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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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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对东南亚国家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期间也会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 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 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之间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 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止的。历史上，中国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国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西方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西方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美国也并不是没有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 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 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因此加剧。 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 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国防水平。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也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 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徐滇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经济学理论和近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税收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进行税制改革时，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制定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在改革过程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试错法，如果摸到了石头就往前走，如果摸不到就退回来，换个地方再试。税制改革方案出台容易，退回来难，如果进进退退，成本会很高。政府不仅要有过河的意愿，把握前进的方向，还要知道过河的途径，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改革的成功。税收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税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给出定量的分析。税制改革的目标、基本思路及可行方案 （一）税制改革的目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成现代税收制度。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即由现在主要在生产经营环节征税转向后端，在收入、消费、财富三个环节增加税收分布，以此促进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人所得税改革是直接税改革的重要内容。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目前我国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偏弱。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采取统一的扣除标准。即无论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都适用统一的扣除标准，不利于利用税收手段调节私人部门的流量资产，进而调节不同收入组别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为6.9%，较低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影响政府利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 （二）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西方国家税收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税率相对较高、税基偏窄、减免较多。此外，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机制有待充分发挥，在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世界税制改革的经验》就曾指出，个人所得税应当成为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并具有广泛的税基。 从我国的情况看，有必要在进行税制改革时，在增加职工工资的前提下，把一部分税负从生产者（企业）转移给消费者，并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比重。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分配效率，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对于拿平均工资的职工来说，如果增加的工资与多缴的税刚好相等，其收入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职工工资尽管有多有少，但从总体上看服从正态分布，只要合理地调节累进税制，就可以做到更加合理、公平地分配税负，收入高的多缴税，收入少的少缴税，收入最少的不仅不缴税，还可以得到各种补贴，从而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同样，在征收房产税之后，富有的人住大房子多缴税，一般居民少缴税，没有住房的低收入群体不缴税，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由于增加了住房持有成本，有助于降低住房空置率，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此外，在不改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情况下，通过普遍增加职工工资可使符合个人所得税缴纳条件的人数增加，扩大了税基，而且职工工资增加后会对职工的心理产生积极效应，有利于职工更好地安排消费和储蓄计划，提高社会积累率，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有助于发展生产。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如果给职工增加工资，就可能会降低企业利润，甚至导致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如果既要鼓励企业增产，又要提高职工工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既不增加企业税负，又不增加职工负担，却增加国家税收，看起来也不现实。可是如果从动态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却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科学调整税制结构，增加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不仅有助于通过增加工资调动普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生产发展，还有利于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三）税制改革的方案 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税制改革方案：给所有职工增加一定量的工资，增加的工资由企业发放。为使企业的收支状况不受影响，要为企业减少等量的税负。增加个人所得税征收额度，并且通过设定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使得拿平均工资职工的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具体来说，就是减少企业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要求企业将减税的部分作为工资发给职工，然后按照递进税制的原则，由职工缴纳个人所得税。 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笔钱转了一个圈。比如职工多得了1000元工资，又多交了1000元的税。企业少缴了1000元的税，又给职工多发了1000元工资，企业的负担也没变。国家从企业这里少收了1000元的税，却从职工手上拿了回来，也没有变。这岂不是在玩数字游戏？但仔细推敲，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各个经济部门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忽视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认为税制改革只不过是把一部分税负简单地从企业转移给了职工，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做出如下假设：在改革过程中税负的改变是孤立的，没有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假设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需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研究税制改革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不同收入居民组的影响，从而制定出可行的税制改革方案，实现改革的目标。税制改革的定量分析 （一） 模型的提出 税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提出一个改革思路，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改革方案可行，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在税制改革建议中要回答如下问题：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多少税负才合适？在税负转移过程中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各工业部门影响如何？对不同收入居民组的影响怎样？为了模拟税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需要借助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来测算。 CGE模型由许多非线性方程组成，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用来描述供给方面的生产者行为、需求方面的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一般均衡状态意味着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国际贸易、政府财政收支和居民收支都达到均衡。整个国民经济被划分为若干个部门，例如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在工业中还可以细分为重工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划分工业部门取决于研究的需要，分得越细，建模和收集数据的工作量就越大。 采用CGE模型讨论税制改革有如下优点： 第一，保持经济学理论上的一致性。自从Arrow和Debreu奠定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之后，经过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几十年的努力，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把众多的生产方程和需求方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从而比较清楚地描述各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分析外部冲击或者政府政策变化时，价格和数量都是内生的，因此通过瓦尔拉斯规则可以寻求经济系统整体的一致性。 第二，CGE模型可以用来描述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CGE模型建立在社会统计矩阵（SAM）的基础上，从而将各种投入产出关系与许多宏观经济变量有机组合在一起。CGE模型中描述了各个市场（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的联系以及许多部门（如企业、居民、政府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CGE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各种政策对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和各个居民组收入的影响。这些影响将通过非常复杂的网络在经济系统内部传递。如果只注意与某项政策直接相关的部门，就往往会忽略政策对于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必须把整个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整体，全面、定量研究某种政策实施的影响。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建立一个中国税制改革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框架。这个模型博采众长，包括13000个方程和15000多个经济变量，是一个多部门、多时期的动态模型。 首先，模型包括七个生产部门，农业、乡镇企业、农村其他部门、国有和集体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城市其他生产部门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假定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中投入各种生产要素和其他产品，产出单一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遵照最低成本原则，采用多层次的常替代弹性系数生产方程。在第一个层次上，企业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按照常系数规模方程进行生产。在第二个层次上，采用列昂惕夫分工方式，中间投入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22组，消费者被划分为两组居民。假定资本可以在部门间流动，劳动力在城乡间不能自由流动，在城镇间可以流动。 其次，模型中企业的投入由国内市场以及进口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按照Stone—Geary方程争取最大效益。居民的储蓄被处理成对未来消费品的需求。国内市场的中间产出、消费和其他最终需求组成总需求，其组成方式与国际市场保持一致。 最后，国民收入在四个部分之间分配：企业、居民、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政府税收来源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和各种非直接税。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被处理为负税率。在模型中非直接税主要包括两大类：增值税和消费税。在本模型中所有的税率被处理为外生给定的参数。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完全可以根据政府财政目标的要求将各种税率处理为内生变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模型计算出满足政府财政、福利政策要求的各项税率。在模型中还包括各种非税性政府收费，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可以逐步把这些费用改造为税收。模型所给出的一般均衡通常是一组价格和数量，可使所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实现供给等于需求。每个部门的理论利润都等于零。总投资等于国内储蓄和外资流入之和。 不可否认，模型所描述的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均衡是绝对的、长期的。但是，任何不均衡都需要用均衡态来描述。CGE模型提供了一个度量经济系统偏离均衡态的参照体系，这对于定量分析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在讨论税制改革方案时，需要注意不同方案对国内真实总产出(Real Output)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说到底，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生产。只有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才有可能在持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我们需要检验各种税制改革方案对国内名义生产总值、国内真实总产出、社会总投资、居民储蓄、政府总税收收入、部门产出和不同收入居民组之间的基尼系数的影响。由于调整个人所得税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因此政策调整对国内名义生产总值的影响要大于对国内实际生产总值的影响。要特别关注税制改革能否促进生产发展。为此，我们利用中国税改可计算一般均衡框架，定量模拟减少各部门企业所得税、削减企业增值税、增加等额个人所得税等不同情景对国民经济产出、投资、财政收入等宏观基本面指标的具体影响。 （三）模型的结果 模型结果显示，在将一部分企业所得税和非直接税转移为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增加企业负担、不降低职工生活标准的情况下，可以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加社会投资和政府财税收入。这一调整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改变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改变价格体系。转移的幅度越大，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就越大。所以，需要按照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国家工业发展政策来慎重控制调整的幅度和速度，以保持经济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税制改革要实事求是 需要强调的是，税制改革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简单地照抄外国经验。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收入水平、文化特点、信用体制、金融结构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区别，许多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制度未必适合中国。因此，在研究改革方案时，需要好好推敲一下隐含在背后的假设，看看是否存在实行的基础，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特点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制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关注以下方面：贫富差距状况、信用体系的健全性及有效性、民众是否具有自觉纳税的意识、政企改革情况等等。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次税制改革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作者简介徐滇庆，1990年获美国匹斯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4年任教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经济系，1995年至今任教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客座教授，沈阳市政府经济顾问，加中金融学会顾问，中国留美金融家协会顾问。曾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顾问。1994—1995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学术委员。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发表著作《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房价与物业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税制改革》及《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等30余本。在北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百篇。文章选自《债券》2016年第10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新华社】联合国为何力推它?看看这些你就懂了!
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曾经跨越大陆和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繁荣发展、文明交融的篇章。 三年多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犹如海陆双翼，助力中国发展，带动沿线国家共同繁荣。 回眸2016年，“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硕果累累。展望2017年，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将成为各国共商大计、推动更高水平合作的重要契机。 标志性项目打造之年 新疆喀什，古丝绸之路重镇，如今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正开启一段更为恢弘的丝路征程。2016年金秋，一支由50辆卡车组成的贸易车队从喀什出发后，一路行驶3000余公里，直抵印度洋畔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来自中国的货物从这里装上远洋货轮，扬帆出海。2016年11月13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瓜达尔自由区公司基础设施部经理徐尧查看港口。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今天标志着新时代的黎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瓜达尔港见证开航仪式时的赞叹，寄托着巴基斯坦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他们希望这座打通中巴两国物流从腹地走向大洋的港口，成长为像深圳、迪拜一样繁华的口岸。 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正在显现、扩大。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一身西装革履的大堂经理穆斯塔法说，他就是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走出了家乡吉尔吉特，来到首都开创事业，“现在，我打算回到吉尔吉特，建设我的家乡”。 要致富，先修路。深谙这个道理的不止是巴基斯坦人。2016年2月，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安格连－帕普隧道顺利贯通。这条“中亚第一铁路隧道”，不仅是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张名片，更将乌两部分国土连接在一起，改变了乌境内运输需绕道他国的窘境……乌民众高兴地欢呼：“我们终于实现期待已久的梦想。”2016年2月27日，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出口拍摄的全隧贯通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大项目、大格局、大手笔……三年多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幅欧亚大陆友好合作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润物细无声。这不仅唤醒了世界对古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记忆和共鸣，更把中国发展与沿线地区发展联系起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运营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三国合作建设的匈塞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 “如果说2013年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年，2014年是规划之年，2015年是顶层设计之年，那么2016年就是 一带一路 标志性项目打造之年，是共识形成之年，”中央党校教授赵磊说，“这从欧洲国家对 一带一路 认知度的提高可以感受到。”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价说，欧洲人开始接受并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最大原因是通往西方的火车开始行驶了”。而“通往西方的火车”就是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的中欧班列。2016年6月29日，在南京北站，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欧班列（南京—莫斯科）首班列车旁。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截至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2016年6月起，中欧班列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深蓝色的集装箱格外醒目，品牌标志以红、黑为主色调，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最好代言与象征。 愈加清晰的互联互通版图 2016年12月25日，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一支筑路队伍整装待发。老挝总理通伦亲自挥铲破土，鸣锣九响，标志着中国老挝铁路全线开工。根据规划，中老铁路将于2021年全线贯通，届时从中国边境到万象只需4个小时，多山缺路的老挝将实现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梦想。2016年12月12日，在老挝琅勃拉邦，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公司修建的桥上走过。新华社发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2016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深入推进，一幅愈加清晰的互联互通版图，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决心与行动。 2016年8月10日，在雅典股票交易所，一阵清脆的铃声标志着中国企业与希腊方面完成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的交割，中远海运正式成为比港港务局的最大股东。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说，比港不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是一座宏伟的桥梁，将中希两国人民紧紧相连。 从蓝图到行动，从倡议到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支翅膀同样舞动有力，进展速度、收获成效让世界赞叹。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认为，“一带一路”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经济计划，它还是全球关系与治理的一个典范，中国正引导全人类建设一个统一、和谐与繁荣的世界。2016年10月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名当地人试乘亚吉铁路通车当日的第一列旅客列车。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在非洲，由中国公司承建的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堪称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合作的里程碑。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迎来百家企业入园，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柬合作样板。 在缅甸，有中国企业参与的跨国企业集团联合体中标缅甸皎漂特区工业园和深水港项目。该项目将带动缅甸基础设施、就业和民生的改善。 在印尼，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著名山城万隆的雅万铁路正式开工。 在斯里兰卡，中国在斯最大的投资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得以重启，还迎来了全面升级，着眼于打造“南亚乃至全球金融和航运中心”。 ……2016年7月28日，一列从哈萨克斯坦驶来的列车在新疆阿拉山口准备入境。新华社记者 赵戈 摄 从亚洲到欧洲，从陆地到海洋……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焕光彩的时刻，也是“一带一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海上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推动地区间的互联互通，让整个世界受益其中，”柬埔寨商务部国务秘书春达拉说。 中国与世界的诚挚之约 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带着古代丝绸之路的记忆，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中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双翼舞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行足迹，更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诚挚之约。 过去一年，“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的新气象令人瞩目，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物理反应”升级为“化学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更宽、更广、更深。 “如果说，前些年 一带一路 项目更多地集中在能源、工程基建等领域，2016年很多企业在沿线国开展教育、文化、医疗、通讯合作，实现了 硬联通 和 软联通 的互动与结合，”赵磊说。2016年12月2日，在斯里兰卡南部的卡卢特勒地区综合医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队医生为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记者 黄海敏 摄 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中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描绘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愿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认为，“绿色丝绸之路”是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健康丝绸之路”是要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诸如传染病疫情的信息交流，“智力丝绸之路”关注人才培养和互动，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和平丝绸之路”旨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展望2017年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与世界书写更多精彩。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演讲时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举办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希望以这一论坛为平台，同伙伴国家坦诚交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共商 一带一路 建设大计”。2016年11月29日拍摄的位于连云港的中哈国际物流基地。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在专注“一带一路”研究的学者看来，2017年的国际高峰论坛，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 一带一路 在摸索中前行，高峰论坛要做总结，也要传递信息，中国人要负责任地深抓下去，要将红利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赵磊说。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将同样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这正说明，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沿线国家的事，更是世界的事。” 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一带一路”双翼舞动，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发展、经济繁荣，更有理念融合、民心相通。这是中国之于世界发展的方案与主张，也是中国之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贡献。 文章选自新华社，2017年1月3日
2017年1月5日 -
金灿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6年，世界仍不安宁，国际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生动剧集。美国大选乱象丛生，英国脱欧令世界震惊，欧洲难民危机激化诸多矛盾，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叙利亚内战、土耳其政变、巴西乱局等局部动荡此起彼伏…… 导致世界仍不太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有两个，即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经济体。发达国家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美国经济正努力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新兴国家经济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差距也很大。中国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印度经济态势较好，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总体来说，世界经济正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康复阶段。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正处在下行周期中，这个下行周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二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比如，因为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俄美关系非常糟糕。大国关系不佳，直接影响了国际合作。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三是“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上升。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世界秩序。2016年世界各地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又一个重要国际话题。世界各国面临多个需要携手解决的问题，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不断，协调能力变弱。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自身问题重重，显得有心无力。在这种局面下，世界期待中国有所作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一方面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积极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更多力量。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世界瞩目。从国际趋势而言，过去500年的历史基调是西方主导的。但如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多层面改变着世界格局。全球的政治、经济重心将逐步向亚洲、向太平洋地区偏移。中国快速发展正在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的西方模式，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 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外交领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同。美国开始使用军事威慑、舆论批评、政治问题法律化等手段，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面对乱象纷呈的国际形势，我们加强引导塑造，拓展深化布局，与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稳定，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主场外交，注重提升在各个领域的话语权。2016年9月份，中国成功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会议取得不少实质性成果，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正在以更为成熟、稳健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3日第7版，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担负着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年，继第一届聚焦“企业走出去”、第二届专注“全球化布局”，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国海外投资驱动力：加强合作，多元并存”为主题，聚焦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驱动力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除了在政策、文化、战略等方面进行深度研讨之外，更注重对参会企业实际业务的帮助与促进。本届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是一场思想盛宴，还是助力大家更好地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有力平台，获得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端品牌。 论坛举办以来，得到了论坛的举办得到了政界领导、商界领袖、全球化公司精英、跨国企业高管、商务战略专家以及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在此，向诸位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本次盛会嘉宾云集，包括政府政要、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等重量级人物汇聚一堂，发言嘉宾近百位，跨国公司代表400余位，分别来自制造、投资、金融服务、教育、能源、高科技、汽车、传媒等行业。设置三场全体大会，十场平行论坛，议题囊括战略性、高端性，全球市场战略，“一带一路”如何实施，海外运营成功案例分析等。会议期间，我们发布系列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深度研究报告和蓝皮书，还向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典范致敬颁奖。 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流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举办的本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实现大跨度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虽然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与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也说明未来30年中国有很多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相较于过去，在投资领域方面也日趋多元化，过去能源资源类的交易，现在也向高新技术服务业多领域的发展。目前对于欧美的投资越来越活跃，包括私募股权也越来越积极。但对于社会责任这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弱项，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为当地的制造业、当地的社会发展考虑，这样对于企业更和谐的“走出去”、更顺畅的“走出去”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全球化的重要核心力量，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要深入考虑怎么样更好的“走出去”，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走出去”质量。 中国的制造业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并将全球连在了一起。中国企业拥有在世界上投资建厂的能力，也具备全球化的软实力，这在各个国家都非常受欢迎。中国企业可以借软实力的优势锻炼队伍，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人才回来后能够提升国内的技术能力跟管理水平。未来中国如果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形成制造业的优势，中国的投资受到他们欢迎的话，会对中国未来引领全球化的局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特朗普发表了一次大型集会演讲，坚定了他的反全球化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会不会退出WTO，不太好预测。他可能想回到双边的机制，因为国会的限制彻底否定多边机制不太容易。但是大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全球化到了今天的层面已经深入人心了。特朗普实际上也并不是反全球化，他只是觉得美国不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实际上全球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市场化，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也是市场化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所以，目前反全球化还处于全球化过程当中，全球化汇集了世界各国人民，如果中美两国抓住了这个新的机遇，就会造福于中美人民，也会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世界全球化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逆全球化”此起彼伏的背景之下，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更坚定地“走出去”，更坚定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大方向，也是实现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在对外投资当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提出创新的解决办法，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为中国跟全球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继续聚焦中国企业“走出去”，继续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继续倾心打造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国际会议的品牌！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5日 -
【南风窗】海外人才“筑巢”中国，来这里就对了
广州流行“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商界大咖，还是学界大拿，抑或只是无名小卒，当你在花城广场踱步，在白云山上蹓跶，在大学城、科学城徜徉，都很容易产生广州是“我的城市”的感觉。多年来，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累计约有55%的留学生学成回国，2015年全年回国超过40万人。而随着国内“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普及，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人才“筑巢”中国，正形成一股堪比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热潮。2016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海交会”，由走过19个年头的“留交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升级而来，求才对象扩及外籍、港澳台等境外人才，旨在以国家级海外人才交流大会的形式，提供项目服务和对接，留住“创新驱动发展”的英才。广州享地主之谊，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海归”到“外脑”，看上中国什么？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19%，而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口2015年已占世界2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预计，10年内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将突破1000万，是现在的2.5倍。走在美国和加拿大校园，你会发现30%以上的外国留学生都是中国人，甚至在个别专业的课堂上，由于中国学生比例太高，都可以用中文进行小组讨论。而且，出国留学生的平均年龄在不断降低，留美中国本科生的人数已连续两年超过研究生人数。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比例已升至62%。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弥足珍贵的智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自2004年王晓东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位从大陆高校毕业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来，已有24位有着类似背景的华人荣膺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回国出任要职的则有：前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现任上海交大校长张杰和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2/3，GDP增速是美国两三倍，科研支出在追赶美国（美国占全球27%，中国占20%），研发能力在大部分领域已赶上美国，科学和工程教育方面则已超越美国（中国学士数量占全球49%，美国只占33%）。尽管在空气质量、法治环境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但国内一线城市的总体吸引力接近欧美大都市，对非西方出生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教育部2016年3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新一批的出国留学人口中，有八成选择回国工作。据分析，留学人员回国比例持续增加，主要是因为国内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另外，也缘于不少国家在国际留学生基数增大后，收紧了工作签证制度。就市场潜力而言，中国当前无出其右。一个指标是，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籍企业高管，年薪已经普遍高于欧美同行。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牛津大学社科领域华人终身教授傅晓岚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周期性的萧条阶段，欧洲情况尤为严重，即使美国也需努力复苏。这样的局势下，2015年中国全年GDP增速还能达到6.9%，足见中国市场的实力与空间。”中国“千人计划”专家、达闼科技CEO黄晓庆曾在美国工作20多年，2015年选择回国自主创业。他表示：“中国如今的创业环境是超过美国的。一方面，中国在创新领域的资本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人才质量与基础设施也极具实力，整体算下来，国内绝不比国外差，甚至更好。”在新的经济版图面前，由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国侨办等部门主办的“2016海交会”（全称“2016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8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在吸引传统的“海归”之外，也把吸引并非中国大陆出生的“外脑”作为一个增量目标。“海交会”之所以打破国籍地域边界，不唯学历地招揽这些人才，是看到了中国作为全球创业创新的高地，越来越具有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特征。而让“海归”与经常回各自母国的“外脑”一起工作，能长久地激发头脑风暴，催生更多全球化的中国产品。商业有畛域，创新无国界。一般说来，创新发展需要四大类外籍人才，即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创业团队外籍成员。而由于在华“国际学生”比例非常低，中国对外籍人才的需求也格外迫切，需要降低永居绿卡的门槛，才能吸引更多“外脑”长住。而“海交会”这样提供多方位服务的平台，能帮助化解“人生地不熟”的“开头难”；年复一年举办，更加具有“地标”性的指引作用。据报道，本届“海交会”两天里，51场论坛、座谈、推介年会等活动，吸引了173个政府代表团、193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团，包括3300多名海外人才，共计4.9万多人次参会，现场促成1306个“有意向”签约项目，还实现了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三地分会场互联；通过“互联网+”打造“永不落幕的海交会”，则让海外人才“筑巢”中国的梦想随时能变成现实。把路过广州的变成留在广州海外人才历来是中国变革的重要助力，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联美抗日、改革开放，莫不如此。“入世”16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又处在十字路口。虽说“海归”中涌现出环保部长陈吉宁、“蚂蚁金服”井贤栋、“携程”梁建章、“滴滴”柳青等杰出代表，但还是有不少海外人才在驻足观望，他们在等待什么？一种说法是，我国60%以上的留学归国人员从事着基础岗位，对工资并不满意。调查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归”月薪主要集中在人民币5000至1万元，而近5成硕士“海归”月薪不足5000元。这可能与他们眷恋“家乡”的环境，未能待在全球化岗位更多的国内一线城市有关。据统计，目前“海归”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只有一半左右，而对照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规模，可以发现广州在吸引“海归”方面的潜力很大。广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贸易零售业、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方面，都有成熟的配套基础，也能提供业界可观的薪资。而且，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即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卫星城迁移，同时三四线人口面临“迁入停滞”。由于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集聚效应会更加明显，而依托“珠三角湾区”、又有着较低土地开发成本的广州，其未来竞争优势非常明显。近10年来，广州登记的留学归国人员从不到2000人猛增到超过6万人，但还是远远不够。在广州成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后，无论是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是央企、民企和地方国企，对海外人才的需求都在增加。在金融扶持方面，广州将引入市场力量对“海交会”平台落户的人才项目，提供3年150亿元规模的投融资支持。如果说，京沪的科技管理存在“重官名位，轻实际能力；重国有科研，轻民营科技”的倾向，那么广州的平民化、实用化风气，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这里政府信息透明，民间没有地域歧视。即便是那些没有博士以上学位、年薪也不到50万元的外籍华人，也可以在广州找到尊严感，活得很好。广州流行“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商界大咖，还是学界大拿，抑或只是无名小卒，当你在花城广场踱步，在白云山上蹓跶，在大学城、科学城徜徉，都很容易产生广州是“我的城市”的感觉。广州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开放度，在一线城市里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广州所依托的广东，作为主要侨乡与港澳台、东南亚声气相通，增设的“小绿卡”也领先全国。尽管广州拥有“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母校是广外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还是坦言：“要把路过广州的，也变成留在广州的人才。”他建议“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工作的限制，拓展留学人员国内参政议政渠道，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社会保障衔接”。也正是基于此，在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广州提出未来五年，要着眼建设人才高地，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优化提升人才发展平台，着力集聚领军人才，保护和激发企业家创业家精神；以大略揽英才，才能持续营造“要创业到广州，要创新来广州”的浓厚氛围，从而聚天下英才到广州创新创业。三国时期有人填了首《短歌行》，半晌自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尔后自答：“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招揽人才之道，古今一也。文章选自南风窗，2016年12月28日
2017年1月4日 -
王绍光：“美国特色”政党制，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美国的大选已经进行了三场激烈的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高龄竞选人唇枪舌战，看得美国民众纷纷表示“蓝瘦香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绍光在为《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一书做序时谈到，美国的政党可谓独树一帜，就算在西方国家圈子里，也极具特殊性，如美国政党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现如今，美国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而唯一隐于美国选举制度背后的活跃势力则是钱。“美国特色”的两党选举制民主，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一口气读完了忆宁这本书稿，感觉受益良多。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这本书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导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没有深厚的功底、广阔的人脉、精到的采访技巧，写作这样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一、美国的两党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他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怪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 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二、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书中的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三、哪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当然，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并不是新现象。早在1895年，身兼参议员的大富豪马克·汉纳就曾说过：“政治中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样我记不起来了”。时隔一百多年，这句话似乎依然适用。今天，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金钱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在这个2010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他见识过多少政府形式？假设有一位没见过世面的英国乡巴佬信心满满地断言，“炸魚薯条（fish and chips ，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他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并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6年11月2日
201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