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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稳定的中国是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的最大稳定源2020年1月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当今世界形势变幻莫测,充满着不确定性。比较而言,不确定性来源于西方世界内部,中国则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着确定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技术创新中心的西方经历了普遍繁荣。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社会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创造的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口袋,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往日支撑西方民主的中产阶层萎缩,多党政治演变成党争,多党之间没有太多共识,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基本治理出现严重危机,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大打折扣。诸如此类的内部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由于内部改革举步维艰,一些国家简单地把责任推向外部,推到全球化和其他国家上,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当政治人物决意把内部危机外部化时,内部强硬派纷纷抬头,国家间的冲突不再局限在单纯的贸易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扩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成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力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加强沟通,增加共识,强化协调,继续在多边主义基础上推进全球化。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们把目光更多转向了中国。人们发现,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中国呈现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局面。美国接连“退群”,中国加速走向世界。中国继续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转向有效的制度建设,强调绿色、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中国还和一些国家签署了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整体结束。即使在域外国家不断搅局的南海问题上,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取得积极进展。在国内,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更展示了中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自由贸易区(港)、大湾区、金融开放等“大手笔”,展现了“大国要做大事”的气派。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内部结构性改革,实现优质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仍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最大份额。中国提供着当今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国际公共产品,避免了人们一直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世界因缺少足够的公共产品而失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这样做,既非“另起炉灶”,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或区域秩序,也非像从前和现存其他大国那样,构建针对他国的“团团伙伙”。中国所提倡和努力的是改革和补充,无意在现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颠覆性因素。中国提倡改革,是因为世界体系需要改革。现存体系为西方所确立和把持,但新兴国家崛起之后,他们的利益和代表权没有反映出来,造成了世界体系运作不良。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显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具备能力对国际秩序和区域秩序作出制度性补充。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表现之一,是凭借其国际话语权优势“妖魔化”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然而,世界体系运作的实践逻辑不会因此而改变,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不了西方的内部问题,一个崛起了的中国更不会被美国和西方所随意摆布。中国有能力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避免外部“修昔底德陷阱”。尽管人们担忧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缺失政治信任度,但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没有一个国家会放弃中国市场。不与自己的利益作对,这是西方过去的信仰,也是今天的信仰。新中国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历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同时坚称“永不称霸”,不相信“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全球化现实的反映,更体现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价值观。无论是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还是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中国都是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稳定的中国是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的最大稳定源。今天如此,今后很长历史时间里,依然如此。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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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有钱人大多住在城市里 这不正常2020年1月3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2020年即将到来,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发展?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5G、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出版了《中国的当下与未来》一书,网易研究局专访了郑永年教授。60s要点速读:1、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2、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3、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4、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以下为专访精编: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今年经济?郑永年:第一,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有5%-6%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理想的。2018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只有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三四线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还远远不够,这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经济发展还是需要往上走。第二,经济中的问题,只要有发展,那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停顿下来,就会变成真问题。改革开放41年的历程说明了这个道理。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发展本身就是在消化问题,很多问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停滞了,什么也说不上了。第三,“保6”也是要提升信心,因为现在不确定性比较多。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保6”? 迄今中国的城市化是“简单的城市化”,不是“质量的城市化”,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比如,现在马路上到处都是车,随意停放造成交通堵塞,混乱不堪,我们能不能像国外一样每一个区造一些可以停车的摩天大楼? 另外,中国的老龄化水平高,需要建大量的养老院和医院,这些也是基建。所以,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保6”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是可以实现的。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城镇化发展?郑永年:自然规律是:因为人以群居,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日本现在约1/3的人口都集中在东京,墨西哥更不用说了。但问题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城市越大越好,但从社会环境和其它安全问题来说,这就非常危险。城市的发展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率因素,我们不仅不能放弃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把很多优质资源分配过去。德国城市化率非常高,但80%的人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镇,但我们不能说德国没有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因为有行政级别,资源分配根据行政级别来分配,所以,教育、医疗、科研等大量优质资源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难以发展起来。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比如,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富人,都住在乡下。农村扶贫不能只靠国家来做,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鼓励中上层阶层到农村去。网易研究局:5G、区块链等新技术产业,能否在未来成长为中国的新的支柱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郑永年:很难。5G能改变中国吗?这只是一项技术。我觉得很遗憾,我们谈了很多年的结构改革,但中国的结构改革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搞清楚。网易研究局:你觉得是什么?郑永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很难谈“竞争中立”。如果这个很难做到,就要想着另外一个结构性改革:有些领域,假设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民营企业之间竞争;有些领域,假设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在一些领域,要鼓励多个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国有企业之间竞争,我们就可以谈“竞争中立”,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也可以谈“竞争中立”。还有金融系统,现在影子银行、P2P问题频出,这就是金融系统结构改革没到位。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中国还要成立一大批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中小型银行,中小型银行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如果没有中小型银行的融资支持,那么中小型企业需要资金时就只能找这些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P2P等“非正式部门”,就会出问题。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我们现在总是盯着华尔街的大银行,但美国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下面的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很多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构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谓的结构改革是哪些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多了,但大家反而对中国问题认识不清了。网易研究局:有没有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生育率的具体措施?郑永年:不要追求大城市化,不要只从经济看,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本性都是需要后代的。现在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对父母的“敲打”,所以考虑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对人的生存环境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只考虑经济发展和GDP。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郑永年:从经济角度说,好事就是效率提高了,坏事就是劳动力没有事干了,那他们会干什么去呢?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解放,人类从劳作解放出来之后,可以从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义工服务、进行艺术创作等。不过,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类光辉的一面,忽视了人类时刻堕落的本质。在现实中去看,人一没事干,大部分人都会去做坏事,没有多少人去做好事。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发展看出来,毒品、性、社会破坏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人工智能这样发展,就会产生一种新社会形态,我把它称为“羊圈社会”——少部分人是领头羊,优秀聪明,大部分人会越来越笨。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信息到处都是,随手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死人”。这已经在发生了,比如,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很多人离开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笨蛋。这才二三十年,这部分人的本能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技术非常悲观。技术的产生要和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同步进行。因为技术进步不可避免,我们既要发展技术又要避免它的劣势,二者要同步进行,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发展区块链,但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忽视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那么但在我看来这个逻辑结构和P2P一样,肯定到最后会不了了之。文章选自网易研究局,201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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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2019年12月2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无疑是当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基辛格博士最近两次就中美关系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警告,或者说,同一个警告说了两次。一次是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在北京召开的由彭博社主办的新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强调了相关的两点:第一,美中正行走在冷战的山脚下了;第二,中美一旦发生冲突,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为糟糕。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发表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署名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已经在2019年开始了。这不是弗格森表达类似观点的第一次,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弗格森是几年前“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的炮制者,他以这一概念来形容中美之间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言下之意就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发生冲突。但没有多长时间,弗格森180度大转弯。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抱有这种悲观情绪者绝非少数,而是普遍存在。当然,在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过不好表达罢了。中美关系三个主要“陷阱”这种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经验观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来,自贸易战爆发以来,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台面。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美国;而美国也必然惧于自己的霸权地位会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发生战争。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中国不会因为“国强而霸”,但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恐惧变得越来越显性。尽管没有多少人认为今天的美国有能力围堵中国,但中国方面也惧于被美国围堵。两大国之间的这种互动似乎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两国能够逃避这个恶性循环。如果这样,最终的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再者,两大国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来源于第二个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两国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缺少基本的信任。人们注意到贸易战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只是因为双方没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决,而不是不能得到解决。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双方尤其在官僚层面,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情绪化,缺少理性。当双方的关系被情绪所主导时,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沟通,甚至没有了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任度无从谈起。第三个“陷阱”即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认为当今世界秩序危机并不在于中美之间的争霸,而在于中美两国不能合作提供维持国际秩序的足够的“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和其盟友已经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但中国或者没有意愿,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替代美国提供这样的公共品。不过,问题并非如此。在当今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有能力独自提供国际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国际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并非没有意愿和能力来提供这样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国具有强烈的意愿和强大的能力来这样做,问题是,每当中国这样做的时候(例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被美国(和西方)视为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美国需要中国提供的是美国所定义的国际公共品,在美国的权力构架内以美国认可的方式来提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本身对国际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定义和规定的方式来提供。这种不同不仅阻碍了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同又可归因于两国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不管人们以何种“陷阱”来描绘今天的中美关系,实质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及其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而是很快从贸易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包括技术、军事、意识形态等。美国各方面对中国的批评、攻击,甚至妖魔化,也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无论在香港问题还是在新疆问题上,美国无所不用。可以预见,美国在其他很多方面也会制造新的问题,例如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盟国和它站在一起应付中国。因此,有人声称,北约因为中国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美国官员早已经强调,应付中国必须是“全政府的”和“全社会的”,而通过联盟战略,美国意图在世界范围内应付中国。美苏冷战结束以来,因为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美国和其同盟之间的关系的确在失去方向,但美国如果想通过把中国塑造成敌人的方法,再次强化和其同盟的关系,西方的确会再次陷入一战和二战的逻辑。一旦中美发生冲突,诚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结果会比一战和二战更为糟糕,全世界都会遭殃。一战、二战起源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但今天中美两国的影响已经遍布整个世界,两国间冲突的影响必然会是世界性的。对这一点,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尽管两国间并没有爆发一场全面贸易战,但越来越多国家已经深受贸易战的影响。不过,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三点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国(或者西方)内部矛盾“外在化”不仅解决不了其内部问题,而且会加深和恶化这些问题。美国声称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来自中国等威权主义体制的影响,甚至威胁,但这只是美国因为国内诸多严峻问题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现。实际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没有多少美国人会这样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胁来自西方内部,并非外部。从经济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福特工厂时代的工业经济,帮助美国把工人阶层转化成为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便是美国民主稳定的产物。如今,以苹果手机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则造成了美国内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正义。更为严峻的是,中产阶层大大缩小,民粹主义乘机崛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随着中产的萎缩,两党政治已经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充当了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哪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照顾到中产阶层的利益。现在,当中产不足一半的时候,社会分化加重,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不再,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为了“否决党”。民意碎片化,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自然崛起。党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形成一个有效政府。当一个社会面临如此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效政府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经济结构失衡,可说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市场失败了,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但党争意味着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着政府的失败。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内部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也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确经常向国际社会转嫁内部矛盾,但每次转嫁的结果是国家间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导致了互相摧毁,互相摧毁之后,便是各国的重建。不过,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进入了这个逻辑,重建的代价也太大了。美国今天把矛盾往外转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选票便是权力的基础,也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会群体,更不敢得罪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内部改革维艰,甚至改革不动,只好向外输出矛盾。不过,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已经形成高度的依赖关系,向外输出矛盾变得很不容易,经常导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尽管美国的各类强硬派不断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但没有人去提问:这种喧嚣的理性是什么?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更没有人去问这样做到底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吗?中国现代化无论如何将持续第二,美国针对中国的作为可以拖慢中国的现代化,但阻碍和中断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简单地说,中国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展开的,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要依赖美国和西方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中国老百姓努力的产物,也是国家开放的产物。即使中美之间发生了冷战,中国的现代化仍会继续。中国已经形成自身基于文明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套制度尽管还在改进之中,但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是内需。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市场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推进,中国市场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就技术来说,任何一个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都会依靠从发达经济体转移扩散而来的技术,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转向创新阶段,就会出现诸多原创性技术。中国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在加速度增加。因为环境变化(主要是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这一过程只会快。第三,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不会任人摆布,而是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制美国(西方)的诱惑,被动地拖入冷战。一战和二战都是起源于欧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今天美国强硬派要对中国发动冷战,中国是否有能力抵制?首先,中国不想主动发动冷战、也不想陷入冷战陷阱的主观意图是明确坚定的。在领导层面,从早期的“永不称霸”“和平崛起”到后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标都表明了这种坚定性。其次,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防卫和保卫国家利益。晚清之后,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今天,这种情形难以想象。再者,中国也有能力抵制“大国政治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的内在一分子,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开放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国孤立起来。再者,正因为开放,西方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利益的庞大,美国的“放弃”只是意味着“转让”,即美国把其中国利益转让给其他西方国家。当然,美国“放弃”中国的意图只体现在强硬派身上,因为“放弃”中国只是行政和政治逻辑,而非华尔街的资本逻辑。一句话,尽管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国的“冷战”潜力也浮现上来,但只要中国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应付之,中美关系并不会如美国的强硬派所愿。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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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2019年12月4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批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如果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人均国民所得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文化贫穷致公共道德感缺失但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达到中产或超越中产水平,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于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出了门则是脏乱差。自己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缺乏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穷人。一个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一个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是多么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领导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走向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文化中产与原创的关系 中产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中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品。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异还是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文化无产未能生产新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于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和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文章选自IPP评论,2019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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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逃避中等文化陷阱2019年11月25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9新华网思客年会”23日在广州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会上表示,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会导致整体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需要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由物质消费转向文化消费。“中国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逃避中等文化的陷阱,通过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来培养健康的消费社会,促使中国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追求各方面的现代化,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郑永年认为,在追求经济的目标之后必须考虑到“人”,重视“人的现代化”。 关于人的现代化,郑永年表示,要从精英阶层做起,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在物质层面的中等收入群体基础上培养文化中等收入群体,在文化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培养文化“贵族”。这种文化“贵族”不是传统的“贵族”概念,而是有时间、有物质生活保障,并且有兴趣、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能够致力于原创性思想和原创性技术的研究。 在郑永年看来,如果人的文化水平不提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因为经济发展靠的是消费和技术创造,文化消费是无限的,技术创造更是中等文化的产物,没有文化的想象力,技术的创造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文章选自新华网,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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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企业如何辅助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11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一般上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容易。二战以来,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更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除了中东的以色列,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不过,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时间。这些经济体可以说是“例外”,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东南亚,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在拉美地区,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过1万5千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目前研究和讨论的局限一般认为,促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没有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等。中国在过去对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过激烈的讨论,但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乐观派认为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甚至认为已经逃避了这个陷阱;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不仅有陷入这个陷阱的风险,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这个陷阱。现在的讨论不像几年前那样激烈了,但这个问题客观上依然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至恶化的时候,更需要正视和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所得尽管接近1万美元,但远较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最后一个的中国台湾人均所得25000美元还低得多。尤其是像中国那样大的国家,不仅各地发展差异巨大,收入分配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更是巨大,即使人均国民所得超越了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很多地区和社会群体仍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样,即总量来说,逃避了这个陷阱,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仍然会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总量上的人均国民所得,更应当追求比较公平的经济增长。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各方面的讨论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一,讨论的焦点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或者说,过度强调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视甚至漠视了企业的角色。诚然,产业政策可以促成企业的转型或者升级,但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企业需要的供给,而非政府所设想或者计划的供给。政府一厢情愿的供给或者强制企业接受政府的供给,就会对企业产生致命的影响。不管任何地方,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而非政府。再者,现有的各种过于侧重国家宏观政策的分析,过于“宏观”了,很难看得到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关联性”(linkage),即如何从一个因素的引入导向另一个因素的出现。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寻租行为,很难看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产生有利于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微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需要超越政府,而去探讨企业在辅助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只看政府行为,而不看企业行为,不仅逃避不了这个陷阱,反而会促成更快地进入这个陷阱,不管政府的“初心”是怎样的“善意”。第二,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这些经济体如何逃避或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性”更需要借鉴。二战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危机,例如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也在经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危机。但不管如何,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稳定的,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起大落。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发生政治革命,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达国家的例子如日本。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一直被人们“嘲笑”,诸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但问题是,日本的发展水平依然平稳,社会经济运作照常进行。即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发达国家的确发生“滞涨”,但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也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说,研究发达国家如何维持发展水平,对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发达国家如何维持“经济先进性”归根到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无非就是财富问题,包括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企业的作用。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对维持企业所在社会的“发达性”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至少就财富创造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政治体制,即分配方面出了巨大的问题。企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留在绝少数人手中,而政府无法把新创造的财富有效分配,实现社会公平。而今天的中国,尽管同时面临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进行财富分配,但并没有一样强大的能力来进行财富创造。财富创造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所以,中国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企业来创造财富。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先进性”的呢?首先,发达国家保持了技术水平。到今天为止,大多核心技术都仍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化时代,技术从西方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但核心技术并没有流出去。这里除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保护核心技术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即维持企业的竞争性。这里包括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才能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性,不仅仅是对外的开放,而且是对内的开放,即让新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否则垄断之下,很难避免政商一体的情况,经济最终演变成为寻租经济,不仅企业向政府寻租,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也可以向企业寻租。其次是政府和劳动者(工人)之间的关系,意在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分大饼”,因为“分大饼”才会让老百姓满意,以展示政府的合法性。而老百姓(工人)也倾向于和资本分利(享受应当的财富)。就是说,政府的意向和老百姓的意向是一致性。“分大饼”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在“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实现平衡,否则资本没有动力有所作为。在这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福利社会的压力,但政府仍然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否则,很难解释西方优质资本和技术没有流失的现象。更为重要的,发达国家为资本创造良好“地域性条件”,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代西方问题重重,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财富分配情况严峻,但受影响的大多是底层社会,并没有影响到高层社会,即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中、上层中产阶层仍然和资本配合,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些群体也正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阶层。地域性条件包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教育和培训系统、技术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资本可以流动,但这些则是“移不走”和“离不开”的。实际上,高技术和优质资本是离不开这些的,这些大多也是资本本身确立的(例如大学和技术培训学校)。因此,全球化下,西方流失的都是那些非核心的经济技术活动。这也是西方保持领先,或者衰落不那么快的原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在选举过程中,发达国家一般也会选择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政党上台执政。民粹主义的政党可以上台,但在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执政,很快就会下台。其他很多发达经济体也都是围绕着企业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尤其表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上,也表现在这些经济体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上。中国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企业的问题;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成功则归功于政府和企业的有效配合。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是本身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而非相反。如上所说,发达国家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都是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本,例如劳动密集型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则是最好的技术型资本。发展中国家承担了环境、人权等多方面的代价,但因为吸引不到或者无法留住优质资本,其经济发展仍然不可持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到了顶点,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无疑需要依靠质量经济,即依靠高端资本和技术。就资本来说,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使得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为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江三角洲曾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一直维持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一个以高端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整个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质的产业链,不仅能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而且吸引优质外资,那么无疑有助于中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经济水平。而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如同其他社会,政府必须处理好劳动关系,实现“做大饼”和“分大饼”之间的平衡。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简单地说,法治就是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知识产权,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还是保护,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流动,都需要规则。不管如何,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提升为发达水平,政府不妨下沉到企业个体层面,看看企业需要什么?看看国家是否能够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国家不应当对企业做些什么?观察思考清楚了,自然会出现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也会自动消失。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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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大湾区重要在哪里?2019年10月3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0月26日在“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从全球化的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分析。他认为,大湾区是新的全球化的最好抓手,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制度的现代化,并且制度的改革要从物理反应到化学反应,大湾区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其制度创新必然会有化学反应,也必然能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郑永年表示,到2035年,中国应实现人均GDP达26000美元左右这样的目标,但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并不好走。不过,相比西方政治出现的问题,中国则有制度优势,比如中国在分配上就取得了很大成就,大力消除贫困,这在全球来看都非常了不起。郑永年谈及粤港澳大湾区时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是广东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需要一些大的发展平台,除了粤港澳大湾区,还有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均是区域发展平台。郑永年认为,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挑战更多,比如“一国两制”,但这也是优势,意味着大湾区可以吸收不同制度的优势。郑永年将粤港澳大湾区比作“内部的欧盟”,并认为大湾区有着欧盟所不具备的优势,欧盟没有很强大协调机构,大湾区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下做得更好。郑永年说,新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制度的现代化,大湾区的发展同样也需要现代化制度,而且制度改革创新,关键要从物理反应到化学反应,大湾区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它的制度创新必然会有化学反应,也必然能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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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奇迹源于国家制度优势2019年10月22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7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从封闭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步入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软力量建设,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期栏目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进行专访,让我们随他一起,探寻中国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了解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发展方向。1中国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支撑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提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郑永年: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曾提到:“所有以前大国的崛起,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崛起。”新的制度的产生,能够带来支撑大国发展的力量,而中国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直认为经济是资本的责任,与国家无关,政府干预经济是不正常的。但就中国而言,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管理经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西方所具有的货币、财政政策工具之外,中国还有着一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它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平衡市场的力量,以及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从政治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新的提升,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 记者:您刚才提到《大国崛起》,里面讲到了15世纪以来的一些国家崛起的过程。这些国家的兴起,其实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 郑永年: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是必要的,文明本质上都是交流的、互相学习的,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也学东方,学中国的理性文化和官僚体制、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数学。但学其他国家首先要明确谁是主体的问题,也就是在学习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搞清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更深厚的。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强调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并不等同于关起门来。任何一个文明只要关起门来,肯定是会衰落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自己为主体,在坚持做好自己的同时向其他国家学习,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2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决定了它是实现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 记者:改革开放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您认为改革开放的历程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反映了怎样的中国制度优势? 郑永年:改革开放是为了什么?经济要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社会要稳定,民族要和谐,这些都有价值。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去实现这些价值? 改革就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面临的具体问题。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后来的“最低生活保障”,再到这几年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中国正是这样让老百姓得到了扎扎实实的好处,产生了具体的获得感。 说到扶贫,其实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能力的问题。没有国家不想做扶贫,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想做,但中国共产党有主导力量体制来进行大规模扶贫,其他国家却找不到这样一个抓手来推行这个政策。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的背后,其实还在于执政党。我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它从成立之初,就有它的使命,那就是通过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稳定社会秩序,让人民群众产生获得感。 强调初心,就是强调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人民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如果能够通过完成自身使命,让老百姓产生获得感,那执政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从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2050年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有长远的使命,也有阶段性的使命,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使命。 进入新时代后,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干,实干兴邦。重点是进行制度建设,对现有制度的巩固、优化、改善,是没有止境的,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都决定了它是实现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3中国在开放的状态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维持自己经济的正常增长,就是对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最大的贡献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大要有大的样子”。前不久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您认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世界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郑永年:改革开放的1.0版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紧随其后的2.0版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更大规模的开放,叫“接轨”,接下来的3.0版则是资本“走出去”。而现在,开放就要到4.0版了。 进一步的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是中国自己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4.0版的开放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需要更加开放的平台做大事。比如建设自贸港、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去维持,而大国应当在此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后,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在开放的状态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维持自己经济的正常增长,就是对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最大的贡献。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将会为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带来更多重要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记者: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局,它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怎样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现在这个秩序开始动摇了,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如果说中国以前的发展是以国内为重心,那么下一步就必须考虑如何在国际体系中谋求发展。这是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的问题,要建立一套怎么样的国际体系的问题。 在大变局中,中国迎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作为最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了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而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币的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 此外,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与此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既要跟发达的西方打交道,又要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 如何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世界和平?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如何在多元的世界体系中跟其他的体制和平共存?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4读懂中国,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记者:以前您曾讲过,当代中国研究的核心就是理解中国。您认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让世界理解中国? 郑永年:让世界理解中国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就需要被人理解,人家理解你,才会接受你。二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们也需要理解中国,因为当前中国所说的所做的、吃什么不吃什么、用什么不用什么,都对世界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那么获取理解的方式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近代以来,整个话语体系是由西方大力打造的,西方国家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中国虽然发展得快,但是基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一直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可能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理解中国,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知识群体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国的知识群体不能扮演类似的角色,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当代的最优实践经验解释清楚,中国就很难拥有软力量。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郑永年: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一个方式的问题,还是一个知识体系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话语,话语只是把这些知识体系传播出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故事。 所以需要整整几代人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研究,创造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文本化、理论化,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对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从解释自己的社会,无法认清社会的发展趋势,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变得只会应用,不会创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其实,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跟现在的IT产业发展是一个道理,就是要有原创性的东西。只有有了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中国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才能把解释权握在自己手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的,不进则退。文章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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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思想在西化,制度为何中国化?2019年10月1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们一般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主要是凸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国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也谴责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如果按照欧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国新的历史的出现就是和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一直可以应付,没有进行深刻变革的意图,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变革。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在这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即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回应。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化体现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不同学者看法不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等等方面所呈现出来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还是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说穿了,到今天为止,思想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之上,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物质、思想层面西方化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也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在这个层面,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的。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期,人们还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态度。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了。制度层面呈现中国化趋向最大的分歧在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巨量的讨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方面的东西。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间里,这种观点盛行。第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198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东亚很多社会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不管怎样的“应然”认知,很显然,近代以来,制度层面,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时候,人们也总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制度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是浅层的西方化,甚至仅仅是假象,在制度深层仍然是中国式的。更有意思的是,思想和物质变化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却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这里的解释可以有多种。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物质条件,有能力“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制度层面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变化。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制度是调节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的,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随时随地地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不过,如果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制度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但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对这种需要付出巨大生命代价才能达成的变革达成过任何共识。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包括来自西方)的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己,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结构层面)“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很直接地反映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就以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为例吧。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的影响也是显见的。西方在这两个层面的相关性表明,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但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路”呢?用什么解释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直接和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但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的,甚至经济本身的概念,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市场了,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了。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尤其是近代以来。今天的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半壁江山是非国有的,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就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这个国家的经济了。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呢?◆ ◆ ◆ ◆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解释中国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中的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水利社会”。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国并非“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所能解释的。到了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能够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如何用原来的范式来解释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但这个基本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解释中国的局面。直到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着西方的一切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 ◆ ◆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当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则是一无所用。无论哪个社会,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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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互联网时代的“人性陷阱”2019年9月24日
■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并举的局面■新时代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要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 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不断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西方制度造成“三恶”并举 时刻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话,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指的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 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但这种忽视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新时代呼吁新体制出现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中国重视自主制度建设 新中国的70年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要务。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创造性地转化自身文明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根本的制度。经验地说,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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