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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应给科学家充分的学术自由
专家简介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导读：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讲，中国的创新是很少的。去年底，在纪录片《中国实验室》拍摄期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虽然有发明创造，但很多和海外是有关系的，从某种程度讲，中国人的才智放到海外的制度底下才能充分发挥，而在中国自己的制度底下，这个才智是被淹没的。在黄亚生教授看来，中国要创新就要更民主、去政治化，给科学家充分的学术自由。就人口规模来讲，中国的原创还是相对过少澎湃新闻：2014年5月末，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发表演讲时称，中国没有创新精神，甚至无一创新产品，无一创新项目。您怎么看“拜登之问”？黄亚生：相对于人口总数上来讲的话，那肯定中国的创新是很少的，所以就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和相对的标准。如果你要是认为创新跟人的智商有一定关系，那么中国这种国家，从绝对数上来说，高智商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因为一般的人口里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是天才，从这点意义上来讲，中国能够产生创新的能力，远远比它现在实际产生的要大。那就得去研究有些什么因素阻碍了创新。有些可能是技术方面的，有些可能是制度方面的，有些可能是其他方面的。所以就看他的这话你怎么去理解。澎湃新闻：现在中国的创新有哪些阻力？黄亚生：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除了四大发明以外，中国的创新也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做成一个数据库，来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多发明要比欧洲都早，更先进。但是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发明，但经济上没有发展？就是那么多发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缺少了一个什么环节？MIT（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作为发明的源生地大学，它们对经济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有一套制度，使发明能应用于生产，应用于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古代缺这么一个东西，缺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根基，另外缺制度上对产权的保护，还缺法治。而这些东西是西方国家所具备的，中国古代不具备。我觉得这个观念到今天还是适用的。从中国大学的建制来看，比如清华、北大等等，你可以说从全世界来讲它们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学，所以我并不是质疑中国发明的能力，也就是科技本身的能力，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但你确实要看到，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模仿模式。我们现在说的微信，被认为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发明，其实这是韩国发明的。你要真是从原创上来看，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你要是说，阿里巴巴、腾讯做得非常大、非常好，这我也是认的。但如果互联网本身没有被发明，那阿里巴巴、腾讯也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它们也是一个派生的发展，不是原创。当然我并不是说，非得原创不可。但就有能力的人口的规模来讲，中国的原创还是相对过少，而不是过多。以色列就是个例子，这么小的国家能够有这么多的发明。你看现在这个iPhone里面，我可能随便说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不见得是准确的，iPhone中70%的发明都是以色列产生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有生产，但原创发明比较少。大概剩下20%-30%是日本、韩国做的。苹果公司有这种组织、结合的能力，这个是史蒂夫·乔布斯最大的贡献。（史蒂夫·乔布斯生于1955 年，卒于2011年，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编注）不能说日本没有发明澎湃新闻：创新有日本模式、美国模式。日本一开始也是从模仿开始的，中国的山寨也被很多人诟病，中国现在创新的路径是在模仿某种模式还是有中国自己的特色？黄亚生：刚开始都要模仿，这没有任何疑问。但模仿也有两种模仿：一种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底下去模仿。比如有一个模仿是把别人的产权作为自己生产、发展的模式，这也是一种模仿。但这没有通过法律方面正式的协议。日本过去有很多模仿，确实在有些地方也有侵权，但大部分是尊重法律规定的。别人的发明，我转移你的知识产权，对方是有授权的。另外，日本的公司在生产方面有很多发明。所以叫程序发明，像丰田汽车零库存什么的，这都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日本在汽车行业有很多很多发明。日本的大学，如果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上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非常强的科学突破，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原创的发明。我觉得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点像中国古代面临的问题。其实它发明是很多的，像机器人什么的，这都是日本人的发明。但它的问题是，它的经济体制出毛病了，很多发明不能转成生产力，这是它主要的问题。批评日本人没有原创、没有发明，这是不公平的。它有很多原创、很多发明。比如iTunes之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听Walkman（随身听），这是它很大的一个发明。日本电子行业、化学方面也有很多发明。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没有发明，它有很多。中国应当给科学家充分的学术自由澎湃新闻：中国在创新方面应该向以色列、新加坡学习什么？黄亚生：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正在于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本身就是问题，不是答案。新加坡是一种高强度政府的集权体制，它是自上而下的。而以色列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是一个民主的模式。以色列的军队，下级完全能挑战上级，在我们认为最应该等级森严的组织里面，下级能够挑战上级。而且它这个方面做得比美国还好，这是它能够有很多发明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文化方面的原因。新加坡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政治精英治国，政府把握全社会的资源去做调整，这个在一定期间是管用的。在你很落后的时候，去抄袭别人，这个模式可以借鉴。但我觉得，第一，即使中国在抄袭、赶超别人的情况下，也不用过多强调新加坡的模式。因为中国人的科技能力很强，这有历史原因，另外还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方面，这么多中国人在海外留学，实际上中国人的科技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看现在海外科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数目上、质量上都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觉得，缺陷就在于，国内这种科研机构，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中国人的科技发展主要是在海外，海外就是一个民主制度。就像MIT这种地方，相对政府来讲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在MIT内部，教授、院长和校长是民主的关系，是教授治校，这是个教授领导下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其实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强的。我觉得，中国虽然有发明创造，但很多和海外是有关系的，从某种程度讲，中国人的才智放到海外的制度底下才能充分发挥，而在中国自己的制度底下，这个才智是被淹没的。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要改变这个体制，就是在我看来要更民主，去政治化，给科学家充分的学术自由。包括社会科学，现在我们国家从自然科学来看有充分自由，但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自由是很小的。应该更多讨论政府应该不做什么澎湃新闻：中国政府在创新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黄亚生：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不应该说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最应该说的是它应该不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讨论政府应该不做什么。政府不应该选这个行业、那个行业，这应该让企业自己去选，让科学家自己做决定。另外，如果说要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法治、知识产权这方面建设好。因为这方面是科学家、企业家作为个人来讲无能为力的，这必须政府来做。而且不要过多地搞开发区，出台一些什么政策，财政上支持什么，等等。财政上支持，我觉得更应该偏向于基础科学，而不是偏向应用方面。应用方面，中国储蓄率那么高，你让私人的资金（充分发挥作用），它自己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如果它认为科技成果有市场应用的可能性，它就会做这个事情，不需要你政府去做。所以我觉得，第一政府要考虑不应该做什么，第二政府要要做事情的话，就要在市场、企业家和个人起不到作用的地方，那就是法治、体制设计方面。这个事从个人来讲是无能力为的，必须政府来做。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少考虑支持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不应该特别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那方面。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政府现在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黄亚生：其实我提这种看法已经很早了，从2008、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要鼓励的话，就应从降低创业者进入的门槛这个角度来考虑。比如我们现在看创新创业所面临的障碍是什么，要破除这些障碍。创业分两种，一种是所谓低科技的创业，还有是高科技的创业。其实在中国做高科技的创业，如果做到一定程度，主要的阻碍是制度方面的，比如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等。现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案例，我觉得政府应该处理。第二，在所谓低科技的创业方面，如果你把城管取消，本身就可以鼓励很多创业。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管理实际上是对那种低科技创业的最大障碍。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最重要的不是创业的途径，最终要考虑的是就业问题。所谓创业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你给自己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就是创业。你是高科技的还是低科技的，只要能给自己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有利于一个政府，有利于一个社会稳定长久地发展。但如果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你政府出台一些特殊的政策让大家创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牺牲大公司的就业。如果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觉得鼓励创业是正确的，因为不可能牺牲大公司的发展。但确实，从创新上来讲，有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大公司是不利于创新，小公司是利于创新的。从这点上来讲，整个社会，政府应该倾向于小企业。比如美国很多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担保，但对大企业，政府不能。而中国从官方的金融制度上来讲，恰好是相反的，大企业基本是免费贷款的，利息很低。小企业非常难获得免费贷款，因为政府设置了一些产业政策，你得符合这些政策，我才能给你免费贷款，或者低息贷款。这本身造成了很多寻租、腐败的机会。在我看来，只要是小企业，你就应该鼓励它去贷款。你不要特别担心贷款的风险等等，因为很多证据表明，小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要去过度担心它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高科技怎么去区分？应该在大学这一段去区分。比如说政府在科研方面给出相当多的经费支持，只要你产权方面做出很好的保障，只要知识产权方面能够有保护的话，本身就会刺激科技的发展。你不要去在具体的项目上做那么多，在具体的项目上做那么多就会造成作假。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教授，他的高科技项目获得那么大的支持，然后就把摩托罗拉的芯片拿来，说成是自己的原创，还受到当时总理的接见，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政府不要做太多这种事情，整体对科技支持就可以了，不要设立过多的项目。（陈进是上海交通大学“汉芯”项目负责人、原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因“汉芯造假事件”，2006年5月，陈进被上海交大解除有关职务，国家有关部委决定追缴相应拨款和经费。——编注）腾讯阿里巴巴更多是互联网本身的成功澎湃新闻：您觉得中国有哪些创新企业？黄亚生：我和很多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像腾讯、阿里巴巴这些都是互联网企业。但这里头有一个比较难做判断的问题，你不能判断这是这些公司的成功，还是互联网的成功？互联网在美国也有，谷歌、亚马逊等等。互联网作为一个商业的工具，商业的模式，在打破传统行业、传统商业模式上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觉得，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互联网战胜传统商业模式、传统经济模式的成功。要说腾讯、阿里巴巴的成功，我觉得最关键是互联网本身的成功。互联网你再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的创新。在互联网上，很多商业模式得以确立，比如像App（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这些，都是派生的东西，是依赖于互联网而产生的。就像发明电和发明风扇，风扇是使用电的，电冰箱是使用电的，但你很难说发明风扇和电冰箱要比发明电本身更伟大。肯定是发明电的那个人更伟大。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另外像百度这些，因为中国这个市场本身是非常大的，中国市场本身有一定语言、文化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所以中国公司在这方面是有天然优势的。但问题是它是否具备政治上的优势。像谷歌现在好像说要回到中国，它2009年撤离了中国。你想，一家中国的搜索引擎公司，它本身已经具有很多中国本土的优势，又不需要与外国公司竞争，它的成功到底是因为它创新的成功，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说不清楚。对我来讲，比较容易下判断的是像美国这种情况，比如谷歌和雅虎，那肯定是谷歌更成功了，因为它是在一种充分竞争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在（同样的）语言、文化、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一家公司获得成功，另外一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在中国，因为影响企业成功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因素使企业成功。像谷歌比较容易说清楚，它的两名创始人发明的引擎，搜索确实比别人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搜索引擎是它成功的原因。其他原因，它都是和其他的公司一模一样的，市场环境一模一样，文化一模一样。中国太不一样了，所以你说不清有些企业成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中国只出几个创新的例子绝对不够澎湃新闻：您对小米有研究吗？怎么看待小米的成功？黄亚生：小米现在是不是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种模仿的模式，最大问题就是如果它全部是模仿的话，进入成本也是很低的。我自己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看到的都是，它是一种纯的模仿模式。那现在华为是不是马上超过小米了，市场占有率方面？你们肯定有更新的数据。模仿，除了你本身具有模仿能力以外，还有你的规模、资金的充分程度。小米的这种模仿模式成功了以后，实际上是给其他企业看到了一个机会。现在华为在这方面很厉害了。小米，我们一年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你看它的时间很短，模仿最大的一个缺陷就在这儿，这就是彼得·蒂尔（Peter Theil）写的从0到1的关系。从0到1是非常难的，从1到100相对于从0到1来讲更容易。（彼得·蒂尔是美国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对冲基金经理，著有畅销书《从0到1》。——编注）就是说，对中国的成就我们应该有非常正面的肯定，很多国家你敞开让它去模仿，它都模仿不了，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据说深圳有家公司在模仿高盛，连整个公司都在模仿，这个山寨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很多国家这个都做不到。我不是完全否定模仿，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但我觉得，第一，如果中国停留在这种模仿上，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国人真正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以色列一样，是很具有原创能力的。你上网就可以看到，网上的笑话体现了中国人的原创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考虑问题的角度永远是这样的：你可能能举出中国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原创的例子，但在我看来应该问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600万个原创的例子，没有1000万，1亿个原创的例子。13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从历史上来讲，也有非常好的创新业绩，聪明才智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后海外教育等等，很多元素都具备。现在只出这么几个创新的例子，我觉得这绝对是不够的。中国相较于印度，具备所有的优势，除了制度澎湃新闻：中国创新的比较优势是什么？黄亚生：一个是供给方。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而高智商人群的比例全世界都差不多，那么因为中国总人数比别的国家多，（高智商人口的总数就相当可观），加上中国的留学人群（数量庞大），从创新的供给方面来看，这是中国创新非常有利的一个机会。供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具有很好的优势，它们不光有聪明的人才，还有好的大学。从需求方面看，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你创新出来，马上就有好的应用，可以出来赚钱。以色列的问题是，它的市场比较小，有创新的东西出来，它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找市场。就是说，创新也是需要一个市场的支持才可以。那也许中国古代可能是有创新但没有市场，但中国现在两边都有了。你GDP每年增长10%，当然但现在不是10%了，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按理说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以前我谈到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就是中国比起印度来讲，具备所有的优势，除了制度。印度比起中国来讲，具备所有的劣势，除了制度。它是一个更加法治的制度，更重视民营资本、民营产权的制度。当然它也有很多它的问题，我觉得从制度上来讲，你看韩国、中国台湾，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创新的？也是从集权专治的体制转向多元性体制的时候。韩国就是这样的，在今天有非常多的创新，像三星这种大公司和小公司，有非常多的创新。过去，韩国也是一种赶超、模仿的模式。所以它这种制度的改变，鼓励多样性。你看韩国的电影，以前谁听说过韩国电影、电视剧？你看一个国家科技的创新和它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的多样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绝对是非常强的，给它充分自由才可以。所以我觉得中国必须要进一步开放。大学的话必须要科学家自己来掌握自己研究的项目。如果机器人革命发生，对中国来讲会是大问题澎湃新闻：现在德国提“工业4.0”，美国提“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提“中国制造2025”，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黄亚生：刚才我们谈了那么多创新，我觉得创新当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我觉得创新不应该是政府本身追寻的一个目标。它应该是一种手段，带来福利。最终我们要考虑就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因为“一胎化措施”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但是从绝对数来讲，仍是人口大国。从政府的目标上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就业问题。所以如果机器人革命发生，取代了人工为本的制造业，这对中国来讲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非洲，也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我现在在中国没有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讨论。看到更多的讨论是，别人在4.0，别人在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怎么也去做这个。在我看来，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4.0以后，我们这些人口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在这方面有没有更多的讨论，在美国很多的讨论都是这方面的，就是不能阻止技术进步，但是这一轮的技术革命，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很可能带来更少的就业机会。而过去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出现失业，这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说要阻止技术的进步。但我们怎么能够鼓励技术进步，同时又解决和减缓失业带来的冲击，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大学很难兼顾科学创新和创业澎湃新闻：MIT是科技立校，它在美国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黄亚生：一般来讲，都说MIT是一个工科学院。但是它的基础科研是非常非常强的，从历史上看，它产生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二，它在应用科学比如工程学方面非常发达。有一个指标是大学创造的专利数量。美国排名第一的是加州大学系统，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加起来好几所大学。第二名是MIT，第三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四名是斯坦福大学。美国大部分大学创造的专利，主要在医学领域，但MIT根本就没有医学院。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第一它和加州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它们实际上是五六家大学，我们是一家，第二我们没有医学院，但还能创造这么多专利。所以MIT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远远超过斯坦福。第三，在科技发展和促进经济的关系方面，MIT是非常强的，但没有斯坦福那么强。斯坦福被称为“硅谷的心脏”。硅谷的发展主要是在过去三十年，科技方面最强的应用主要在IT领域，这方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大学可以和斯坦福比。（斯坦福大学所在地是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拉阿图市，这里临近硅谷。——编注）IT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软件，这方面完全是硅谷创造的奇迹，但互联网本身的发明也有MIT的贡献。另一方面是硬件，还有半导体。硅谷（Silicon Valley）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源自一家叫Shockley的半导体公司，这家公司大概是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在硅谷设立。硅谷之前是个苹果园，然后因为Shockley半导体公司设立后，才改名叫硅谷，因为硅是半导体。而这家公司的创办人William Shockley就是MIT的一位科学家，是MIT毕业的。所以从硬件来讲，硅谷的形成和MIT很有关系，像惠普公司等等，都是MIT毕业生创造的。（据英文维基百科介绍，William Shockley生于1910年，1989去世；1936年自MIT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与其他两位学者共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创办的公司名为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编注）所以从硬件方面看，对IT革命的产生，包括雷达、计算机的发展，MIT本身是有很大贡献的。那么你要再看将来科技的发展，你要是去看坎布里奇（Cambridge）周边的话，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可能在生命科学，这方面的发展地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生命科学的发展可能就像过去三十年IT革命的发展。那我觉得MIT的地位只会提高，不会降低。（坎布里奇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座小城，人口约十万，是MIT和哈佛大学所在地。——编注）讲到科技发展和经济的联系，MIT方面有一个数据，就是你要把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加起来的话，（它们创造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十。当然斯坦福说它们是第十。不管是第十还是第十一，就是说两所大学能够创造出相当于世界第十、第十一经济体的价值，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中国的大学可能做得很好，但是我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研究的可以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跟实际没有关系。实际不是这样的，大学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这里有许多设计方面的技巧，比如说像MIT这种学校，它一方面要去创新，也就是去做基础科研。另一方面也鼓励创业。但是你去想创新、创业的关系，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理顺的。首先，创新，也就是科技创新、基础科学研究，所追求的是公开性。我们在这里办一个讨论会，大学不能在门口查你是哪儿来的，还收你钱。你写的文章，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应该越多人看到越好，所以创新和科学研究追求的是公开、没有费用。但是你创业、做企业，追求的是保密。你要是在美国做科技创业，创始人马上要求你签订一个保密协议，叫NDA（Non-disclosure Agreement）。我们很难想象，你来大学听一个讲座，还让你签订这么一个东西。另外，创业是追求利润的，要收费等等。所以一所大学，怎么能使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很好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和世界上有些大学在科技研究方面做得很好，像欧洲的大学在科技研究方面做得很好，但就是没有创业。有些大学有创业，但是没有做很多科技方面的研究。一所大学两方面都做到，像斯坦福、MIT这种，实际上是很难得的，并不是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能做到的。哈佛从创业方面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建树。所以就说，两者兼顾、两者都能做到，是很难的。大学得给教授充分的自主权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讲讲MIT是怎么做到创新和创业兼顾的吗？黄亚生：当然这些做法很重要的是文化的东西，并不是法律上条条框框的规定。大学主要能够吸引科学家的地方，就是研究的自由。崇尚自由的人，他们跑到你这儿来，而不是到大公司里去做科研。他能够自己选题，自己决定在实验室里做什么东西，而且完全是纯学术目的的，这是最重要的。怎么能够吸引这种人？这个跟大学悠久的历史，整个它的文化很有关系。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大学得给教授充分的自主权才可以。如果事事要看系主任的眼色，看校长的眼色，那绝对是吸引不了这种人的。所以，吸引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此外有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教授，如果在外面做事，是有限制的，你不能做很多和MIT、和教书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叫做五分之一的规定，你有一天可以做跟本校业务无关的事情，但是你有四天要做跟本校业务有关的事情。第三是文化方面的东西。你是一位亿万富翁，如果你没有写过书，没有在学术期刊上没有发表文章的话，涉及评估的时候，人家照样看不起你。不是说因为你有钱，所以人家就看得起你，在我们这儿完全没有这种。但假如你的科技成就非常雄厚，钱是你自己赚来的，那这样人家会尊重你。这儿完全没有金钱的这种东西。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统。第四，有些具体的做法。如果说你有一个发明成果可能用到商业中，MIT是不会让你去和公司谈判的。它要切断你和商业之间这种直接的联系。你创造成果，怎么转换成产品？它不让你进入到转化过程里面。而且，你作为一名教授，你也不愿意进入到这个里面。因为你和公司谈判，实际上并不是你优势的地方。它有专门的一个机构。第五点，我和国内的人说，他们挺不理解的。假如你是外面的一个大公司，你要MIT的教授帮你做一个项目，你出三四亿美元，这个产权一分不归你，是归社会的。很多人觉得，不是傻子才会做这种事吗？MIT为什要这样规定？就是为了强调研究是非常前沿的才可以。如果是一个小的应用，MIT的教授是不会去花时间做的。所以必须是非常前沿的工作，它才肯让它的教授去做。而且产权应该是归整个社会，不归你整个公司。这样就避免了让MIT的研究院成为商业机构的一个代理机构。MIT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它的研究院成为商业机构的一个代理机构。因为如果你的研究变成一种纯商业的研究，它肯定是一种应用型的研究，而不是突破型的研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部分公司没有这种积极性来支持这种研究，那没关系，有些公司是愿意的。MIT可能被迫转向应用研究澎湃新闻：很多企业与MIT Media Lab（媒体实验室）有这方面的合作？黄亚生：对啊，在MIT这种建制里，Media Lab的自由度是最大的。Media Lab做的很多事情，MIT别的学院是不可以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创立Media Lab就是由于某些公司如果介入研究，MIT原有的设置会成为某种障碍。这个实验室就跟特区一样，很多在MIT不能实现的事情可以在那儿实现。那个地方应用性更强一些，斯坦福比我们的应用性就更强。它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让公司拿到一些产权等，在MIT是不可以的。所以Media Lab是特区，有它的特权。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等于它做的东西应用性更强一些，不是基础性研究。而且Media Lab也不是一家公司出钱了以后，产权就归那家公司了，它的产权设置是非常复杂的。它那里是一组公司共同出资，然后产权是归那一组公司，而不是归一家公司。这个做法令人很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教授会被公司牵着鼻子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而这个前提现在因为美国政治出现的问题，也被动摇了。这个前提是，基础科研是要由联邦政府出资来支持才可以。像美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都大量出资来支持基础科研。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因为美国政治出问题了，美国国会对这种基础科研的拨款在下降，很可能迫使MIT这种学校从基础研究越来越转向应用研究。这实际上对一个大学是非常不好的。128公路区的教训澎湃新闻：您能说说128公路区衰弱的原因吗？（128公路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郊区的一条半环形公路，长约92公里，修建于1951年，距波士顿市区约16公里。这里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一度聚集上千家高科技企业，但自1980年代之后渐趋没落，发展落后于硅谷。——编注）黄亚生：这是很有意思的讨论。当然我不是专家，我只是看别人的讨论。衰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128这边更重视硬件方面。你看现在所谓计算机革命，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是计算机软件或者计算机平台的革命。像微软是生产软件的，这个是比尔·盖茨看得很准的一件事情。他在1970年代就看到，这个领域创造价值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128公路区在1940、1950年代创业的这些人，他们的事业是完全不如比尔盖茨。第二，这边的企业把赌注都下在了大型计算机上了，完全忽视了个人计算机，就是计算机微型化。这方面这边没有特别重视。就是说，即使你重视硬件，也还是没有重视那个后来充分发展的硬件，就是个人计算机。在1970年代，最大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叫王安电脑，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的公司，很厉害的，生产大型计算机，还有电子打印等等，当时不是IBM，是它们，还有DEC（数字设备公司）什么的，后来都不行了。第三就是128高速公路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这边的科技发展，如林肯实验室、雷达等，跟美国政府有息息相关的关系。雷达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五角大楼出钱资助的。所以MIT从传统上来讲和政府关系很紧密，现在也是这样。因为跟政府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很多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步子就没有斯坦福那么快。然后很多科研发展都锁在政府机构里，而美国政府到了1970年代末期才做了一个改革，就是美国政府出资支持的项目，产权不归政府，归大学。这是在1979年末才做的决定。你想想看，在那之前，产权都归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的市场化举措根本没有，或者很差。但斯坦福没有历史的包袱，很多东西可以马上见市场。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创投机构其实是从这边开始的，哈佛、MIT几家，并不是在那边。但是后来它们政府的关系不像我们这边和政府那么近，它们形成的只是产权，很快要进到市场，就需要有人在资金上去支持，创投是这么产生出来的。而这边的创投成立以后没事干，因为大部分产品的产权都归政府。从这点上看，有一个特别大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是：科技成果形成以后，政府应该起的作用不是把科技成果据为己有，而应该开放给社会。做了改革以后，如果归学校，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公布给社会。这样企业家就会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情了，我可以让它成为产品。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基础，如果公布给社会，这里的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有公布给社会的机制，就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否则就很容易抄袭。所以，如果你要采取成果开放给社会的机制，就要求你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创新风投机制要创立起来，这几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6年9月1日
2016年9月5日 -
龙永图：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的教育
专家简介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 全球媒体都在热议， 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 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 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 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 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第二， 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 文化、 书籍， 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 欧洲的电影、 书籍、 音乐？第三， 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 “三问” 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特别是第一个问题， 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 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 包括中国政府职员。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 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这 “三问” 说明，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 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 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 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现在，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 而质量的问题， 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 是看它的GDP； 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 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 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时候， 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不久前， 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 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 创新的思维， 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 一阵风就过去了； 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 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 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 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 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 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 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 中队长、 大队长， 而且为了当中队长、 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 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 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 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 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 等了一会儿， 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 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 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 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 论坛结束后， 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 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 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 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 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所以， 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 平等的意识， 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 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 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20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我在联合国工作， 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 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 代表中国表态， 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 只记住几条原则， 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 我们就同意， 他们反对的就反对， 没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以前在各种国际会议上， 凡是碰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标准， 我们自然就会抵触。当时我们想， 你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 把经济发展起来了， 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发展， 你就提出环保标准要提高， 这是陷阱， 这是骗局， 我们不能同意。现在想想真是荒唐。我们这几年吃了很多环境的亏， 北京连续五十多天的雾霾。我们现在才知道， 保护环境不是为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这些问题全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过去， 我们从短期的利益出发来表达观点， 话语权越多， 对国家的形象和名声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增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在于， 要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 看待自己。在教育中， 从小培养孩子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 才能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提高自己的地位。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还想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几点：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 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 在美国受教育， 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 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 不会说假话， 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 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 教师培养的， 学校大环境培养的。一个家长突然接到老板、 上司的电话，他明明在公园游玩， 却当着孩子的面公然说自己很忙， 这才是一个电话， 以后会有十个、 二十个电话， 慢慢地， 你说孩子的诚信哪去了？在国际交往中， 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 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 不管谈得好不好， 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 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 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 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 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 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 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 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 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 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二是培养责任感， 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在入世的时候， 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 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 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 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有一次， 我到日内瓦的一个公园散步。我到公共厕所去， 发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厕所里面 “玩”， 我当时想小孩真调皮， 怎么玩到厕所里来了。等我走出厕所， 一位 40 来岁的中年妇女就着急地迎上来问：“先生，我的孩子上厕所， 进去 20 分钟了还没有出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 我进去一看， 小孩正急得满头大汗，我问：“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上完厕所以后， 不知道怎么冲水。” 原来冲水马桶是新式的， 他没见过， 为了冲水， 在里面折腾了二十分钟。我帮他冲掉以后，他抱着我， 说了很多次谢谢。我非常感动， 这就是责任心， 是他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 我想， 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人。其实我们中国的小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瑞士， 这孩子就有一种国内孩子没有的责任感。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去谈判， 休息的时候到河上去划船， 把孩子也带上了。有两位老兄喝完可乐以后， 顺手把可乐瓶丢到身后。这个小孩看见后， 一下子脸变得煞白， 认为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 中国孩子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 这都是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 我就是从以上角度来看待好的教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竟然有那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 那么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教育问题涉及很多人， 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国家的未来。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 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 去努力。文章选自当代教育家，2016年9月1日
2016年9月5日 -
王伟东：打造国际化、 有特色的资管服务商
理事简介王伟东，达仁投资管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2015年1月12日，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资管”）正式登陆“新三板”，成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专注二级市场投资的阳光私募公司。此后，达仁资管一系列内生和外延资本动作频频成为市场焦点，其创始人、董事长王伟东，无疑发挥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令人瞩目的资本市场经历 王伟东曾先后任职于地质矿产部政策研究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北京证券、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等著名资本市场机构，成功完成多达几十家企业A 股上市、再融资及并购和重组业务，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牛熊市循环周期，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实践经验，在中国证券行业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广泛的影响力。 达仁资管的控股股东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PE/VC 投资，累计管理规模近100亿元，在王伟东的主导下曾创新性地操作了很多开市场先河的投资案例，但几乎不为市场所知，比如，其创办的东海创投是中国最早以有限合伙作为募集基金的载体的管理机构之一；作为第一家与上市公司联合发起产业整合基金的机构（PE+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联合成立军民融合产业整合基金参与湖南上市公司南岭民爆重组，将硅谷天堂和九鼎所持公司股权赎回后，自行推动重组成功；更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PE 参与跨国并购和资本运作的股权管理机构，与兵器集团联合并购全球最大的汽车门锁跨国公司——德国百年历史的优秀企业KKT，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将旗下的子公司达仁投资作为第一家阳光私募公司挂板上市的公司，且国际业务在国际上拥有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地政府金融牌照。 王伟东在事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一直关心支持家乡建设。2015年王伟东以母亲朱顺兰的名字命名“杰思朱顺兰爱心图书馆”，捐款200万元给故乡湖南双峰县教育局，援建40多个学校图书室，为家乡学校图书室添置图书和图书架，同时捐款数十万元用于乡村公路硬化和水利建设，为家乡教育和民众生计积极贡献力量。这正是他所秉承的“达则兼济天下”与“仁者爱人”，2016 年又以母亲名义捐赠15万元给家乡农村母校湖南彩石湾小学。私募挂牌新三板、希望业务规范透明 在上市公司中，阳光私募企业仍旧是稀缺标的。从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看，尚没有阳光私募企业上市；而在新三板市场，达仁资管则是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 近年来，新三板的兴起、股市的火爆和大众理财意识的觉醒也让阳光私募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选择阳光私募机构进行财富管理。而作为新三板市场崭新和稀缺标的，阳光私募企业也以其轻资产、以人为核心的运作模式、管理大笔资金等业务特点，引发市场对这一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态的积极关注。 王伟东表示，随着私募基金备案制度和部分明星私募的赚钱效应，阳光私募行业越发获得市场认可。阳光私募作为崭新的金融服务业，正在为金融服务业带来鲶鱼效应，激发市场活力。 通常，私募基金似乎并不喜欢如公募那样透明的投资管理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但阳光私募企业一旦挂牌新三板，难免将频频成为市场的焦点。因此，很多阳光私募机构并不会选择上市。谈及对此的看法，王伟东回应，一方面，挂牌新三板将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作为高度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并不担心模仿和竞争。 王伟东表示，达仁资管秉承“杰出思想创造绝对价值，勤勉尽责赢得持续收益”的经营理念，公司上市前就一直按照主板上市公司最高标准自我要求，上市后更加重视业务规范运行。目前公司已制定了完备的业务流程管理、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等制度体系，实行内部制度保证和外部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外兼修”，确保业务规范透明。与此同时，作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 达仁资管更以“监管有界，信义无疆”的超高要求，引领行业风范。达仁资管的前中后台每个岗位都要求专业化，均通过基金业从业资格考试，专人专岗负责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主动接受监管；认真践行合格投资者制度，对于机构和个人进行严格风险审查。规范透明的管理，为公司赢得更多客户的信赖。打造国际化、有特色的资管服务商 随着私募投资机构境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境外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开始试水海外市场。可以想象，未来私募投资机构的区域布局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不断扩张。 在王伟东看来，虽然国内私募行业机构众多，竞争十分剧烈，但正是这种充分竞争能有效洗牌，使好公司更快脱颖而出，达仁资管正是这种充分竞争的受益者。 达仁资管的优势就在于践行生态圈式的投资模式，密切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动态和最新商业模式变革步伐，围绕产业价值链开展投资，同时投资基本覆盖企业发展的所有阶段，客户可自由选择国内外资本市场，规避单一国家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系统风险，从而在任何时候，都能为投资人和股东创造超额利润。达仁资管已完成以境内为大本营、新加坡为基站、香港为先锋，全面覆盖亚太、辐射全球的投资生态圈布局，成为中国人自己运营的具有创造超额收益能力的全球财富投资型管理金融机构。 达仁资管将全球资产配置作为公司业务的一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目前达仁资管的海内外业务布局已经逐渐成形，以达到面向高净值客户、家族集团打造股票、债券、股权与另类投资等资产管理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实现全球化优选动态配置的财富增值目标。 王伟东透露，达仁资管将用三年的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作为发展阶段，在各主要领域完成产业布局；2016年作为飞跃发展阶段，实现业务范围全面、投资业绩过硬、涵盖国内和国际市场、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三百亿元的战略目标。 根据2016年4月达仁资管最新发布的更名公告，自2016年4月11日起，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公司的名称由“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获得企业集团登记证，企业集团名称为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这就意味着，未来新三板挂牌的达仁资管将是这一金融机构的主平台，该公司将以集团军的面貌出现，逐鹿新三板。人物简介王伟东，CCG 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北京大学学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BA，武汉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大鹏证券、北京证券等，曾担任营业部总经理、证券公司高管等职位。曾创办了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接受过摩根斯坦利专业培训，成功完成多达几十家企业A 股上市、再融资及并购和重组业务，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牛熊市循环周期，具有丰富的投资实践经验，在中国证券行业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广泛的影响力。2015年12月当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9月2日 -
红杉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创业者要有企业家精神和反木桶思维
▼ 沈南鹏是投资界的明星，眼光准，颜值高，着装一丝不苟，头发一丝不乱，公共形象几近完美。虽然他看似温文尔雅，不过一向话糙理不糙的周鸿祎却谈到，“他是这样一个饥饿的人，他看到项目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一样，或者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他听到一点风声他就会去拼抢，会去追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并对他的努力和勤奋表示肯定。 创业者要想成就自己的一份财富，首先要考虑做的事业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这种原始驱动力我认为是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性的把握。这也是企业家能否建立长期持久的发展动力。◎“对于一个创业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都重要，如果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做选择，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 红杉资本的投资成功秘诀曾被人形容为买赛道，沈南鹏认为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与行业比起来，在投资上沈南鹏更看重创始人和团队，所以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更关键，况且一名真正优秀的赛车手，会主动规避狭窄赛道。“所以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 对于人的衡量就体现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两个维度，尤其是后者，“对于一个创业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都重要，如果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做选择，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其次才是企业家能力。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保证方向正确和正能量；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让企业家能力得到正确发挥，否则才能就可能被滥用”。 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在创业的价值观上，创始人和团队身怀理想，所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价值和有贡献的，“一个有长期抱负的企业，在具体执行上会反映出来”。其次，在创业的动机上，真正的创业者是为了梦想而创业，而不是为了上市和挣钱，“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沈南鹏说：“我们更欣赏的创业动机是希望创造一种产品和服务满足某种需求，解决某个问题，其动力源自好奇心和使命感。判断创业者、企业家时不仅要看能力，看技巧，还要看他（她）是否具备正能量”。◎“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木桶理论’，但创新企业和传统企业在有些方面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一样的，创业者更应该具有‘反木桶思维’。” 沈南鹏提出初创企业需要有反木桶的思维，精力不应该放在提高自己的短板上，而是应该专注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自己的“独门武功”。“在企业初创期，每个‘一把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不能有短板，但我更认可反木桶理论，初创期企业往往是反木桶理论起作用。不管‘一把手’还是团队，不可能什么都强。与其全才，不如专才。每个早期企业都需要独门的杀手锏才能脱颖而出。即便队员能力都不错，但没有巨大亮点，作为初创期企业反而可能没有机会。‘一把手’要有独门武功，这独门武功因行业而异”。 尤其是现在，面对行业巨头百度、阿里、腾讯等几乎不可被撼动的地位，沈南鹏认为创业团队早期具有“反木桶思维”，寻找差异化生存，是在市场中求得一席之地并逐渐实现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初创型的企业，只需要在某一个领域中做到极致，就可以因为这一个点而迅速壮大，成为这个领域中的明星企业”。反之，初创企业如果开始就想做得面面俱到，失败的几率会很大。“面对一个早期企业，如果我们要求它每一个方面都很强大，最后往往会扼杀了这个企业起步和成长的可能性。早期企业需要的是专注，而早期创业者就应该把你的优点尽可能发挥出来。” 沈南鹏还指出，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打造一个好的团队文化，也是早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因为受成本所限，初创企业在薪水上无法和大公司相竞争，那么团队文化就尤为重关键。“如果大家来就看到了一个薪水，你可能付不起跟跨国公司那样的薪水；大家也知道期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远期的合约，是将来的希望。这个时候我感觉在钱和期权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管理理念，还有你作为创业者的开放心态和对创业的态度，这样的行为，尤其在一个小公司的范围里，会极大地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9月2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地，也是人均境外消费最多的地区。2014年大陆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07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648亿美元。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也能增加当地老百姓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友情。通过旅游，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以旅游为先导、以产业园区为窗口、打造合作样板工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借助华侨华人网络、借力多边金融机构、大力培养“一带一路”人才、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等九条路径，积极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提出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继续扩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版图，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载体。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及金融合作等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再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保证了丝路沿线国家的硬环境建设。此外，在APEC会议上，中国通过协商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进一步消除各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软环境。“一带一路”软硬环境的兼备将会为中国“走出去”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1990-2013 年，“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流量以年均27 % 的速度稳定增长。“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外贸、外资流入，每年增速分别是13.9% 和6.5%，高出全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而其出口有望在未来十年达到世界的1/3，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除我国政府在政策、资金上提供支持，为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保驾护航外，中国的商业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和沿线各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有关基金都将为投资“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规模持续增长，2013 年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为659.54 亿美元，占其总投资的24%。而中国相应的投资规模仅为136.52 亿美元，仅占其总投资的15%。可见，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路径积极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旅游为先导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地，也是人均境外消费最多的国家。2014 年大陆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07 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648 亿美元。每年约2 万名游客往返中国与美国之间，中欧之间的游客人数有15000 人。我国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也能增加当地民众和中国之间的友情。旅游业具有促进交流沟通的独特产业作用，能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经济贸易壁垒。通过旅游，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旅游协同合作，促进沿线旅游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海洋旅游资源竞争力不强，因而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展海洋旅游，例如投资滨海旅游度假村等项目。 同时，这要求我们逐步完善出入境旅游的政策，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旅游企业参与其中。世界各国都在放开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对中国实行了免签或落地签。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印度、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相继简化了大陆游客办理旅游签证的手续，并延长了有效期。 最后，我们既要对外加强旅游合作，也要自我修身、提高公民道德素养。旅游合作可以强调文化之旅，应该在旅游业宣传上，增加我国公民对深层次文化旅游的认识。以产业园区为窗口 海外园区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在“十三五”时期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各类性质的园区。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提升海外园区的效益： 一是发挥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企业主体作用，减少海外园区建设的指令性任务，弱化海外园区的政治意义，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海外园区建不建、怎么建，企业说了算。 二是发挥政府在海外园区开发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对海外园区的整体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等做宏观指向。 三是加大对海外园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对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支持，目前虽然国家对审核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海外园区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那些没有通过审核批准的园区，面临的资金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对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海外园区要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高发、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四是加强双边政府间的协作，对于企业自主确定要开发建设的海外园区，政府应通过外交等途径，助推中资企业开发建设的园区与东道国开发计划接驳，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打造合作样板工程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有助于“以点带面”地带动中国与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逐步赢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响应和对这一愿景的支持。 “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首先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国别化实施，通过成功范例，逐步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识，不急于大面积一次性铺开。中国可以在沿线选择与中国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作为范例，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柬埔寨等，获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响应和对这一愿景的支持，以它们为着手点，以点带面，以点带线，进而带动其他国家。中国也可以以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和领头作用的大国作为切入点，形成范例，如与印尼的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带动东盟各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带动中亚各国。 其次，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有几个具体的项目作为样板工程。例如，中国可以与样板国开展“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合作，为以后与其他国家、其他层面的合作树立模板。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这一特区已经成为柬埔寨当地生产、生活配套环境最完善的工业园区之一，并且正在努力建设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样板国与样板工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较多，各国政府领导人事务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一带一路”问题，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寻求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会更明确。 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曾与印度尼西亚的八个智库做过研讨，印尼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其国内智库对“一带一路”怎么看、印尼国家政府与民众怎么看、如何推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都与印尼智库专家做了交流。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中国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提供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 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例，就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以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借助华侨华人网络 “一带一路”沿线途经6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看，过去华人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约有2/3 居住在东南亚，包括印尼、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部分人士积极承担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又在无形中不断传播着中华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借力多边金融机构 “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小国，币种小，国际市场也难以寻找到合适的金融衍生产品来对冲风险，使中资企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层面，中国虽然已与很多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但在实际中，大多数国家推动和操作实施的案例较少，互换额度很低，操作程序复杂，而且互换协议的期限比较短。这都对金融业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申请国际信贷基金经验，要学会利用国际金融资本走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要认真利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未来5 年，我国对外投资保守估计将超过5000 亿元，中小企业应该勇于去申请。大力培养“一带一路”人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需要大量人才运作，包括各种小语种人才、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人才、懂得国际管理的专业化人才等。推进“一带一路”，首先要培养和集聚国内外的“一带一路”人才，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 在中国留学过的外国领导人只有四五位，而在美国留学过的外国领导人有300多位，在英国留学过的有一百七八十位，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影响力和双边关系。我们需要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强留学人文交往。目前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的非常少，而且分布很不均匀，2/3 都集中在广西。因而要通过“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大留学教育的投入，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的力度，培养熟悉、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即“知华派”，为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正如美国很多先进科技和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大量留美学生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充分依托海外孔子学院培养“一带一路”所需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人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由于当地政策或成本需要，往往需要更多的本地员工。我国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培养大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本地人才，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据统计，孔子学院已经在全球培养了515万外国学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因为学习汉语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留学进一步了解中国。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人才，是短期内解决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建议参考以下途径开发和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二是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四是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五是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六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七是加大全球招聘的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八是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将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50 年的发展提供支撑，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 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 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中国可以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建立沿线各国在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协调的机制，加强共同治理、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相较于经合组织（OCED）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一带一路”联盟覆盖了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富裕，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再平衡。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 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可以考虑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鼓励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港口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重大，同时，港口也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文章选自《当代金融家》，2016年8月
2016年8月31日 -
沈南鹏如何炼就顶级投资术？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凭借数据和直觉的组合，沈南鹏在错综复杂的投资领域独树一帜。当三年多以前，沈南鹏面对大疆时，他的判断依据并不清晰可见。彼时，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费5,000元高价购买一台无人机，更无人料想其市场规模如今已经超过百亿美元。尽管无法量化数据，但是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如今看来这笔投资极其成功：当下，大疆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估值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70%。而投资大疆只是红杉中国团队的众多投资决策之一。在外界看来，作为红杉资本仅有的三名全球执行合伙人之一，沈南鹏似乎掌握近乎神奇的“顶级投资术”。在他的投资清单里，充盈着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今日头条、唯品会、大疆等一批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却说：“对于投资，没有标准答案。”或许从旁人眼中能够将沈南鹏看得更加清晰。聪明与勤奋，应该是业界对沈南鹏的一贯看法。“沈南鹏是中国股权投资业界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二。”清科集团董事总经理符星华如此描述，“他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很多项目都会亲自见。”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也认为，沈南鹏投资眼光独到。“腾讯这几年做投资看很多项目，基本每一个都会发现沈南鹏的团队早在1~2年前就已经进入。”马化腾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如是表示。抑或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多面体：理性如沈南鹏，他关注数据，精通财务，做出精准判断；感性亦如沈南鹏，他尽量多与创业者接触，仔细观察创业团队中每个人的性格，凭借直觉做出投资决策。“相信直觉”这一难以量化的指标，被沈南鹏称为风险投资行业里“最迷人的地方”。这也的确符合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的投资理论。瓦伦丁曾经告诫别人：要信任自己的直觉，这样就不会陷入传统思维，也不会试图取悦别人。时至今日，沈南鹏深得精髓。然而，最模糊的“感觉指标”需要耗费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为了能够与创业者更多相处，沈南鹏常常把被投公司的整个创业团队请到红杉办公室，提出问题，并且仔细听取创业团队里每个人的答案。他与红杉团队也会前往被投公司，花时间观察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讨论，从而做出判断。“投资者与创业者相互之间互动和交流，不是在一个点上，是在多个点上，需要时间积累。我认为这样才真正可能让双方互相了解，进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沈南鹏说：“我避免与创业者时间太短的接触，否则就容易判断出偏差。”为了寻找感觉，沈南鹏还会特意找到曾经与创业者共事的伙伴，询问创业者的“成长”曲线，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之一。比如，对于一名新接触的创业者，沈南鹏会询问创业者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离开大学那一刻他做了怎样的工作？为什么又离开？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他的创业原因是什么？问题看似简单，却可从答案里判断出创业者的动机和性格。而在项目投资过程当中，红杉中国都会有几位合伙人或者团队成员参与其中，沈南鹏也会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一旦做出投资决定之后，红杉中国则会不遗余力帮助被投公司，从而完成一段长达5至10年的长跑。诸如大众点评、诺亚财富、奇虎360等公司红杉中国已经投资近10年，而在红杉中国投资的创业企业里，有十几家的投资超过三轮以上。当然，沈南鹏并非完人，有时亦会错过最佳投资机会。比如，2008年他曾经遗憾没有更早投资京东商城。当时金融危机的气氛弥漫，京东的运营数字受到影响，加之竞争对手异常强大，京东的商业模式不被外界看好，企业到底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红杉中国有很多问号，也由此抱憾。幸运的是，也是由于早期的接触，让红杉中国在2010年成为了京东的投资者。时至今日，沈南鹏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判断与11年之前有多少差距。他的判断标准还是原来那三个：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有吸引力。但挑战是每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也常常没有标准答案。在如今的创业大潮下，创业者往往会携带项目，主动寻找投资。可沈南鹏更相信“自上而下”的投资哲学。他认为，投资机构应该对某一行业有成型的判断和观点，带着这些观点与创业者接洽更为高效，更加容易找到行业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对此，美团的创始人王兴深有体会。他依旧记得自己与沈南鹏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沈南鹏并没有要求王兴拿出具体的商业计划书，相反主动介绍自己以及红杉，并且解释了为何红杉能够帮助到王兴。“那次我才知道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他们在见面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对商业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创业者有更清晰的判断。”王兴说：“你不用去讨好他，只需要做好公司，这样才能符合他的判断。”对于初创企业，沈南鹏指出，一定要专注和聚焦。他告诫创业者：创业早期千万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核心产品以外的扩张与消耗，而这恰恰是创业者容易犯的错误。对于红杉中国来说，投资的节奏与平衡至关重要。这家基金应该保持着稳定的投资频率，关注“精品”：它既不会因为经济低迷而减少投资，也不会因为某一行业的爆发性增长而投资过于频繁。沈南鹏认为，往往爆发性机会的背后存在隐患。“比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发现消费结合互联网后好像有很多创业机会。但是当进入壁垒过多、创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时，也不太容易出现顶级企业。”投资机构之间对于优秀创业公司的竞争在所难免，但是沈南鹏并不惧怕，相反他认为投资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竞争。”他认为，投资者与创业者在有高度认同感后便会互相吸引，从而完成投资。所以，认同感有时比估值、投资金额更为重要。一个悖论是，红杉中国并非一味追求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的投资理念却往往与顶级创业者不谋而合。“我们不想去追那些所谓非常耀眼的公司，我们投资好公司的同时，价格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给投资人带来优异的回报。”沈南鹏明白，过去虽然成功，但未来挑战更多，更加重要。目前，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超过300家，涵盖了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与现代服务、新能源与清洁技术等多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红杉中国都有细分的投资图谱，要形成团队独有分析和采集数据的能力，从而做到深度专业化。迄今为止，沈南鹏更愿意把自己和红杉中国的团队称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始终保持创业心态也是沈南鹏一直倡导的重要文化。正如红杉中国的另外一位合伙人周逵所说：“红杉中国的团队就是一个创业者。我们创业的驱动力一个是中国机会，一个是精彩过程。能够与众多优秀创业者一起实现梦想，这种动力和激情让我们难以掩饰。”文章选自财富中文网，2016年8月
2016年8月30日 -
郑永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倒退呼唤新的国际秩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从金融危机到希腊债务危机，从欧洲难民潮到恐怖主义肆虐，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的惊人之语，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一样，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调整和自我修复。与此同时，二战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变得愈发密不可分。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断言将避开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的裹挟。相反，一些有能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纷纷努力让国际秩序的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包括难民潮和脱欧等多种新问题出现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战。例如：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英国在宣布将举行脱欧公投和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很多声音对欧盟、甚至欧洲文明的存续提出质疑，为脱欧欢呼的英国独立党正在获得民意支持，欧洲的左翼政党同样欢欣鼓舞，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渐渐清晰了起来。 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过去的7年执政期间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北约东扩，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化。而多年来美国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制造业的流失，产业失衡的危机已然显现，这就对其主动参与秩序调整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就近来一些国际秩序的变化和舆论对全球化倒退的担忧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国际秩序永远在变化 “国际秩序并没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它永远会有变化，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变化是必然的。”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体演变成帝国，帝国解体后又变成民族国家，美国逐渐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包装出了国际秩序。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现在国际上面临着很多的情况，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国际秩序，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会有人说只有商业流动、物的流动，而思想不流动，现在思想在流动，甚至连恐怖主义等各个方面都在流动。”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以只能说，以前以西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现在无法对付这些由秩序本身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又处于秩序变动之中，那么不光是恐怖主义的问题，越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就越重要。” 郑永年认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书写规则就能建立秩序，书写规则容易，但是当各方规则不一时就要求国家要有力量去执行。“现在美国硬要书写规则，但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执行这个规则，甚至没有力量去维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搁浅不代表全球化终结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对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数声音认为该协定在国会获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明确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忧。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47%的民众不支持自由贸易，超过支持者（45%）。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尤其不感兴趣。 “像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和欧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出于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加入这个体系以后，在体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国开始觉得这个体系给了中国很多好处，无法用这个体系制衡中国了，所以美国试图脱离这些体系去书写其他的规则，要建立另外的体系，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是这样。”郑永年称，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反对TPP，但TPP夭折并不见得全球化会终结。 “美国和欧洲的内部秩序出了问题，最后导致国际秩序出问题。比如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失衡。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每个国家经济失衡的叠加，现在的国际秩序问题也是由每个国家内部秩序的问题叠加起来的，包括一战、二战都是这样，所以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续。”郑永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铺设了路径，从此，一套倡导贸易自由，释放市场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国家边界，商品、技术、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思潮主导着西方主要经济体。但是，在移民潮涌现、经济复苏乏力等背景下，人们对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的担忧开始增加。诺贝尔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发声，直言对新自由主义的共识已至终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专栏中也写道，不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陷入一种暂停和调整当中，他也同意，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给美国的工人带来不小压力，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坏处很多是政治选择，而非必然结果。 中国可以重建规则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是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动，后来是美国。”郑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推动的一套秩序，以后也许会有不同的规则会出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规则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系统，还是说中国来接手过去的那一套系统？” 郑永年认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体正在出现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更是在解体，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换一个管家”，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一种新的秩序形成并不是几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几百年的事情，以世纪来算，50年太短。” 郑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导的秩序没落也为东亚秩序和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其他亚洲政治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 “东亚的秩序确实跟西方不一样。像新加坡，中国也是这样，他们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东西合理地吸收消化进来，但主体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会有很大的机会。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亚洲价值观，所以亚洲经过这样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东西学来了，把自己的东西整合进去，我觉得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亚洲价值观。”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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