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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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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王辉耀：一带一路需打造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特邀专家等。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近50部，包括最新出版的《国际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以及《大国智库》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仪式上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王辉耀说，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有了，现在需要抓具体的项目。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王辉耀说，“现在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谈一带一路————“一个更大的战略”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一带一路最大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辉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此前，中国进入WTO后经济有很大的提升，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 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华西都市报：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王辉耀：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谈具体实施————“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华西都市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重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做？ 王辉耀：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当年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华西都市报：具体来说呢？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 一带一路推进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谈风险挑战————“企业走出去面临三大风险” 华西都市报：您是智库高参，同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一直在做一带一路的国别研究。您认为智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辉耀：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华西都市报：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身份向高层传递您的意见？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每个月都会通过建言献策参考将研究和建议上报给相关部门，我们也会请其他智库、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并把建议汇总。我们最近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未来会加大建议力度。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王辉耀：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谈四川机遇————“川菜风靡全世界，可以更多地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您曾在四川工作和生活过，您认为四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哪些机遇？您对四川融入一带一路有哪些建议？ 王辉耀：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是西部的一个龙头，而且四川高校云集，人才云集。 从地理位置而言，四川离西边更近，从行业上讲，四川电子很发达，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落户四川，这些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一带一路能带动文化走出去，川菜风靡全世界，在国外的中餐里的一半以上是川菜，今后可以更多地走出去。川菜出口能带动中国食品文化走出去。 另外，四川人的出川，移民的意愿很大，而且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四川人民到一带一路国家，出川的人数可能会更大。四川可以鼓励移民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我们在当地的移民和华侨华人力量。 最近四川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华西都市报：中国还需要哪些方式走出去？ 王辉耀：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 -
张黎刚：挂号这件事我惦记了10年
导语对于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张黎刚，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近期几桩BAT对挂号产品的投资让在线挂号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最近又有新人入场，只是这位新人有点面熟：去年刚刚在纳斯达克成功IPO的爱康国宾创始人张黎刚。这次他创办的是一个全新的在线移动医疗品牌——导医通。 面对《创业邦》的独家专访，他说：“我是那个最早做导医的人。” 我们在2013年6月封面故事——《张黎刚的“否定之否定”》中写到了他的故事：开体检中心不是最初选择，他一开始只想做成轻资产，在网上销售健康管理服务，最终从线上走到了线下，经营实体医疗。其实那时他试水的不仅是网上售卡，还有网上挂号，并且不只是针对高端客户的特需医疗，而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平民式挂号。 挂号这件事他惦记了超过10年，碰过壁，也清楚其中的大小陷阱。他一直观察着大格局，直到2015年终于感到时机成熟，再次出发。 这样一个在实体医疗行业奋战多年的老兵重拾挂号，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市场的肯定。所以，我们也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新的信号：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好时机？怎样保证以前碰过的壁不会在这次重蹈覆辙？关于产品的设想：绝对智能 张黎刚将几款已有的产品做了一个类比来介绍导医通的模式：挂号网解决的是老百姓挂号的难题，“好大夫”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咨询平台，而导医通相当于“挂号网+好大夫”。 患者即使能在网上挂号，也没法和医生产生就医前的直接沟通，医生同样也不了解患者的症状，经常是患者排队几小时，最后和医生只见面不到几分钟，而且双方见面就像相亲一样，彼此要从头问起。 张黎刚认为，理论上，医生和患者之间是可以更了解的，越了解越能提升效率，而提升效率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任务。只需要把患者、医生、医院三者完全打通，挂号的同时把病人的健康档案、检查报告传输过去，医生利用碎片时间提前预习，再去问诊，这就是导医通的想法。 15年前，上海一家专注做挂号的网站——上海导医网上线。2009年，为了响应当时卫生部对医院推动预约挂号的工作要求，上海卫生局在绍兴开过一个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和相关部门参加，请所有为医院提供挂号服务的民营公司来介绍提案，相当于一次集体“答辩”。那次研讨会上，上海导医网获得了“答辩”的第一名。 其实在2005年，这家公司便被张黎刚收入了麾下。 导医通相当于上海导医网从PC端向移动端的升级。它目前的主要服务，也是基于之前和上海各家医院合作的升级。 再次入场，张黎刚对导医通的想象也升级了。 比如，他觉得，患者就医排队时在医院逗留的时间过长，对医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患者间也容易形成交叉感染。这个问题的“七寸”不只是网上挂号的问题，而是更精确的分时预约挂号，所以导医通要做到的是，挂号的时间划分不再是1号或2号，而是1号上午8：00－8:15或是2号9:00－9:15。然后，智能化计算患者和医生会面的时间，通知患者什么时候从家里动身，用多长时间照片子、化验或取药，系统实时对接，让患者来到医院之后的一切动作畅通无阻。 张黎刚是互联网出身，当年他作为一个医科学生被张朝阳挖到搜狐，第一份工作便是产品经理。所以，尽管做了很多年实体医疗，他对未来的构想仍然很前沿：导医从来都不应当是一件人工完成的事情，因为人工就意味着收费，智能化才象征着免费，而免费才是大趋势。最后他找到哈佛医学院出版的《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以此为原型做分诊规划，希望像智能机器人一样去处理分诊。 张黎刚希望导医通能hold住尽可能多的三甲医院。4月22日产品上线的时候，上海大约70%的三甲医院都在导医通的平台上开通了账号。 这两年大医疗的一个趋势是分级诊疗，鼓励患者先去社区医院就诊，有需要的情况下，再由社区医院安排转到三甲医院就医。但问题是，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领域，小症状的背后未必是小毛病，很多老百姓仍然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就医。所以张黎刚打算从病症描述和健康档案这一端出发，把症状描述得更细致，利用医生的碎片时间去提前做出判断。他说这算是自己的一个微创新，同时他也指出，这个微创新借鉴于好大夫、丁香园、春雨医生之前的一些服务模式，因为这些产品的主要思路都是让医生利用好碎片时间。 张黎刚希望追求更加理想化的效果。这种思路会让人想起谷歌汽车的计划：如果整条马路、整个城市的路况都尽在计算机的掌控之下，无人驾驶才会得到大范围应用。 假设他的设想能够成真，而且互联网产品也能不打折扣地做到这样的效果，那么以后将会改变的是“挂号”这个概念，让医疗服务全面变成预约化。但导医通凭什么能做到？在中国的体制下，这样的理想化状态，会不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对于医疗的未来：绝对乐观 张黎刚敢提出这个畅想，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观察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他便做过这样的尝试，而且他和团队为此曾非常努力地去拼了一把。 讲述这段故事之前，需要提前说明的是，预约挂号是一件地域特征明显的事情，每个城市都在采取不同的方法，有的渐渐收紧，也有的逐步放开，放开则是为了鼓励更多民营公司介入预约挂号。 爱康国宾曾经作为授权商来运营北京的预约挂号，张黎刚当时已经做好了一套架构，其中的核心是智能化分诊。 张黎刚是艺龙网的联合创始人，他在挂号上借鉴了酒店预订的诀窍。在网站上订酒店，如果想要的价位没有空房，网站将推荐附近其他酒店给用户来选择。在张黎刚之前运营的预约挂号一卡通上面，如果患者要求找A医院的B医生而B医生不在，系统会自动匹配推荐同等级别的医院和同等级别的医生。 例如，患者想要挂阜外医院心血管科的号，但阜外医院的号已满，系统会推荐安贞医院的同级别医生，接下来是北大医院、301医院。张黎刚说，这样的好处是患者永远都能挂上号。 而且这个分诊系统还会自动区分票贩子。通过身份证挂号，倘若某人一天连续挂了2个以上的号，或者挂了很多个科室，系统就会把此人的信息报给医院。 在今天，张黎刚回想起当年，觉得当时的做法是“一种有限的处理方式”。他要避免所有人都去抢名医的号，但患者仍然无法把控自己究竟挂上了哪位医生的号，尽管他利用了很多技术手段去强化这套架构。 换到现在，张黎刚认为医院体系和整个体制都会更为配合。 首先，他认为自己足够了解中国的医疗领域，这基于以下判断：现在的医院比10年前更加开放，因为如今社会对医疗的需求量仍然在提升。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环境污染，人们收入增高，医患冲突激烈，这一切问题让医院的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一点：以往的医疗行业就像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封闭的体系里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他们发现有些问题根本解决不掉，必须借助外力。 所以，连春运时最紧缺的火车票都会放在网上去销售，还有很多代理机构参与，凭什么预约挂号不能放开让更多的移动医疗机构来参与？再或者说，中国人足够重视财富，连手机转账都能实现，而且是通过各种方法解决安全问题之后的实现，挂号为什么不能用手机来完成？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对“就医160”的报道中，其创始人罗宁政指出，中国一天有2000万人挂号，就医160和挂号网加起来一天的挂号量不到20万，市场份额不足1%。实际上，目前多数医院都只是把少量号分发给服务商去运营，大多数挂号行为仍然在医院窗口完成。当然，在未来，他们完全可以调控网上挂号与窗口挂号的比例。 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是中国人的健康档案，而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过往病史与体检报告放到一起组成健康档案，类似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如果这样的体系能建立起来，老百姓看病之前只需要进行授权，因为这个健康档案的主人是老百姓自己。而且健康档案也将有利于挂号服务的延伸。 最后是让人头痛的医院HIS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医院信息系统）。张黎刚曾经与同仁医院打通系统，虽然打通之后只运营了一段时间，但他想证明的是，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张黎刚对于这个领域的未来持绝对乐观态度，他认为能打通的地方迟早会打通，趋势在前，医疗的需求量太大，“挡是挡不住了”。 创业者经常会“抱怨”的一点是，做一件创新的事情，走快半步最好，走快几步反而会成为先烈。时隔多年，张黎刚重新做回挂号，他如此形容自己的感触：第一，对于有些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 第二是，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现在他可以等，愿意等，等整个体系完全打开。对话张黎刚 创业邦：导医通和爱康国宾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黎刚：导医通是我个人跟爱康集团共同出资，和导医通的创业团队一起打造的，将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运营。我亲自来带团队，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架构师”。下一步将融资引进第三方的资本。 创业邦：去年挂号网拿到了天价融资，导医通毕竟是个后来者，而这又是一个资源型生意，医院那边的合作态度是怎样的？ 张黎刚：我觉得最终从医院来讲，他们不会把所有的号都开放给某一家公司的。我也看不到某家医院只和某一家公司合作的理由，如果其他公司能进去，我们也一定能进去。重点是，你是否是从医院、医生、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你要想医院在管理上面碰到了什么瓶颈，能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拿着医院的号作为资源，那么这种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深入。 创业邦：导医通既要从医院的角度去切市场，又要拉医生到自己的平台上，两方面都要出击，而目前市场上的几款耕耘多年的产品未必没有这样想过，况且它们在某一方面已经拥有优势，你会不会有压力？ 张黎刚：在我看来，所有服务性的公司，想象中能做到的事情都差不多。十几年前，搜狐、新浪、网易一开始都是门户网站，没有太大区别；慢慢网易以游戏为主打，新浪就是新闻，搜狐是多元化，才区分开来的。 我觉得移动医疗上面也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成气候了，最重要的是执行力与微创新的能力。另外，我希望导医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也愿意和好大夫合作，一起来建立一个患者、医院、医生的服务链。 创业邦：现在有多少医生在导医通平台上？医疗是一个双核心的事情，医院是一个核心，医生是另一个核心，导医通会依靠医院来拉医生吗？ 张黎刚：我印象中应该已经超过一万位医生了吧。除了医院，我们还会邀请一些新的力量，例如脱离医院体系自建团队的张强医生集团。还有北京阜外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孙宏涛，他提出了一个医生联盟，也就是说医生不会离开体系但是可以创业。第三类是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综合科主任谢汝石副教授，他的想法是帮助医生建立私人医生工作室。我们将和孙宏涛主任、谢汝石副教授的私人医生工作室深度合作，也欢迎更多医生团队和医院来和导医通合作。 创业邦：创办导医通的契机是怎样的？是否与如今爱康国宾已经上市有关？ 张黎刚：10年前推出挂号平台，那时候的困扰是需要收费养活自己，需要找商业模式。现在资本市场支持免费模式，是很大的突破。对于移动端预约挂号服务，导医通将全部是免费，欢迎任何人上来测试是否是免费。我已经过了为企业生存而找商业模式的阶段了，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文章选自创业邦，作者：曲琳
2015年6月17日 -
【大连日报】国际化人才为城市带来国际化思考
让大连引领东北亚踏上“一带一路”新征程为发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智力、创新和人才优势，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6月10日-12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市委统战部、留学报国大连基地组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来我市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对接服务。活动中，记者专访了多位专家，听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思考，给城市带来前瞻性的国际化定位。。 王辉耀 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团长。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官员，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等。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学位，担任过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管理、创业创新、华人华侨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和智库研究等领域有广泛的学术研究，发表有关中英文著作50部和有关中英文专业文章上百篇。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团长，王辉耀在接受采访之初就表达了此次来大连的美好愿景，“多年来，大连一直以专注创新创业，每年的海创周等一系列对外开放交流活动，更是不断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大连，愿意敞开怀抱，欢迎国际人才。此次，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来到大连，让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了解到，大连愿意搭建更多的平台，为海外人才提供机会、提供舞台。” 王辉耀是大连的老朋友，欧美同学会大连基地建设他就是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凭借对大连的了解，他认为，“中韩自贸区已经扬帆起航，大连基于独特的战略区域定位，应该拥抱新机遇，在打造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龙头’作用，并引领东北亚踏上‘一带一路’新征程。”王辉耀建议，大连应该牵头举办中日韩企业家大连高峰论坛，侧重中日韩企业家的天时、地利和经贸往来频繁的优势，提升大连，打造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枢纽和区域中心，发挥大连在国家“一带一路”宏伟发展中引领东北亚的战略牵引和推动作用。 在与记者的进一步交流中，王辉耀还分析，“大连未来发展，既要提升巩固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传统产业，又要着重支持国际教育、国际旅游会展、养老和医疗等新兴产业，我们专家团队带来许多的前瞻性的国际化思考、定位，能为城市‘十三五’规划提供参考。” 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历程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似乎很“年轻”，而今的大连软件业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名片，具备了较强的国内竞争力。经过近20年的沉淀，大连软件外包业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待我们的是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在世界软件服务外包业唱响大连的声音，定位大连的高度。王辉耀建议，“还要不断催生服务外包新业态，比如企业后台数据处理、日语呼叫服务、日韩酒店预订等。” 一个城市要发展壮大一个产业，一定要充分挖掘本身所具备的优势，“突出城市品牌差异化”。大连有着良好的城市环境，又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又具备对日经贸频繁和日语人才充足等优势，结合大连的特点，王辉耀建议大连可以打造国际大学园，办国际合作学校，培养工艺、高级技师等国际技能人才，打造“中日韩人才特区”。当然，一个城市发展壮大一个产业，必须再加以政府的大力推动。在王辉耀看来，大连应该注重政策创新，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做法，诸如对于重点行业，引进海外人才可以简化或者优先办理往返签证等等，“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流动，只有人才流，才能带来物流、技术流和资金流”，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城市国际化的脚步。（记者：石联）文章选自《大连日报》A3版，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17日 -
【中国日报】Firms pin hopes on winds of change
China’s economy is a big preoccupation,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 study finds.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survey, but it says that more than half the respondent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ir prospects in the country.The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15,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 in Beijing on June 9, says the percentage of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ranked concerns about Chinese economic headwinds as one of their top three business challenges is almost double that of any other challenge."European businesses have done OK in the past year, but the outlook is a bit pessimistic," says Joerg Wuttke, president of the 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People are withholding investment and are more cautious about investment."The more than half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ing optimism about their growth prospects in China is 10 points lower than it was last year. Nearly one-fourth expressed pessimism about profitability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and 40 percent said they plan to cut costs,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25 percent last year, and most said they plan to lay off staff.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a paradigm shift", Wuttke says.It wants to discard the "old toolbox" of high, fixed-asset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growth, which has created overcapacity and debt in most industrie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rticulated its vision of moving the economy to the so-called new normal, an era of lower but higher-quality economic growth, he says."The new toolbox for this growth is still to be put in place, meaning that while the growth pattern has already slowed, the shift up the value chain to more quality growth has yet to be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will be difficult."The pain brought by the economic slowdown has been felt more by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survey found.While on average 58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ed optimism about growth, 76 percent of those that have operated for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China expressed such optimism, the survey says.Wuttke says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longer are mainly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newer arrivals are catering to the newer China."The smaller the company, the newer the company, the better. The larger, the older, the more pessimistic."However, since there is no other market as big as China, European companies are still keen on investing in it, and it is in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engineering, health and logistics that growth opportunities should appear, he says. However, it is in these areas that foreign businesses say they feel constrained by regulations, and they want more market access.Fifty-five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end to be treated unfavorably compared with Chinese firms 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Nevertheless,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China", Wuttke says, and the European businesses simply wa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ess on with its reform agenda.In talking of the government’s reform agenda, one-third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it has helped to create an even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one-third said it has not, and the rest said they were uncertain..Seventy-eight percent of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ed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the top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Half the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 efforts of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in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s meeting their expectations, and 85 percent applaud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companies surveyed that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id they have no R&D center in China, and those with such a presence said they tend to use them to localize products. They would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China if they ha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ey said.Complex visa policies imped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of R&D, Wuttke says.H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account for just 0.6 percent of Beijing’s population, while in his hometown of Berlin the figure is about 20 percent.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ers in Beijing is far less than in other big international cities, he says.Xu Hongcai, a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says that while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growing quickly.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economy, he says.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will find that because of the rising cost of labor and materials and overcapacity, their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weakened, he says,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keep bringing in the latest technology.Prospects are brighter for newcomers more likely to adapt to the times, he says.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ft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13,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to lower levels, he says."The pace of reform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s been faster than in the previous 10 years." While reform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is a great concern to Western companies, who feel too little progress is being mad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will issue a comprehensive report detailing the way ahead, he says.Wang Huiyao,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says that Chin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are sometimes disconnected, and Chinese firms often compare unfavorably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implementing research in their products.CCG is now researching how multinationals c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China’s R&D, he says.There are about 1,300 research institutes attached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should look for more access to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loosen restraints in some areas and treat them as local companies, Wang says."Foreign companies could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Microsoft’s research center has incubated dozens of Chinese companies."China should scout for more skilled people and retain them, he says, which means it needs to make the process easier.On June 8,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id China has lowered the threshold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foreigners serving in some government-affiliated institutes and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enters.The newly added sectors include state laboratori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technology centers of key companies and foreign-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Foreigners who are vice-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or above, who have worked for at least four years in China and whose tax affairs are in order,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The ministry said on June 9 that from July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 will be easier to obtain for foreigners working in Shanghai. （By Chen Yingqun）From China Daily, 12th June, 2015.
2015年6月16日 -
【环球时报】外籍公民想拿中国“绿卡” 海外华人成为主要群体
中国“绿卡”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申请的绿卡”之一。“绿卡”是颁发给外籍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证，中国推行该政策近12年，但“绿卡”持有者凤毛麟角。随着公安部6月8日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相关专家和外籍人士对“绿卡”政策放宽有了更多预期。《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绿卡”申请门槛高，政策落地不力，让不少在华外籍人士苦恼。国内移民领域研究者认为，面对国际竞争，中国人才引进的思路仍需开放。 特殊贡献者拿“绿卡”相对容易 “中国‘绿卡’？”俄罗斯青年安德烈一听《环球时报》记者提起这个话题，就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上周末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一间俄式餐馆里，这个随父来华经商9年、一口京腔的27岁青年无奈地说：“这么说吧，如果你不是宝马中国总裁，不是打篮球的马布里，不是入选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科研专家，也不是这些人的家属，那你基本就不用尝试申请中国‘绿卡’了。” 在安德烈提到的“千人计划”中，就有刘科这样的美籍科研专家。刘科1990年赴美深造，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先后在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等企业工作。2010年初，作为中国政府“千人计划”入选者，刘科辞去GE全球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和气化平台负责人职务回国，担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兼首席科学家。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单位人事部门帮我们操办了‘绿卡’申请的大部分手续”。据刘科回忆，他从提出申请到拿卡，大概半年时间，“中组部人才局是给了很大支持的”。刘科说：“我和我太太、女儿都拿到了‘绿卡’，我父亲因为年龄等原因，最后没有拿到”。 天津泰瑞倍药研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勇同为“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这位斯坦福大学化学博士回国后在天津滨海新区自主创业。他和身边多名“千人计划”外籍科研人员、技术型企业家也是在国内有关部门帮助下，完成了“绿卡”申请流程。“我知道按规定，申请‘绿卡’有很多门槛，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特殊贡献人群的优惠政策。”李勇回国时对这些复杂的条款并不了解，他表示，公安部门和高新区政府给了他很细致的帮助，“指导我们适用哪些优惠政策，还帮忙填表、整理申报材料”。 根据中组部2014年6月发布的一组数据，截至同年5月，以“特殊贡献”申请获批“绿卡”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共计1612人，约占“绿卡”发放总量的1/3，其中包括1306名“千人计划”引进的外籍人才及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由此可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在申请“绿卡”方面具有优势。但即便这样，该计划分批次引进的4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目前拿到“绿卡”的不足两成。 根据我国2004年8月开始实施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绿卡”制度，外籍公民可按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个类别申请“绿卡”。任职类要求申请者担任副总经理级别职务，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享受同等待遇，且要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投资类要求申请者至少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稳定，实际缴费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美元。这两类规定被一些申请者认为“门槛”高。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5月，获得中国“绿卡”的约5000名外籍公民中，投资人员及家属仅有94人，任职人员及家属763人。 相对而言，特殊贡献类和亲属投靠类的适用较为广泛。南方某市一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所在单位接到的“绿卡”申请以夫妻、家庭成员团聚为主，这类申请手续相对简便，基本都能获批，“要么就按特殊贡献”。据他解释，这是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突出贡献，或对国家有重大价值的世界顶尖人才、特殊技能人才及知名人士，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奖项获得者、世界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文艺人士等。“操作中，一般就是国家专门引进的人才，或者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外国人，上面会给优惠政策，地方也大力举荐，所以申请下来也算容易”。 要让更多人觉得“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 俄罗斯青年安德烈把“绿卡”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是做过研究的。《环球时报》记者问已经入乡随俗的安德烈有没有想过申请“绿卡”，他说身边的外国朋友还没有一个拿到“绿卡”的，“我爸的朋友也没有，他们都是做贸易或咨询，没有足够大的投资，也不是全球500强的老板”。安德烈说他其实想过，是否能按特殊贡献类尝试申请，毕竟不像投资、任职类有诸多硬性规定。但安德烈已知难而退地表示：“前段时间我一看新闻，北京首钢男篮外援马布里作为特殊贡献者去咨询申请‘绿卡’的有关程序，哇，我还是算了吧。” 常年旅居上海的法国人昂力则准备一搏。昂力在一家语言机构任职，过去5年里，他经常为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做志愿服务。昂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知道这够不够特殊贡献，那个规定很模糊。”昂力已经请所有他服务和合作过的中方机构出具材料，以证明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中组部数据显示，至去年5月，中国“绿卡”持有者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较集中的依次为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其中主申请者占不到1/3，剩下是家属，引进人才以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主。 据了解，持“绿卡”的投资人员主要是回国投资的外籍华人。对此，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引进人才以华人居首，其中又以“千人计划”引进的归国留学生占据大半，是正常现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首要途径是海外本族裔回国，这并非中国特例。当前国际人员流动的趋势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仅占人员流动总量的3%，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流动较为活跃。刘国福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你只能努力去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但同时，可以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吸引人才，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非常优秀。” 据刘国福介绍，中国“绿卡”政策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工作签证转换为“绿卡”的通道。他认为：“持工作签证的在华外籍员工超过80万，‘绿卡’只发了几千张，我们现在政策规定是领导，有职称，才能换‘绿卡’。有技能的就是人才，不是当领导的是人才。”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多名持或未持“绿卡”的外籍人员认为，中国“绿卡”更像是一种荣誉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贡献的认可。就像安德烈说的那样直白：“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现任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艾勒今年4月获得中国“绿卡”时，有地方媒体称，他“先后促成多家国际知名企业落户沈阳”，其申请“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王辉耀认为，这表明政府管理思路的保守，“绿卡”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的政策性工具，而非荣誉授予。王辉耀经常听国内一些创新企业说有聘用外国留学生的强烈需求，但没有相应居留政策。他表示：“有志于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在非经济、科研领域积极贡献个人力量的外国人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当然不是!现在国外给外籍毕业生3年或5年实习签证，等你积累足够资历，可以申请绿卡，然后可以申请国籍，这是给了人才一个可预期的上升通道，人才引入是一系列配套政策。来华外国留学生就觉得，我也留不住，那不如早点回国作打算。”刘国福告诉记者，他已经着手研究以北京为试点的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计划。 持“绿卡”者想得到更多“公民待遇” 中国政府部门一直在做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的努力，也在给予“绿卡”持有者更多的“公民待遇”。而此前，中国“绿卡”的功能仅限于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出入境无需签证手续。本月8日公安部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王辉耀认为：“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被纳入其中是一个突破。但也仅有这一个，大量科研人员集中在企业里，大的互联网企业、联想、华为以及中国现在兴起的智库要引进外籍人才，都不在这个规定范围内，政策开放的步子迈得还太小。”他说，中国从引入外资到引入“外才”，“要大步走，甚至跑起来”。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外国专家时表示，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来华开展教学研究、投资兴业更便捷。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绿卡”持有者在出入境时感到便利，但现实中“绿卡”所具有的“公民待遇”还常常不能兑现。刘科提到，他在国内出差时，一半酒店认‘绿卡’，一半只认护照，用“绿卡”没法在国内做金融投资，在一些高新开发区注册公司也不认“绿卡”，还是要求按外资办。 在刘国福看来，现在“绿卡”发放数量还相对太少，管理分布在多个部门，“到地方一级，可能不会为这区区几千人去下文传达，做系统调整，只有放宽‘绿卡’门槛，扩大持有者规模，才可能突破这些障碍，同时做到让外籍人才更好地与中国社会融合”。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16日 -
【CCTV新闻1+1】如何防止低龄留学热背后的“流血”事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低龄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缺少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小学生大批到海外学习和生活，这同时带来了许多的安全问题，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留学生刑事案件更是牵动了广大留学生家长的神经。 针对近期留学生在海外出现的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CCTV新闻频道“新闻1+1”采访。他指出，小留学生在出国前家长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并熟悉所在国的文化，而家长也要多咨询有经验的人士，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尤其要避免法律方面的问题。 被抓捕的6名被告中有3人是未成年人，轰动一时的中国留美学生绑架案，透露出了令人咋舌的细节。据受害者之一刘某讲述，她所遭受的暴行包括扒光衣服、用烟头烫伤胸部等等。 孩子惹祸，家长试图“花钱摆平”，6名被告留学生中的1名学生家长，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高速路上飙车、过量饮酒身亡、帮派打架斗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为何新闻不断？留学变成“流血”中国留学生群体近来多次闯祸 5月28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起诉15名涉嫌“聘请他人替考”的中国公民。6月3日，美国洛杉矶地区留学生绑架虐待案在波莫纳高等法院开庭审理。6月4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涉嫌在美殴打同胞，并参与违法组织“城管帮”一案判定，被告李梦龙严重伤害罪、殴打罪两项罪名成立。这仅仅是过去十几天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关的新闻。 “时而愤怒，时而蔑视，时而嘲讽，时而不屑，甚至不断冲着身边的翻译对证人的证词品头论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美国《侨报》在6月5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翟某在法庭上的表现。 (被告人翟某在法庭上与另一名被告人张某眼神交流) 随着庭审进行，洛杉矶中国留学生绑架虐待案的更多细节被媒体披露。美国《侨报》的报道指出，此前翟某及其帮手对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刘某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殴打，刘某遭受到拳打脚踢、上百次耳光、被泼冷水、被扒光衣服、吃沙子、被剪头、强迫吃头发等施暴行为。酷刑罪可判无期涉案留学生对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此案涉案的12人均是高中学生，受害者2人。被捕6人，其中3人是未成年人。另外还有4人在逃，涉嫌绑架和酷刑罪。 有报道指出，涉案的中国留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对后果估计不足。 美国的酷刑罪指对他人身体造成极大伤害，为了报复、勒索或者其它目的而虐待、故意对别人施加残忍或者极端折磨的行为。有律师说，酷刑罪甚至有可能判无期。知情者透露，被告翟某和张某被捕后第一次出庭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此外还有报道称，涉案中国留学生中，目前已经有数人逃回了中国。律师表示，他们逃走也躲不过检察官的起诉，被告如果不出庭就会被列入黑名单，除非这辈子再也不回美国，否则即使十年二十年后回来，也会因为列入黑名单而在机场就被抓获。家长制造案外案试图“花钱摆平”贿赂证人被拘捕 这起留学生绑架虐待案还传出了案外案。6月3日开庭当天，6名被告留学生当中的1名家长，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企图行贿证人，结果锒铛入狱。 事实上，中国家长试图“花钱摆平”不成，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丑闻时有发生。2012年4月，一名中国留美学生被控强奸罪遭起诉。他的父母赶到美国后，因救子心切，试图找人用钱来说服被害女子改口供，随后被警方以“贿赂证人，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 中国留学生涉强奸女房主，父母欲买通受害人遭逮捕 稍具戏剧性的是，虽然检方表示有足够的起诉证据，但检察官基于“文化差异”的原因，撤销了对这对父母的指控。而对这对中国家长的做法，多数美国人表示“根本不能理解”，“简直是愚蠢的行为”。“入乡”要“随俗”家长和留学生都应增加法律意识 从1978年至今，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狂飙猛涨。1978年几乎是0，到2000年左右开始快速上升，到2013年已超40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商会的重要创办人王辉耀指出，这些年来出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而在法律教育方面也需要“入乡随俗”。“如果法律教育不跟上，那么子女出去读书，特别是低龄子女出国，会面临风险，而且容易做出家长意料到的事情。”留学门槛逐渐降低中等资质留学生出国后成弱势群体 2007年以后，美国开放了对中国低龄学生的签证政策，只要经济负担得起，都可以去美国读书。 美国厚仁教育研究机构首席发展官陈航表示，他所在的留学机构每年会接触处上千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他看来，迅速增长的留学生人群，让一些中等资质的留学生到美国后，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都显得有些吃力。 杨慧瑾是美国一名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两年的美国大学校园生活让她看到了不少中国同学被迫离校的例子。成绩差的主要原因跟语言有关，在美国的高校中，中国学生“过度抱团”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让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语进步缓慢，而且更加难以融入美国的校园以及社会文化。 语言有障碍，融不进当地的生活及文化，这让很多家庭环境较好却又缺乏监管的孩子，开始去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留学低龄化态势加剧除了金钱父母还要准备什么？ 不仅人数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小留学生”要出国的时候，父母除了准备钱，还应该准备一些什么？ 王辉耀建议：首先，培养心理素质特别重要。在孩子出国之前，有意识让他们独立，进行事前锻炼。 其次，一定要熟悉所在国的文化。比如通过正规的辅导班提前感受、接触。 第三，孩子本身要有自制能力。很多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出国后往往会有很多问题。 王辉耀提醒，低龄小孩出国后心里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家长要及时跟他们沟通保持联系，同时还要多咨询有经验的人士，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尤其要避免法律方面的问题。文章选自央视新闻网，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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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绿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A2版，2015年6月10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研究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从即日起，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在投资、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享受中国公民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 此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在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移民增长了35%。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尤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10年，每年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孕育着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从而对国际跨国资本、企业巨舰形成了强大的“磁场”。目前，世界上500强企业大多数都在中国安营扎寨，众多的跨国企业把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迁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绿卡”制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8月开始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办法》规定，对在我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中国“绿卡”。 时下，许多外国人在国内沿海地区、京、沪等大都市安家落户，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外国人居住社区。如京城的韩国村、沪上的日本村……从国内一些大城市外向型经济、国际社区蓬勃发展的趋势来看，外来投资者、洋人才的大量涌入，正在起到强化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迫切呼唤中国的“绿卡”制度尽快出台。因为，中国“绿卡”制度的实施，不仅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人才和技术的“磁场效应”，更能给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一种“归属感”，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华定居的外国人，即使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只要拿到中国的“绿卡”，除了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与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国民待遇权”，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自然与国人是“无差别”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洋插队”越多，“归属感”越强，其国际化程度就越高，国际竞争力也就会越强。目前全国有10多个省市出台了居留证制度，即通常所称的“绿卡”。以广东为例，获得“绿卡”的留学生可以享受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市民待遇，但缴纳公积金还未实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员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绿卡”制度，对外籍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投资数额较大的外籍投资者授予其在华的永久居留权，并给予持永久居留证件者以免签入境等优惠待遇，以更好地吸引外籍人才和资金。
201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