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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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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受待见的特朗普都谈到了
摘要 新华网思客 虽然特朗普所说的很多东西政治上不正确，美国主流不接受、记者也不接受，但却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思客专访 杨柳摄 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二轮电视辩论中，特朗普与希拉里“唇枪舌战”，彼此伤害，继续权力之争的交锋。国际关系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疯狂”和希拉里的“政客套路”？“驴象之争”谁最有望成为最后的赢家？ 在10月11日的第七届香山论坛现场，思客独家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为您带来打开“美国大选”的正确方式。 思客：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了第二轮电视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相揭批，您对此次大选的结果有没有一个预测？ 郑永年：无论哪一个人当总统，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变。 因为希拉里是旧体制的代表，大家觉得她当选比较有可能性。如果希拉里当选了，她会延续旧的政策、旧的体制，不会有大的变化。 她其实也会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种方式她虽然支持，但是很难，美国要重返亚洲，她也支持。即使是希拉里上台，她也难以推行以前强硬的政策，因为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中国，还来自于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要争取平等地位，不想老是做附庸、被利用。▲无论哪一个人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变 王晓君摄 因为特朗普他不是政客，不像希拉里那样每一句话都像政客，大家对他的感觉不是很确定。如果特朗普上台，我想以后也不一定是坏事。 他是商人，商人首先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虽然特朗普所说的很多东西政治上不正确，美国主流不接受、记者也不接受，但却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从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70%到现在的50%、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移民、难民问题都是存在的，只是特朗普的表述不准确。 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党即得利益都反对他，媒体也不说他的好话，而他还是一步步上来了，这说明他还是有支持者的。▲第七届香山论坛现场 杨柳摄 所以中国完全可以超然一点，要有信心，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发展，中国的发展绝对不会因为美国换了总统而改变自己的规则。文章选自新华网思客，2016年10月11日
2016年10月17日 -
【德州日报】创新体制机制 释放人才红利——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峰会
2016年10月12日，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峰会举行。来自人才问题研究领域的8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如何强化人才工作等问题作了主旨演讲，并进行了圆桌研讨。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具有国际竞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凸显了人才工作的国际化特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全球范围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同时，还要想办法留住他们，将其作用最大化。这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以及适宜的硬软件环境。此外，还需要尝试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 谈及对我市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王辉耀表示，德州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后，尤其需要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海归人才，他们可以利用外向型企业这一平台，在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发挥极大作用。要借鉴外地人才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人才新政，多方面拓宽引进人才的渠道，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提升人才驱动力。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认为，制度聚才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当今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根本上是制度层面的竞争。必须构建与时代需求相适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为此，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意见》，旨在管理体制上减政放权，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冲破束缚人才发展的制度藩篱及思想观念障碍，加快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制度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达到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首先，做到有国际化视野，选拔人才时要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其次，要有国际化思维，思想不能封闭保守，要与世界同步；再次，人才政策要与国际接轨，努力让人才流动没有障碍。 参与圆桌研讨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教授徐洪才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转型要放眼世界，延揽国际化人才。当前，中国最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使用人才的机制，这就对当前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提出挑战。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着力破除制约人才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文章刊于《德州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7日 -
饶毅：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编者按： 他曾在中国和美国做学生、而后在美国和中国做家长、还在美国和中国做过教师，他是中美两国教育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也是冷静的观察家与思考者。 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中美两国教育各有何特点及优劣比较，应当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与批判力…… 这些众人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分享了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以下为演讲实录● ● ●如今，有些家长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不要引进西方的方法，二是有些孩子要不要送到西方去进行教育，比如到美国或英国去接受学校教育。这些问题都与中美教育的差异有关。年龄太小不宜出国读书我不主张国内家长送小学生、中学生去国外读书。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的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密切相关，与家庭分离对他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初，曾有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儿子在那里读书，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美国去，举目无亲，不能排除孤独对他的影响。他后来生了病，不是学业问题，回国探亲时自杀了。要考虑到家庭的温暖对孩子的一生很重要。家长能够不受孤独的影响不代表孩子也可以，每个人不同。除此之外，当然还要考虑教育的方式。美国和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美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好，中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差”，甚至反过来讲也不对。实际目前来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比中国普遍要好，但中国有些机构，比如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某些学科，可能也不错。至于大学里的有些学科，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可能美国好的要稍微多点，但也不是特别多，中国有些大学有些学科明显比美国大学的同样学科的教育更好。但中小学教育方面，两国差别很大，不过也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差。不分科教育的美国中小学在美国的很多小学，同一位老师教英文也教数学。其实，不同老师的特长不一样，当他跨学科教学时，会影响有些学科的教学。一般来说，美国中小学老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程，不如中国——要强调的是，这种比较建立在中美两国的同等学区、同类学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小学，理科的教育其实普遍比美国的好。我儿子前后在北大附中和芝加哥的公立中学读书。在芝加哥公立中学时，他发现，这里比北大附中差得太远了，所以他有时候不愿意上课，认为还不如自己在网上学习，或者是自己拿本书看一下。他怀疑有些美国老师都没有搞懂要讲的内容。对一般人来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可以为自己打下比较好的理科基础，当然这也有缺点——当你的孩子理科就是很差，文科比较好的时候，如果逼着他学理科，他就会觉得心情很压抑，会怀疑理科学不好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笨，所以会造成心理压力。我们其实希望社会、学校、家长都弄清楚，不同的人有不同特点，并不是说谁笨谁聪明，也不是说理科很好就是聪明，文科很好就是笨。虽然我偶尔也想这样说，可是我只是开玩笑，并相信这种玩笑是不对的。文科好的也是认知能力强，理科好的是另外一种认知能力强。分析、批判与思维教育的缺失我们的中文教学，对应美国的英文教。实际上，我们的中文教学比美国的英文教学要差，可能普遍差很远。原因在于，我们的中文教学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和表达，而英文教学在语言文字基础上，要教分析、批判、和创新。后几个层面，在中文里面极少作为课程内容。中文的考试，是理解文字、总结内容、举一反三，而不对文章进行分析、批判，更不谈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思考怎么写得更好、更有创意。我在想，为什么2015年我在北大毕业典礼的致辞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实我的语文很差，但我写毕业典礼的致辞时专门想过如何有创意，在模式上与众不同，而在内容上又一定要真情实意。如果凭文字功底，我比大部分中国人差，与中国文科毕业的人比，我差得很远，不信仔细看看我遣词用句非常局限，因为我的中文词汇量不到现在小学五年级，而我吸收了后来接触的创新思维，把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发挥好，不是靠语言文字本身。我需要分析：以前的中文毕业典礼致辞都是学美国人的讲故事，美国人讲故事有其道理，但也因为英文不适合写排比，可能在诗歌和平时一般文章之间很少其他模式，而中文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我用的排比句，不是诗歌，但用了中文的一个优势。事实上我本来准备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到最后无法用英文版，因为完全不能与中文版相比。而在内容上，我也放弃了讲故事，而是用一个概念，一个中国很多人会有共鸣的概念，这是在批判了已有的致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不是模仿其他中文和英文的毕业典礼致辞。其实每年有很多毕业典礼致辞，我要给的时候，就是希望不一样，而且更好。如果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中学就被提醒，而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学，恐怕很多中国的中学生都比我写得好。美国的中学教育，对孩子早期形成批判精神，养成理智的辩论的良好习惯，提倡创造性，都有帮助。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当然是中国的理科教育和美国的文科教育相结合，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文科中所教的分析批判，当然在理科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但在中国可能没有很好地强调。在文科里面教批评和创造，中国中学生就能够得到相当大的促进，但如果是在大学研究生期间教，虽然晚了一点，也能学会。所以，不是说中学、小学没有学，大学、研究生就不能学，而是说中小学时期能很快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研究生补的这部分内容有效——因为中学期间学的分析和批判，如果知识积累、教育背景比较少，其实也无法较好地运用分析、批判和创造。年轻时不妨多学点理科通过以上比较，我希望老师或者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长来分析，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给他补一补缺陷。另外，家长如果准备在中小学阶段送孩子出国的话，应该考虑到，他如果是理科很强的学生，到了海外，他的理科得到发挥、发展的可能性，也可能比在中国低很多，而不是高很多。在这里，我还要加一个我个人的“偏见”，当然，我必须强调，这是一个“偏见”：我认为，一个孩子如果能够学好理科的话，那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学点理科。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学很多文科的话，到晚一点还能学，这是我自己的偏见，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中，有与历史和文科相关的，我以前并没有学过这一方面，但感到年纪大了也能学会。而如果先学文，以后再想学理，困难恐怕相当大，但有过这样的人。著名的当代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Witten教授大学时学历史，后来他研究物理，数学非常好。这样的例子很少有，多数人先学文科再学理科会比较困难。⇥那么，如果孩子不出国，在中国读中小学，能不能培养创造力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学校能做的比较少，因为学校有比较大的压力，要保证学生升学（和有其他限制）。但家长可以做，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些文科的作品，包括中文的古文，或者是现代文，甚至是鲁迅的文章。家长可以把文章拎出来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甚至反驳、批判鲁迅的观点，而提出哪些文章可以怎么写得更好，哪些想法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鼓励孩子在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更好的想法、写法。培养创造性与理性讨论除了分析和批判以外，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的，需要家长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家长如果在平时经常注意小孩子观察的事物，让他们对看到的事物提出自己的观点想法，甚至做一些课题，就可以鼓励孩子的创造性。家长甚至可以就近送孩子到大学研究所，或者是一些工作单位，让他去参加活动，让他培养创造性，让他参与，看看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强调——批判性不仅仅是批评别人，而是说也要批评自己，另外还要懂得理智地讨论。我们中小学缺乏批判性的训练，其实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不仅是不互相批评，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批评起来就没有理智。这也是美国中小学教批评和讨论时，为何一定要教如何理性讨论的原因。⇥理性讨论的过程，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理性而又真正和谐而不是压制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我其实很希望中国的中小学校长、中小学老师，到外国去学一些，然后把这些可以用的东西用到中国来，建设性的批评和理智的讨论，对增加我们社会的向心力会有很大帮助。结语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教育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在看小孩，也在看学生的情况下，发现不同学生的特长。作为家长、同时作为老师去发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关心教育的过程中，也把它作为一项乐趣。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2016年10月9日
2016年10月14日 -
王缉思：大棋局——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今日盘古君推荐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院长的一篇旧文对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复杂局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一）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二）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合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中国的战略大棋局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比之于古代华夏秩序里的“中国”，今日中国的视角要宽广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战略大棋局。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应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中间国家”地位，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纵横捭阖，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计划，可以清晰看出美试图掌握亚欧大陆政治经济资源、游戏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深谋远虑。美在东亚“搅局”，中日政治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南海岛屿争端同时陷入僵局。美日等国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使“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愈发远离现实。中国西部境外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些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从整体看，中国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已超过同东亚各国合作的发展速度。同美日等在东亚周旋，同时眼光望向西边，“东稳西进”，可成为中国“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态势。“大中东地区”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故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而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为有朝一日中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绸缪。中国应积极开发建设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同时，在构筑海洋战略时要超越传统的陆权思维，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近海，而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链”式的若干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理直气壮的事。环印度洋地区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开发能源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文章刊于《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83期
2016年10月14日 -
周华龙：方法论角度解决资本与科技创新问题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三“资本、科技创新与新消费时代的企业战略”的发言中指出，作为全球化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的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以下是周华龙先生的发言实录对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放缓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科技创新惹的祸。因为资源整合是资源配置的过程，这个是制定规则的人在进行的，在有了科技创新之后，我们的信息交流快了，我们的数据更加透明了。当数据透明了以后，信息交流越来越多时，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就想重新来修正这些规则。资本与科技创新，它是有相对关联性的，首先要了解资本和科技创新殊途同归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通常我们追求利润，比如一个是核心利润，一个是来得比较快的利润，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垄断，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资本也是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这两者怎么结合？这个可以引用到方法论的问题，要知道资本是什么资本，资本愿不愿意跟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不是所有的资本都追逐科技创新的东西，现在很多好的东西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获得资本的投资，这是因为沟通不够、交流不够，或者大家的认识不够。我们所有做实业、做投行的，方法论一定要熟悉。面对科技创新与资本的关系，企业战略面临的是要追求什么样的战略，全球化的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想明白了以后，科技创新和资本才可以结合在一起。全球化的企业必然是三个方面，它是追求资金、资本、产业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全球化企业对标的资本，它以什么作为入口的，这个入口很重要，当一个科技企业找资本的时候，他是什么起家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企业是产业整合起家的，现在以产业整合和资本整合为主，而他最感兴趣的是银行、金融企业。他发展到什么阶段，比如它现在是以产业整合为主的，还是资金整合为主的，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它的痛点，把科技创新和资本结合起来，这里面有方法论的问题，一定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就像做投资一样，如果不了解人家的痛点，那肯定这个是做不成的。另外，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背景下，我们应该把握哪些方面。中国原来是三架马车为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以国际投融资为主，这个发生了逆转，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起码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企业走出去，这个跟时代是吻合的。现在作为全球化的企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 （根据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4日 -
【人民网】“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契机研讨会在京举办
10日下午，“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契机研讨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与会专家围绕“一带一路”将给东盟和沿海省份带来哪些发展契机，双方将如何抓住契机加深合作以及在推进过程中的重点等问题展开讨论。 广西投资促进局局长杨静华介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在东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从宏观、战略、未来的角度，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行了分析；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分享了与东盟各国展开商务项目的切入点；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高志凯强调，要根据东盟国别差异大的特点，强化针对性研究，加强东盟十国与广西关联度以及国内关联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CCG王辉耀主任提出了十点建议：加强和东盟国家的边贸，特别是和越南的边贸合作；加强跟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与东盟国家更多实行签证豁免；开放技能人才市场；加强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加强和东盟地区华人华侨网络的合作；建立一个东盟一带一路合作区域的合作联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港口体系建设；加强二轨交流，发挥智库的作用。 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已累计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有三四千万华人华侨，这是与东盟合作的最大资产。”王辉耀强说。（徐步云）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0月12日
2016年10月14日 -
王辉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则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回顾历史，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高度。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对外，我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之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眼下，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而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这些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比如，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高技术的外国人，只要在日本居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2014年，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加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又与中国互发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从“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与创新息息相关，以人才作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转型的根基与希望。 其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制定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的意见，加快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立法，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工作格局。此外，2015年，公安部还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国内试点。在相关部门推动下，未来，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 其二，主基调更加开放。国家要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创新人才的聚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一批讲政治、懂专业、善管理、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等等。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其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和不同地域间有序自由流动。“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有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重点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形成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推动技能劳动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文章刊于《经济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