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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3月11日，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CHEFS）创始人、CCG常务理事王伯庆做客演播室，就两会热议的职业人才培养和高校教育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加强对具有工匠精神技能人才的培养 许海玉：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高端系列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事。在此期间，我们会邀请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麦可思公司的创始人、总裁王伯庆先生，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的创始人和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欢迎王先生。现在两会正在进行，教育和就业永远是两会热点话题，今年的代表、委员也带来很多关于教育和就业的提案。请问王教授对今年两会最关注的是哪方面？ 王伯庆：我比较关注教育，也看到了各方面人士有关教育的提案，有些提案非常好。目前我个人最关注的，是在教育扶贫方面。比如说，我们应该增加对职业高校的投入，因为职业高校中农民和农民工孩子的比例比较高，帮助一个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能够脱贫，这是比较有效的扶贫措施，也防止了贫穷隔代传递。 许海玉：刚才讲到职业教育，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要“建设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同时“工匠精神”也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企业，现在都非常需要技能型人才，但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能也需要高等教育去做一些改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王伯庆：从教育本身和学校培养来看，现在的高校，包括职业学校都应该提倡一种工匠精神，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灌输这种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防止学生过于浮躁，或不太愿意专注于一个职业几十年，这可能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本身需要升级，才能提出对工匠的需求，而这个需求的增加，会自动拉动工匠的待遇，也就是技工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待遇，从也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是需求方的拉动，一是培养方对工匠精神的灌输。 许海玉：可能之前大家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它和高校相比，在专业上不占优势，或者说社会的认可度没有那么高。那您觉得现在大家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王伯庆：这方面肯定有误区，越是职业教育越接地气，它的就业应该越好，这是肯定的。至于社会认可度比较低，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本科的专业比专科的好，专科的专业比中等职业学校的好。但是我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拉动待遇提升以后，这一观念会逐渐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不是靠我们去进行思想上的一些更正，而是要靠社会文明的逐渐进步、劳动平等和待遇的提升，来逐渐改变大家对这方面的认知。 许海玉：我之前也看到有观点说要分层，意思是在本科、研究生、博士阶段要培养不同的人才。您觉得对于技能型人才，高等教育本科阶段能做哪些贡献，做怎样的培养？ 王伯庆：我们现在一提到职业教育，就会想到专科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这种职业教育，其实职业教育也包括一些应用型本科。严格来说，哪个本科人才又不是职业教育呢？例如，在人民大学学法学专业，最后拿到法学硕士，这其实就是做律师的职业人才，做医生的也是职业人才。实际上社会包括了各种类型的职业人才，他们其实没有高低，也不能够完全以薪资来判断。可能一个薪资较低的文学类职业人才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水暖工人，但这里面不应该存在较大的社会劳动的歧视和差别。 许海玉：“中国制造2025”也是被国家重点推进的一个项目，您觉得在推进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做怎样的贡献。 王伯庆：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开始紧密地配合中国的制造计划，调整专业，改善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式，强调教学质量，配合做中国的产业升级。因为产业升级要求有科技支持，科技要求有人才，人才要求有教育。所以教育能否迅速跟上，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高等教育承担的国家建设的一个伟大任务，也是它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所以从这个价值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在全面地讨论如何满足产业升级和中国工业的制造计划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光是数量上要增加，还有质量上的各种要求，从而推动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加强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 许海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去年两会就已成为热门词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您觉得在政府的倡议和引导下，大学生从去年到今年的就业和创业比例、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您对今年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趋势有怎样的判断？ 王伯庆：从麦可思这些年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来看，近几年创业的人数开始逐渐上升，虽然比例还不大，但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这批创业的人会把自己的就业岗位，留给那些单纯就业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就业的稳定性。目前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创业，集中在与专业无关的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学生刚刚毕业，没有行业经验和职业经验，所从事的创业是因为发现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在一毕业就创业的人群中间，有一批人会在三年之内退出创业，因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但是在三年内，有更多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大学生加入了创业，这批人的创业特点是对职业和行业有一定的认知，因此成功率会更高一些，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创业方向与专业的相关度也会高一些。总的来讲，如果跟踪毕业生三年以后的创业，与一毕业就创业相比通常高了将近一倍。所以说虽然有人退出了，但有更多的人加入了。所以不能很功利地考评毕业时创不创业，有多少人创业，而应该看到创业教育和提倡创业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都是一生的活动，可以在人生任何一个阶段加入。像我就是52岁才加入到创业活动中来，那不能说以前的创业教育或创业认知对我没有帮助。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国家可以给大学生以及其他年轻人提供怎样的环境和扶持？ 王伯庆：首先要在大学里做好创业教育，这方面国家已经开始做了。政策方面，可以对刚毕业的大学生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在青年创业基金方面给予扶持，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比较脆弱。在社会公信方面，当国家整体提倡创业的时候，要让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去承担风险。以前很多人规避创业、规避在民营企业就业，觉得在体制内工作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创业精神的提倡，是要让年轻人有能够去承担风险的意识。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意创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王伯庆：我认为不要追求一毕业就创业，但需要去认识一些机会，如果机会来了，你可以去尝试抓住这个机会，组建自己的团队去创业。创业期间，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的坚持。我自己也在做创业，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创业的时候尽量避免山寨，因为山寨之后进入的竞争是比较残酷的，而且如果不是自己擅长的，只是去山寨别人的商业机会，这样的公司通常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二点，在创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我观察到，在创业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创业失败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继续坚持。所以在投入创业之前，一定要审视自己的性格是否坚强，是否可以抗住很多的压力或困难，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人才，而不是创业者。有些时候作为创业人，最初看到的机会可能不是机会，由于自己持续地坚持，又发现一个转折点，最后把企业做成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坚持。但投入创业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创业需要谨慎，特别是普通家庭的，如果创业失败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浪费了家里的资金，第二是浪费了该挣钱的时间，不能够带给自己和家庭回报，特别是贫穷家庭，这点一定要注意。大学生创业，不要轻易动用家里的钱，要去争取外来资金的支持。外来资金支持必然对创业者会有所挑剔，他必须要看到商业计划，必须要提很多问题，这个过程可以让创业者充分思考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机会，也可以重新开始完善计划。如果是使用家里的资金，家人会无条件地支持你。所以如果在创业的时候找三类人群要钱，一般来说这个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叫做family，就是家庭成员，一个叫做friends，找朋友要钱，因为他们很愿意给你，一个叫做fool，就是傻瓜。这三种人给你创业资金，实际上没有对项目过分挑剔，从而给你的创业失败埋下了很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是被投资人否定了，也要相信投资人还是有专业眼光的，也许这个项目不合适，那就先就业吧，或者另外再选一个项目。 许海玉：刚才我们提到了创业教育。创业热潮的兴起，确实让创业教育更多地被大家关注，现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社会机构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实践。您觉得创业教育是不是培养创业者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怎样才能做好创业教育？ 王伯庆：在高校做创业教育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途径。开展创业教育，千万不能沿用普通教育的模式，像做课堂教学，请没有创业经验的人照本宣科地讲。创业教育必须向医学院学习，请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也一定要把有实践经验的创业者请进来，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比分享成功经验更有用，这叫请进来。同时，医生会去医院实习，这是实践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设计走出去的环节，让学生们在实习环节进入到各类型的创业企业中去。现在每个地区都有很多创业企业，这些创业企业也很愿意得到额外的帮手，而学生也能把它作为一项教学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开门办学，就是请进来和走出去，一定要强调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像医学院一样。 许海玉：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条例将在今年发布并且实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对于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做出明确的规定。您觉得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是不是一个鼓励创业的好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伯庆：我认为这个制度是必要的。容许学生能够休学去创业，或者允许他们休学去做一些公益事业，又或者去进行短时间的休息，调整自己的心态，思考自己的专业选择，在制度上应该有许多这样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制度非常好。但是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不能因为这个制度，遇到一个简单的机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如果不是非常好的机会，从时间的紧迫性来看，我不建议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很少发生。事实证明，最后在过了若干年后，这类人还是很遗憾没有把学业完成。学历教育是人生应该在尽早的时候，特别是青春时期，完成的一个人生环节。从高校的角度来看，有责任替学生把关，而不是说只要学生申请就同意休学，那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应该与学生坐下来商谈，请专业的人士来帮他审查项目，是不是紧迫的、必须要通过休学才能够做的。所以就像学生请假，请假也需要经过家长签字和学校批准，学校对于休学制度留下的空间要设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学校和专业人士来替学生多把关、考量。不能让休学制度成为学生失败的原因，因为学生毕竟有认识上的不足。甚至有些学生觉得读书心情不好，那就去做点什么事吧，虽然也不是很紧迫的事，他只是愿意做些实践。但这一走，再回到学校就很困难，实际上耽误了他终生的教育，也可能让他在中老年以后后悔，一定要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 许海玉：可能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讲，他们最关心的就是2016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形式，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麦可思是用数据来评估高校的教育，评估各个专业和就业情况。您对于今年的就业和创业形势有怎样的判断，能不能给大家做些分享和建议。 王伯庆：我从2006届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大学生就业，做到今年有十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就业蓝皮书，今年也不例外。从我的研究经验和这几年的跟踪报告分析，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另外由于现在研究生扩招，还有高职、高专升本的人数增加，比例增加，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应该比较稳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青年人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因为现在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的变化，往往有时候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更适应于那些新生的产物、产业和就业机会。所以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目前来看，今年不会有太大的就业问题，我的判断是就业是稳定的。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关注的是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强调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并不是看眼前的薪水，而是应该从长期来看，根据自己所学专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这可能是家长、学生和学校需要加强的就业辅导工作。做好就业，就是做好学生求职方面的匹配度，人岗匹配度和自己的长期发展，这个很重要。 许海玉：这时候就要提到职业生涯规划这一概念，可能现在高校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还会有一些欠缺，您感觉这方面学校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王伯庆：高校的职业规划，过去做了职业测评等比较传统的工作，现在还会指导学生怎么样写简历，拓宽求职渠道，但是这也许还不够。我建议高校应该请更多的同专业的校友，有针对性地给本专业的毕业生讲自身专业的发展情况。把学校就业中占多数的职业的、有经验的HR或职业人才请进来，分享职业的选择和规划的经验，而不是说只根据相关专业的书籍做职业测评，在这方面可以加以丰富。（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8日 -
China eyes better education quali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Yuan Guiren sai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on the par with or even exceed with many medium high income countries, still reform to the countries' system are never easy. We here continue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heavy burde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s, likenes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ising school violence and widening education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What being done and what could be done mor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ith the record of high number of student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is year, how can they be helped to find proper jobs? Today I am joining the Beijing studio with M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Prof. Li Chenjian from Peking University.
2016年3月18日 -
王俊峰：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设国际法治论坛
导语“一带一路”首先就应该有法治思维，由法治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我们。文/王俊峰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全球管委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推动修订《律师法》 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还有领导的系列讲话，对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2012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律师职业权益相关的内容，这些新的变化需要再通过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是核心，《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的意义非常重大。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除了提案之外，今年我还有一个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核心是要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我国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律师发挥作用，是通过他她的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法律获得准确实施，或者是实现公平正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也应该是司法改革，或者是司法本身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公正是司法的本质，也是人民群众一个最大的诉求。 与此相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有很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 今年我的一个提案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中国法治论坛”，或者“世界法治论坛”，这也是我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参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国际上有很多与法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平台，也包括论坛。我们从了解的少到了解的多，再到参与的多，但是中国一直没有一个与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相匹配的法治论坛。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愿望，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论坛，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能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还是不够。 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也是很关注中国法学态度的一个专家。他说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10年、20年变化很大，但是世界各地的人谈论更多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进步和创造的奇迹。他是一个法律教授，在他看来，中国过去这些年最大的奇迹是中国法治的进步。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上是最富有的，物质经济是最发达的，但是现代法治、与现代文明相连的法律制度一直是缺欠的，过去30年中国法律、法治的进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意义都非常大。 今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结点，我们呼吁在中国发起设立一个“中国法治论坛”，或者“世界法治论坛”，而且我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仍然这么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靠的是法治。香港本身也是法治很发达的地方，首次论坛在香港举办，如果我们总书记、总理能出席，对世界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论坛，也是一个品牌，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法治文化、文明的载体，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每年参加很多国外的论坛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俄罗斯的、欧洲的、美国的，中国一直缺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未来一定会有一个中国的，能展示国家法治进步，能推动法学交流，包括律师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大平台，并且在国际上产生特殊的影响。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治进步是必然的。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现在国家从顶层设计讲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首先就应该有法治思维，由法治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我们。所以我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一带一路”要加强法治保障，因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国际社会。我们今天听了总理的报告，也很振奋人心。虽然中国处于新常态，但是发展的速度还在，在这些主要国家里是最快的。我们势必要把文化、文明、软实力的东西跟国际接轨，去相互学习，去实现引领，所以意义非常重大。改变庭审布局 促进控辩平等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我的这些提案，也和很多朋友，包括法律界的人士、学者讨论过，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今年我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能对法庭庭审的布局有所改变。目前的庭审布局是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这么多年没有变。但是现在国家讲到司法审判为中心，司改强调控辩双方平等，而且不能先入为主，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审理的被告，因为在被定罪之前，他她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他她的权益，不应该在未审理之前，就把他她放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已经定性了一样。司改很多讲的是控辩平等，包括手铐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庭审的位置也希望能有所改变，例如能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这个题目还在完善，但是应该有这样的改变，这也是很多学者和律师看法的反映。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 推动公正司法 我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例如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可能会好一点。这个提案还在论证，我也在思考，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怎样推动公正司法，怎样能够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国家的发展变化大，很多提案的角度也不一样，都是朝着积极的、国家的发展进步方面、实现中国梦方面去推动的。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我的提案很多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当中的认知去推动，也有一些是来自于调研，因为全国政协也有反映民情、民意，从不同角度建言献策的职责，所以很多也是从群众、从基层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已经很多年了，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的越来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落地。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法治文明水平，意义都非常的重大。律师行业，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是非常平等的一个行业。不管你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你的律所大或者小，大家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我们希望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去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而且要形成这样的意识。尽管律师行业非常乐于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好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的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的专业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推动体制内智库市场化 今年我还有一个提案，是推动体制内的一些智库市场化，CCG在这方面走得比较好，因为不是体制内的。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有的决策通过科学的论证很重要。虽然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市场化的程度还是不够，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提案。向国际组织推荐人才 我的一个提案当中，包含了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这跟“走出去”有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是人口大国，人才也是最多的，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3月14日
2016年3月18日 -
密松水电站重启抉择考验缅甸新政府，昂山如何赢回国际信誉？
行走在缅甸仰光的街头，恐怕很难让人把它与“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字眼联系到一起：酒吧里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商场里各类奢侈品牌琳琅满目，身着紧身牛仔、迷你短裙的年轻女孩随处可见，甚至还有留着杀马特的少年穿梭其间…… 繁华的另一端，古老的维多利亚建筑旁沿街而搭的穷人庇护所在常年雨水的侵蚀下长出苔藓，穿隆基（缅甸传统民族服饰）、糊塔纳卡（树皮制成的传统面霜，具有防晒美白功效）仍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与交融、挣扎与妥协每天都在东南亚这个中国的邻邦上演着。在国家政治进程步入新一轮最高领导层的遴选和竞争之际，这一切因子裹挟着民众的期待、渴望、不满抑或是愤怒，一同冲击着这个不断变化中的国度。 3月10日，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主席推举资深成员吴廷觉作为总统候选人，巩固与发展党则推选现任副总统赛貌康作为代表竞逐国家最高领导人宝座。一场围绕未来国家治理政策方针和发展蓝图的宣誓开始缓缓拉开帷幕，但如何在国际信誉和国内民意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成为新一届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首个挑战。逃离缅甸 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以变革为主要旗号的缅甸全国民主同盟以80%的得票率获得公开议席的压倒性胜利，终结了该国50多年来由军方及其嫡系党派独大的时代。今年二月，民盟主导的第二届联邦议会人民院正式运行，在10日推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将于3月底正式确定新一届最高领导层。 将昂山素季及其领导下的民盟推上高位的支持者们，对“变革”的许诺满怀期待。但也有人对新政权的改革仍有疑虑。 “缅甸过去5年的改革中，我并未看到多大成效，我不会对新政府抱有太大期待，”谈起对民盟政府的期许，缅甸记者John（化名）日前告诉澎湃新闻说。 这位来自克伦，在仰光工作的少数民族记者，总是西装革履，操着当地少见的英国口音。与其谈论国家未来，他更关心自己的将来。“我的梦想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国家。我的姐姐、弟弟都去了新加坡，我也申请了加拿大的留学。”他说。 2011年，缅甸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给由吴登盛领导的新政府，开启了亚洲最受瞩目的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放宽媒体审查、推进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解进程；颁布新的外资法案、取消外汇管制、削减赋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成立证券交易所等。 不过，与John这样的缅甸人对改革成果的实际体验不同，一系列数据显示吴登盛改革5年的成果卓有成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缅甸外商直接投资（FDI）额从2010年的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3亿美元，2015年3月，这一数字突破80亿美元，是2009年的25倍。 而FDI的增速也推动缅甸GDP自2013年起维持在8%左右的高位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预计，未来20年间，缅甸年均GDP增长将达7%～8%，并将在2030年实现人均GDP的三翻，达到2000～3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麦肯锡2013年的报告称，届时，缅甸经济总量将有望从2010年的45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2000亿美元。茶馆和失业率 然而，如此漂亮的数据和乐观的预期似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的大改善。 在仰光街头鳞次栉比的茶馆里，上班时间常常也是坐满了人群。若碰上足球赛，穿着坎衫、人字拖的年轻男子们会不分昼夜地坐在茶馆中盯着实况转播。闷热的空气中，赌球、呐喊和唏嘘声，此起彼伏。 这种场面与缅甸高居不下达到37%的失业率不无关系。缅甸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5100万的青壮年人群和人均1204美元（约7500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尽管工资成本不到泰国的五分之一，失业率之高却令人咋舌。每年，大批缅甸的劳动力不得不前往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和欧美谋生。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5年的一篇文章剖析了漂亮数据与实际现状之间巨大落差的背后原因。文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认为，自2013年起，缅甸高增长的GDP主要由与前军政府交好的“密友们”所控制的建筑、制造、服务和天然气行业所占据。 文章认为，缅甸政府的改革红利大量流入了与军政府交好“密友”们的腰包。 “决策层对‘密友’问题的处理结果将决定缅甸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结构，正如前苏联的经验教训，随着时间推移，寡头政治将更加根深蒂固，财富向少数人群高度集中。”《外交政策》的评论文章写道，“财富的大量集中，抑制了经济新兴阶级的兴起。” 昂山素季及其民盟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为了安抚选民的情绪，抛出了吻合“变革”口号的政策纲领。根据民盟的经济纲领，新政府承诺建立开放的经济，聚焦公共财政的透明化。国际信任 不过，除了来自国内支持者热切的期待之外，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民盟对前政府所签署国际合约的履行、兑现以及对争议项目的处理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缅甸国家未来的国际信誉度。长期接受西方智囊政策建议的昂山素季清楚地知道，确保新一届政府国际信用不要从盈余转为赤字对于该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何等重要。 由中电投云南国际和缅方承建的密松电站（2011年因缅甸政局变化而被迫无限期搁置）就是一大挑战。准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经济委员会主席韩塔敏近期表示，密松水电项目的最终命运将由昂山素季来决定，不过目前最大的可能性是重新设计水坝。但若是真的要求重新设计水坝，或会惹怒原本就对水坝建造工程被暂停而不满的中方机构。 “昂山素季对密松电站的态度中立偏积极，缅甸经济发展也绕不开电力需求，尽管密松短期内难以重启，但伊洛瓦底江流域其他6座水电站的开发计划可以进行。”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对澎湃新闻表示，“对其他国际投资者而言，密松合约的履行结果，也将影响国际资本对民盟政府的信任。”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8日在谈及密松时，将项目搁置称为双边合作中“成长的烦恼”，“双方将继续积极妥善处理。我们对中缅互利合作的未来当然也充满信心。” 但为了不辜负选民对“变革”和经济开放所抱的巨大希望，昂山素季此前也曾表示，如果民盟赢得大选，将把由中国公司投资的密松水电项目的合同内容向民众公开，再决定是否重启。 “事实上，密松重启与否，与昂山素季同克钦独立军就密松所带来的利益交换密切相关。”黄日涵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克钦独立组织近期发生人事变动，原克钦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克钦军副总司令、KIA二号人物恩版腊被架空，军政实权落入原KIA总司令甘爽以及副总参谋长衮莫手中。 “恩板腊是主战派，衮莫和甘爽较为温和。民主意识较强的衮莫与昂山素季私交甚好。”一位消息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 “KIA军事力量的削弱，将增加昂山素季政府就密松问题的谈判筹码。” 黄日涵认为。 不论如何，缅甸新政府4月初上台执政之后，都将面临一系列的经济挑战，这其中，都需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微妙关系。目前，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7日 -
王辉耀：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今年的八项重点工作当中创新被列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报告中强调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如何才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专利市场化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释放社会的创新潜能？广东卫视全国两会报道组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选自广东卫视，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7日 -
王辉耀：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 光明网
导语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此外，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3月1号起正式实施，上海前段时间也出台了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在"两会"第一天的政协开幕大会上，俞正声主席多次提到国际人才、留学人才、华人华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对华人华侨和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两会"报告里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在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中国现在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未来建设创新性国家，如本次"两会"报告中所提到的，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经济，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和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中国与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数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00-500万。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约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三代都算上，可能有7000-8000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往来越来越密切，近期的国际人才政策备受关注。 例如这次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往的很多限制取消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特别缺的就是人才。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大批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对于很多事业单位来说，也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人才。而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更多帮助。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做支撑。人才不仅指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人才新政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要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 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政策进一步放宽 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仍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对于华人来说，现在申请绿卡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考虑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北京的政策开放了投资移民，边远省份可以因地制宜地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地区性差异。设立国家移民局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 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管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偷渡等特殊情况，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迅猛发展，是因为把全国的人才流动调动起来。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可以去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城市工作，人才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农民工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打工，也是非常自由的。全国的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老龄化人口已经占到很大比例，沿海劳动力短缺已经让很多工厂停产。未来中国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移民局，在国际上建立世界人才组织，可以让中国更好地在未来打下机构的基础和制度的优势，来吸引全球人才，让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创新转型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过去的全国人口流动、人才流动，到未来的全球人才流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怎样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里面谈到的，就是要怎样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指中国人，也需要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未来的转型、经济的增长，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中央也已经在考虑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进来，开展更多的国际人才比较、国际人才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门从事人才研究以及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可以做很多这些领域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我们还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开展双边的人才交流，可以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开展双边交流，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就像与金砖国家有经济方面的组织，有亚投行是关于投资方面的组织，中国与其它国家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才流动的组织，可以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正如OECD这些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和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来成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也是非常必要，而且中国非常重视人才，"人才"这个词汇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设立移民局和吸引国际人才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中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国际人才吸引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办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服务管理的意见，也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如果设立国家移民局，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在这一方面建立制度优势。同时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发展、国际人才使用和未来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中国本身有巨大的人才基础、人才流动，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有必要来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这对世界来说也是重要贡献。 鼓励多元智库发展 推动政策采购 市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CCG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国际人才研究，出版了几十本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专著，包括每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四本权威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同时也为中组部、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国侨办、国家外专局等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委做了大量的课题，提出很多建言献策。另外，CCG也做了大量相关的调研，包括在欧美同学会和很多社团中也做了大量研究，掌握很多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也看到政策不断地在完善。特别是最近中央出台的这些人才政策，我们参与了很多。例如最近出台的中关村和北京的20条人才新政，CCG课题组进驻中关村几个月，参与了各个环节的工作，包括实施细则的拟定。一直参与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推动，CCG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人才工作上迈出这么大的步伐，也看到中国的人才工作开始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形成。CCG作为国内领先的、专业研究前沿国际人才的智库，能够对中国人才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中国体量巨大，中央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从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政策来讲，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好，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这是政策红利，但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不好，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需求建立智库体系。通过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民主协商。加强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够帮助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中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建议。中国体量巨大，任何决策都会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多家智库参与政策，形成一个智库的政策采购市场，便于政府更好地优化决策，同时也能帮助中国打造力，对中国的思想走出去、智库走出去都将是非常好的载体。所以智库的建设对于现阶段中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建国以来也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就是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智库间应该有一些竞争，或者政府在政策采购方面，可以更多地选择各种不同的智库，有意识地让不同智库来参与决策，而不是说只依靠某个部委的研究院，或是依靠传统上的研究中心，那样时间长了后可能会有一些弊病。鼓励多元化，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是很有必要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市场，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能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思想市场。同时，就像当年发展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发展民营智库，也会带来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任何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不同体系、不同载体的话，会加快、促进良性的循环，促进他们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同时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多优化的机会，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更多努力的方向。文章选自光明网，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 -
陈十一：南科大不是培养出国预备班
专家简介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被媒体誉为中国高校改革实验校。自主招生、自颁文凭，去官化、去行政化，从一开始，南科大就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但随着自主招生变为高考成绩占60%的“631”录取模式，学位也由国家颁授。有声音认为，南科大改革失败。 日前，南科大第二任校长陈十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创新是南科大的根和魂，但现阶段南科大更加注重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建设。 谈南科大改革 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可能 记者：去年1月，你接任南科大校长，你对于之后的设想与之前南科大改革发展的思路有什么不同吗？ 陈十一：南科大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是采用新理念、新机制创办的一所创新型大学。 南科大因创新而建，创新是南科大的根和魂，南科大肩负着创新教育的使命。南科大要快速崛起，必须高举改革的旗帜，但改革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二者要同步，这是核心。 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现阶段南科大更加注重现代大学管理体制的建设，2015年学校通过了《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我们的改革还在继续，我们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记者：2011年，南科大招收首批教改实验班，有媒体把这批学生称为“教改小白鼠”。去年，这届学生迎来毕业季，其中出国深造的学生达79%。这是南科大培养学生的方向吗？ 陈十一：南科大的办学目标是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希望培养理工方面的拔尖创新人才。去年南科大第一届毕业生中，23人出国深造，占毕业生总数的79%，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南科大不是培养出国预备班，而是为学生提供多种成才的可能，培养方向是多元化的。 南科大要培养精英，既要培养诺贝尔奖级的学者，同时也能培养出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者。 谈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是指去掉行政干预学术 记者：现在一些高校存在教师科研至上、论文至上的现象，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标准，你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是否合理？ 陈十一：当下科研至上、论文至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评估评价应该是综合的。大学里，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授课好不好，应该是对一个老师很重要的评价指标。至于科研成果，不能不看，但也不能全看。有的老师写了很多文章，如果真正用到的不多，那文章就变成了一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够生产创新型的成果，能把他的东西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价值。 记者：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讨论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你如何看待高校去行政化？应如何避免？ 陈十一：任何一所大学都需要行政管理，一流的大学，更需要一流的行政执行力。要把行政化与行政管理区分开来，去掉行政干预学术不等于去掉行政执行力。 避免行政化，主要还是从学校的建章立制方面努力。南科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在南科大贯彻得非常突出，校学术委员会已经写进了大学章程。学校里还有很多民主角色，进行民主监督。此外，南科大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与国际接轨，比如实行理事会治理制度、全员聘任等。 南科大大事记 ▲ 2007年底深圳向国家教育部提出南科大的筹建申请 ▲ 2010年12月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通知，同意筹建南科大 ▲ 2011年1月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宣布，“拟自主招生、自主办学来推出其首期实验班”。此后，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入学 ▲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发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 ▲ 2012年5月教育部发文，同意南科大按“6+3+1”模式进行招生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