平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网络借贷是互联网技术和传统金融借贷行业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发展仅十二年时间。网络借贷以其便利性和相对高收益迅速成为了我国的一种重要的投融资工具，成为了我国金融借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外相比，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数量、成交额、投资人数甚至问题平台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国外发达国家，所以网络借贷在以新颖的借贷和投资方式被人们接纳的同时，带来的诸多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小视。更重要的是，我国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落后于网贷行业的发展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因此如何保护网络借贷平台的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网络借贷平台的债权人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课题，我们不能一蹴而就。鉴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网络借贷行业快速发展、问题频发和相关配套监管制度正逐步完善的现实，笔者认为，我们应通过相应的整改过渡期，通过大力整顿现目前的网络借贷行业的种种乱象，引导平台走向规范化的运营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障网贷平台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恒昌公司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发展、对其他网贷平台的债权人利益保护也具有参考、借鉴价值，希望本人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网络借贷平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积极地推动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规范发展。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12月27日
2017年1月9日 -
汪潮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进入下半场
理事简介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人物档案 汪潮涌，1965年生，湖北蕲春人。15岁考取华中理工大学，后考上清华经管学院，1年后赴美国留学，22岁时加入摩根大通，成为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之一。此后他曾担任摩根士丹利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1998年，汪潮涌受国家开发银行之邀担任顾问，任期满后创办信中利资本集团，被称为投资界的“黄药师”。对话背景 或因家乡情结，汪潮涌每年回湖北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多。此次归来，是为了参加2016中国文化产业峰会暨首届荆楚文创节。 作为国内顶尖投资机构的掌门人，他的眼光出了名的精准，在信中利的投资版图上，文化产业约占30%，展现出他对这一领域的信心。 在汪潮涌看来，湖北的文化产业发展有着良好基础，包括他家乡蕲春的医药文化。 10年翻40倍 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魅力 记者：从2005年投资华谊兄弟到现在，你对文化产业一直很看好。 汪潮涌：信中利的九大投资领域里，有一块是“大文化”，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领域，占投资项目的30%左右，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是三角鼎立的格局。12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碰到王中军，他说要和好莱坞拍片，苦于没有资本，问我能不能帮他寻找投资。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和李嘉诚的家族基金一起投资了华谊兄弟。当时中国国产电影票房整体不到10亿，去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0亿，今年超过500亿。这是怎样的一种增长速度？10年翻40倍，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魅力。30年前，我在华尔街，周末娱乐就是去看场球赛，或者看一部好莱坞大片，当年在欧美发生的事情，而今在中国正在兴起，因为我们的消费能力提升了，中产阶级崛起了，年轻人对娱乐消费的热情，助推了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 记者：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太好，你觉得还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汪潮涌：不太好的主要还是传统行业、制造业、一些需要去产能的产业。像我们今天论坛谈到的这些文化产业，都是非常有活力，有成长性的，这些领域会去引领推动，去催生中国的新消费。 美国媒体都说 硅谷应该向中国学习 记者：你觉得现在国内的创业投资环境如何？ 汪潮涌：非常好，与17年前我刚创业时相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中国本土的基金堪称凤毛麟角，基本上不投高风险的互联网公司。现在，好的高新技术公司、互联网公司，哪怕仍在研发和烧钱阶段，都能找到投资人。目前市场上有上万家创投机构，和PE（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捆绑，其中80%以上历史都没超过5年，而打造一个专业创投机构起码要10年以上，他们还需要历练。 记者：与国内相比，在硅谷投资的感受如何？ 汪潮涌：有相通之处，也有差异。现在硅谷的投资热点和国内很相似，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出行、无人驾驶等等。技术上，硅谷或许有些硬科技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创业团队，在解决本地化应用和用户痛点上，更为专业，更有中国特色。这一点，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在说，硅谷应该向中国学习。 无需复制我 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之前李彦宏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结束”，你怎么看？ 汪潮涌：没有结束，只是到了下半场，游戏规则和打法不一样了。移动互联网早期投资额不大，商业模式也不太清晰，现在的优势是海量用户群，商业模式清晰。但问题是，投资金额越来越多，会影响回报率，加上BAT（百度、阿里、腾讯）巨头的影响，要打造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级公司，没有几十亿美金是做不成的。 记者：以你投资人的眼光来看，进入下半场，创业者还有多少机会？ 汪潮涌：现在创业，比较有挑战，几乎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是机会，一个商业模式有一批公司都冲进去做，成功率会大大下降。那些行业巨头出身的团队，懂得借力，借助BAT现有的流量、用户、技术平台等优势，可能催生一批成功的企业。当然，团队的融资能力也很重要。 记者：你是最早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内地留学生之一，现在的年轻人留学机会更多，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与他们分享？ 汪潮涌：没必要复制我的经历，时代不一样了，机会自然也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成功的机会和路径，我这个模式也不一定就是好的。现在的金融业，跟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变化也很大，留在国内也有很多机会，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创业者，并没有留学经历，反而比很多海归更加成功。文章选自荆楚网，2016年12月21日
2017年1月9日 -
毛大庆：“互联网”这三个字在未来会谈得越来越少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摘要： “互联网”这三个字，恐怕在未来会谈得越来越少，而随着互联网重组各种各样的资源、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商业增长点。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在钛媒体2016T-ADGE年度盛典坦言，“互联网”这三个字，恐怕在未来的一年里会谈得越来越少，而沿着互联网所重组各种各样的资源，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商业增长点。 在他看来，通过独特的内容和精神内核把N群人聚合到一个空间中，读书、美食、家居等不同领域的爱好者们在此相遇，这是轻资产运营的一种新模式。当房地产的关键词从“增量”变成“存量”，对联合办公从业者们来说新机会也来了，即将被改造的或许不只你的工位，还有城市空间与生活方式。 以下为毛大庆演讲实录。 我这两天在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同事们交流，明年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一些问题。宏观经济我想今天不用去谈，黑天鹅频出的年代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微观经济的走势越来越清楚，往高科技方向去走，很多领域已经越来越清晰，比如说基因科学，明年我相信大家会听到非常有意思的突破话题。 我要说的事情跟存量的盘活再利用有关。“互联网”这三个字，恐怕在未来的一年里会谈得越来越少，而随着互联网重组各种各样的资源、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商业增长点。 我随后会分享我们在城市空间再利用，城市更新、城市再造、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内容再造上的进一步新的感悟。空间共享以及更多的内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城市空间会带来更多的增长内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内容”会迅速取代“功能”★ 谈城市空间的内容再造，城市空间的内容重组以及城市轻资产运营的时候，我们发现三个大的背景，一个是城市变了，一个是消费的人群变了，第三个是消费的方式和我们的消费组织模式变了。 第一个我们说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下半场，房地产现在开会没人去了，现在听轻资产比听重资产的人多。房地产有四个变化，一个是量变到质变；二是从销售红利逐渐走向服务红利；三是大都市圈的变化取代了人口向单一城市聚集的趋势；最后一个是存量。 我所在的行业里面有七次大的国家级调控，但是这一次调控才是真正房地产市场向着新的房地产再造过程的调控，而且这也是在整个国际金融形势，中国面对的整个经济裂变的过程中一次必然的国家性的手段。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向存量而不再是增量要价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服务红利，“存量”这一些词都会变成下半场的关键词。 中国房地产150万亿的存量市场，将会再造出难以想象巨大的新经济模式和新消费模式。刚才我们三个中年创业的人，无论是亚萍、郎永淳还是我，其实我们选了三个行业空间市场巨大、变革空间巨大、原来的消费能力巨大的行业。 无论是金属消费、体育消费还是我们的空间消费。 中国的房地产150万亿的存量房产将面对巨大的内容再造的过程，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内容”会迅速取代“功能”。我刚才跟亚萍谈了一个精神的问题，其实我们最近在谈真正的消费升级，我们说商业消费的升级已经开始从功能型消费向精神型消费转变，所以精神型商业将会逐渐取代功能型的商业，在这过程里面，内容的再造，将会变的非常重要，场景创造将会为差异化的内容空间带来新的发展。 我最近在欧洲走访，看到了从联合办公到联合剧场、联合会议、联合医疗、联合教育种种对空间再造的新模式，这里面为不动产插上翅膀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社群的产生和社群思维的产生。我个人认为社群思维其实才是互联网思维之后，真正的取代互联网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维模式。 再看看人的变化，社会消费主体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消费主体从60后、70后，变成了85后和90后，乃至00后进入我们的消费市场。这一批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总结他们是有屏幕的一代，他们是对互联网像水、像电一样熟悉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对于资源的再利用，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再组织和传统的这一批消费人群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新生代的消费者将会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 当然老龄化社会，就是上一批的消费主体60后、50后或者是70后这一批人将会依托支撑起一个强大的银发经济消费的时代。二孩政策使母婴消费的增加，包括农村消费在不断的增长，这都是消费主体的变化。 我们看看消费方式的改变，在新的消费人群进入市场之后，消费方式发生了如下的八种改变。一个是个性化，第二个定制化，第三个多种业态融合性的消费方式，我们昨天跟柳传志在谈IP杂交式的新融合性消费的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模式。大家注意到最近阿里巴巴，特别是马云在若干次谈话里面提到，阿里巴巴不会更多谈电商，而会逐渐向线下转移，未来的消费线下和线上的结合会给不动产带来机会。★社群思维，是后互联网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方式★ 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单点式消费向网状的消费都会引出社群，这是第三个重要的话题，社群。 其实我们无论从联合办公、联合居住还是我最近在英国看了一个很好玩的项目，类似于798的园区改成了90多个剧场，我去走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没有一个剧场是他们真正用来卖票演戏，他们汇聚了一大批喜欢表演的人，每一个剧场其实都是可以为你自己去定制一场演出，你可以在这剧场表演自己喜欢的歌剧，给自己孩子组织音乐会，你可以给自己的妈妈演一场他爱听的戏剧等等，所有的空间里全部是爱戏剧的人，他们是主角，他们是共享者，所以这样一个空间其实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于是他们组织了最大线上社群，就是所有爱表演的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剧表演的IP场地。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型商业在逐渐取代功能型商业的时代。我们说精神为王的时代到来，人的精神追求成为了主流，我认为社群思维是后互联网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方式，甚至于没有之一。 社群里面共同价值观组成了具有精神内核的品牌，我想这在创业，特别是生活方式的创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首先你能不能打造一个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核的品牌，第二个能不能让这品牌逐渐成为具有穿透力和凝聚力的商业IP，在商业IP之后，你能不能为你的客户不断强化它的商业精神标签，从而产生强大的复制力和传播力。这是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空间产品的时候，寻找人群非常重要的方向。 所以在社群经济的层面上，我们特别注重精神互助和家人的氛围。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美国，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Wework、联合办公，实际上都是在组建社群，通过社群把这一群人更有效的联合在一起，社群再造才是给空间赋予经济价值重要的来源。 连接和交互这里面需要空间，也需要精神性的连接体，更需要空间场景的再造，所以说当网络是一个节点的时候，孤立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能够把各种节点通过空间和内容联系在一起时，这力量是巨大的。我们过去传播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单点，比如通过买中央电视台时段的宣传，通过大的广告获得更大的客户群。但是今天我们组建发现IP群，它的传播力远远超过买一时段的广告，所以今天能不能创造IP，找到IP跟组建IP群是我们今天做空间产业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抓手。 过去一年，我们从联合办公逐渐走向联合社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三点，一个是创造力，第二个是存在感，第三个是能不能带来幸福感。这三个点里面又分了六个比较大的主题，新鲜感、成长感、安全感、重要感和连接感、共享感，当IP打造精神组合体之后企业将和用户形成护城河式的深度联合关系，我们在这六点上都能找到空间运营上面的具体的案例。 比如说新鲜感跟成长感，在空间社群里面有点像我们把学校的社会组织关系，延伸到城市的生产关系跟城市的生活关系，我们联合办公里面经常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组织方式下的人，能够通过一个空间的重新的组合，让他们产生新的社群关系跟人之间的连接关系。 安全感和重要感可以在空间里面相互背书，互相被依靠、互相被需要。我们在过去这一年里头做了很多试验，比如说优客工厂入驻一千家企业里面，我们寻找到了11个用户量超过2千万的企业，11个企业为其他的企业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价值，比如说他们的流量，被其他企业使用，给其他企业带来新的福利，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推广和背书，所以我们看到连接感和贡献感在新的社群里面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二房东可以盈利，做一个项目开业三个月就盈利了★ 在用户群之上，会产生和倒逼出来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C2B的模式，我们最近做一些尝试，当企业拥有了社群之后，跨界衍生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即使跨界也不需要亲历亲为的倒逼供应链，这一些东西其实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反向的采购，这是我们社群组织里面最近在采用的模式。 用户的核心关注点是什么？我们说原来的空间，我们在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叫客户，其实今天都是空间的用户，当客户变成用户的时候，他们关注点什么。我们看到最近一些在空间利用上，一些较未成熟的案例U+国际社，我们跟他们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们用户最核心的价值和优势是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标签化。 当谈到桌子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跟谁坐在一块；我们谈联合居住社群床不是重点，重点是跟谁睡在一起。我们最近在旧金山、伦敦、特拉维夫、日本寻找了四个对标项目，东四“共享际”的公寓只变成了睡觉的地方，而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客厅，都是你会客的地方、学习的地方，都是你交友的地方和工作地方。所以当一栋房子里面所有的功能被共享的时候，其实居住的方式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 当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一个空间的综合性产品“共享际”，我们在北京东四胡同里面改造了酱油厂，这北京是属一属二的网红的目的地，这里面所有的商户全部是自带流量的IP，我们有六个商户五个都是用户量超过一千万以上的IP，他们在IP跟IP杂交在一个空间的时候，读书的社群变成了美食孵化器的客户群，美食客户群变成了读书社群的客户，所以每天在这空间里面，你可以看到无穷的活动组织再造。 我们以前做商业地产最头疼找不到客户，现在改造完了以后人满为患，在楼上我们居住的空间里面，其实我们营造了一级的居住空间跟二级居住空间，所有的房子其实只是用来睡觉，所有的公共活动社交活动全部都在空间里被共享，所以这样第一解决的是效率问题，第二汇聚的是社群。北京、上海未来会做一系列以社群和IP为主体的空间内容再造体。 这项目我们做了三个月就盈利了，这也是让我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其实二房东可以盈利，我们在过去一年老在争论，二房东是不是可以盈利，我们做了一个项目三个月就盈利，这项目一个月11900多个人次到访跟消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所以我们说传统大的购物中心，我就在跟他们谈，不是没有人来消费是客户群变化了。其实未来你能找到新的聚集体的时候，空间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是不是能够在空间里头赋予新的场景设计，是不是能够在空间创造新的内容价值，是不是能让空间塑造具有人格化的品牌产品，这三点是未来在生活方式里创业，无论是空间创业、体育创业还是别的创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你能不能创造人格化的产品。 我们说去年我谈到这几个主题是谈联合办公，今天我们谈联合社区的时候，我再重复这两句话，一个我们说探索今天新商业社交的新路径，记住这四点就好，我们说体验、连接、社群跟大数据。 这是定义联合办公和联合社区的四角坐标，同时我们说为什么空间能够塑造超级的商业IP有五个大的方面，大家可以去尝试。 一个是你是不是能够塑造一个具有独特内容能力的空间。联合办公是一个具有最内容的空间，我们当每入驻一家企业我们就多了一个内容，如果邓亚萍入驻就是多了一个体育内容，所以联合的内容会塑造出无穷的商业价值。 这是联合空间里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一批各个领域自己创造力IP在我们空间里的时候，其实它的自带的话语释能非常大，高效的流量变现，我们其实在联合办公APP平台上现在有很多人卖东西，其实我们的上面物理用户就是2万多人，但是背后我谈到一千家公司，这一千家公司超过一千万用户有十一个，所以背后的流量被利用，就是能不能作为一个流量的入口，让各种各样的销售、商业的交换以及撮合交易在平台上进行搭载。 持续化的人格演义，这是我刚才谈到人格化的场景在空间里提到的。当然联合办公也好、联合居住社区也好，未来的数据沉淀会产生非常大的价值。我谈一个我们同行Wework，实际上它是美国的情报部门的企业信息征信平台，以及个人的信息背书征信平台，所以这里面我谈到的说未来这一些平台沉淀出来大量的大数据，实际上会产生出很多新的衍生品。 你的产品的生活方式的是不是能够让用户产生体验，四角坐标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为王”。而体验是不是能够被感知，体验能不能超预期，这一些可能讲起来很抽象，大家可能去真正用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无穷的魅力。 我们今天在座还有好几个做联合办公空间的从业人员，实际上我们做这行业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在被教育，体验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之后很难回到独立的办公空间里去了，问题是你的产品能不能被感知，能不能超预期。 另外，社群的运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任何一个空间产品，运营社群是极度重要的。社群的运营上，有非常重要的四点：人格化品牌、孵化小众社群、制造流行文化、定义生活方式。 其实城市空间的属性和城市空间产品再造，必须要照应城市跟人的变化的需求，最终落脚到精神跟情感。这是我们觉得在未来的城市150万亿存量资产上，不断的制造出共享的新产品非常重要的精神指标，就是说能不能落脚到精神和社会需求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从联合办公出发到做联合社区、联合居住空间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坚定的口号，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为了能够让平行世界的人能够相互遇见，这是互联网时代大量谈人的力量，大量谈链接和交互的时候，物理空间迎来的非常重要的改良和变革的机会。文章选自新华网思客，2016年12月10日
2017年1月9日 -
龙永图：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趋势
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达18.3%。截止到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6年上半年则涌现出几桩重磅交易——包括海航集团旗下天津天海60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美的集团拟40多亿欧元控股德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库卡，以及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获得批准。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了近10倍，赴海外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和投资目的地愈发多元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全球化”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提升国际影响或开始在全球范围运作的过程 ，也是因为世界观、产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所带来国际性整合的过程。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新式交通工具的发明，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各个领域国际协定的签署……使全球化从涓涓细流成为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的起源，然而，如果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记载，不难发现，中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早在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唐朝的都城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鼎盛时期城中150万人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口；唐宋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不但联通了中国与60多个国家的直接商贸往来，还在沿线多个国家及欧洲各地掀起了“中国热“。在明清封建时代末期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新中国成立了，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再次回到全球化的舞台。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1979年11月，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家合资经营公司。 全球化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外资“走进来”，通过“三来一补”发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更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全球化下的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引人瞩目：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人均GDP增长近7倍。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化进程有所减慢。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贸易总量较上一年仅增加2.8%，是四十年来首次低于全球GDP增速。G20国家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2010年末的381项增加到2015年末的1441项。2016年6月英国去留欧洲公投中，支持脱离的投票者以过半数的优势胜出；同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民主党候选人更是反对被认为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笔者认为，这些看似令人担忧的事件主要是伴随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并不代表全球化的长期趋势。全球化有三个重要的组成要素，第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全球化的动力；第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和贸易，这是全球化得以实现的载体；第三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这是全球化的实质和目的。三大要素的基础并没有动摇，因此全球化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 企业是经济全球化最有活力的主体，中国企业目前正处在西方跨国企业曾经走过的全球化历程中。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时不时能听到批评的声音，例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利润率偏低等。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见证者和孜孜不倦的倡导者，我认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初期，虽有种种不足，但大势不可阻挡，并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还会快速增长，预计到“十三五”期末，我国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还会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2500亿~3000亿美元，“十三五”期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1万亿美元。过去十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从2005年的122.6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214.2亿美元，扩大了近10倍。2016年1~9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342.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3.7%。 支撑这一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当前商业环境要求中国企业具备全球视野，“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其次，国家相关部门持续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实行备案为主的管理模式，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平台，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加强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国别环境指导；再者，“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了新的载体，配合企业产能转移的需求，在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跨越经济发展鸿沟的同时，实现了生产要素成本的降低。 第二，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将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在提升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方面下了很大功夫。2001～2016年十五年间，在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中，高技术产品的占比从17.5%提高到约30%，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则由44.6%提高到近60%。 2016年5月，美的向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Kuka） 发出收购要约，计划通过库卡在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制造升级。类似的，2013年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池生产商A123，获得了锂电池生产的核心技术，推动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这些例子说明，中国企业正在通过全球化发展获取高端制造业的专利和核心技术，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第三，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将愈发多元化，稳步地向成为“全球企业”迈进。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走出去”探索中，中国企业通常追随市场、资金和资源，前往一些较“热门”的投资目的地，当前它们当中的先行者已经完成了对成熟目的地的布局，正进入相对陌生的前沿市场，呈现出全球布局越发多元化的景象。 例如，华为在1997年走出国门，目前已在160多个国家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并在世界各地构建了16个研究所，28个创新中心，45个产品服务中心；雇佣的15万名员工中有4万多人为外籍，超过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全球企业“。又如，海航集团旗下已囊括分布在5个大洲14个国家的30多家境外企业，截至2015年集团15％的资产、24％的收入来自其海外公司。未来，中国还将有更多的这类全球性公司的诞生。 第四，中国企业将通过全球化发展向价值链上游迈进，整合技术与品牌优势，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曾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由技术、制造、品牌等环节组成的微笑曲线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其中曲线两端的“专利、技术”及“品牌、服务”环节往往包含了较高的附加值，而位于曲线中段的“组装、制造”环节则附加值较低。在上一次全球产业分工转移中，我国很多企业正是凭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成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制造环节的传统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而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许多中国企业选择通过“走出去”实现“引进来”，提升技术与品牌，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以获取更高附加值。 2012年三一重工对德国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的收购，将核心技术和品牌收入囊中，一举改变全球行业竞争格局。2008～2013年，深圳迈瑞公司完成了对美国Datascope公司监护业务、ZONARE集团的并购，获得了监护仪、医学影像领域两大著名品牌与相关知识产权，加快了在高端市场产品的研发，服务于国内和国际市场。 第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本土化经营水平将持续改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将做得越来越好。早期“走出去”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忽视了投资目的地的文化差异、经营环境等本地化因素，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例如上汽集团2004年入主韩国双龙汽车后，始终无法消除与工会隔阂，终因劳资矛盾激化而宣告失败。这些教训对后来者很有价值，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或绿地投资中提高了对本土化经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 联想集团、万达集团、福耀集团在并购海外企业后，均采取了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策略。其中福耀集团在2014年收购美国芒山工厂之后，基于尊重美国制造业工会文化考虑，保留了工厂工会，尽管并购协议允许关闭工会。2015年，福耀投资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地区后，向当地大学捐赠700万美元支持研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地政府要将一条公路命名为“福耀大道”。东莞的华坚集团在进入埃塞俄比亚伊始便以东道国的本土企业定位，2012年建厂之初就确定了依靠本地人才发展的计划——工厂开工之前派出200多名埃塞大学生前往东莞工厂培训，如今工厂规模已扩大到5000多名雇员，但只有140多人是中国籍雇员。这样做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带动当地制造业的提高，受到东道国政府和当地人的肯定与欢迎。 总体而言，笔者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持乐观态度，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将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然而全球化的大势不会逆转。对于众多期待跨出国门的企业来说，了解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经验十分重要。希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研究分析大量中国企业国际化案例的基础上编撰的这本《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能对“走出去”和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2016年10月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
201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