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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郑永年:特朗普推出“全政府对华战略”,中国如何应对?2018年8月17日
【侠客岛按】 当地时间8月13日,特朗普在美国一处军事基地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到7160亿美元,增幅2.6%,是美国军费9年来的最大涨幅,创下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的新高。 这么大一笔钱,除了购置大批武器装备、推进先进装备的研发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对于战略对手和“假想敌”的针对性。比如,俄罗斯就认为这份法案“令人警觉”,因为其中有拨款支持美国及其盟友在欧洲、尤其是俄边境的巡视行动;法案也授权允许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禁止华府销售国防设备给使用俄罗斯科技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这份法案则从多个层面表达了针对。例如,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并除国防部长豁免外,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系列军事演习;要求支持并强化台湾的“国防军事实力”、扩大美台联合演习、军售及高层军官交流,促进美台官员互访;以及纳入“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在美投资的审查。 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等均作出回应,认为美国这份法案充满了冷战零和博弈思维,触及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联合公报精神,损害中美的互信合作。 特朗普这次又是打的什么牌?“全政府对华战略”意味着什么?是否又会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带来变数?我们今天继续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聊聊这些话题。 1、侠客岛:我们知道最近蔡英文过境美国。从此前的《台湾旅行法》到这次国防授权法案说要提升台湾的军事能力、甚至美军参加台湾军演,甚至再早一些特朗普胜选后跟蔡英文通话,都可以视作是美国在打“台湾牌”。怎么看这种局面? 郑永年:台湾问题不要孤立地看。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是全面的,不光是一个台湾问题。用中国话来说,美国在到处找中国的茬,只不过是看哪个更有效。其实,不光是国防授权法案,他的贸易战、“太空军”计划、外国投资评估法案,都是针对中国。台湾只是众多牌中的一张,甚至朝鲜问题、南海问题都在牌局之中。当然,台湾对中国很重要,也是中国的底线。 我们这几年一直讲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实际上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根据美国的研究,从1500年以来,排名世界综合国力前两位的大国之间有过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战争。最近没有发生战争的一次,也就是冷战,是以苏联垮掉、美国获胜结局的。美国学界这几年发表了很多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文,只不过我们大多忽略掉了而已。他们深信这个陷阱一定会来。基辛格博士就设想,特朗普胜选后会联合俄罗斯对付中国,也是这种总体思想图景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打台湾牌不是为了台湾利益,只是当作中美博弈的一个工具、一张牌在打。我从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客宣称的为了“保护台湾”,所谓“保护美国和台湾的民主自由”只是一种说辞罢了。无论是北朝鲜、台湾、南海还是贸易战,美国就是要找一个对付中国的方式而已。 2、侠客岛:这里面体现出特朗普和前任们思维的变化。 郑永年:没错。比如奥巴马时代,说的更多的是“改变中国”,其实也就是让中国接受美国的领导、服从所谓的国际规则。最终和特朗普是一样的,维护“美国第一”。如果借用中国古代“王道”和“霸道”的分异叙述的话,以前美国用得更多的是包装过、有意美化过的“王道”,现在则是赤裸裸的“霸道”——就是要“美国优先”,我是老大我怕谁? 特朗普就是这个心态,就是要让你屈服。对中国如此,最近对土耳其的办法也是一样。他的哲学很简单:我是老大,你需要我,我不需要你。 要深刻意识到,特朗普现在做的是对国际旧体制的抛弃。二战之后的世界体系,美国是最重要的参与和建设者;但现在特朗普的做法深刻地触动了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化。这已经不仅仅是中美关系,而且会成为区域秩序大变动的根源。 3、侠客岛:特朗普从竞选到贸易战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工人和制造业的利益,号称要保护“锈带”和白人中下阶层。不过,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这次国防授权法案,背后似乎也可以看到军工派的利益。在您看来军工集团在这背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项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际? 郑永年:当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军工派的利益越来越大。他们是以打垮苏联出名的。小布什政府时代,新保守主义背后也是军工派,这个力量一直存在。在特朗普集聚下,他们的力量又壮大起来了。 军工集团利益的特点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做最大对手,但两国还不太一样。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只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问题,顶多干预下美国选举,但是俄罗斯改变不了,也威胁不了美国整体安全。但在军工派看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法律这东西,最终要看本身是哪些利益去推动,看谁去使用。从目前看,这次的国防授权法案是给军人、给国防部授权,实际上是授权了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从这一点看,军工派的利益占了优势。如果美国政府背后是资本、华尔街占主导位置的话,这个法案的影响力就会小很多;但目前看,这个法案近乎于军人政府的操作了——当然,特朗普政府中本身军人、前军人就非常多,这一点从人员构成上就可以看出,法案背后的军工势力非常强大。 4、侠客岛:我们看到,此法案一出,中国的几个相关部门的反应都相对比较激烈,也会持续对法案的影响力作出跟踪并制定对策。在您看来,美国下一步的行动将引向何方?中国真正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郑永年:美国的行动烈度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如果中国的反应不够坚强有力,他们就会更肆无忌惮。这是权力的本性。我们常说权力需要制衡,不仅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一样。如果权力不受到阻力,一定会往前发展;这就跟资本一样,有自己的扩张性。除非受到阻力、有了制衡的力量,某些权力才会回收、内敛。 比如我们看到,美国在国际上权力最大,所以它会把自己的国内法当作国际法。 侠客岛:比如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就是赤裸裸“食言”,不遵守中美联合公报,在国际问题上用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 郑永年:对,美国的资本有扩张性,它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也有扩张性,它的权力当然就更有扩张性。 对于台湾问题当然要强硬,否则美国和台湾当局还会得寸进尺,这一点不用怕什么。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在这些问题上该硬就要硬,不要有天真的幻想,不要以为我们示弱投降美国就能怎样怎样。我们要对台湾挑明,美国这样做,完全是以牺牲台湾利益的方式来对付中国大陆;虽然我相信台湾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但也不能让台当局有迷惑民众的机会。至于环太军演,中国不受邀请也没有什么。这个军演本身就是把中国作为对手,不过是两国高层有军事交流意向罢了;无论如何,中国本身都不太可能整合进美国及其盟友的武装序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巧妙。军工派是大的利益集团,但不是整体的美国、全部的美国。白宫本身就是一大堆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总有分化、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分化。 现在中国的策略很明确,比如贸易战,要打,虽然不愿意打,但是不得不打;在斗争的同时,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加紧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比如,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限制中国资本去美国,但是我们可以更开放,吸引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来中国,毕竟资本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一次聊天时我们说过,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吸引资本,这意味着真正的国际影响力。我不认为白宫可以限制资本流动。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是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消费市场会越来越大,美国的资本不可能放弃这么大的市场。印度还早着呢。 军工是美国的利益集团,其他的呢?美国的技术也需要市场。对美国政府来说,失去了中国市场无所谓,你有更多的东西依赖于我,政府安全更重要。但对企业来说呢? 侠客岛:对,我们上次分析听证会就注意到这一点,包括半导体在内,美国许多高科技行业在内都反对贸易战。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在设计研发上有优势,一旦加关税,只不过是给了其他国家的同行以优势;同时美国不放开高科技产品出口,其实是贸易逆差相当大的原因之一。 郑永年:对。国家安全不是抽象的,企业利益也是其中重要一环。技术如果没有市场,有什么用呢?现在技术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就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技术跟市场是硬币的两面,没有大市场,技术的成本就收不回来,也赚不到钱。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在美国本土已经遇到瓶颈了,需要开放市场;汽车,没有美国也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市场。 所以,不要把美国看作铁板一块的整体,否则就会不理性。美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美国。华尔街看起来现在对中国比较强硬,但他们跟军工系统、跟冷战派的目标不一样。 我们要多利用美国利益分化的现实。只要中国不着急关起门来,美国就很难封闭中国。文章选自侠客岛,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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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到底害怕中国什么?2018年8月13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7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文章称,中国与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把自己的国门打开,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在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实行“接轨”政策。“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规则。▲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 摄)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欢迎。文章称,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它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方面。文章称,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陷入艰难的长期结构调整。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形成有效的国家政策。▲资料图片:2008年,冰岛民众走上街头,在议会大厦外进行抗议,表达对金融危机的不满。(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称,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认知的成分,更有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战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文章称,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战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战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文章认为,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手机支付时代在中国全面开启。文章称,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文章称,中国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文章称,中国首先需要对自己的家底摸清楚。比如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在弄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文章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中国国内的开放平台。内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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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郑永年:美欧若形成“贸易统一战线”,中国如何应对?2018年7月30日
华盛顿时间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特朗普会谈后,欧盟官网发布了美欧联合声明。声明称,美国与欧盟之间将启动“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 特朗普则连续发推,表示“这是自由与公平贸易的伟大一天”,“美国与欧盟关系重回正轨”。同时,“欧盟会立即购买美国的大豆,并大量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LNG)”。尽管此前美欧之间一度因钢铝、汽车关税问题关系紧张,但这种和缓的态势还是值得注意。尤其是特朗普口中“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经贸关系——它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一体化吗?或者是TTIP、TPP的新变种?在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一新闻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侠客岛今天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请他为我们带来解读。 1、侠客岛:特朗普为什么要跟欧盟达成这种“贸易统一战线”?看上去即使此前因为关税一度紧张,美国和欧盟“盟友+兄弟”的关系还是比较牢靠的。 郑永年:西方还是西方。美国欧洲是“West”,其他的就是他们眼中的“the Rest”。可以说,美欧之间的矛盾,类似于他们的“西方内部矛盾”;“中国可以跟欧洲结盟”是异想天开。 在此前的贸易体制下,的确是美国的市场更加开放,欧洲更依赖于美国,而不是相反。他们的工业水平、技术能力差不多,比较优势也类似。但是美国的优势更突出:大市场、技术领先、有创新、有美元,欧洲离不开美国。所以这次欧洲有妥协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特朗普之前用关税“惩罚”他们,欧洲也不会脱离美国市场。 特朗普的一系列动作到底想要什么?注意他的用词:“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他不是不要“自由贸易”,而是要加上“公平”。他觉得此前的贸易体制导致了不公平。奥巴马时期想搞TTIP,一直没弄下来;但是特朗普没多久就搞定了。他是个行动派。 特朗普的策略是什么?“美国优先”就是他的策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美国凭借上述的四大优势,在这个世界体系成为老大。对美国来说,我缺了谁都没问题,但你缺不了我,无论是市场、技术还是美元。所以特朗普的观点很明确,也给了他到处挥舞贸易大棒的底气。对欧洲、对日本、对中国,都是一模一样的策略。 换言之,在特朗普看来,缺了你,我只是暂时丢掉这个市场;但是你们找不到自己相对美国的绝对比较优势。即使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也可以找到替代方案。 2、侠客岛:2016年2月,TPP协议签订时,奥巴马说:“TPP将使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更具优势,让美国而非中国书写21世纪规则”。现在看,虽然特朗普退出了TPP,对WTO也不太感冒,但似乎也希望重新书写国际秩序。美欧之间会否形成一个门槛更高、要求更严的自贸体系? 郑永年:特朗普比奥巴马强。奥巴马说得明白,“不让中国书写规则”,太过意识形态化了。写规则然后要求中国服从,还是隔了一层。生意人特朗普则看得非常清楚:这些规则的讨论都没用,还是靠实力。他的策略有效得多,就是利益推动。你如果想要美国的利益,就要服从我。他还是美国的里根派、现实主义派,要用利益推动规则。 如果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来做不完全类比的话,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贡体系不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朝贡是“恩惠”性质的,你给我五块钱我给你十块钱;特朗普就是优先,你要给我钱,“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要小看特朗普做的事情。或许美国还会对小国施行强权政治,但他不相信强权政治可以征服中俄这样的大国。他不相信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朝鲜跟加拿大也可以没有区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竞争。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还能连任,国际秩序改写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美国国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强权的派别依然强大,但现阶段特朗普做的,也符合这些派别的根本利益。3、侠客岛:华尔街日报、NBC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到了88%,选民中支持率也是45%的高位。此前包括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在内的智库也说,现在碰到的美国精英、跨国企业,也很少像此前一样愿意为中国说话、为中国游说了。这种政治局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支撑了他的民意支持(侠客岛注:据白宫数据,今年五月,美国失业率3.8%,近50年来最低水平,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乐观水平达到税改后最高;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增长可能超过4%)。 美国的国内政治复杂,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要具体分析。以往我们总是看特朗普的推特、看他说的话和表现形式,但其实他的行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这跟之前历任总统都不一样。此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除了跟主流媒体关系差之外,经济搞得很好,所以国内支持他。 面对中国,特朗普不想跟习近平搞坏关系,这跟国内的意识形态派、强权政治派不太一样,他也不想失去中国,这一点跟冷战不同。但他就是追求美国利益第一,我不跟你谈,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想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去判断下一步的动作。华尔街也是希望中国更开放,毕竟从资本扩张的逻辑来讲,不会希望失去中国。4、侠客岛: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郑永年:贸易战的态势还在持续,但是要防止跟美国“贸易脱钩”。脱钩是最差的状况,因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在开放、全球化的状态下达到的,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与美欧的经贸往来。一旦脱钩,状况就完全变了,美国的冷战派就会占上风,就会像对抗苏联一样围堵中国。 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门的朋友讨论,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美国没有害怕中国现代化的理由。尽管美国军方为了要预算说中国是威胁,但中美军事差距还很大;中国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对美欧不构成挑战。5、侠客岛:但美国一直在渲染这种“威胁”。今天的美欧联合声明第四条,几乎也是301调查对中国指责的照搬:“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知识产权窃取行为、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工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扭曲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指责几乎完全没有证据。 郑永年:这些当然不是中国的国家政策。西方大肆渲染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围堵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的话语中,这是一场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区隔,也是一场舆论战。 其实对美国来说,中国真正的威胁在于,它有成为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的潜质。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中美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因为那样中国就不会挑战美国了。 对中国来说,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搞好自己的改革,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对方的行为。真正的深化改革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像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真正拿出力度和深度来,资本看到有利可图,肯定会到中国来。 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吸引优质资本。从规模经济到质量经济转变,需要很多优质资本。特朗普就是在把优质资本往美国拉。中国通过什么来吸引资本?如果我们自己的资本都往外跑,发展当然成问题。要做大几个平台,营造好环境,留住自己的资本,也吸引外部资本进来。如果中国也可以变成美国一样的质量兼具的消费社会,自然就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经济中心了,很多国家也自然会进入中国的影响圈。 采访/公子无忌文章选自侠客岛,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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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十论中美贸易战 | 合辑2018年7月16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正式开打,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希望全面得到贸易战的权威解读和前景分析。郑永年教授已经撰写了大量有关贸易战的深度分析文章。然而网络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精心伪造并大肆传播郑永年教授点评中美贸易战的图文。这些观点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恶毒歪曲了郑永年教授的观点。为了更好地全面展示郑永年教授对于贸易战的分析,IPP评论特别精选了郑永年教授自今年2月份以来的十篇文章,分享给各位读者。点击下面的文章即可阅读。郑永年:中国能打赢贸易战吗?郑永年:贸易战与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郑永年:特朗普正在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郑永年:贸易战即便爆发,中国的天也不会塌郑永年:贸易战打响,中美新冷战真的要来了郑永年:2018年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来势更猛郑永年:特朗普贸易战瞄准的是“中国制造2025”郑永年: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战如何“以牙还牙”?郑永年: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郑永年:中美科技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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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贸易战美国长期损失大于中国2018年7月10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史上规模最大贸易战已经打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从3月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到4月公布涉及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301调查征税建议产品清单,再到威胁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整个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一直是美国出招、中国接招。 郑永年称,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表现出理性和克制,为避免贸易战“尽了相当大的努力”。 但因美国一再对华极限施压和讹诈,贸易战最终还是爆发了。在郑永年看来,考虑到美国现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短期内美国可能在贸易战中获益相对较多。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不得人心,美国发动贸易战会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家信誉,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目前,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税之举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欧盟、加拿大的对等反制措施业已落地;俄罗斯回击力度更大,对美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最高达40%。日本、韩国也在世贸组织(WTO)中就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举措提起了申诉。 谈及贸易战的未来走向,郑永年认为,中美双方都会寻找新的贸易替代伙伴,彼此的经济依存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甚至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市场。世界经济和贸易会形成新格局,甚至可能引起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动。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对外开放定位为“战略机遇期”。有观点认为,在贸易战已经打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但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机遇”。 “中国不需要恐慌。”郑永年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开放,保护产权,推动技术创新。 中国官方对此亦有清醒认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6日重申,中方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郑永年并表示,美国政界和商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冷战派”发动贸易战,意在打压、遏制中国发展;而部分工商界支持打贸易战,是希望以此让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市场。这两种目的有本质区别,应对策略也应有差异。 “从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郑永年提醒说,要应对贸易战,中国需要善于利用美国的内部矛盾,实施分化策略,同时利用好广阔市场这一筹码。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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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2018年7月6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海等问题。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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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2018年6月25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之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但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但是,近来中美经贸关系一紧张,实际贸易战还未开打,一些企业马上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更多人顷刻对前途感到渺茫了。人们发现中国的企业缺少掌握核心技术,鲜有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不存在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里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征: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不过,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格局,不管赚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第四,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绝对没有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第五,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第六,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简单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大多成为油腻中年,再也没有进取心。第七,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早就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在实际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可以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小农意识形态,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企业家精神” 区分商人和企业家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本来就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的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朝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三、开辟一个新市场;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尽管这种线性历史观是否确切是有争论的,但这种或者其他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中国数千年历史,经济是否也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一样在发展?尽管近代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这么认为。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主要是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恒定性,即数千年没有结构性变化。西方学者从古代开始就把中国社会视为“水利社会”;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称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变化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业家仍然鲜有。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社会的抱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止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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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序曲2018年4月2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导读]伴随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一个“新冷战”时代即将开启。郑永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全面剖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演进方向,为我们理解“中美冷战序曲”是否已经奏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此编发。中美两国的贸易战,至少在言语层面,正在激烈交锋之中。目前的局部贸易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贸易战?贸易战会不会导向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新冷战?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如果中美能够在理性引导下,只打一场有限贸易战,不仅两国可以维持正常贸易关系,目前的世界秩序也不至于解体。但如果贸易战失控,最终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人们可以把中美关系称为国际关系的两个最主要“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体系就会垮掉。很多人对今天的贸易战很亢奋,也很恐惧。不过,从积极面来思考,一场有限的贸易战也不无正面意义。如果双方都感到贸易战对自己会有重大损失,大家就会变得理性一些,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多少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和冷战期间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对美国尤其如此。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是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贸易格局没有理性认识。很显然,这一波全球化以来,世界产业链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前一个国家制造一个产品的全部部件,但现在一个国家只制造一个产品的一些甚至一个部件,整个产品是由众多国家共同制造的。尽管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很多产品部件都是由其他很多国家生产后运到中国,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贸易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参与产业链的国家。再者,受贸易战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体制的问题。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和解决贸易纠纷,但如果一些国家避开国际贸易体制搞单边主义的贸易战,那不仅破坏国际贸易体制,也大大打击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体制的信心。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贸易战会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灾难性后果。就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战也会促使双方意识到,在推进国内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过于自私,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反应。如果这次贸易战能够促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重建,更有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甚至整体国际秩序的重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几个方向贸易战会不会朝这个积极方向发展?经验地看,概率不是没有,但很小,更大的概率是往更坏方向发展。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中美之间的冷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至少就美国强硬派来说,贸易战是新冷战的起点。从贸易战到技术战再到全面新冷战,这里的逻辑和路径都很清楚。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把今天的国际格局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一战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低;同时,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当时人们也不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互相伤害。不过,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并且是热战。原因很简单,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人们做出了直截了当的选择——“国家安全”。今天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逻辑地说,贸易依存度既可提高,也可减少,甚至脱钩。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前些年美国一些学者把两国关系称为“中美国”,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人把中美关系称为“夫妻”,即使是不情愿的,甚至强迫的“夫妻”。不过,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夫妻”不仅可以离婚,还可以成为仇敌。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战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贸易战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美国对自己的伤害会很大。贸易战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降下来。一旦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开始。一个明显事实是,美国的贸易战不具普遍性,即并不是针对所有国家,而是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已经把对盟友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这里还有一个人们没想到也不肯面对的问题,就是即使这场贸易战因双方觉得对自己都不利而不打了,在危机时刻戛然而止,但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已得到想要的效果,即拖慢中国崛起。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技术冷战。正如美国政策界和决策圈所公开明示的,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长远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但美国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至少在知识界)把此视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这种过度的宣传更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累积到一定水平,在一些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西方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竞争压力。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拖延甚至遏止中国的技术超越,是西方战略家这些年在对华政策上所考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技术冷战也具有必然性。今天西方的普遍共识是,尽管中国技术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这么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技术在中国扩散。西方认为,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是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技术扩散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是两个主要因素。就向中国开放市场来说,西方促成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成为经济活动,“西方技术+中国劳动力”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就技术来说,高铁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要阻止中国在技术上超越西方,西方也必须在技术上做文章。很多年里,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工业信息谍报战”,及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已经明确把如何阻止中国这么做提到政策议事日程中。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很多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具有一致性,且更进一步。近年来,欧洲和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心理也越来越甚。▍美国两党形成“统一战线”因此,尽管这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及其贸易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同,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持批评和反对态度,但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方面,可以说整个西方达成一定“共识”。在美国国内,无论亲华还是反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方面更可以说结成“统一战线”。怎么和中国进行一场技术冷战?目前来看,西方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西方阻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阻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阻止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西方总是把技术进出口置于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架构中去认知和讨论,明显表明西方把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一旦冷战爆发,西方在这方面的动作会更大。尽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西方怎么做都难以围堵和中止中国崛起,但必然会拖慢中国崛起。没有多少人预见到今天的中国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所有这些声音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思维”,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尽管美国强硬派一直没有中断过制造新冷战格局,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新冷战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尽管美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周边挑衅(尤其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但因为中国有效地应对了这些挑衅,人们便很藐视美国,觉得美国不过如此,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或者进行一场新冷战。现在国际局势巨变,很多人不能理解,就简单地说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认为是特朗普个人“非理性”甚至“疯人行为”所致。特朗普个人因素当然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商人+军人”。这个模式让决策效率大大提高,但缺失中国人所说的“权衡”过程,容易产生在外界看来是“非理性”甚至“错误”的决策。不过,特朗普政府本身就不会有如此认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正是美国很多届总统想做而做不成的一些事情。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正在做其应当做的事情,中国也会做出其应当做的回应,这就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上有“认知”(perception)和“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分析,无论是“认知”还是“错误认知”都不是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两者都是“社会事物”,一旦产生了,都会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美国正在发动的贸易战或冷战,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内部建设成就,主要是存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样一个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促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做了一个正确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根据这个判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过来促成了世界发展与和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中国本身的努力,中国能够经历40年的和平国际环境。今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又回来了。中国无法,也不可能逃避现实,只能直面。中国如何应对,不仅决定自己的前途,也将决定世界的前途。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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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2018年4月20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01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的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02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03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1990年代与世界接轨。“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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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如果延续特朗普这种打法 衰落得会更快2018年4月16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4月8日至11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和讯网独家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于最近热议的贸易战问题,他认为,中美贸易走势牵扯到全球贸易体系,所以美国这次挑起的贸易摩擦,不仅仅会损害中美之间贸易,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而如果美国延续特朗普这种方式的话,其衰落得会更快。 在郑永年看来,过去中国只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地方,不过,经过不断地引进来、走出去,中国正逐渐改变整个世界格局,这样的大国对整个国际关系以及经济走势都有很大的影响。 他直言,有两种模式可能不太成功,一是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另一种是制度不开放就封闭起来,而这两种都走不通,中国的巨大成功就得益于在开放的条件下,自己为主体的发展道路。 而在世界格局改变过程中,美国会感到不安。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可以用更开放去化解这个问题。 郑永年称,特朗普是个商人,而现在是互相叫价的时候,除非他要走功利主义的道路,而如果美国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它衰落得会更快,所以要谨慎的观察,不见得会那么大规模地打起来。 郑永年强调,中国一直在强调多边主义,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说搞贸易摩擦,中国就要用开放的方式来应对,做到“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所以中国一定要坚持现在的多边主义,更重要的是用开放主义来化解这些问题。文章选自和讯网,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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