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
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汇集了前政府政要、企业界代表及顶级智库代表的顶级峰会，以“可持续发展”为题，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新路径。这是全球“新常态”背景下的一次探讨，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之后的第一次智库峰会，李克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与全球智库峰会外方代表头脑风暴，高度、深度、广度兼备。 智库峰会专题论坛六：“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于6月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专家学者、智库代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出席会议，并在“企业的力量--推动全球合作，践行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担任主旨对话嘉宾。 在谈及“一带一路”的设想时，王辉耀表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正经历从“走进来”到“走出去”的观念的转变，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具体对企业而言，则要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未来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互联网时代，手机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人群里作用真的是不一样，在国外可能是通讯工具，在中国是一个时尚消费产品，快消品。所以中国手机的增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智能手机生产得非常快，提供了无限的让新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和可能。你看我们国内无论是华为甚至是小米，包括乐视也要做手机，都会带来很多创意和机会。请您分析看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这些企业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几率有多大？这恐怕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公司的一个路径。 王辉耀: 今天我们全球智库峰会，讨论“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非常的重要。谈到“一带一路”，刚才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的伟大设想提出来，实际上是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乃至100年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更伟大的构想。因为过去36年我们基本上是“走进来”的开放，未来30年、60年我们就是“走出去”的开放。这个观念的转变和战略意义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也是随着成为全世界未来最大经济体的新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来讲，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因为这一场的主题是关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未来我们中国要出现更多的全球企业，不管是在中国的公司也好，还是跨国公司也好，还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好，未来会成为全球企业，就需要到全球来做他们的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现在“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概念有了，但是它处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提升的阶段。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一带一路”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家最关心的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样下手，怎么执行或者怎么样实施？这是非常重要的。请谈一下具体的建议？ 王辉耀: 这里有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从交通、从物流、从丝绸之路来讲跟交通很密切，中国现在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我们的互联网都非常的强。开始崛起。能不能我们首先建一条欧亚的高速铁路，我们有一个事能够把这六七十个国家串起来，这个高速铁路的网络，比如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非常穷，当时中国政府建立了横跨非洲的坦赞铁路，帮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参与建立一条欧亚高速铁路，那对“一带一路”就有很好的说服力。这是第一点，一个抓手可以开始进行。 第二，我们可能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一种国际的机制，或者是一种联盟也好，或者是一种像OECD国际组织，为了全球的发展成立了一个机构。“一带一路”的国家能不能成立类似于OECD的这种，叫全球“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中国在这上面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智慧，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在企业层面有更多的项目在实施，在国家的层面有“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这完全可以。 第三，今天我们是全球智库峰会，国经中心是国内非常领先的智库，我们能不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我们现在从二轨的角度，从智库的角度，公共外交的角度，民间外交的角度先把这个话题探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国际层面，在智库层面，另外在我们的企业层面，三管齐下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断完善和提升。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中芯国际、华为、高通、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这四家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研究院，这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转型升级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一合作是标准的竞合，一起合作、一起发展。今天是这么高端的智库论坛，我们话题又是企业，企业是最讲实在的，也是最讲实惠的。请谈一谈各自的想法。 王辉耀: 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或者跨国到中国来，政府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现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深入的发展阶段，可能在两个方面有两个建议，从政策层面提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 第一，能不能把跨国公司或者外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视为本土企业，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是注册在中国，提供中国的税收，提供中国的就业。实际上他们就是本地的公司，我们如果把他们视为本土的公司，我们可能对它的支持和待遇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90%甚至是99%的员工都是本土员工，如果我们有这种理念，比如在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或者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出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通用电气、空客或者其他的一些世界级的企业跟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跟随去国外访问，推动“一带一路”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有这种新的理念，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企业的国际化。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建议，我们要把跨国公司也好，外国来华的公司也好，只要在中国遵守法律，在中国注册，在中国提供税收和就业，就是中国的公司。我们在出访的时候，给他们支持的时候就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到中国来，能够带领更多的，我们去“一带一路”的国家做开发的时候，“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的公司就可以打前战。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面临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单枪匹马走出去，环境、地理位置都不熟，文化各个方面都不熟。当年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时候是采取跟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跨国公司结合起来“走出去”，像中芯国际和高通的合作，我们可以建立和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模式“走出去”，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企业“走出去”，也能使我们在外面避免更多的阻力，减少我们的阻力。当年跨国公司靠合资企业合营方式、合作方式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靠合营合资。
2015年7月7日 -
【中国经济时报】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与会专家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 “‘一带一路’涉及六七十个国家，沿线情况复杂，但有了东南亚，特别是本身有东盟，10＋1、10＋3甚至还有10＋6，对进一步推动和东南亚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研讨会上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东南亚与中国有非常近的地理关系，目前在东南亚约有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也是非常大的资源。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1. 政治风险：南海挑战具有全局性 “南海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具有全局性，未来的‘一带一路’要优先于南海问题，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表示。 张洁认为，东南亚是海上交通要道，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加之还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间，中国在区域合作中最成功的范例是东盟，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是必然的选择。 “南海问题确实造成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导致对这个地区投资的政治风险上升。中国要考虑到未来在南海的战略部署，若是维权为主则势必会增加挑战，但若是以区域合作为主也许带来更多机遇。应分析东盟各国在经济一体化后是拥有协调性立场，还是仍然分散的自由市场。”张洁称，东盟正积极推进互联互通，中国可借助互联互通，让“一带一路”与当地形成更多对接。同时谨防一些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海外资产。 2. 经济风险：突出的是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表示，经过近十年的测算，风险从低到高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QE改变了方向，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沈铭辉称，从短期外汇风险、能源安全财政风险等来测算，排除受特殊因素影响的俄罗斯，最安全的国家是菲律宾，其次是印尼。整个东南亚地区相对较安全。相对来说，中东欧国家的风险就比较大，从长远来说，将受到更多亚洲制造业的冲击。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东盟是各个国家的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很大，在经济上要更注重其个体间的区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婷认为，从历史传统外交关系来看，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关系比较近。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南亚国家在能源上都是较强的需求方，这个地区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上都有共同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晶晶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能替代陆地经济带的建设，且重要性在陆地经济带之后。“海丝建设存在变数，关键则要看中国怎么应对。” 任晶晶说，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对中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东盟问题或南海问题平添了新的变量。东盟共同体是一个集经济、政治、安全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概念。成立后相关成员国会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势必会增加中国与整个东盟共同体谈判的难度，进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 北京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栾大龙则称，中国选择海上主要面对的对象是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强大且制造业能力强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在海上扩展岛礁。岛礁建设是基地，无论是从“一带一路”还是从国家安全亦或是未来领土问题的角度出发，这都是必须的。船舶建设也非常重要，以此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通畅。 中国企业应谨慎进行安全评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警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学会思考，除了金钱还能给对方带去什么新东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几十年间带来了新观点和新意识。在中国常常讲软实力，企业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除了出资帮助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有其它如文化的、价值观的附加值。 “东南亚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中国在缅甸丧失主动权，空间被他国占据。”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表示，目前中小型工程对于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但中国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管理员工、在当地建设中如何遵守当地规定及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员工的签证、外汇管制等。工期延误问题、安全风险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应谨慎对其进行安全评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王鹏则表示，“一带一路”要有旗舰，有样板工程和样板国家。如果把政治、经济、安全综合起来看，东南亚在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更具优势，中亚主要是能源和安全问题，但在经济发展上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春岭称，“一带一路”只是个倡议，其推行和建设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国家间需要共同协调，分享红利，也分担风险。东盟国家的稳定是中国所乐见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日涵建议，针对不同企业、不同领域投资的行业，评估的方式要有细节性的操作。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加强与沿线各国政府之间或更高层面的互动。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慧
2015年7月6日 -
郑永年：中国若误判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 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 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 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 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 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 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 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 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 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 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 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6日 -
刘永好：最想变成“90后”，参与创业创新
2015年6月2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妻子李巍低调现身成都出席活动。在活动中，刘永好董事长表示，“我希望我再年轻40岁、50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格局下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谈财富：重要的是诚信 新希望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中的标杆，刘永好董事长如何看待财产问题呢？对此，他表示：“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我喜欢吃回锅肉，我喜欢吃麻婆豆腐，我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跟我们所有四川人一样，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事是下海比较早，第二是比较坚持，第三能够有比较爱、比较善的心对待人。” 他说道，“经过30多年发展我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客观讲够我吃一辈子，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够吃了，但是我觉得财富积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诚信，大家对你的认同，大家对你的好感，觉得你值得信赖。” 谈偶像：最敬佩海底捞，雷军是新时代英雄 在活动现场，刘永好董事长被即兴要求回答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被问到他目前最敬佩的是谁，他的答案令人意外。“海底捞，是我们四川的企业，张勇是我的朋友，我很敬重他，尽管一个小小的火锅，但是卖到全球，卖到‘海底捞你学不会’，真是我的好榜样好朋友。” 谈及“最看重朋友的特点是什么？”他提到了好朋友雷军。他说，小米科技仅仅5年时间估值就超过450亿美金，这比新希望干了30多年大得多，可谓是“神话”，“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雷布斯’，就是他的创新、变革、互联网精神，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在这方面我要向他学习。” 谈转型：成立草根集团 半年孵化20个企业 虽然刘永好董事长频频感叹雷军的小米很厉害，但他表示，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找到消费者的痛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是当前新希望转型的方向。 在他看来，创新变革就是互联网化。去年，他成立了一个创新的集团和新希望集团并列。“新的集团采用创业合伙制，我们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股权来引进一些最优秀的创业合伙人，大家都做老板一块做。这个创新的集团，我们取名叫‘草根集团’。”他还透露，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创新集团下面已有差不多20个小型创新企业出来了。计划在几年时间内“草根集团”要投100亿，面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业、食品、大医疗健康产业等等。 谈创业：想变成90后，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 “当年创业艰辛，现在的年轻人赶上好时代了。”“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再年轻20岁、30岁、40岁、50岁，成为90后也可以，00后也可以。那时我成为新的创业者，在新的格局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就有新的格局、新的目标出现。”他多次提到，自己很“羡慕嫉妒”当前的年轻人。 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他对年轻人又有怎样的建议？他表示，“假如说我才25岁，我刚刚大学毕业，首先我要看谁估值最牛，最有创新和发展，第二我认认真真到这个公司做事，做一两年，帮助这个公司有所进步的同时我学到一些东西，第三能跟这个公司的人一块进步发展，或者我干脆创业，因为我懂了很多，我自己干。 文章选自新希望集团，2015年6月23日
2015年7月3日 -
【企业观察报】去东南亚投资：值得一试吗?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沿线情况复杂。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与我国相近、拥有超过4000万的华人华侨。并且，很多国家和中华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加上原本就有的东盟组织，东南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中心，很容易成为一个突破点。 近日，以“加强民间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会上，来自中国及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11个东南亚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共同发布中国-东南亚民间交流合作倡议书。其中提到，以切实行动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的区域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着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不过，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困惑不少。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这是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二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东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东南亚区域将遇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 研讨会上，泛华集团李海波的疑问或许代表了一大部分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疑惑：“被日本企业垄断的东南亚市场，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和金融上?” 印尼马来经济风险低 随着美国QE方向的转变，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分析认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资金流比较安全。相反地，中东欧国家风险较大。 据了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利用2008年前后的数据，通过经济指标，如短期外汇风险、长期外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测算出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的经济风险，按照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但是上述风险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而言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的是长期风险。如印度受到通货膨胀、利率风险和能源风险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印度长期以来国内需求旺盛，但食品、安全、能源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印度长期以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另外，由于任何一项战略倡议的推行，都应该是多维互动的过程，总体而言，整个东南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沿线各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比较欢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态度不尽相同，如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不积极有顾虑的态度，以马来西亚、老挝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希望共建共商共享的态度，以及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态度等。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走出去时候才能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型能源项目市场大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是否还有市场，市场还有多大? 以缅甸为例，日本在缅甸已经主导了公路、铁路、电信、银行结算、网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企业在选择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那么，企业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近期发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的主题报告，建议推动建设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三个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并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亚、东南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东南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需求方，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等方面，与中国都有共同利益，发掘能源与新能源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例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通过中国--东盟技术交流中心，学习我国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在水电等领域已有成功合作案例。核电方面，近日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和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奠定基础。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开展核电能力建设活动，推动中广核设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心。企业可以紧抓此次机会，从能源与新能源合作方面着力，加快走出去步伐。 但是，由于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到经济，还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考量，实施起来比较复杂。另外，据调查，诸如大型水电站项目在东南亚国家已经饱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提到，而中小型工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小型火电站、小型水电站、电力工程设备等，这些项目容易受到相关国家的欢迎，且对于企业而言，这些新项目比较小，容易操作，收益快。而且，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购买力较强，政府对生物发电、清洁能源非常重视，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动脑筋，例如，光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是非常受支持的，企业很容易拿到相关项目。这些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选择项目时提供了参考。 应对与策略 “一带一路”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红利，机遇远大于挑战，要抓住此次机遇，就要做好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工作。 就政治风险，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南海问题比较复杂，但大局可控。政府要对各国的政治风险做好预警，保护境外资产，谨防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评估和预测各国的政治风险度和双边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要对东南亚各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选择性投资，规避风险。首先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用人问题，做好人才准备的同时，也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当地的人一般不适合做的工作，就需要中国工人随着项目走出国门，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劳务签证审批流程复杂，中国工人只能办理三个月期限的商务签证，要规避其中的陷阱。走出去的企业同时也需要提升本国员工自身素质，尊重当地习俗，保护自然环境，要从每个人做起。否则，很有可能带来大麻烦。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的家族化体制，做到为我所用。储殷提出一些具体做法，例如，让当地家族垄断项目的下游产业，要有外包和合资的思路等。 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现有经验。例如，在东南亚推进“一路”建设可借鉴日本经验。东盟是十国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非常大，不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中国往往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而日本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是把它当成整体与东盟签了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也就相当于FTA，同时日本和七国又签订了个体的FTA，这是它的聪明之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孙玉红认为，其实太阳地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中国公司走出去可以学习跨国公司来中国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方面是，可以发现外企来中国做公共关系和政府关系都是用当地人，如果反向推的话，在东南亚和当地的安保、政府、NGO的关系，用当地人的话会取得很大的成效，直接化解了“是你还是我”，是外来的人还是本地人的冲突。 虽然我国企业投身“一带一路”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但随着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扶持，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或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抱团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个别企业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这对我国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建设，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应该引导、整合走出去的企业，组建商会等企业组织，让海外企业能够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文章选自《企业观察报》，记者：武诗
2015年7月3日 -
【澎湃新闻】共建一带一路，中企该如何与华人华侨打交道？
一带一路“得到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海外侨商和华人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天然的桥梁，也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侨务经济科技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在答记者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早在今年3月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 ：“发挥海外侨胞……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海外侨胞有哪些独特优势？在与他们及他们的企业打交道时要注意什么？ 既是桥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是一个核心，东南亚地区集中了全世界80%的海外华人，这些华人的企业做的非常好，因为是祖祖辈辈打下的江山，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与专题数据库发布会上讲道。 “对一带一路，华人华侨应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或链条的作用。因为他们自己有这种融入全球化（的经验），和当地国家有深入的一个（交流）基础。所以我们要利用他们的优势。”许利平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澎湃新闻说。 “目前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4000多万，以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居多，而他们正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今年2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就建议发挥海外侨胞作用助推“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要发挥沿途五六十个国家的积极性，必须要大家的参与，比如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几千万华人华侨要动员起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上述报告发布时告诉澎湃新闻。 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副会长张敏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地华人华侨企业对一带一路非常感兴趣。 “他们蛮积极的，多方了解。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层面，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层面。有多少项目？中国企业会不会来很多？他们有没有一些商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会有很多企业来建厂？能不能合作？这些问题他们都问得很多。”张敏告诉澎湃新闻。 张敏表示，华人华侨还很关心政府会给多少贷款，贷款会不会松一点等这方面的话题。 但许利平也提醒说，华人华侨最担心中国企业到当地国，会不会冲击当地产业，会不会对当地移民造成冲击，会不会跟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要切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更多还是跟当地合作双赢，而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 “实际上现在中国企业在印尼好多都是跟印尼华人一起做，因为印尼政策要求有些产业，必须有当地股份，中国人跟华人合资，就比较有优势，语言也没有障碍，当地各种手续他们可以帮着办，也出一部分资金。”张敏对澎湃新闻说。 但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稍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2010年~2013年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二秘的张宁向澎湃新闻解释说，华人华侨在哈萨克斯坦分为汉族人、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等，他们的作用不太一样。 张宁向澎湃新闻表示，在中亚华人华侨有三五万人，企业主和劳工多是汉族人。中国跟中亚的合作，95%都是大型国企，民营企业极少，有也就是小饭店之类的小买卖。少数民族与当地人语言相通，也更受当地人喜欢，但开展经贸不行。 “发挥华人华侨作用，主要是指东南亚那边的海上丝绸之路。”张宁说。 也有风险 “华人华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跟中国是‘亲戚’，有亲近感，很容易接触，刚开始对当地不熟悉的话，华人华侨是一个桥梁；但是千万不能把桥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他们只是桥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说。 许利平表示，华人是很好的桥梁，但做生意，有很多游戏规则，还是要按商业的游戏规则来做。 “跟他们接触时，还是要按照法律条文来进行，而不是说，哎呀，都是华人，都来自一个地方，都是亲戚，然后就不谈那些东西了。”许利平表示，这样往往会使中方的项目受损。 “实际上华人华侨很多时候是一个中间商，他们是要赚钱的，这就需要评估。作为企业，特别是翻译的人才一定要有。不能认为跟华人华侨都能用汉语沟通，就直接用当地华人华侨来做沟通，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一定风险。”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民营企业与华人华侨合作一定要甄别，最重要是不能想当然，还是要带自己的翻译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 “比如我知道的，中国有些民营的矿业企业，在某个国家开矿，30多家矿业企业找了同一个华人，都被这个华人骗了。他所持有的矿业准证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中国企业对当地不了解，所以都被他骗了。”许利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许利平表示类似案例很多，有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到当地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最终受骗，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也有投资失败，到使馆去求助的，但因为只是遭遇欺诈，使馆经常也表示很难帮忙，只能建议通过当地法律，但这对企业家来说很难。 许利平提醒，即使是当地大规模的华人企业，中国企业跟他们合作，也一定要拟好合同。“大的华人企业在那边根深蒂固，中国企业要想想对方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他能赚钱他为什么不自己做？” 如果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跟你合作的话，就存在上当受骗的风险。“很多企业就是这样上当的，包括国有企业，包括援助项目。”许利平说。 许利平提到了前两年终止的中国援助菲律宾的北吕宋铁路项目。对于这个耗资5亿美元的项目遭到终止的原因，中国与菲律宾方面各有说辞，对此国内媒体也有公开报道。 据许利平介绍，其中一个原因是，由韩国政府单独援助的铁路南段部分，耗资仅为5000万美元，而南部铁路的地质条件比北部还要差，加上中国援助项目，还要由中菲两方各自负担一半费用，因此遭到菲律宾政府叫停，并把款项退还给中国。 许利平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找了当地华人在中间牵线，不断地加价、回扣”，最终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 另外，“一部分华人华侨身份变了，他们已经在当地入籍，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不可能是中国，而是他们的入籍国。在大的原则上，他们肯定是站在所在国利益上，不可能是站在中国一边。这点一定要分清楚。”许利平表示。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2日 -
王辉耀：让留学人员成为发展“战略资源库”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百年留学史上的第三次浪潮。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仅2014年度出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5.9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36.48万人。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经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八成是由中国留学人员创办和管理的。留学人员不仅数量逐步壮大，而且在专业技术、创新创业、国际视野、对外交流、群团和公益组织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优势。尤其在“一带一路”构想全面推进的过程中，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更好地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联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 习近平主席曾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强调，要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如何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使之真正成为国家的“人才资源库”？ 首先，可以考虑释放更加积极的鼓励对策，保障其来去自由，形成留学人员合理流动的良性循环局面。比如，进一步延长留学人员回国的多次入境签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的有效期，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优秀的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可优先申请永久居留证，办理长期签证等。 其次，可以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大多数专业部门岗位应考虑以科学的人才观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 再次，应该拓展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发挥更大作用，畅通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渠道。海外生活的留学人员同样对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团结这部分人群，需要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作用。可以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掌握的专业人士信息进行整合，与政府部门建立人才信息咨询服务合作机制，提高政府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沟通联络的效率。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中国留学生和“海归”的探索史、开创史和报国史。在全球化大潮中，在共筑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团结留学人员，充分调动留学人员的积极性，赢得他们的智力支持，让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的“人才资源库”，对于今天的中国，无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7月1日评论版）
2015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