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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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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库解密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 作为首个真正泛欧性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于2007年10月发起创立，其目标是“就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连贯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发展进行研究，并促进泛欧性的争论。”其组成和活动也具备明显的“泛欧”特征： 第一，泛欧洲委员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由100多位来自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的精英组成，包括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思想家和商人。通过工作小组的形式，委员向委员会就政策观点提供建议和反馈。委员每年会晤一次。 第二，欧盟成员国设有实体办公网络。与其他欧洲所有智库不同的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柏林、伦敦、马德里、巴黎、罗马、索菲亚和华沙都设有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形成了一个研究、讨论、建议和沟通的平台。 第三，与众不同的研究和政策开发进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从全欧洲招揽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实习生，以此来实现其泛欧洲的发展目标 。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将新媒体应用于对外发布和推广成果。其研究成果的形式包括：研究项目（programm）、研究报告(publication)、博客(blog)和播客(podcasts)。博客主要用于发布内部研究员的文章和简短研究报告；播客则主要用于发布外部专家以及其他外交领域学者的各路观点。研究项目和研究报告也会通过博客或播客来进行报道和宣传。研究项目的项目周期往往较长，其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其研究报告的来源。项目组会根据世界外交关系的突发事件设立新的研究任务，每个项目汇集的专家学者遍布欧洲或相关地域。 欧洲外交政策评估是委员会每年的必做功课之一。这一年度报告系统的评估了欧洲28个国家在处理与其他66个国家外交关系时候的表现。目前，委员会还承担的在研项目包括：亚洲与中国（Asia & China）、中东与北非（MENA）、欧洲再造（Reinvention of Europe）、广阔的欧洲（Wider Europe）。这些项目普遍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支持资金雄厚。每个都拥有独立的负责人和研究团队，在相关的研究地区拥有办公室或联络处。此类研究项目另委员会在外交关系研究方面深入扎实、全面细致、与时俱进，为委员会许多其他研究成果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是整个研究机构的核心和基础。 近年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在明显提高。 2009年至2011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自连续发布3份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报告，引发了欧洲内部关于对华认知和政策调整的热烈争论。 1.《中欧关系的权力审计》：宣称欧洲应该对华奉行互惠性接触政策。 2.《全球性的对华政策》：呼吁欧盟构建更有效协调统一的对华政策。 3.《争抢欧洲》：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对欧投资政策表达担忧。 从这三份报告来看，欧洲智库的研究动向和结论，表达力欧洲对中国崛起态度从鼓励互惠互利变得更加谨慎、担忧，表达了欧洲内部的这些对华认知反应，折射了欧洲人对中国崛起的极为不适应和难以平和接受的心结 。 2013年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2013年十大趋势》报告，列出了2013年世界十大趋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条是中国如何重新平衡经济和保持国家稳定、中国外交是否更具进攻性值得关注。 2013年10月28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国与美国关系发表了文章《为何趋同反而滋生冲突？》，阐述了中美两国在竞争中相互依赖、又互存分歧的复杂关系；指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格局变化，打破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但又从全球治理的视角看，中国已加入改变全球秩序的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中美在这些方面开始趋同，两国的角力和分歧使得未来的世界格局难以预测。中国在角力重视始终太过保守、处于弱势。站在欧洲第三方的视角上，欧洲委员会的观点无疑更加客观可信 。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2日 -
李成：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最大威胁
日前，美国学者兰普顿“中美关系正接近‘临界点’”的观点引发了争议。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一直在矛盾中努力推进合作，当前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威胁，寻求两国关系的突破还需对彼此立场、战略意图建立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兰普顿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事。 在我看来，兰普顿的观点也许有点说过头。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从内部看，中美的矛盾点有很多，包括南海问题、东海问题、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网络安全等。不同问题的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旧矛盾，有的是新矛盾，加剧了两国的冲突性。从外部来讲，如今利益集团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其中大部分不是向中美合作的方向推进——这也正是兰普顿等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之余，必须同时重视两国发展的积极因素。美国民众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民众也能看到，中国在反腐败、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两年，美中高层互访频繁，如果美中关系真的不好？那么这些访问不会如期举行。习主席即将访美，而去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访问非常成功。 我认为，兰普顿可能忽略了：美中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地交接，不管在教育、文化、艺术，还是在全球性事务以及经济合作中，两国的重合度和合作需求在不断延伸。总之，中美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意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还在努力向前推进。南海问题需要谈判化解 当然，当今中美关系中的两国力量对比远非昔日所能相提并论，中美对彼此战略互疑的程度也有所加深。 据我了解，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通过扶植日本试图“围堵”中国；美国则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和俄罗斯结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同盟，从而对抗美国。这些观点和猜测都是不全面的。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俄到底能结成多亲密的关系？这值得商榷；而美国能否真的为了盟国日本在钓鱼岛和中国开战？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 如今，围绕南海问题的危险正在急剧增加。美国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借南海问题挑战美国。中国民间也有一种心态，认为和美国打仗也许比较难，和日本打仗也许比较难，但是在南海问题上，或许可以教训一下周边挑事的国家。 现在来看，南海问题是最有可能触发中美冲突的点。但它也不是唯一的点，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也有触发冲突的可能性。怎么办？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建立机制以通过制度化、机制化或者一些双方的合作点，使问题不至于失控。而作为媒体必须清楚，美国某个退伍军官或者某个议员，他们所说的可能煽动两国情绪对立的话，事实上并不代表两国民众的真实想法。 因此，要化解南海危机，中美两国，以及相关当事国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沟通，认真评估各种举措的利益得失。尽可能了解对方战略意图 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需要两国以平常心态、平衡观点了解中美各自所处的政治背景，通过更积极的方面进行解释。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来尔出版的新书《相向而行——如何缓解中美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中提出，是时候美中各让一半，折衷妥协了。相向而行、互相妥协、搁置争议，这个观点很好。不过，如何平衡一方让步有限、另一方让步巨大的情况，值得探讨，但这本书的立场是积极的。 但这个立场也要建立在对对方意图有清晰理解的基础上。 美中现在对彼此立场、战略意图有很多不理解之处。比如，美国近日起诉在美华裔教授，指责他“泄密”。中国人可能认为，对华裔学者的起诉像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但事实上，尽管类似事件在美国的反响不一，但美国司法部门有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部门干涉。再比如，中国的政治也有自己的特点，各个部门之间的互动可能在美国看来也是不明确的。所以理解彼此，不能忽略美中两国国内政治本身的因素。 如果两国对各自政治多元化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很大程度上，决策者就能避免采取一些冲突性的政策。 今年9月，习主席即将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一个表现，将增进中美两国的友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突破。不过，在我看来，访问本身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习主席的来访，让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国力的变化、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积极性，以及展示出即使邻国有问题但中国仍与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合作的大国姿态。这些因素，才是决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
2015年6月2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孙立哲
孙立哲，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1969年延安插队知青。文革后首都医科大学的第一届外科研究生。1982年赴美留学，1992年回国创业。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波兰法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跨学科研究兴趣包括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决策、系统动力学与企业战略、肿瘤治疗学与新药开发、侵权法与公司治理、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情感经济学与幸福学、进化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等。目前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专业会员。同时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心理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健康与卫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延安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欧洲法律与医学研究院共同院长、商业银行及制药公司独立董事等。 孙立哲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5年6月1日 -
【新华网】我们在谈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已享受人才红利
??人才将是第三轮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中国现在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中还没有掌握先机，这不利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参与全球化，我国1: 3仍处于劣势 我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自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全球航海技术的发现，带来了疾病的流传，带来了种子、食品的全球流传。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已翻了170多倍，对外贸易翻了60多倍，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大幅降低，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开放而丧失自己的产业，反而使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在入世的带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是消除货物流动壁垒，这种壁垒的消失给中国带来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 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是全球的资本流动。从18世纪荷兰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开始，全球的资本跨越全球、翻云覆雨，最近几十年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更是如此。但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角。我国建亚投行，说明我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努力赢取这一红利。但是，现在依靠资本优势掌握全球经济主动权，这种优势已经不明显了，就像在WTO关税降低和近年来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后，贸易自由化流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红利已经不突出。 贸易和资本优势不再突出，我们要靠什么实现全球化、把握全球化浪潮？我认为是人才。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回合，全球的人才流动，中国现在还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清华是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上还没有掌握先机，资本、人才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中国如果还是只能把污染、粗放式的东西留在中国，在全球化竞争里就会处于劣势。 如果说，各国参与全球化三个进程相当于三个回合，要3：2胜的话，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占绝对的优势，在资本方面处于迎头追赶的阶段，人才方面还处于劣势，总体处于一个1:3的劣势地位。 因此，国际人才的竞争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国际人才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发展需更多国际人才红利 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却以享受国内人口流动红利为主。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现在发达国家是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如美国为14.3%，加拿大为20.7%，澳大利亚为27.7%，新加坡为42.9%，新西兰为25.1%；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这一比例也高于我国，达到0.4%。可见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国际人才红利都是发达国家享受的，中国享受了什么红利呢？中国在过去36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享受了国内的“移民”红利。30多年前，国内的农村人口可以出村了，这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人口超过2千万。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人口流动的放开。美国创新源于多元化人才集群效应 为什么美国创新走在前面？答案是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这方面美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移民。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70%是来自国外的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93年的23%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面30%都是亚裔，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中国。 硅谷为什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相互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80%以上的人口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看了以色列和美国的例子，再来看中国，现在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很少，过去两年，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连续下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提出要派十万留学生，现在离十万差的很远。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已超过了25万，但是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非常少，这对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是非常不利的，对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现在已经是生源不足，如果不抓住国际留学生这个教育市场，恐怕将来很多学校都要倒闭。 为什么我们要开放中国的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我们培养多少个留学生，就是培养多少个知华派、亲华派。一带一路，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吸引人才需去除人才流动壁垒 什么是人才流动的壁垒？就像关税和配额是货物贸易的壁垒一样，签证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最早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签证的。去年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来中国第一次宣布中美十年往返签证，以前办美国签证是一年半或两年有效期，去美国留学的签证是五年有效期，现在你可以办十年有效期签证。十年间可以说走就走，随时去美国，每次可以呆半年。这样就降低了人才流动的壁垒，加速了人才流动的频率，给中美都带来了人才流、创意流，有了创意流才有创新。 各个国家都在降低人才流入的门槛，像日本，获得永久居留证原来要求至少要居留十年，后来变成五年，最近又缩短到三年。我国在2013年的出入境管理法里增加了人才签证这个概念，当时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不是贸易，是人才！中国驻外使馆应设立“人才处” 以色列专门设立了移民吸收部，是跟国防部同等重要的部门，中国台湾在海外也有办事处负责招揽人才，韩国成立了“联系韩国”，新加坡也成立了“联系新加坡”，常驻在使馆，目的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中国可以在海外设立文化处、商务处、科技处、教育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才处？其他国家使馆的移民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北京各个国家的大使馆，最忙的就移民处。中国也应该设立一个人才处、移民处，专门吸收人才。为海外华人华侨发放“海外公民证” 近些年，很多国家开始放松国籍政策，像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在90年代开始承认双重国籍。2012年韩国也修订了国籍法，承认了双重国籍，双重国籍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海外有6千万的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可以考虑开放双重国籍了。比如在菲律宾，有几百万的华侨跟中国都有关系的话，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有四百万的华人华侨，如果他们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将有可能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决策。 我们现在知道，在海外的华人回来一趟非常不容易。现在美国好了，有十年签证，但很多国家还都没有。所以说，发放海外公民证，消除人才流通的壁垒，是促进人才流动非常重要的方法。人才流动需要签证便利化 马英九在台湾执政6、7年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台湾的护照可以去100多个国家了，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国香港也有100多个国家可以免签。 我们护照的含金量也在逐渐提高，原来我们只有几个国家免签，现在有40多个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我们每年出去1亿人，在海外消费1千多亿美元。按照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有两亿多人出国旅游，包括留学生出国学习潮，大家对签证便利化的需求是很大的。中国需要更多国际化的领导人才 现在国际组织里面中国人非常少，韩国人、印度人很多，欧洲的也有，我们要推动中国人才进入到国际层面，国际领导人才的培养很重要。 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马云就讲阿里巴巴不是中国的阿里巴巴，是世界的阿里巴巴。去年我们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也发现，中国到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了，但关键是有没有领导人才领导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化领导人才，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好地参与全球化。 文章选自新华网，2015年5月27日
2015年6月1日 -
郑永年：错误的国际战略将导致美国衰落
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唯一霸权。没过多长时间，各种迹象都指向美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要归诸其国际战略。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相对的衰落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推翻自己建立的秩序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
2015年6月1日 -
曹德旺： 中国对美投资——平息美中震荡新动力
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星期三发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报告，报告显示去过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势头快速增强，投资额增长9倍，美国雇员人数增长5倍。中资企业所在地区遍及美国80%国会选区，显示虽然美中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关系紧张，但经济交往的交织程度正快速提高。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为发布这一名为《新邻居》(意即美国人视中国投资者为其邻居)的报告在纽约举行讨论会。 这份报告说，截至去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达460亿美元，其中90%是过去5年做出的；雇全职美国员工8万多名，共有1600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各地运营，范围遍及美国44各州、80%的国会选区。 与美国工会和平共处 一位中国老板在会上现身说法，讲的是他在美投资的成功故事。他是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德旺告诉与会者说：“我以前也是贫苦出身的，没有国家背景，也没有富豪背景。” 曹德旺从1995年开始投资美国，现在他的汽车玻璃产品占70%的中国市场、30%美国市场，市值400亿人民币，他的投资足迹跨越南卡、阿拉巴马、密西根、伊利诺伊和俄亥俄州。 2013年，福耀投资4亿美元扩大在美生产规模，并计划将为美国市场生产的工厂从中国迁到美国（编者按：此处应为将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转移到美国生产）； 2014年，福耀斥资2亿美元购买了位于俄亥俄州的大型制造厂；紧接着又投了2亿美元购买位于伊利诺伊州的PPG工业集团两条生产线，并承诺把雇佣当地美国员工的人数从1800增加到2030人。福耀还宣布了将于下半年在美国建立玻璃研究中心和汽车玻璃零部件厂的意向。 曹德旺还讲述了他与美国工会和平相处的故事：“我答应了每小时加两美元工资这一前雇主与工会打了长达4年官司未解决的要求，但作为交换条件，我提出美国工人在工作上必须达到与中国工人同样的标准。不能拿钱不做事啊。” 他说，在招工过程中他体会到“美国的白领真便宜”，因为其工资仅三倍于中国白领，而美国蓝领的工资则八倍于中国蓝领。(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蓝领待遇低。) 要学会尊重美国爱美国 曹德旺告诉美国之音，他成功的体会是：“最大的一点，学会尊重美国，爱上美国，你在这里投资必须去爱它，你不去爱它、不去尊重它，你肯定死了。” 这份报告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规模仅相当于日本公司1980年代的初级水平。但报告说，按现在趋势发展，到202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增至1,000至2,000亿美元，可创造20万至40万个工作岗位。 与会的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说：“中国对美投资创造工作机会，是美中关系中积极方面的一个新面向。他说：“我记得俄亥俄州长告诉我，什么是美国政治，他说，‘美国政客的字典中只有三个词，工作、工作、工作。’我认为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对就业问题高度重视。” 蓝普顿表示：“如果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就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可走很长的路来平息现在两国关系的震荡。在争议问题上华盛顿跟北京一样好斗，但是我们的国家结构是多层次的，我认为，我们的地方政治就很积极。” 报告希望这一新趋势能成为美中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的动力。文章选自福耀集团微信平台，2015年5月29日
2015年6月1日 -
徐小平：创业是就业的2.0
5月25日，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做了“创业和投资的失败与伟大”的主题演讲。太多的人对创业是怀疑和观望的，如果失败了，人们就会嗤之以鼻，如果成功了，便会羡慕嫉妒恨。所以中国对于创业人的人生选择实际上有太多的不友善。那些创业者们到底去哪儿了，他们的出路怎么样。 有句俗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意味着我们成功的归宿。一、上市通往成功的7条道路。第一个，不用说，就是上市。去年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纳斯达克上市，那天早上我也在，上市的早餐会，40人的圆桌，华尔街的负责人说，在这个房间见证了无数创业的历史记录。这里我们又要创造一个记录，陈欧将是2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纳斯达克上市CEO，谁也没有想到上市以后回来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对于创业家来说上市是我们的一个终点，但是一旦进入上市你就进入了一个没有结束的飞行。终点在哪里？我不知道。想一想聚美优品上市以后，经历了种种挑战也好，灾难也罢，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是他们疯狂涅槃，抓住了海淘的机遇，便有了极速免税店。为此，我们到底上市不上市？当然要上市。新东方2006年上市，一年以后的股价接近40亿美元。我们且不以股价论英雄，但是大家买股票就是为了分享你的智慧。上市以后，新东方的业务发展更加迅速，品牌更广为人知。所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聚美优品还是新东方，对无数个上市公司而言，上市是一个节点，而不是终点。大部分的创始人在上市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卖掉一些股份，拿一些现金，这恰恰是人生奋斗的重新启航。二、并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假如说100个公司里面有1个上市，大概会有20—30个并购，并购的绝大部分都是100—200万美元简单的并购。就是说他们把你买下来，实际上是雇你这个人。我在2010年投了一家公司叫多开，当时我在投的时候，是雷军推荐的，他说这家公司不错。我一想他说不错，我就投了，它是做阅读器的。我当时想，我从新东方出来，搞教育的，做这个阅读器，我也写过很多书，我的书就放在里面，打开就是我的书，出于这样的构想我投资了多开。后来小米并购了这家公司，我们投了3000万美元，小米并购的时候价值50亿美元。多开当然获得了巨大的增值，接下来多开阅读器做电视，做很多其他的东西都不错，这个并购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个公司叫“今晚看啥”，当时有两个在美国的留学生给我打电话，一个是交大的，一个是清华的。他们做DVD的订阅，就是每天给你邮寄DVD，尽管所有人都说这个不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投了以后，果然DVD的模式失败了，接下来它转型做了一个“今晚看啥”，也就是今日头条的雏形，最后百度以几百万的价值把他们买下来了。虽然从并购金额的角度，钱很少，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功。现在他们又进行创业，红杉都抢着给他们投资。我最近投了一个公司，20亿美元被另外一家大公司并购，他们谈到最后决定不合作。我认为不对，我认为应该合并。像58和赶集，两家体量不一样，但是出于宏观考虑就合并了。我觉得是作为创业家展现雄才大略的战略。三、转型转型是所有企业的必经之路，不说100%，起码95%的企业都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初升的太阳固然壮丽，但是通向那里却很远，所以我们要找方向，很少有企业说第一天起做的事情就是最后一天了。比如说聚美优品，一开始做游戏广告植入，做了大半年觉得不行了，做了化妆品，这是企业史上最了不起的转型。另外，傅盛做猎豹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做国内的一个应用，后来发现国际市场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有如此的眼界走向世界，一举获得成功，这也是一种转型，市场的转型。所以绝对不要认为这是失败，这是一种成功，证明你又避免了一个坑。当然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放弃又是一个问题，但是转型是一个企业的常态。四、连续创业这跟转型有一点类似，但不太一样。乔布斯某种意义上也算一个连续创业者，在苹果被开除了，然后再回苹果，连续创业是什么？连续创业者是创了一个成功了或者不太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卖掉或者破产再去做。比尔盖茨永远不会做连续创业者，因为他已经实现了他创业的目标。我以前投过一个女孩子，她做一个留学网站，失败了。后来到新东方做了留学网站主管。现在她又创业了，做了一个全城热练，也许之后这个女孩子把公司卖掉，也许有了现金再做一个公司，所以实际上有不同的道路通罗马。五、现金生意这是许多创业者忽略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创业要并购，要上市，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所谓不成功的创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生意。比如说很多年前我在上海投了一家公司，当时估值是300万美元，它的访问量一直没有真正爆发性的成长，但是它依然活着，每天有100多人上去听音乐，寻找娱乐，交朋友，公司人员也不多，比十年前也多不到哪里去，却有很好的生意，远远超过了打工，那个股份依然值钱买。我的合伙人曾经想把它卖给一个著名的音乐网站，但是当准备签约的时候，那个音乐网站垮了，它却没垮。我们还投了一个公司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公司是有收入的，但是还不是垄断的公司，它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有现金流，有利润，养了上百个人，这也是创业者的骄傲和光荣。六、加盟创业假如说你转型不行了，再次创业也垮了，或者说我们有五六家，七八家公司，创业者真的做不下去了，但是几个人又合起来创业，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破产了，大家一起走路就不孤独了，三个人走下去就是旅游了。如果你失败了以后怎么办？一个人失败，去死吧。两个人失败，抱着哭一下就不死了。三个人失败，抱团取暖。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创业失败的人在一起交流，结果在这个会议上，真的有十几个哈佛的博士，20个斯坦福的MBA，他们就在讲他们的失败道路。他说我创业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沙漠里面，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结果，这个人是58的CPO，他和我们另外投资的两家公司，两个创始人，一起做了一个新的公司，不到两年这家公司投资的话值5000万美元。我觉得创业失败不要放弃，再怎么失败，还有更多的失败的人，他们会跟你在一起。整个人类的精神学、宗教学、哲学，就是一个字：不要放弃。七、回去打工是创业者最坏的出路你想想，创业还是不创业，就业还是创业？我们是打工还是做自己的主人？有一个“80岁思维”，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想想80岁以后。你现在想想创业结果最烂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创业成功，身家百倍。做事可以失败，但是做人不能失败，只要你做人不是白，在江湖上没有恶名，那么所有的成长型公司都会欢迎你。有个做留学网站的创业者，其实也就是25万美元的投资，失败了之后，新东方请他过来做新东方留学网站的CEO，我说的含糊一点，我相信他还想创业。创业者最坏的情况是怎么样？还可以回去工作啊。所以当一个人犹豫不决，担惊受怕，我不知道他怕什么？其实他怕的是成功，其实他怕的是挑战，怕你的才华吓到你自己。怕你的财富吓到你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招式，就是创业最烂还可以回去工作，而且你这个时候有了经历，有了磨难，你回去企业会是最好的员工。不想做CEO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试想一下你这样发展会更快更好。所以想好了创业的底线，我觉得创业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创业实际上是就业的2.0。俞敏洪当时离开北大，在北大当时的工资，他不肯告诉我，但是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也是北大老师，估计只有120块。他辞职时母亲是反对的。王强从实验室回来，他父母是不知道，爸爸妈妈打电话到纽约去，他太太接电话说出差了。然后又打电话，又说出差了，他爸爸妈妈说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就说吧。结果真的出事了，王强成为了新东方的伟大教师。所以最后一句话，创业者哪儿去了？他们去罗马，罗马是什么？罗马是我们的成功，罗马是我们的梦想，罗马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地。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东方企业家，2015年5月
2015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