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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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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选自《国际人才战略文集》，作者：中国与全球化主任王辉耀，党建读物出版社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中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而非预先存在的行动指南和政治纲要。“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难以全面界定的概念。总结现今普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时间的区段多划分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而深入讨论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应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更早。今天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历史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绕不过去的源头。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趋向于“中心驱动”模式，即政府是“主导型政府”或“强势政府”。主导型政府便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是成就“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欧美社会体系由各个社会功能自主组成“网络驱动”的契约模式，少有政府干预，多进行自我管理运行。今天，“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等的差别根本上与此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势首先表现在其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运作，国家政权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介入经济。国家政权在市场中具有中心地位：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领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制订“五年计划”，比如大型国企的巨大整合力。 2．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 政府主导的同时，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在于对外开放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学习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几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模式，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模式”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成功经验。 在实际操作上，中国经济采取了对外国以及国际贸易和外资开放的模式。在开放中获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先进知识以及外国资本。中国经济的内外部资本积累同时进行，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渐进式对外开放，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和对外被投资国，并正在变成主要的对外投资国。 3．不断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点还能引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发展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发展模式，所以创造性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后发的理论归纳，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中国人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而这一特点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样的行政成本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其结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这点同时说明，广义的“中国模式”本身是没有局限的，在未来也应该处在不断的修正中。 4．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 政府主导模式让中国在面对意外情况时拥有较强的务实性和较快的适应能力。邓小平当年的“白猫黑猫论”就是这种务实性的一种表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模式”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却从未停止过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既通过市场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必要时直接进行干预。而其他模式显然更重视“看不见”的那只手。“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看得见的手”是相对可把控的。面对危机，两手并用的“中国模式”显得更有克服危机的能力。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成为最早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同时因为强势政府积聚了强大的外汇储备，能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快速复苏的趋势。这些与集中高效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不无关系。 5．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 “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渐进”发展特征相辅相成。稳定是“主导型政府”的根本保障，所有变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维持了国内长久的便于搞经济建设的稳定局势。另外，通过逐步提升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来抵御其他价值观，既有利于保证全国统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下，也有利于保证国内局势稳定。局势的稳定是发展“中国模式”的保证和又一大特征。这种稳定的强调在一个GDP从低水平经济向高水平经济迅速发展进程中显得十分有效。 6．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 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府主导对经济的强力推进之外，还赶上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契机--幸运地在对外开放之时恰好迎来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模式”的影响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当世界进入波音空客时代，当电脑、通讯、手机开始普及，当地球变平之际，中国正好处在主动开放的大浪潮中。而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年加入WTO，更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功地将3亿农民转型为农民工，全世界迎来了中国制造时代。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低端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机遇中要取得发展，最关键的是在这段时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好的“比较优势”。 7．“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 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人口红利”。最近30年来，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低负担。得益于建国后开始展开的扫盲运动，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素质相对较高。传统东方文化吃苦耐劳、刻苦、节俭的特性在中国人身上尤为明显。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在早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勤勤恳恳为“中国模式”进行着原始积累。 其次，如上文提到，中国国内环境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稳定加上人口红利再与全球化相结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但因为以上因素“中国模式”似乎更为耀眼。在缺乏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下，中国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从纺织到机电,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单一的较低级别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有更低的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 中国的确发展迅速，以上列举的种种优势也让“中国模式”引来海内外一片赞叹，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2015年6月15日 -
【大连日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大连行座谈会举行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组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大连行活动日前启动。40余名“千人计划”专家在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率领下，深入金普新区、高新区等地，开展参观考察、座谈交流和项目对接等活动。昨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大连行座谈会在棒棰岛宾馆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唐军出席并致词。市委副书记宋善云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爱华介绍大连市情，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董长海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辉介绍我市有关人才政策。 唐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服务团来连表示欢迎，向欧美同学会多年来为大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千人计划”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入选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各位专家这次集中来连考察指导，对推动大连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军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说，当前，大连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想保持长远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以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在稳增长中实现质量效益优先。大连要实现新一轮全面振兴，关键靠科技，根本在人才。今年初，我们围绕形成新的人才竞争优势，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人才来连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活力，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各位专家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理念，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发挥联系广泛、影响力大、人才荟萃的优势，继续关注大连、支持大连，多给予指导，多提宝贵意见，为大连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大连市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人才来连创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辉耀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以来的工作情况，以及近年来欧美同学会组织“千人计划”专家团服务地方发展的情况，表示将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的智力和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千人计划”专家与大连合作平台，为辽宁及大连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文章选自《大连日报》A1版，2015年6月12日
2015年6月15日 -
沈南鹏：别把优秀人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沈南鹏：今天的投资选择标准和逻辑，跟10年前是一样的，把行业图谱好好研究一下，找一找哪些是高速成长的。没有必要去关注那些夕阳产业。重要的判断要素是尝试着去预见未来，可能出错，但得形成自己的独特判断。O2O(Online To Offline)是万亿市场、金融服务是万亿市场。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万亿市场在互联网行业化中会产生？沿着这个逻辑去思考，你会很清楚地知道你的投资重点在哪里。《英才》：你最满意的投资案例是哪个？沈南鹏：投资一家企业，最看重的成功标准是什么？回报固然重要，但我们希望找到行业的改变者和标杆领先企业。比如说投资诺亚财富，十年时间里它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行业，它是不是给红杉资本加分的企业？肯定是。给我们“加分”的名单看来还挺长：阿里巴巴、唯品会、新浪网、京东商城、掌趣科技、奇虎360、聚美优品、陌陌、光环新网、大众点评网、美团网、美丽说、今日头条、高德软件、赶集网、DJI大疆创新、文思创新、诺亚财富、万达院线、阿里影业、铂涛酒店集团、德邦物流、中通快递、贝达药业、新产业生物、华大基因、威高集团、鱼跃医疗等众多国内知名企业。《英才》：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处在怎样的阶段？沈南鹏：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跟美国比，我认为中国有更长的延展空间。我们还有很多低挂的果子可以摘。例如互联网金融和O2O，还有游戏。比如游戏行业，美国线下的娱乐产业相对发达，所以互联网市场上的游戏规模有限。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游戏市场从传统网游到页游到手机游戏，后者还是在一个高速发展期。整个游戏市场加起来，比美国大不少。总体来说，感觉从整体对比，未来十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里所产生的经济规模收益有机会超过美国。《英才》：现在的二级市场是否已经过热了？沈南鹏：二级市场未必是基本面驱动的“理性”市场，市场定价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流通性造成的。如果流动性继续提升，那有可能还会保持今年这样的市场状况。但我们关心的是价格以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行业当中长期竞争力型的企业。二级市场的泡沫在短期内可能很大，但长期看价格会趋于合理。重要的是有没有一批有竞争的创新公司在高速成长，这是根本的支持点。《英才》：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沈南鹏：中国的VC、PE行业发展时间还不长，似乎刚刚进入黄金期。20多年之前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从事制造业的，它们在民营经济里占了很大比例。优胜劣汰之后，不少制造业企业面临经营挑战，离开制造业的资金去了哪里？相当一部分资金去了房地产，十多年前房地产是核心的投资行业之一。但过去一两年里，那些制造业和房地产没法达到满意回报的资金开始涌入VC、PE。从创业者方面来讲，今天的情况跟20年前相比更加令人兴奋。一是创业的发展机会比以前更加广阔，10多年前创业主要是“纯”互联网企业。而今天诸多行业出现创新的机会包括互联网对各种“传统”行业的改造，而且更多人愿意去这些创业行业和公司一展身手。《英才》：红杉对天使投资领域有怎样的认知和判断？沈南鹏：作为投资基金，我们已经把VC、PE两个领域做了比较好的产品覆盖。我们看到，天使在整个投资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的天使基金不断涌现。跟真格基金几年来的合作，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了帮助，我们给真格提供了一些技术层面的支持，同时通过真格，我们关注到了一些不错的投资机会。《英才》：红杉和真格基金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沈南鹏：我们既是真格基金的重要投资人，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基金的一些宏观策略判研，但是决策和管理当然是徐小平的事。天使决策需要的速度非常快，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对话后，就需要做投资决策。天使阶段决策的速度，是其投资成功很重要的因素。《英才》：红杉如何适应目前正在完善的投资全产业链的布局？沈南鹏：我们产业链的布局，走的道路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始终强调人的因素。如果今天我们自己做一个“红杉天使”基金，可能不如我们和徐小平合作更好，因为他专注于天使投资。二级市场的布局也是如此。各种优秀的“产品”人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能不如让他们在不同的架构主导各自的发展。在红杉伙伴之间，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比如二级市场的团队主导他们的投资决策和发展策略，我们在里面扮演一个参谋、协调的角色，我们关注的是建立互惠的生态体系。文章选自英才，2015年6月
2015年6月15日 -
王辉耀：我国需要更开放的人才和移民政策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日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对外发布的《创新驱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审议稿，以下简称《计划》）释放了多个利好消息，其中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力度之大令人瞩目。该《计划》称，将搭建面向全球开放的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平台，实行项目预评审，实现创业项目与金湾区快捷对接；将抢抓引进外籍高端人才先机，争取国家支持在珠海率先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制度。 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未来让外国人移民中国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中国是不是移民国家，需要不需要移民呢？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一直是开放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形成了我国现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 而且，世界上不少看重民族血统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移民的作用。如德国并非移民国家，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20世纪末，德国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2013年，按照联合国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5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德国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在美国教育领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的70%来自国外的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中国际移民的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至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笔者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相互碰撞，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才有了硅谷的发达。 再看以色列，该国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时只有6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800万人，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因此，移民能够对国家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观中国，现在我国国际人才储备非常不足，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过少，这对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务之急，我国应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因此可以培养更多留学生，让他们来中国学习。未来，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与太多国家合作。总之，在全球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亟须采取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积极联络海内外华人，更好地积累全球人脉。 本文刊于《中国科学报》 第1版，2015年6月11日
2015年6月15日 -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完成 需打造合作样板国以提供参考
摘要：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 但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初期的或立足国内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可以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此前，中国进入WTO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提升，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加入WTO中国的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中国的GDP也增长了7倍左右，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 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维持经济繁荣的经验，也是解决我国东西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良好契机。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这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 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 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 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毛泽东时代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像孙中山的建国方案，修三峡，通水路，修铁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应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 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方面，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方式：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5年6月12日 -
简化签证程序更多吸引“外才”
文/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本月开始，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将获得新加坡有效期长达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就在去年11月，中美两国也宣布双方将为前往对方国家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的另一方公民颁发有效期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回首2014年这一年，世界各国在人才流动签证改革上便利化措施频出，无疑释放了全球各个国家在破除人口流动壁垒，挖掘人才红利，对移民人才渴求与重视的强烈信号。 在人才更大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今天，各国对于移民“才”与“财”的热情更加高涨，通过移民收割世界“人才红利”成为各国移民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在2014年，世界各国对于“移民后的融入问题”开始关注、创业型移民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移民红利”一词也伴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2013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城市和地区：收获当地移民红利”年度会议在海内外迅速传播。在国内，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自贸区的不断扩大，对于外来“财”和“才”的引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根据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成为2014年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国。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来自他国“财”和“才”争夺表现得十分激烈。世界各国各种便利的入境便利措施不时出台，各种招“财”引“智”的招数不断涌现。而我国现在开始即将进入老龄社会，在未来30年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将是面临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不足和短缺。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中国也需要吸引大量的外籍人才来中国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人才在我国的合理流动，我国可以广泛参考国外先进签证经验与制度，吸引来华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首先，参考中美、中加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将十年多次往返签证拓展至发达国家。一是借鉴中美、中加10年有效的多次往返入境签证的经验，对于已经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便利化措施的国家，将相应的便利反向给予对方国家。二是目前人才签证细则还没有出台，对于哪类人才可以申请、签证的有效期、如何申请等，均无明确的规定，建议尽快出台细则以便有章可循。 其次，增加我国72小时免签的试点，延长免签时间。我国自2013年7月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北京实行过境免签政策后，2014年过境免签旅客超过4万人次，享受免签的旅客量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72小时过境免签，不仅可以促进旅游消费，还可以促进来华学术访问和交流。很多来华参与国际研讨的专家学者，不必因为在华短短1-3天的停留而办理签证。建议我国增加72小时过境免签的试点城市，或尽快向全国推广实行这一政策。 再次，开展落地签政策试点，扩大与国外落地签协议，方便国际人才流入流出。目前，世界他国给予我国的落地签的优惠力度，远大于我国向他国实行落地签的优惠力度。目前，海南实行了面向全球的落地签证。从2002年4月1日起，海南岛实行了面向全球的落地签证，所有来海南的旅游团，都可在海口、三亚口岸签证机关办理。建议我国在继续扩大与他国谈判，获得更多落地签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将海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全国主要省市开展落地签试点工程。 同时，建议进一步简化华人回国探亲的签证程序，或推出针对华侨华人的回国便利化措施，如海外侨胞证等。如果能进一步简化海外华人华侨回国的程序，可以为我国吸引人才回国服务打下基础。可以考虑出台专门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签证便利化措施，考虑给予海外同胞回国十年签待遇，为这一特殊群体来华提供便利。同时，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比照给港澳台同胞颁发“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适时发放“海外侨胞证”或“海外华裔卡”。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持证人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永久居民待遇。 文章发表于和讯网，2015年6月10日
2015年6月11日 -
王伯庆：数据改变教育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我想就此谈谈我的麦可思故事。 我是大学七七级的，“用功”是我们这届大学生留给大学的记忆。本科我是学工程的，出国学的是经济学。1994年博士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回国工作或创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机，我一直等到2006年才回国。因为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而我的工作经验是做就业研究和数据分析。那时，“大学生就业难”开始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我在就业调查和数据分析的领域已经积累了近16年工作经验，适合来做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 2006年1月我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西南财大是我出国前任教的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创业做大学生就业研究，因此一开始就跟学校商定，我不能做全职人员。当年10月，得到西财置业的唯一天使投资，麦可思公司就成立了。“麦可思”是从英文音译的，即“MyCOS”。常有人问我，这是国外公司吗？实际上“MyCOS”，是“My China Occupational Skills”（我的中国职业能力）缩写。 麦可思公司就在西南财大的一间闲置教室开始创业了。我叫做“1、2、3，开步走”，一间教室，两部电话，三台电脑。这“1、2、3”的物质条件也是投资人出的。我当时还觉得投资人看好自己的创业。几年后人家老实地说：“其实也不是看好你这个创业，你这么大岁数还创业，就是有点感动才冲动地投了。”那年我已经52岁了，高校也没有就业跟踪咨询的市场需求。 作为教育研究圈子外的人来做教育咨询，我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积累教育研究的知识，二是需要取得圈内专家的认同。随着工作的开展，教育行业的知识逐渐累积起来。最困难的还是教育界的管理者和专家们的认同。这个困难在于，我要通过所做的工作逐渐建立信誉，本土公司作为独立方是否科学公正是需要观察的。我常常被问到，教育系统原来有自己的就业统计，你一个民营公司来做第三方就业跟踪调查，能不能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一家民营公司来开创高教管理咨询产业所面对的问题。 开始的近三年时间里，麦可思的工作是公益性的，我们做全国、各省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然后再把调查报告免费送给各省。没有收入，麦可思不断地筹款，我经常的工作是找投资和借钱。那时也必须经常面对员工辞职，主要原因还是不看好这个公司。应了句老话“坚持就是胜利”，2009年麦可思迎来了最大的转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全国上下都开始非常重视大学生就业了。一些高校付费请麦可思作数据分析。创办近三年的麦可思公司终于有了进账；2009年由麦可思公司编写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顺利发布，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就业蓝皮书，连续发布的该年度报告获得了社会和教育界专家们的高度认同。 “数据改变教育”。今天，麦可思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管理咨询与数据的本土公司，为600多所大学提供基于实证的专业咨询服务，涵盖就业、教学、教师发展、招生、专业建设等各个方面。麦可思也得到了政府教育机构的信任，承接了人社部、司法部、教育部的重要研究课题，为一些省市教育部门长期提供专业服务，成为每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主撰稿单位之一。麦可思得到了高等教育界专家们的认同，我作为专家也参加了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担任学术杂志的编委。我自己非常珍惜这些来自顶尖专家和学术机构的认同，没有这份专业的认同，是无法为教育机构提供系统性专业服务的。 麦可思是中国的数据挖掘和解读的本土企业，麦可思积累的经验可以应用在基础教育和社会培训上，也可以用在其他行业。大数据产业的核心是挖掘和解读。最近一年，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早知道数据挖掘会变得这么重要？我其实不知道，我做，因为我只会这个。虽然这个行业过去在中国不热门，但我一直相信“实证是决策的依据，结果必须可测量”、在现代社会里“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 回顾创业历程，民营公司做教育管理咨询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最主要的障碍是教育评价和管理咨询的市场化程度低，过去本土专业公司的教育管理咨询服务业是基本不存在的，对民营或海归企业的置疑根本上源于大家不习惯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拓荒者要有坚韧精神，我的经验是诚实地去做，专业地去做，时间长了就能化解困难。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鼓舞更多的海归投身于智库型创业，推动专业服务的市场化。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4日第9版
201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