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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低龄留学的利弊和相关建议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央广网北京8月2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条路并不好走，但还是会让很多人会选择它，这里面既有工薪阶层“改变家族命运”的期盼，也有土豪家庭“不差钱，只希望孩子出去见见世面”的要求，以及更广阔中层家庭的“谨慎观望”。面对一个家庭的重大选择，我们究竟该如何给出建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给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 对于低龄留学从之前的凤毛麟角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辉耀认为：“低龄留学现象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留学大潮逐渐形成的。过去一二十年来，由于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留学生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去年我们出国留学的就有50多万，其中有大量低龄留学。这里边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有经济实力能够承担小孩出国留学；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以及人才培养的方法、机制等，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将学生向外推的力量，而国外有一种力量在拉。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参与全球化大潮，教育的国际化也是一个大的趋势，比如说现在全世界范围中留学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增长比例。” 此外，美国有些好的大学在招本科生的时候，以往是没有这种从中国出去的中学生生源，要从中国招高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现在就可以直接从美国毕业的中学生里边招中国出去的学生。研究生也有这个趋势，原来是从中国招本科生，现在很多是招从美国毕业的本科生，这也对低龄留学有一定推动。 在全球化进程中，留学能够培养出一些全球化人才这也是直接促成低龄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低龄留学生在海外的生存状况以及心理成长的矛盾，王辉耀认为低龄留学的利与弊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如果家庭条件很好，能够有监护人或者陪读，那么在初中阶段以后出国留学还是可以的。历史上中国的留美幼童就是少年阶段出去的，像李开复等人也是在中学阶段就从台湾出去的。但是这样做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有很好的监护人或很好的寄宿学校。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低龄留学在海外容易受到很大的冲击，包括文化的不适应，他们性格还没有完全形成，融入另一种文化有一定难度。有利之处是提早出去学习语言、学习文化能适应比较快，不利的方面就是没有大人监管的话，有时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负面影响，因为不具备自控能力而学坏，不像在家里有支撑。所以不能绝对地说好或者不好，但是从目前来看，如果在初高中阶段出去并且能够把握好的话，还是会有比骄大的好处，包括语言、文化的熏陶等。 低龄留学有风险，王辉耀认为要让孩子在国外生活、学习得更好，可能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事先的规划，特别是要打好语言基础，有兴趣送小孩出去的家长，不妨送孩子参加一些夏令营、培训班，事先有些准备和适应，锻炼孩子的独立性。第二，如果家长在海外有朋友、同学、亲戚，甚至有很好的监护人或者寄宿学校，这样送孩子出去是比较保险的。第三，家长要和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苗头及时地沟通，这也是很必要的。小孩接触什么样的同学也很重要，如果校的环境不好，或者接触的同学里面有产生不良影响的，都要及时发现。现在通讯和交通都很发达，平时保持密切联系，有条件的话再让孩子经常回来，或者家长经常过去，这样也能够减少这方面的风险。最后留学生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很多在中国想当然的事到了国外就不一样了。”文章选自央广网，2016年8月24日
2016年8月26日 -
李彦宏：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中国最具优势和竞争力
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能力提升中国线下的产业和传统产业，其间的潜力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要大。对于中国互联网人来说，意味着几乎是无限的机会。 对于互联网的从业者来说，新的感觉很重要，因为互联网市场在迅速变化，我们每天做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很多人进入互联网领域就再也出不去了。不管原来从事哪个行业，一旦转到这个领域之后，我很少看到有人再转出去。互联网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变化，不断有新的东西，不断有新的挑战，不断有人能够实现新的梦想，所以互联网领域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激动人心的地方。 去年大家都在讲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到来，其实产生了很多的泡沫，而我最大的质疑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问题。一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在PC互联网时代一些行得通的商业模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逐渐显现出了它的潜力。 在PC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两个商业模式一个是前向收费，一个是后向收费。前向收费以游戏为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看到了无线游戏的蓬勃发展，虽然现在还非常小，但是趋势和希望大家都看到了。而后向收费，应该说百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在过年一年当中，在移动互联网的广告上尤其是搜索的广告上， 我们也看到了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整个移动互联网在商业模式上的前景，应该说它的进展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我想说的是，无线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进展，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整个产业大潮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让我们激动的，真正有潜力的地方，并不是大家要去拼命发掘的那些新产生的东西。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新产生的产品也好、技术也好，我相信在这方面每个公司都有足够大的投入，但是当我们想起未来发展趋势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当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些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多时候必须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它才能够起来，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市场，他去做了，最后就起来了。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利用了互联网，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在传统产业建立了更加有竞争力的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又源于美国比如说线下的产业，传统的产业非常发达、非常成熟，它们有着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了，而中国的线下产业，可能很多都是随着30年前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做，一直在比较低层次的水平上发展。这个时候当我们能够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去提升那些线下的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潜力非常大，比在美国、比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能都要大。 举一个例子，我上周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星期，到美国第一天我就上网查找到一盆花，我觉得很好，想把它买下来，就在那个网站上下了单。因为是在美国的第一天，我想一个多星期一定能收到这盆花。下完单后我一查，发现这些植物通常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为什么会这样?它的配送规则，是星期一配送到加州或者西海岸去的，星期二送到哪里，星期三送到哪里，每一天送的是不同的地方。由于配送的地点是在美国东部，这样就能让所有的地方在周末之前能够收到。但这样的速度对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很不习惯了，我们习惯每天三次配送或者每天四次送，当天下午下单，当天晚上收不到就有些不习惯，但是美国消费者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收到货。这就是中美现在电子商务的现状。网上零售占比在中国占到6%，在美国也占到6%。这个比重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网上零售增速去年85%，美国去年是15%，这个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是因为我们利用了互联网，能够迅速做出一套比线下产业更具有竞争力的东西。 电商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能想到的垂直领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旅游，中国的星级酒店大概总共有八九千家，绝大多数酒店都是只有一间店，都不是连锁的。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绝大多数星级酒店都是连锁的，他们的订房、管理都非常成体系，及早地预测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在网上下单，到他们的网站上可能会得到最多的优惠。而中国的酒店订房确认还只认传真，既没有规模效应，又没有使用先进的技术，这就使得我们的OTA在中国的旅游方面的网站，携程也好，艺龙也好，去哪儿也好，都能获得比美国的同类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线下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依靠互联网的力量，依靠互联网的技术，依靠互联网人的思维，依靠互联网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竞争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些还只是我们看到的，已经发生的，已经对于传统产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现在只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中国经济由于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当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加速淘汰中国的传统产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趋势。毕竟互联网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小的产业，互联网以外的产业是更大的产业， 而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都面临互联网产业的冲击，对互联网人来说，我们面临着几乎是无限的机会。 很多大的领域，比如说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要上学，要上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主流的教育现在全部都是官办的、国有的，体制是有问题的，是没有竞争力的。事实上，目前几乎所有公立机构占主流的行业都是一样的，都太不具有竞争力了，都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类的服务可以在其中大有所为的。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医疗，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全部都在公立的三甲医院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三甲医院进去的感觉是什么?人满为患，里面排队挂号，挂上号以后三五分钟就出来了，只能获得这些有名医生几分钟的时间。一旦这个领域放开的话，会有更大的变革出现。我们能够想到的主流产业都存在这样的机会，我们想不到的那些不是很主流的产业，其实一样存在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阶段给我们提供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是我们后发的优势。 不光互联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高铁，中国主要城市之间基本上都有高铁，有动车，但是美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样的后发优势是上天赐给我们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机会。我觉得也是那些在传统产业中有梦想、愿意拥抱互联网的从业人员的机会。我期望我们所有这些人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机会推进整个中国的进步，为我们更好的生活，为我们中国人更好的生活，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产生积极的作用。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8月15日
2016年8月25日 -
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1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大局依然稳定 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要观察世界大局和两国国内大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两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贫富差距加大，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暴恐活动频发。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失序”现象有所抬头，迫切需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国际秩序建设，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防止地缘政治对抗。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判断，坚持改革开放，重申和平发展道路，对周边国家继续奉行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贡献者、建设者，而不是要在国际上“另起炉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努力加深同美国官方、企业界和民间的接触。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以来，内外政策都有明显调整。对外政策坚持“经济优先”原则，强调多边外交和巧实力，海外动武谨慎，缩减国防开支，奉行“不干蠢事”原则，同古巴、伊朗等宿怨很深的国家改善关系，但美俄关系僵化，反恐形势严峻。奥巴马总统多次重申，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保持对话，尽管出现了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仍然避免了正面冲突和严重危机。中美两军已经逐步建立起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交流机制。中美双边贸易额有超过中国同欧盟贸易额的势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相关州的经贸合作机制成为新形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两国人文教育交流持续扩大，双向旅游越来越便捷，人数迅速增加。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亮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是基于事实的重要判断，而绝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2三大反差凸显“新常态” 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但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这种脆弱性和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反差。 首先，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加紧了防范、牵制活动。美国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巩固其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拉拢一些同中国有领土纠纷或历史芥蒂的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继续发展对台军事关系，无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是否要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疑虑。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如在南海或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相互碰撞的突发事件，极易转为严重的战略对抗，直接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冲击国际秩序。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大大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国内外形势主要渠道的趋势之下。更何况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宣扬有关对方国家和双边交往的“好事”，可能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在今年美国大选进程中，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保证在当选后会采取更加坚定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实际效益，也加大了达成某些战略谅解的难度。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和政治冲突。 第三个反差是战略思维层面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威胁，没有之一，据此很容易想象美国也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其实，从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实际外交活动、军事部署看，中东动荡、极端势力、暴恐活动、俄罗斯挑战，牵扯了美国的巨大精力。中国崛起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几大挑战之一，而且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往往不像美国面临的其他国际危机那样迫在眉睫。这种战略思维上的反差，容易使人夸大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的言论过于敏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扩大合作面。从长远看，防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上述三个强烈反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为强烈。可以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但谈不上进入了“摩擦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或者一直会“螺旋式下滑”。3规则之争 在许多国际领域，中美都坚持同样或相近的规则，这正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但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规则之争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在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单位实现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民主化”。这两大规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试图制定或强化限制国有企业发展、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其中有些(如歧视国企)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参加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犹疑立场，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对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扩大投票权和人民币国际化态度消极，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工具限制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试图“规范”中国内外经济政策和行为，树立和保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两国经济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过去更加突出。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强调在南海等问题中的领土主权原则和权益，而美国人坚持说南海绝大部分海域为公海，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在这一规则争执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视对方为威胁本国网络安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两国的关注点很不一致：中国更多关切对国内网络的政治渗透，而美国关切“网络黑客”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或攻击安全部门网站。4“新常态”下怎么办？ 我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在2012年联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建议双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开展新的对话，以减轻相互的疑虑。我发现，4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国人担心，不管是谁2017年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美国人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观念，对邻国、对美国都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互疑增加，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部分。 我和李侃如在这份联合报告的结尾处说，如果减少相互不信任的措施被证明无效，那就需要两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管控分歧，降低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实现合作的最大化。我认为，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我想，“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文章选自《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可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人民网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 杨牧）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增长乏力，然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声音却日渐增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通过主办G20拨正全球议题航向，促进国际社会的关切转移到经济合作。 当前，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走出危机，但复苏高度脆弱，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当前经济形势为“新平庸”。郑永年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并不比2008年深陷危机时好多少。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与危机刚出现时二十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时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目前缺乏克服困难的信心，消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所谓负面影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1980年以来，各国都曾大力提倡全球化。但西方国家没有及时解决全球化引发的问题，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导致问题演变为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现在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郑永年说。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G20同危机的较量已进入更为艰巨的相持阶段。在以精诚合作化解经济危机的短期风险后，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G20要推动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与繁荣，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郑永年指出，今年中国主办G20任务艰巨，主要应解决2个问题： 首先是诊断“病情”。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在经济表现不佳之时，地缘政治问题频发，南海仲裁案、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恐怖主义等，使本来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有些国家故意搅浑水，企图把国际社会的议题引至地缘政治。可以说，当前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 其次是树立信心。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内部问题，如果管控不好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国际合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层，如果各国政府不作为，缺乏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信心，不直面解决全球化问题，世界经济将走向恶性循环，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 郑永年认为，经济安全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之机，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经济合作。 “要形成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经济的共识，并讨论怎么解决。“郑永年指出，拨正全球议题的航向，引导议题实现范式性的转移，中国责任重大。“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的重要机会。” 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郑永年指出，金融危机发生后，每个国家都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二十国集团里，只有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最好最快的。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支撑了全年GDP6.9%的增长，这是在10万亿美元高基数之上的增长。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 ”目前看，中国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郑永年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主办G20峰会，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发展经验，用自身的经验提振G20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信心，并为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注入新活力。 郑永年表示，全球治理体系要有制度层面的创新，不能仅做救火队，还应对潜在危机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做好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应该积极预防民粹主义，预防反全球化浪潮，积极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文章选自人民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4日 -
徐小平：痛苦促使我寻找好项目！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近日，徐小平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等媒体的专访。作为新东方此前的“三驾马车”之一，他曾是俞敏洪的密友。而今，他的密友变成了新一代的创业者。据说他们可以经常出入徐小平家里，徐对每个项目都亲力亲为，投资后也会为所投项目指导、站台。近年来，徐小平连续投出了数家上市公司。2015年，真格基金投资的不少初创公司，也都获得外界大量的关注，如蜜芽宝贝、出门问问、格林深瞳、Nice、找钢网、亿航无人机、野兽骑行、优客工场、易会、云造科技等新兴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多年积累下来的投资经验，也让他对国内的投资、创业环境保持着前沿的认识。3500字 | 阅读时长：4m“千万不要把我迟到的事报道出去。”徐小平大步跑进来，一边擦汗，一边和记者开玩笑。作为早期风险投资人，他每天要见三四个创业者。①VC的寒冬是天使的春天天使其实上就是低估值的投资人，穷人的投资家。假如VC遇到寒冬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估值低了，创业者就更加接近创业的本质了。创业的本质不是说我牛逼，估值高，而是在于我需要多少钱？做多少事？所以我们今年以前，真格资金比去年投资项目还要多，今年上半年的速度明显的比去年多。其次，确实我们的好朋友，许多VC，包括天使出手慢了，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第三，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公司，还是在蹭蹭的成长，高速健康地，有利润地在成长。我是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但你反过来看看，今日中国很多了不起的公司，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这个不是一个哲学观点，而是一个历史事实，在人们最不敢出手的时候，真格基金应该最大限度的拥抱未来5年、10年的领袖及企业。我自己觉得，今年上半年以来，创业的浪潮一点没有停止。我倒是希望质疑的声音更加多一点，这样能够帮助创业者反思。但今年创业的热潮，创业的质量，不比去年差，甚至更好。我讲个好玩的事，昨天来了一个小伙子，一个指挥家，二十七八岁，跟郎朗、谭盾是铁哥们。古典音乐不景气，他说要做一个东西，就是给电影找配乐。每一个电影老板，每一个电视制片人都要找人配乐是不是？三大导演，到所有的小导演，要配乐你找我。这是最精彩不过了。你看传统是什么呢？你做了电影，你认识徐小平，做一个音乐，它是小作坊，能不能做到10亿美元？可以说做不到，但是它能做到1亿美元是不是？它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国交响乐团，反哺伟大的古典音乐。此时此刻，王强老师正带他见投资人。这就是去中间化，这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所有行业里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是互联网往下沉的一个表现。前几天我的一个好哥们从美国回来，说小平我想做一个婚恋版的，比世纪佳园好的婚恋网站，我一听我就吐了，我说世纪佳园一度要死翘翘了，你还想按照一个死亡样本做一个东西，扯淡。我的想法是，许多创业机会已经没了，你真的再去做一个传统的线下教育，坦白说，这个机会基本没了。②“痛苦促使我去找好项目”当我看到许多优秀的创业企业迅速崛起，给人们带来欢乐，带来价值，带来利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在里面，我就有一种失落感和挫败感，而不管我昨天做的怎么样？我总觉得我今天需要再抓到一个滴滴，再抓到一个美团，没有它，我是永远受煎熬的，痛苦的。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求什么呢？我求更好的一个BAT。这个本质还是对时代的参与感，对于优秀创业者的一种陪伴。当然，也有占有欲在里面，但也是成就感，当然社会最终说一个人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的时候？他为社会做了很多好事，这是一种维度。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只为项目。但是我也在不断的反问我自己，这是贪婪吗？这是无耻吗？这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还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我的结论这还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真的，我每次到办公室，我是很和善的，但是其实我的语言会透露出一个信息，真格基金什么都不是，我们一定要拿到好项目，明天要投到一个好项目。你明白，这种焦灼感，这种一无所有感，驱使我跟更多的创业者见面，聊天。刚才我就见了一个创业者，昨天深夜见一个创业者，昨天见了四五个，我平均每天要见三五个创业者，读十来个创业报告。③下一个独角兽在哪里？投资人最大的梦想就在于投到一个BAT，投到一个小米。我们每投一个项目，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独角兽，我不敢说每个项目都有1000亿的可能，每个项目在我投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应该是有10亿美金的可能性，否则就不投了。所以这种梦意义在哪里？它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创业者来到这里，我用钱来给他证明，我用钱来给他背书，说这是一个10亿美元的梦想。天使投资人是创业中国梦的支票签署人。创业中国梦，公益中国梦，还有教育中国梦，环保中国梦。每一个项目我觉得都是一个10亿美元的项目。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毫无疑问（我很看好）。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本身是各种学科的集合者，比如说大数据，计算机视觉，我们在这些领域里边都有很多投资，比如说在广州有一家公司，他在沃尔玛安装防盗系统，一个月就把被盗损失降了一个数量级，而且不需要有人干预。设想这种东西装在全世界的商场里边，这该给商场带来多么伟大的贡献？千亿美元这件事，可以说是一种狂野的梦，但是10亿美元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可以实现的梦。今日的创业者，其实最主要的两点，第一你得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者，第二你得是解决问题的参与者，你得是参与者里边的领导者，或者咱再说的好一点，人性一点，你得是这个痛点的按摩师，你的手指必须在那个痛点上按摩，你还必须在这个按摩师里边，还得是头牌。我要去泰州做一个演讲，跟那儿的人讲讲我在新东方怎么创业，我的痛点。我的痛点是没有钱，要解决没有钱的痛，就教书。后来我做真格基金的痛点是什么？我有钱没事干，也挺痛苦的，而大量的学生，有事干但没有钱，也是痛点。两个痛点一结合就是欢乐，负负得正。两个痛点一结合就好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模式创新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而基于人工智能这些硬科技的，AR、VR这些东西，这个时代可能已经到来。有一次我跟蔡文胜讨论一个纯粹的命题，说怎么才能颠覆微信。其实微信是颠复不了的，犹如只有智能机才能颠覆功能机。所以怎么能颠复微信，一定是跳出微信的维度，不是一个更快更好更漂亮的应用界面，永远不可能。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平台，才有可能颠覆巨头，巨头对新科技的这种反应，对能够动摇它的新科技的反应往往都是迟缓的。我们昨天投了一个项目，是两个斯坦福的顶级的教授，天才级的博士做的大数据应用，帮BAT级别的企业做服务。这种东西的出现，马云也只能望洋兴叹，对于这种技术，我就只有脱帽的份儿了。我们要投就投这种，这样的企业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企业。文章选自天使茶馆，2016年8月21日
2016年8月23日 -
李铭：中国企业风险管理的专家与伙伴
理事简介李铭，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 2014年11月24日，全球领先的保险经纪和风险管理专家达信(Marsh) 正式宣布，任命李铭为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全权负责达信中国区的运营。对此，达信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韦朴评价说：“此次任命李铭担任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是我们执行本地化战略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作为首位担任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本土中国人，李铭完全具备带领达信中国区继续前进的经验和能力。他拥有丰富的客户管理经验，与中国保监会和当地主管机构保持着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深谙中国和国外保险行业的情况。对于公司和客户而言，这些都是宝贵的资产。”见证达信中国成长 在担任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之前，李铭已在保险行业工作超过23年。他的保险生涯始于中国太平洋保险的核保人，很快便被提拔为业务部门的副总。1997年，李铭加入美国达信公司，曾任职多个管理岗位，后晋升为达信中国区副总经理、中国区特险业务负责人以及上海办公室负责人。 李铭拥有丰富的客户管理经验，深谙中国和全球保险行业的情况。作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理解绩效管理对于达成客户、团队和公司目标的重要性，带领团队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在李铭服务达信的17 年里，他一路见证了达信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也深刻理解达信深耕中国的决心和承诺。他决心运用行业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带领达信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为在中国的企业及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提供一流专业的服务，实现全球经验和本地专长的完美结合。定位风险管理专家 国内保险市场的保险经纪机构大多数为本土公司。虽然定义为保险经纪，但在某种程度上，国内保险经纪公司的业务在本质上并不能称之为“经纪”，更多是在扮演“代理”的角色。很多保险经纪公司更像是保险代理，代表保险公司的利益，向企业推销保险产品，而不是像成熟市场的保险经纪公司一样，代表客户的利益，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服务，设计投保方案，以最合理的价格选择最适合的保险公司，提供全面的风险管理服务和各项增值服务。 保险经纪行业有超过400年的历史，达信作为一个超过140 年历史的公司，看到在很多行业有很多公司兴盛衰落，唯一不变的是风险一直存在。对很多企业来讲，他们需要靠保险转移或者分散他们的风险，这一点是不变的。在保险经纪行业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经纪公司起起落落，达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并购日益成长壮大。达信从一开始建立公司，就专注于风险管理方面。李铭强调：“我们先是成为一个风险管理专家，然后才是保险经纪人。” 李铭说，作为保险经纪从业人员，应该时刻将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站在客户的角度上，为其提供风险管理建议、设计保单、安排保险以及进行索赔管理，旨在帮助客户从保险公司获得合适的保险产品，协助客户处理索赔。同时也要一直秉承创新的理念，积极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 随着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达信中国在清晰的专业定位指导下，持续打造差异化优势。据李铭介绍，目前达信中国的差异化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网络。达信迄今已有超过140年的历史，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和风险管理专家，在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多个办事处，有超过30,000名员工，业务范围覆盖各个行业和领域。达信在中国运营30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为这一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提供最优的保险咨询和保险服务，而得益于母公司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达信在中国拥有300多名业界专家，并拥有保险行业内规模最大的风险咨询团队。经过百余年的经验积累以及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达信为客户提供了一种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到风险的量化和优先排序，再到风险缓解和风险融资的风险战略方法，帮助客户寻求风险中的机遇，将风险整合为其战略的核心部分。 二是理赔管理能力。与其他业内同行相比，达信专门有一个部门FACS，法务会计和理赔服务部。很多企业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比较大而复杂的案件时，尤其涉及到营业中断，保险赔付的计算都是很复杂的，保险公司可能会请相关人员帮助做计算的工作。但是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会尽量希望将他们的损失减少到最低，保证利益最大化。所以作为保险赔付的计算，需要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第三方进行。FACS有很多的专业的理赔专家，具有多年经验，完全代表客户的利益，帮助客户真正地衡量和计算他们的损失状况，然后与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和讨论，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 三是风险管理专知。目前大部分保险经纪公司不具备提供风险咨询和风险管理的能力，这是达信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作为专业的风险顾问，达信帮助企业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同时防范任何可能损害利润或名誉的风险；作为保险经纪人，达信将已识别风险通过保险方式转移，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包括设计、安排与管理符合成本效益的保险方案，提供保险尽责报告，监督保险年度内执行、保单修改和变更情况，提供专业索赔建议和支持等。风险顾问和保险经纪人的双重角色，让达信能够提供全面而专业的服务，这个才是真正区别达信和其他公司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达信在中国制胜的关键。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断加速，随着规模的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企业风险也在增长。李铭表示，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海外投资的多样化问题，一定要了解境外投资的不同风险。因为境外投资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对基金或是金融机构的投资，在基建项目上的工程承包投资，或者并购其他公司的投资等。投资多样化也是海外投资的重要趋势。 李铭强调，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风险，如何在“走出去”之前充分评估风险，做好提前的预备方案，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走出国门，会发现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风险转移手段。在海外遇到的风险，如政治动乱、地震、洪水等，都有相应的保险方案对接。风险咨询和保险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由于中国保险业还是比较初期的阶段，大家接触的相对较少。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风险的状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企业需要对当地，或者对他们做投资的项目风险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与有效应对相关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而达信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支持。人物简介李铭，CCG 常务理事，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199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并于2001年获得东华大学MBA 学位。达信（Marsh）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风险顾问和保险经纪专家，作为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李铭将负责制定、实施和实现达信集团在中国区的财务与运营计划。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8月22日 -
游忠惠: 在工作中学习，这更重要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深圳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CCG副主席游忠惠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四“海归职业发展与继续教育”中担任研讨嘉宾。她指出，关于创业和就业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的衡量自己。我并不主张每一个人都去创业，其实在刚回国的时候去就业也是无妨的。海归回到国内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去工作，在实践中去学习，去提高，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继续学习。以下为她的演讲实录 在做是创业和就业的选择时，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衡量自己。我并不主张每一个人都去创业。深圳海云天科技公司是给全国高考考试教育测评的公司，在过去19年中一直为全国高考服务，有18个省的高考都是通过我们公司网上阅卷系统做阅卷的，现在我们延伸到做人才服务。其实考试和教育的核心都是培养人才，目前我们的人才服务是跟国家外专局合作，做国际人才大数据。其中有很大一个板块就是为海归人才，高层次人才服务，用互联网的方式。我们希望未来海归的人才通过我们的网站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如果想创业的话，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拿到项目孵化资金，包括你们做出国留学服务，我们这个平台都会提供一个机会，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我希望我们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的平台，国内的舞台能发挥自己的所学和专业，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应该比在国外更加能施展才华。 毛主席有句话“实践出真知”，所以有关继续学习应该在工作中学习。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包括在海外读书时间已经很多很长了。海归回到国内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去工作，在实践中去学习，去提高，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继续学习。 在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要理性分析自然擅长什么，或者未来想做什么，要不找好的平台发挥，要不去创业。我不太主张一回来就创业，因为这是很大风险的事情。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或者那么幸运的，我们要非常现实的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平台去工作。其实学生是一生重要的事情，终身学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非常提倡的。 目前海归在国外就业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但在国内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同时有很多海归在过去十年，在不断的吸收海归。而且我们现在投资的“前海智库国际大数据中心”，也是专门为海归人才提供创业就业平台。我认为要在工作中学习，这比在书本上学东西是更实用，更有价值的。本文根据深圳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CCG副主席游忠惠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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