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侨报网】海外华人盼中国“绿卡” 政策普惠
据美国《侨报》报道，中国“绿卡”6月8日申请门槛放宽，为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发展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高端人才”之外的大量海外华人群体，亦期冀能获中国“绿卡”政策的普惠，让他们的“归国之路”更加畅通。 外籍公民想拿中国“绿卡”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年来中国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热情高涨。不仅如此，因受经济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寻求就业和创业机会。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中国正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10年增加了35%，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国际之间的人才加速流动客观上提升了中国 “绿卡”的需求量。 中国公安部6月8日公布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机构范围。新规定出台之后，立即引来了各方的积极反馈。 据新华网报道，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企业到中国经商，对人才自由流动的这一要素非常看重。尤其是研发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视研究型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国“绿卡”政策、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使外企到中国投资经营更便捷。 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总经理史蒂芬来自澳大利亚，在中国工作已经10年。他说，一张中国“绿卡”不仅带来商贸往来的便利，对于想要长期留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士来说，还意味着资产、理财方面有了保障，并是对外籍人士“中国情结”的认可。 海外华人成“绿卡”需求主要群体 中国“绿卡”制度的改革，也是海外华人的关切所在。此次“绿卡”申请门槛放宽，也向海外华人传递了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海外人才的信号，“高端人才”之外的大量海外华人群体，亦期冀中国“绿卡”政策放宽，从而能够更为便利的出入中国国境。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体数量高达6000多万人，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接近400万人，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他们已经构成中国在海外庞大的人才库，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招才引智的重要对象。 据北京《环球时报》报道，持中国“绿卡”的投资人员主要是回祖籍国投资的外籍华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截至同年5月，以“特殊贡献”申请获批“绿卡”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共计1612人，约占“绿卡”发放总量的1/3，引进人才以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主。 对此，中国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引进人才以华人居首，其中又以“千人计划”引进的归国留学生占据大半，是正常现象。他表示，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首要途径是海外本族裔回国，这并非中国特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自身只能努力去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同时，可以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吸引人才，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同样非常优秀。 中国“绿卡”普惠海外人才需进一步开放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向全世界吸引创新人才。不过，中国公安部一名官员透露，近几年，中国“绿卡”政策远未满足国家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的需要。据中国侨网报道，中国有关机构还将研究降低中国“绿卡”申请门槛，将在科研领域的、教育背景佳、工作稳定、业务突出的外国人都囊括进来。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若要进一步引进海外高端人才，首先，中国“绿卡”应提高“含金量”。此次公安部扩大中国“绿卡”的申请范围，顺应发展趋势和社会期待，无疑展现了中国在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吸引人才到中国上“吐哺以待”的诚意。 与此同时，中国“绿卡”能否成功吸引外籍高端人才、将中国变成“引智大国”，同样取决于“绿卡”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含金量”。 不仅如此，中国还需完善移民制度。此前侨报网刊文《放宽“绿卡” 中国需完善移民制度》就曾指出，中国需建立一个以吸引人才为主，同时兼顾家庭团聚与劳动力需求的移民和“绿卡”体系，应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制定移民法，成立移民局，规范和管理外国人签证、工作、居留、入籍等事务，也势在必行。这对中国的未来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关系重大。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5年6月17日
2015年6月23日 -
田溯宁：中国应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组织
6月11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科技部人事司和科技部青年联合会协办的《科技创新大讲堂》第三期在科技部报告厅开讲，亚信集团董事长、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就“数据大发现与大数据时代的共识和标准建立”作主题演讲。会议由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主持，科技部部属各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 大数据是21世纪人类探索的新边疆 田溯宁从大航海时代讲起。人类最重要的文明进步都跟大航海有关，大航海拓展了人类对整个对时空的认识。地理大发现不仅仅发现了一块新的地方，实际上人类的文明，政治、军事、文化都得以重新塑造。后来的科学大发现，对人类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原先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变得非常有价值，例如石油，铁矿。 田溯宁认为，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是人类探索的新边疆。知识产生数据，数据早就开始产生了，为什么今天叫大数据，为什么今天的数据能解决我们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最早的数据是结构性的数据，什么时候数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网上的论坛发一个照片跟别人分享，这些特点跟结构性完全不一样，图片、文字各种各样的状态，这是交流性的数据。实际上从互联网开始，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社交网络产生所谓的非结构性的、或者叫交易性的数据。未来大数据构成实际上是三种类型：结构性数据，交易性数据、交流性数据，以及可观测数据。 谈专车：必须拥抱市场 出租车会不会被专车取代？历史上所有技术变革都会使传统行业产生恐惧。只能去改变自己，只有跟市场拥抱，否则往往变成最终的受害者。美国电话出现的时候，美国电报行业当时非常发达，电报必须要国家来投资，所以对政府影响非常之大，贝尔发明电话之后，五六年的时间，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电话出现，后来电话还不是普及了？ 我们今天看到汽车行业，污染问题跟车有关，交通问题跟车有关，车造成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我们的汽车使用率非常低，利用率只有5%，大部分时间车放在停车场。一个汽车能装5个人，70%的时间只有1个人。Uber创始人就是受到云计算的启发。我们每个人的电脑，使用率只有3-5%，其他的时间都在浪费。能不能把不用的计算资源集中在一起？十年以前计算机开始进入云计算的时代。今天之所以用到免费的互联网服务，最终是云在起作用。云计算可以，为什么汽车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限制的不用车的时候，把闲置的资源放出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谈医疗：大数据可预防生病 田溯宁说，我每次体检都觉得特别奇怪，每一次都要照一次片子。每一次体验都跟上一次体验没有相关性。现在随着云计算的发展，我们的生理指标可以记录下来，有很多的数据可以预测生病、预防生病。当数据共享后，就会发现很多规律，比如大部分的感冒跟天气、劳累、饮食有关系。 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隐私？ 田溯宁说，每次变革的时候，法律都跟不上变革，往往都是变革出现了之后，慢慢的制定法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研究探索大数据的主权、隐私权。其次，只有把自己的一部分数据放进去，人们才能分享到，人们才能知道好处。像信用卡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但是你可以获得的是贷款，但是我基本上认为隐私保护和你从大数据中获得的利益是对等的。跨国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产权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要积极建立大数据的法规，还要进行国际的立法。 中国应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组织 田溯宁说，中国现代化面临大量的问题，靠传统方法没法解决，只有靠大数据的方法才能解决。其次中国的人口红利渐远，但是“数据红利”伊始。中国应该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的组织，研究这些数据带来的法律、伦理、主权，技术标准的基本问题。 在工业革命时候，确立了各种各样的产权，定价，基本的规则，交易的规则，数据的产权是谁？过去这些问题是所谓的标准的问题和国际规则问题，全部是西方指定的，从过去的国际海洋公约，到WTO，到电信的ITO，到互联网域名分配。现在中国应该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的组织，研究这些数据带来的法律、伦理、主权，技术标准的基本问题。数据的所有权问题解决不了，隐私问题解决不了，大数据对你来说都是灾难，因为你的数据别人都知道。这些解决不了，国家竞争就会产生问题。 大数据时代什么专业最抢手？ 2015年高考刚刚结束，如何填报志愿是广大考生最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对大数据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此田溯宁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学、统计学等基础科学会越来越重要。对本科来讲，大数据还不是一个专业，可能需要首先掌握学习方法、获得好奇心。当然艺术也非常重要。 田溯宁最后说，自己离开学校几十年，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对信息科技特别感兴趣，做的事都是使信息传播的成本不断下降。云计算、大数据，都是希望知识的传递成本下降，知识的存储处理成本下降。 《科技创新大讲堂》旨在为政产学研用各界构建创新思想的表达平台，进一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至今已举办三期，前两期分别邀请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作主题演讲，社会反响热烈，引起广泛好评。第四期将邀请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主讲，主题为“从英特尔时间看创新的开放趋势”。文章选自中国科技网，2015年6月11日
2015年6月23日 -
王辉耀：别让招才引智卡在“绿卡”上
近日中国公安部发布消息，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7类企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这意味着一直被称为“世界最难拿的绿卡”——中国“绿卡”开始有松动迹象。 从此次扩大的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的范围及个人要求可以看出，新规明确指向在科研领域，工作稳定且业务突出的外籍人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7类企事业单位中还包括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有1300多家研发机构。此次规定的出台，为高层次创新人才来华工作定居开辟了“绿色通道”，符合我国吸引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绿卡”制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美国每年发放100万张“绿卡”，这使得美国对全世界人才保持着吸引力，并直接反映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上。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不断增多。新规的出台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研发人员无疑是一个利好。是中国政府重视人才战略，加快人才吸引的体现。但从新规的具体标准来看，“绿卡”门槛还可以进一步降低。比如规定要求申请人在中国连续任职满四年，且要求副教授职称以上。国际上绝大部分的“绿卡”申请均对申请人职务或已经在国内居留的时间没有要求，且大部分申请直接来自海外。建议中国开放国外直接申请“绿卡”的渠道，直接面向国际上优秀的人才，吸引他们来中国发展，给他们发放中国“绿卡”。同时可以考虑把门槛降低至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有5年工作经验以上，国内相关行业或专业缺乏的人才，或被国内企业雇佣且薪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照章纳税的人才。 此外，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中国的留学生，并提供毕业后两年的实习工作签证，其中优秀的还鼓励他们申请“绿卡”。而现在来到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十分有限，毕业后也无法取得实习工作签证，更不能在中国合法居留，只好沦为“三非”的打击对象。比如北京中关村许多企业都希望聘用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但是苦于无法有正常的渠道和政策来帮助他们聘用海外人才，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十分不利。建议开放外国留学毕业生在华实习工作签证，对其中工作满两年优秀的人才可以有资格申请中国“绿卡”的制度。 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70亿人选才，可以从降低“绿卡”门槛开始。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9日 -
【中央党校网】王辉耀在中央党校的主题报告
为进一步培养学位研究生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5月29日，中央党校哲学部举办第八次“研究生哲学论坛”。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教授应邀，为哲学部全体学位研究生作了一场题为《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人才》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由段培君教授主持。他在致辞时说，30多年来，与中央党校相关的两句话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句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现在中央党校又提出了第三句话：进一步推进党校教育和智库建设改革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请王辉耀教授做《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人才》的报告很有意义。 王辉耀教授在报告中以详实的数据、丰富的案例、严谨的逻辑，通过正反论证、逻辑剖析，深入浅出地为全体研究生阐释了国际化人才的主要理论与国际化人才发展的背景与趋势，并着重对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与策略以及中国人才战略的发展历程与转型问题进行了分析。 王辉耀教授认为，“国际人才”并非一个新概念，国际人才理论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不断发展。如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将国家的生产力分成三个层次：天然的资源；社会状况和精神力量以及人力的资本。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人才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在《创意阶层兴起》提出了“3T”理论，“3T”即技术(Technology)、创意人才(Talent ) 和包容(Tolerance)。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流失”现象。到了9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研究发现并提出了“人才回流”概念。将近2000年时，又出现了“人才环流”理论。“人才环流”是基于海外人才跟主籍国之间的流动现象而提出来的，后来这个理论概念得到不断的提升与发展。 王辉耀教授将全球化分为三个“浪潮”：全球的货物流动、全球的资本流动、全球的人才流动。20世纪最大的全球化浪潮是货物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当今我们正经历着新的一轮全球化浪潮，即全球的人才流动。而当今国际人才竞争的趋势主要见于六个方面，一是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二是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三是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四是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五是各个国家都在争取高层次人才；六是各国不断地出台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如何顺应“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与趋势？抓住机遇，提高人才竞争力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王辉耀教授对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战略、方法举措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并就“中国如何才能成为人才强国”这一议题提出了宝贵建议。他认为，移民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吸引人才的手段。如美国的“绿卡”制度，欧盟的“蓝卡”制度等。德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也都出台了非常灵活的移民政策来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其中留学生是各国争夺的最稀缺资源。各国在争夺世界英才中，还采取了以下主要策略：制定实施各种人才计划，吸引人才回流。如英国的全球创业计划，专门吸收国际创业者；还有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国家猎头”，如以色列的移民吸收部、中国台湾的海外办事处、新加坡在外海设立的十多个部门都属于“国家猎头”，专门用于猎取世界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是全球人才能否被“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关键所在，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环境”。 在论述“人才共享计划”时，王辉耀教授还提出了“海鸥”概念以及“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战略观。在论及“创造产业环境”时，王辉耀教授以以色列为成功范例进行了分析，如“人才不回来，我们就到海外去”再次彰显了以色列主动、进取的战略思维观。就“文化输出”以吸引人才的战略议题，他以“美国梦”为例，强调了文化在吸引全球人才上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并指出“中国梦”概念的科学性与效用性。 回顾中国人才战略的发展历程并就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王辉耀教授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才竞争，“人才赤字”与“留学赤字”仍在扩大，移民海外与留学低龄化趋势继续发展，而这些现象都不容忽视。我们应该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使中国人才战略实现八个转型：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型；从“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转型；从“经济拉动经济”向“人才拉动经济”转型；从“资源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从“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和体制创新”并重；从“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向“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转型。 最后，王辉耀教授还与现场同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他的国际化视野、学术造诣和精彩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论坛使同学们开拓了视界眼光，收益颇丰。 文章选自中央党校网，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 -
陶景洲：专车遇上出租车 新需求博弈旧体制
两三个月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新兴互联网行业必然对传统法律体系和规则造成冲击。今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专车事件证实我之前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旧的管理体制与新生科技的一场博弈。 快的和滴滴去年相继推出专车软件，并在市场上迅速崛起。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四方模式，即汽车租赁公司提供车，由劳务公司派遣司机，乘客则通过使用专车软件，使自己置于四方法律关系之中；另一种则是私家车模式，专车软件只是为乘客与私家车司机提供连接的桥梁。 政府对专车的态度比较矛盾和复杂。交通部曾在去年11月份表态，对于专车业务，“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料，今年1月，交通部竟又称“支持合法合规的租赁车辆作为专车服务，禁止私家车接入专车平台”。之后，交通部长杨传堂先生就接受采访时表示，永远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专车范畴进行运营，并且出租车的份子钱不能降。 总的来说，对于专车模式，政府肯定和鼓励第一种，否定和打压第二种。 对私家车的禁止，理由很多：一说是不合法。依照现有法律，从事出租车运营需要取得道路运输许可，因此，私家车提供专车服务，涉嫌非法营运；二说影响国家税收。私家车车主既非个体工商户又不服务于任何公司，处于税收真空地带。三说存在交通事故责任险瑕疵。保险公司可以私家车从事营利性营运增加风险为由拒绝赔付；四说私家车司机资质背景无人审核，乘客乘车安全无保证；五说打车软件存在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 乍一看，这些说法似乎确有些道理，可细究起来却是不敢苟同。 首先，针对违法一说，汽车租赁公司也没有出租车运营牌照，政府却为何允许其提供专车服务，这种区别对待对于私家车来说未免有点不公平。 其次，上面提到的私家车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立法技术，甚至是市场的自主商业行为来解决的。例如在国外的一些城市，优步主动为司机购买商业保险，以保证司机和乘客的理赔权利。 至于专车的乘车安全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数据表明专车的犯罪率就一定比出租车高。事实上，通过专车软件上的实名认证，每笔交易都能够被追踪，专车这种特有的信息交互机制不但有利于保证乘客的安全，也保护了司机的人身安全，这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政府对私家车的态度，最可能的解释或许有两种：一是政府不愿放权，二是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招投标、拍卖、定额收取经营权使用费的方式从发放出租车牌照中谋利。重庆政府2008年拍卖68张新牌照，仅起拍价就是50万。因此，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放权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垄断租金”的巨大诱惑。 另一方面，出租车公司借力上世纪末国家倡导的“出租车行业公司化”改革，逐步垄断营运证，进而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垄断。以北京为例，据2013年统计，在6.6万个出租车牌照中，个体司机仅占1157人，其他牌照均为出租车公司持有，这一数字十多年来没有变化。2013年4月，北京更是直接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将新增的出租汽车牌照优先配置给企业。出租车公司为了保护既有利益，自然会联合起来对政府施压。 对待出租车行业是否应该放开这个政策问题，需要回归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政府最初决定管制的考量因素如今是否依然存在，以及消费者能否从中获得长期利益。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最初对出租车行业施加干预主要是源于市场化所带来的三大负面影响：一是完全市场化后导致道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出租车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准入门槛低，劳动力可以轻易地进入这个市场。在目前的东京，你会碰到许多出租车司机是失业的公司中级管理人员；二是出租车行业流动性、非后效性的特点阻碍了市场发挥其优胜劣汰的机制。消费的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市场，司机不需要提供良好稳定的服务也能以固定的费率接到下一位乘客，投诉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市场基本处于调节失灵的状态；三是过度的市场竞争导致司机的利润大幅缩水，为了维持生计，司机不得不降低服务质量、延长工时，这都严重损害了司机的利益。 但时至今日，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对于市场化的往日担忧是否依然会构成今日梦魇？这值得我们重新考虑。 首先，放开监管并不会加大社会在环境以及道路交通方面承担的成本。投入专车服务的私家车大体都是基于家庭需要购买的，特别是很多私家车主要是在上下班时段顺路载人，因此鼓励专车能够极大地提高车辆运行效率，降污减排，改善城市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状况，缓解交通压力； 其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专车软件得到解决。乘客通过在互联网上评价司机、车辆及其服务，能够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其他消费者群体，司机也能够知晓该乘客之前是否有过不良的交易记录，实现真正的双向选择。而且，不同于出租车目前的一刀切定价，专车软件依照车型、路况等标准对费率进行灵活调整，不但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也为促进司机提供高质量服务注入了强劲动力； 最后，出租车行业的自由竞争是否真的会损害司机的利益，还要打上个问号，至少现在看来，因为快的和滴滴的打车软件，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不降反升。与此相反，目前司机的个人利益大都为出租车公司所剥削，司机的不满也基本源于其入行成本远高于私家车司机的不公平感。允许专车进入市场实际上会从根源上影响营运证的价格，降低出租车行业的入行成本，令更多人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谋取利益，实现更大群体的公平。而且，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试点的形式对过度竞争可能造成的损害加以验证，而不应该被假想的恐惧蒙蔽双眼，对新生的事物直接说不。 此外，出租车行业这种半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消费者的利益是衡量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就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乘客是最大的受益者，专车不仅降低了费率、提高了服务质量，还有利于消费者评价跟踪服务。至于将来是否会出现专车成功挤掉传统出租车行业后一家独大、垄断市场，进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我此前曾在另外一篇文中提过，互联网行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技术更新换代快、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异常激烈，今日巨头转眼就可能变成“昨日黄花”。传统的以市场占有比例来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在互联网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腾讯明明占据了近80%的市场份额，最高院却依然判定其不存在市场支配地位。滴滴和快的在2014年底合计占有市场份额99.8%的情况下，优步等软件仍然能够异军突起，迅速抢夺市场，这已经表明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最终获益的仍将是消费者。 法学上有个概念叫“恶法”。如果一部法律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应该被认定为恶法，应该被及时调整修改。中国目前的出租车行业法规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这种情况下若政府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无疑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近些年来，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各国政府均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进行了反思，基本呈现出放松监管的趋势，而且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也应将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提上日程，在顾及现有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市场的自由化竞争，消除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影响，取消严格的数量管控，让乘客不用再为天价的牌照买单。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天的专车问题百年前早有缩影。上个世纪初的美国，关于汽车是天生的魔鬼的争论充斥于报端和法庭。试想，当年要是禁止汽车而完全保护马车，今天你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新的需求已经摆在面前，不论是现有的法律还是积重难返的行业负累都不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拦路石。或许，专车软件的出现将是一个契机，倒逼政府实施出租车行业的改革。 当然，不可否认，若要真正实行改革，还存在很多难题待政府去解决。譬如是否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将管理权赋予行业协会？如何弥补传统经营者在改革中的利益流失？如何平衡传统行业与新兴互联网行业之间的关系？是否要统一监管标准，改变当前各地监管不一致的现象？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政府应当慎之又慎地对待专车问题，而不是轻率地扼杀这一互联网行业的“幼苗”。
2015年6月18日 -
郑永年：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就国家安全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来自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处理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挑战。对西方，中国存在着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这两种倾向性既表现在政策话语中，也反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层面。 两种倾向性都是极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现。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说，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是要“遏止”和“围堵”中国，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是“阴谋”。这种恐惧心理就要求中国针锋相对，准备好和西方的冲突和战争。在内政方面，过度恐惧西方的表现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经衰落，而“中国模式”会取而代之。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甚至认为，接受西方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保障。 但实际上，这两种心理认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到了极端，就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中国应当从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前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美苏之间很快就陷入冷战状态，各自组建了地缘政治集团，即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当时的苏联对“敌对阵营”（西方集团）无比恐惧，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对付之，并且把重点放在军事上。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但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展示的，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方位的强国，表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苏联和苏联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能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而几乎把所有资源导向军事的竞争。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竞争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经济萎缩，不仅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费用，而且更促成了国内的短缺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苏联和苏联集团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自行走向了解体。 不过，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苏联时代的戈巴乔夫想通过民主化来促动国家的改革，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的一片呼呼声中，戈巴乔夫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为戈巴乔夫以无声的方式促成了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的实现。在戈巴乔夫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是高度轻信西方的，一方面轻信俄罗斯能够顺利地变成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轻信西方必然会接受和欢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 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即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俄罗斯也自信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西方的野心。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后门。 俄罗斯过度轻信西方显然是失败的。在内政上，西方式的经济自由化很快就导致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出现成为西方经济附庸的趋势。经济寡头直到普京执政时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恶果到现在并没有消化。俄罗斯尽管想走西方的市场路线，但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正是西方式市场路线所导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紧张关系。在经济寡头严重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普京对寡头进行了整治。同时，原来叶利钦时代的分权也走向了集权。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的不满。西方现在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往日苏联帝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要回到前苏联时代。问题在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直接起源。 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在前苏联时代，因为乌克兰本身是苏联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划给了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理解。但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颠覆性错误”，和西方交恶，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也是俄罗斯和西方继续争斗的根源。人们还不知道，俄罗斯和西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关系的正常化。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无论于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反映对中国的恐惧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选择问题，是恐惧西方还是轻信西方？这两方面的选择都存在着。首先是过分恐惧美国。中国一些人过分恐惧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恐惧中国所导致的。就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花了很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的反应并不是中国所预期的。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二战之后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来组建反美国的同盟，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犹如当时的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并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关系建设。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政策、强化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努力发展新盟国（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曾经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实力不如从前，其所推行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处碰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强调军事力量。 第三，发展排他性的战略性贸易。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明显排除中国，并且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 第四，想尽一切办法把其同盟国沦落为“附属国”，听从美国的领导。和日本的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通过诉诸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来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东亚共同体被美国视为是“亲中国”的，因此很快就被绞杀。安倍上台之后，走的是反华路线，这不仅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不惜以牺牲和中国的利益，来鼓励日本等盟国挑战中国。很显然，美国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和前苏联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也转而恐惧于美国，主张要以牙还牙。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中日关系、南中国海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上继续“韬光养晦”、配合美国和西方的“情绪”。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中国这样做，西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这两种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过于恐惧于美国，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国的军事竞争陷阱。一旦陷入军事竞赛陷阱，中国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被军事化，就如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并非假设，而是有制度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就会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会破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很难会走东欧那样的民主化道路。执政党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也会同样把其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的颠覆性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这里，中国需要一大批政治企业家，能够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搞上去，学习西方，但做得比西方还要好。学习西方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中国不可以学习前苏联那样，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建设和西方相对立的区域或者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对国际和平更不利。同时，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开放性。美国等主导的无论是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还是经济上的TPP等区域组织都是排他性的，中国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如果要有竞争力，唯一的来源就是开放性，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也向发达国家开放。目前所进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并且中国所确立的区域和全球性组织的目标，至少在早期并非取代现存国际组织，而是从补充的角度行使现存国际体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现存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本身的能力。 简单地说，开放性是中国经济的本质。无论是内部建设还是国际秩序建设，都必须秉持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就可有效避免过分恐惧西方或者过分轻信西方的颠覆性错误，同时也可确立和提高中国本身的自信度。
2015年6月18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打造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特邀专家等。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近50部，包括最新出版的《国际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以及《大国智库》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仪式上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王辉耀说，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有了，现在需要抓具体的项目。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王辉耀说，“现在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谈一带一路————“一个更大的战略”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一带一路最大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辉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此前，中国进入WTO后经济有很大的提升，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 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华西都市报：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王辉耀：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谈具体实施————“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华西都市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重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做？ 王辉耀：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当年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华西都市报：具体来说呢？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 一带一路推进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谈风险挑战————“企业走出去面临三大风险” 华西都市报：您是智库高参，同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一直在做一带一路的国别研究。您认为智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辉耀：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华西都市报：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身份向高层传递您的意见？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每个月都会通过建言献策参考将研究和建议上报给相关部门，我们也会请其他智库、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并把建议汇总。我们最近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未来会加大建议力度。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王辉耀：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谈四川机遇————“川菜风靡全世界，可以更多地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您曾在四川工作和生活过，您认为四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哪些机遇？您对四川融入一带一路有哪些建议？ 王辉耀：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是西部的一个龙头，而且四川高校云集，人才云集。 从地理位置而言，四川离西边更近，从行业上讲，四川电子很发达，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落户四川，这些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一带一路能带动文化走出去，川菜风靡全世界，在国外的中餐里的一半以上是川菜，今后可以更多地走出去。川菜出口能带动中国食品文化走出去。 另外，四川人的出川，移民的意愿很大，而且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四川人民到一带一路国家，出川的人数可能会更大。四川可以鼓励移民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我们在当地的移民和华侨华人力量。 最近四川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华西都市报：中国还需要哪些方式走出去？ 王辉耀：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