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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国反导有杀手锏 能反制美国军事围堵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期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说，“‘萨德’系统部署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将产生消极影响。中国外交讲究‘循道而为’、‘后发制人’，中国有能力反制美国的军事围堵。” 新华网：在战略防御方面，部署“萨德”系统是韩国唯一的选择吗？ 金灿荣：部署“萨德”系统并不是韩国唯一的办法，因为“萨德”系统主要防御远程导弹，是为美国服务的。韩国本身并不需要“萨德”系统，因为韩国需要防御的武器都是非常传统的，比如说远程大炮、还有短程导弹，这些和“萨德”系统无关。 新华网： 韩国高官曾表示，如果朝核威胁解除，可考虑撤除“萨德”系统，但事实上，韩国并不确保能掌握“萨德”系统的指挥权。有韩媒评论说，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从一开始就是美国霸权战略的一部分，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屈辱外交”。您如何评价这一说法？ 金灿荣：韩国高官称如果没有朝鲜核威胁就可以撤除“萨德”系统，这表面上看没有错;但是，韩美关系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部署“萨德”系统的背后推手是美国，决策权实际不在韩国手上。如果美国的战略决心还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还在，那么，即使朝鲜的威胁被消除了，“萨德”系统仍有可能不撤除。 新华网：近来，美国一方面在中国南海密集活动，另一方面又在韩国紧锣密鼓为部署“萨德”系统作准备。您认为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从搅局南海到部署“萨德”系统，美国捞到了哪些好处？ 金灿荣：美国从2010年起就对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目前这些事态是其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同年中国的工业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美国认为，工业文明的基础是制造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必定会产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力。因此，当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时，美国难免大吃一惊。 因此， 在2010年，美国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重返亚洲”，这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调整。在此之前，美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在大西洋和欧洲，而现在是亚洲和太平洋。美国“重返亚洲”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2010年以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唯一对手，因为只有中国能取代美国，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可能。后来，美国将“重返亚洲”的战略定义为“亚太再平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几大支柱：一，在军事上，美国将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到亚洲。美国曾公开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二，在经济上，美国试图搞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小圈子——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三，在外交上，美国推出“聪明外交”，想要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在东海、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部署“萨德”系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证。 美国的这一系列动作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中国一直循道而为，即以一种包容、平常的心态处理外交事务。现在，美国虽然达到了给中国添堵的目的，但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影响，中美总体战略力量还在接近。简言之，虽然美国赚了点分，但从长远来看，其实对它并没有多少益处。 新华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破解部署“萨德”系统之局？另外，在“萨德”系统问题上，中俄双方立场一致，坚决反对。您认为中俄会在哪些方面合作，共同反制美国的军事围堵？ 金灿荣：中国外交有一大特点：后发制人。中国在军事上有一个表述：决不打第一枪，但也决不让对方打第二枪。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肯定会坚决反击，中国有能力反制美国的军事围堵。 面对美蓄意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中俄的立场非常一致，坚决反对。其实中俄在军事上已经作了一些调整，就反导进行了计算机模拟演习，这是非常高级的合作;在反导技术方面，双方也都有“杀手锏”。(记者 董小娇 李梅)文章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2日 -
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近日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他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进入了大的变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国际地缘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如果大国关系稳定，即使一些小国再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不会发生改变”。郑永年同时指出：“小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足以改变世界。从很大意义上讲，小国的作用要通过大国来体现。”他认为，印度在不断成长，其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但从国际舞台看，其经济总量依然很小，军事上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间，印度还很难在世界上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影响力有限，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包括相比中国，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他认为，目前对世界格局在经济上的影响，主要是中美两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是欧盟仍不能成为代表欧洲的一个整体。“可以说，中美两国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角，俄罗斯是配角。好比冷战时期，主角是美苏两国，中国是配角。由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可着眼于从这三大角的关系”。1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崛起郑永年认为，美国正面临相对的衰落，之所以这样说，是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会有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种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其构成了竞争，而是源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从中东的撤出便是由其内部问题所致。“美国在中东不面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给它施加的压力，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从中东撤出主要缘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美国再无如此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战争的巨额开支。“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希望能控制亚太地区，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而这有其战略理性的一面，”郑永年说。美国在中东如有利可图是不会撤走的，但当其在中东的成本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美国便会选择撤走。而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也自称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不是冷战之前的“大西洋国家”。虽然，欧洲对美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重视欧洲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不再是因为经济因素，郑永年说。美国同俄罗斯的竞争及与俄关系的恶化，实际是缘于安全问题。在经济上，俄罗斯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东欧在冷战后实行民主化，美国曾非常支持，但为何东欧国家现在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美国只关注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不关心东欧的真正民主化、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亚太地区则不同。美国在经济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估计再过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在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拉住日本，及亚太一些其他国家来帮助他。2拉拢盟国，营造“亚洲版”北约郑永年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永远奉行单边主义，而现在，无论出于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方案是建立“同盟”。美国的“同盟”方案包含几个方面：第一，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双边同盟。在未来，美国还会试图建立更多的双边同盟，比如和印度、越南等国家。第二，美国要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多边同盟。比如，将美日、美韩这两对双边同盟整合起来，形成美日韩同盟，一步步扩大同盟关系。第三，美国鼓励其盟国自主建立同盟。如美国鼓励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间建立同盟。这就是美国在营造的“亚洲版”北约。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对中国最具威胁的便是美国所引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同盟。“如果这些国家组成同盟，便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计划并不是从奥巴马执政才开始，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试图进一步推行“新保守主义”，只不过因为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随即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反恐。而现在，中东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反恐”反不了，美国便要退出中东，转向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机制。除了安全上，美国还在经济上力图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但却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挟制中国。郑永年认为，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的时候，做事还相对“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虽然其经济力量不如从前了，但在军事上仍是最强的国家。于是，美国便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军事上。“一旦美国强调‘安全’，便会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如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便对中国构成了真正的安全危机。所以，如果这个多边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附文：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 （2007年）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2007年——编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 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就外部关系而言，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体的欧美国家 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 在西方的思维模式里，开放经济总是和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总体上吻合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在外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相关性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外资进入的形式首先扩展到中国。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 如上面所说，“接轨”表明中国政府主动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这样，西方资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国受到保护的同时得到发展。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的“接轨”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从中国主动提出和世界体系“接轨”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或者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提出的“接轨”概念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中国的“接轨”概念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鸿沟。 对中国来说， “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接轨”是“洋为中用”。但对西方来说，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国的全方位的“接轨” 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是日后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个潜在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 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生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 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很快走出亚洲，开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 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 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 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 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文章选自瞭望智库、《国际政治研究》，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2日 -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和而不同”的人最适合做合伙人
▼ 毛大庆做了很长时间的职业经理人，先后就职于新加坡凯德置地和万科集团。2015年3月，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万科高级副总裁、北京区域CEO、北京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创立专门服务创业者的优客工场。很多人不太理解毛大庆：放着千万年薪的工作不做，为什么偏偏要去艰苦创业？ “合伙人”其实是个西方概念，它在西方社会产生，最早产生于服务性的行业，包括律师、会计师、金融领域，很少看到有工业、重工业资产的行业，上来就有合伙人，那不太容易，当那些服务行业，他们需要更快地随着社会生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模式，所以合伙人变得非常多，包括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合伙人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大量新生企业在不断滋生，每天北京新产生的创业企业就有五六百家之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大家不断地迭代更新，不断从竞争中成长起来，学习周期变得非常短，要快速地成长。◎“为创业而创业才是真正的创业。” “刚创业条件难免有些艰苦，与之前出入有好车豪宅相比，现在每次出门都是住经济型酒店，但我乐在其中，衣带渐宽终不悔。”毛大庆正在打造优客工场，这是一个为创业者提供综合服务的平台，“优客工场就是要做让创业变得更简单， 让创业者能共生甚至能互生”。他将创业对象锁定在创业者身上，为了创业者而忙创业。 “创业到底是为了融资？为了上市？为了发财？为了财务自由？为了好玩？为了出名？为了热闹？为了赶时髦？其实都不对。”外界常常形容毛大庆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他关注创业，一方面与国家对创业的政策导向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在万科期间对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量在何方？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实体经济就好不了，传统行业也没什么意思了，这也促使我想要做一些带有未来意义的事情。” “这次创业大潮是中国社会一个深度变革的开始。”创业大潮下的企业可能面临很多风险，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创业失败，所以毛大庆“希望做创业者最知心的成长伙伴，打造中国最优秀的创业生态圈，把最有理想的创业者汇聚到我们的平台上”、“创业就是为了创业，为创业而创业的创业，才是真正的创业。”◎“恰恰是应该基因不同、知识不同、经验可能不同的一伙人，才配当合伙人。”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跟合伙人越熟悉，越有利于创业成功。毛大庆却说：“我们找合伙人，最怕的是找最熟悉的、与我们观点最一致的人。”因为同质化的伙伴并不是合伙人需要的，因此“我们要找不同的人、基因不一样的人，但为了同一个理念、同一个远大理想、同一个愿景去奋斗，这是合伙人最根本而且是背靠背的信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懂。正是因为寻找基因不同的合伙人，大家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弥补，互相帮助对方成长，有这样一群人共同帮助一个机构不断向新平台迈进，以及跟它的竞争对手去竞争。” 毛大庆认为，创始人的圈子在寻找合伙人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社会是一个交圈文化的时代。所以这个创始人社交层面交往的人，眼界够不够宽，看人的视角够不够宽，有没有接触到足够宽的人群，这些都非常重要，决定了这家企业能不能找到丰富多彩的合伙人。”离开万科之后，徐小平、红杉资本董事长沈南鹏、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金地产机构董事长周金旺等纷纷上门寻求合作，不仅让他的圈子能量发挥出来，也让他更加顺利地实现创业价值。◎“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我看到那么多的创业者，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有梦想，为梦想而创造的那种热情，这是创业者必须有的特质。” 优客工场创立不久便收到诸多申请，毛大庆向媒体表示：“每天都要以五六家的频率密集地会见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恨不得一分钟时间都掰成两半来用。”他坚信自己创办的事业有价值：“开办优客工场，正是为了引导创业者进入新经济领域做增量经济，这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创业者，不仅自己要充满干劲，还要选择同样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合伙人。毛大庆认为“合伙人，之所以叫合伙，不是谁雇佣谁，特点就是大家合在一起入伙。既然合了伙就是要共创、共享、共担，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在创业层面，创业是马拉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毛大庆特别指出：“远大的理想和梦想，确实是团结合伙人非常重要的东西，这真不是虚的东西，是很实在的东西”。创业者要有“创业失败了我还要创业”的勇气，也要让合伙人扪心自问，“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合伙人”。 40多岁创业的毛大庆认为：“人生就应该多体验，多经历；有些经历可能就是挺辛苦的，但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享受，辛苦不辛苦，好玩不好玩，甘苦自知。”有人问他创业失败怎么办，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他答道：“我觉得这件事才刚开始，做什么最坏的打算呢？”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8月19日 -
张宏江：人工智能的支撑是大数据和云计算
张宏江，金山软件CEO， 执行董事，CCG常务理事。编者语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雷锋网承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于8月12日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亿欧作为媒体支持单位报道本次活动干货。下面是金山软件CEO，前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多媒体技术专家张宏江的分享要点，他带来了云与智能结合相关的报告，以下是演讲要点： 人工智能的进展很大程度归功于计算的进展，我们看到这些年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全球产生消费的数据，2013年2020年将增长10倍，年增长率40%。互联网突飞猛进的时候，尤其移动设备的突飞猛进，可以看到照片的数据增长是如此迅猛。 每天人们都上传和分享的图片，图片已经超过了10几个亿，2014年我开始注意小米手机的数据，到2015年年初的时候，它的每日上传图片数据已经超过一亿张。前段时间马化腾谈到，今天微信一天在朋友圈里交换的图片是10亿，大家可能不会特别在乎10亿这个数字，但20年前，中国一年的胶卷消耗量是40亿，一年最多拍40亿张照片，今天也就是微信上四天的交换量。 这从一个简单的量变带来的质变，尤其我们在做神经网络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我们再看一个具体情况，把这些数据简单做成数列图，这就需要2400核2.6G的CPU，需要200T的存储空间。如果把小米的用户已经存到小米云上的照片，5亿多张的话，就需要120万核，需要100P的存储空间，而今天中国的存量照片，这是2014年的数据，3000亿张的时候，需要的存储空间和计算量是多么的巨大。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图片，使得我们以前认为以前做神经网络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训练任务今天相对容易的完成。2011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一个计算机自动识别出猫的脸，它用的数据基本上按我们以前AR里面谈的，就是一个蛮荒之力。16000个处理器做了1000万张照片，今天的数字对我们来说已经小菜一碟了。 从学术角度来看，我认为过去这20多年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在人脸识别领域的20多年的进步，其实可以归结成是一个数据库的扩张，在90年代初的时候，做人脸的时候，所有学术时代用的数据库都是几百个人，因为数据库很小，你可以说它的识别率是95%到99%，但即使这样，机器人的识别能力依然非常低于人的识别能力，而且对光线要求非常高，而且一定要正面图象。 当我们看到，随着数据的增加，再过十年，我们看到这些照片已经是上千近万张照片，这时候识别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对于表情、光线等的要求就没那么严格了。再进入2000年以后，数据量爆炸，这时候互联网的普及，数量如此多，到了LFW这个数据积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000人的数据积，从而使得识别率更进一步提高，到了95%以上，时候工业界加入进来，学术界真正的有开始突破的时候，它的训练数据已经找到了更多的训练。 真正的人脸识别时代还是工业界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开始实用了，工业界开始进入的时候，这时候的工业界数据量跟学术界的数据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Facebook和Deepface它已经到了4.4M张图，4030个人，每人800至1200张图；到了谷歌、FaceNet的时候，已经到了2亿张图像，800万人，参数已经超过了14000万。 当训练数量开始增加的时候，对于同一个模型精度的增加是非常相关的。当然，当数据量比较小，增加一个数量级的时候，改善也比较小。只有呈数量级的增加，才能获得小数点一位数的增加。我们看算法也同样，当算法变得越来越精确的时候，你所需要的计算能力，也是一个快速的增加。可以看到，当计算的复杂度超过了十亿浮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检测精度的增加。 真正的工业界以人脸识别为生的公司，最近几年的进展，我用了两个例子，商汤科技和依图，从他们那里拿到的数据基本上是中国人口的数据，7000多万张标准照片再加上亿张其他照片，人们用的深层网络已经超过30层，训练20块NVIDIA，今天的精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今天你要做任何坏事，只要留下一张照片，基本上就插翅难逃了，这就是今天商业解决方案已经达到的精度。 数据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起的作用和研究中起的作用是以前完全不可以比拟的。大数据包括高质量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和它整个在应用中的解析已经越来越成为公司的标配，如果你作为一家体量大的公司，没有大数据的分析，或者没有办法获得大数据，或者是你没有把这些大数据转换成专家的话，其实你在你的行业里已经很难生存。 当然这一切其实必须靠云来支撑，没有云我们也谈不上大数据，谈不上大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大数据的运营。这是为什么一系列的云公司，尤其大规模云公司越来越强调数据的存储和处理，金山已经早进入云存储和云数据分析，无论是原始数据图片还是视频，每天大量的产生者，然后大量存储到云里面，然后被云处理和解析，这需要大量资源才能真正地做到我刚才说到的数据的消费，像人脸识别这些我们20多年前梦想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看到的智能平台，无论消费者的智能平台还是工业智能设备，大部分今天能做到的智能本身非常非常少，它的智能是藏在后端云里面。同样大家在座的知道，人工智能现象同时发生在过去几个月的网红视频直播，为什么这些公司一夜之间能冒出来，是它后面的支持技术，做了很多年的采接、编解码等等都已经由视频云计算公司给它提供了，所以你做网红直播，只需要找网红，只需要搭一个网站写一个APP，后端所有事情由云来提供了。 同样市场上对于云计算公司的看法也非常非常乐观，回顾过去30年，在互联网里成长最快的公司，我们用一个数据来衡量，哪些公司最快的时间达到100亿美金，显然互联网公司快。一家叫做Facebook，一家叫做谷歌，只有一家2B的公司在十年内销售额达到了100亿美金，就是亚马逊云，当一个2B的业务赶上2C业务的时候，你就知道，人们对于这个需求是多么地庞大，当然，我就不再具体多讲。实际上市场给出的反应也很清楚，当你快速地在云里面进行投资，快速地在云里面进行成长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市场给予的回报是最好的。 同样，对于在中国做人工智能的人来看，这个数字非常令人鼓舞，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产值是美国的百分之几，我们想的是在今后几年，云计算产业的空间和增速是如此之快，这也是为什么金山在过去几年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使我们成为中国金山云计算的服务商，游戏云、视频云、智能硬件等等方面成为国内领军的企业。很重要的实际上市场的成长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我的结论是说，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现象突飞猛进突破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它后端的，不光是算法本身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个算法突飞猛进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所以我们看到的未来是前端一系列的智能设备，而它的大脑实际上在云里面，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亿欧，2016年8月12日
2016年8月19日 -
徐小平：创业合伙人比商业模式更重要
▼ 徐小平是“人生导师”、“留学教父”、“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加诸在他身上有诸多光环。他本人萌性十足，正能量爆棚，精力充沛，爱心满满，热衷娱乐和自我娱乐，不论在什么场合，有他在，现场的气氛也就嗨了起来。2010年离开新东方后，徐小平创立了“真格”天使投资基金，投资的成功案例有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等。2014年，徐小平担任中国首家创业商学院--黑马学院的名誉院长兼创业导师，同年获得华人经济领袖大奖。 所谓的合伙人，是你在股权上跟他分享，在荣誉上跟他分享，在创业的长征路上，他就会跟你不离不弃，一路走过去。◎“与其说我们在这里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我们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青春的影子，我们在实现我们当年的梦想。” 徐小平本身就有颗年轻的心，并有“老顽童”之绰号。俞敏洪曾评价，徐小平是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都沉浸到年轻人世界中的非年轻人。“青春”、“理想”这些词汇对徐小平重要非凡，他提到在其心灵深处，与其被认为是投资人，不如说是一个教育家，与其说在这里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实现当年的梦想。 从加盟新东方到做天使投资人，是徐小平从实现自身理想到帮助年轻人实现理想的过程。事实上，离开新东方董事会时，徐小平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来帮助年轻人，他希望用新东方上市的钱，来给年轻人实际的帮助。◎“要投能让我激动的人，我为创业者个人激动的时候，而不是为产品激动时，说明人的魅力超过项目，投资成功概率往往会更高。” 也许与这种理想主义和人文色彩相关，徐小平在投资上以直觉和感性著称，被业界称为“最天使的投资人”，称其“拍脑袋决策、热脑袋决策”。有人总结，如果创业者能把徐老师给讲哭，不论主动哭或被动哭，那他多半会投；如果是主动地情感流露，那么他一定会投。徐小平自己也承认，要投让他激动的创业者，如果一个项目讲半小时还没让他的头脑发热，那就不会获得青睐。因此，创业者要想得到热血沸腾的徐小平的支持，最好先让他热泪盈眶。 如果仅此认为徐小平全凭性情中人本色，对创业的判断只靠冲动和热血，这会造成一种严重误读。倒不如理解为，在理性的考量和精细的权衡之外，徐小平在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还是“人”这一因素，认为创业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创业者的素质是否过关、创业的团队素质是否过关。所以，对人和团队的判断至关重要。◎“失败企业、处境艰难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创始人中只有一个老大，没有老二、老三。” 从徐小平的自身经历可以看出这点，当初他是与大学好友俞敏洪、王强一起创办新东方，成为“三驾马车”之一，三人也被认为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可谓是合伙人的典范。后来，徐小平和老搭档王强一起创办了真格基金做天使投资。 真格的投资哲学是“判断人而非判断模式”，人或合伙人在创业过程中至关重要，甚至胜过商业模式和市场方向，因为企业正是由人做出来的。真格基金最看重创业者有没有合伙人，有没有团队精神。徐小平曾屡次强调，“初创企业的合伙人非常非常重要，重要的程度超过你想做的市场方向”，因为“创业之路是艰苦的，山上有老虎，一定要结伴而行，才能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能够到达你梦想的一半、三分之一，或者是75%，或者百分之百。” 以徐小平的自身经历为例，当初他在新东方持有10%的股份，这使其具有主人翁心态，有“为自己的10%而战”的意识。后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曾向新东方发起总攻，意图关闭新东方，是新东方的几个合伙人同仇敌忾，最终化解了这次灭顶之灾。当他创办真格基金投资聚美优品后，在某次“301大促”中，聚美优品面临假货质疑，也是几个合伙人和陈欧一起通宵不眠，消除了这次危机。 “很多人感叹新东方的成功，羡慕阿里巴巴的地位，惊讶小米的爆发力，但鲜有人意识到这点--如果背后没有联合创始人无论高峰还是低谷的不离不弃，很难说企业会有现在的辉煌。”徐小平由衷地说。◎“对于初创团队而言，合伙人比商业模式重要得多。” 所以，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树立合伙人意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创业是条漫长的奋斗之路，遍布艰难险阻，需要有人一起并肩前进，共同开拓。创业者还需要有愿意分享的胸怀，与合伙人共同分享利益。共同的利益对于团队来说非常重要，团队一定要通过股份来凝聚，有7个联合创始人的小米，雷军的股份比徐小平投资的所有公司的老大都少，但它却是发展得最快的。 不过，共同利益固然重要，但合伙人之间还需要共同的梦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来凝聚，用更高的利益、价值观和责任感，来化解团队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利益纠纷。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两者都不可缺少。对此，徐小平进行了精辟总结：“不要用兄弟情意来追求共同利益，这个不长久，一定要用共同利益追求兄弟情意；不能纯粹为了理想去追求事业，但事业一定要有伟大的理想。”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8月18日 -
Huang Yanzhong: G20, Global Health And China | Forbes Asia
Huang Yanzhong, Senior Fellow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New Yorkers who have been used to the annual UNGA sessions (which typically last two weeks and attract over one hundre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September will probably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why the two-day G20 summit—to be held in Hangzhou early next month—is such a big deal in China, as tight security measures appear to be causing a great deal of inconvenience to local residents. These measures can be rationalized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is will be the first ever G20 summit hosted in China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ummit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ok the re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ilitary in 2012.An equally important, but less well-known factor to reckon with is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global governance—since the 1990s, summit-centered plurilater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um to address major global challenge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part of the rise of worldwide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networks characterized by less formal links among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entities cum formal relationship among states.Unlike formal,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summit-level clubs such as the G7 and G20 feature limited membership, more flexibility and less cheap talk. The smaller number of key stakeholders in an informal, more authoritative setting not only allows for more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over global challenges that member states have to confront, but also makes it easier for them to overcome collective action in reaching consensus and implementing decisions.As a club of the 20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G20 accounts for 85% of global GDP, 75% of world trade and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sheer size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populations and economies give the G20 more legitimacy than the G7 in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Legitimacy of the G20 is further beefed up with the shift of its agenda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years.Because of its role as a contributor to and a beneficiary of development, global health is integrally linked to the G20’s mand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vulnerability of G20 economies to major disease outbreaks notwithstanding, an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ven development-related health issues that are noncommunicable are increasingly cross-border in nature, requi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at sense, global health could be a topic that galvanizes the interest of G20 leaders.As early as 2004, when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Paul Martin trumpeted the need for a “Leaders’ 20” or “L20”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G8, global health was one of the common themes under discussion. In July 2016, civil society leaders of the 20 major economies (C20) issued a communique calling for G20 leaders to achiev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healthcare and clos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ver maj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Yet for almost a decade, the summit has focused overwhelmingly on tradi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global health issues have been only indirectly addressed on the G20 agenda. Until 2013, the G20 had not tackled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in a substantial way other than promises to meet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expired in December 2015) and to strengthen healthcare and social safety nets. Global health issues became promin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2014 Brisbane summit, when G20 leaders issued a separate statement on the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It is also encouraging that the 2015 Antalya summit began to target global health risks, includ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weak health systems as key concerns.This year, however, Beijing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focus of the summit will be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deed, “health” is not even mentioned once in the 18-page document on themes and key agenda items of the summit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Why is that the case? The G20 was elevated to the leaders’ level as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ward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been viewed as a forum to discuss pressing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If we believe history matters, it makes sense to consider G20 agenda setting to be a path dependent process in which global health becomes a victim of the “lock-in” effect. Also, including global health in the G20 agenda entails member states committing extra financial resources to improving global health. As my colleague Laurie Garrett notes, since G20 is not a club of rich nations only, attending the summit is no longer viewed as “the Great Global Guilt Trip” (which gives the G7/8 nations moral incentive to contribute financially to global health), and rich nations driven by their own interests would be happy to delink global health from the summit agenda.Although global health will not feature prominently on the Hangzhou summit agenda,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pushing global health as one of the key deliverables at the 2017 Hamburg summit. An are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China and other G20 leaders is the financ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health targe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hina could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G20 countries to find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conjure the money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 targets while maintaining commitments to existing programs such as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and the WHO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windling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global health, China’s push to expand the G20 agenda to include global health would boost its image as a global leader in tackling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hereby beefing up its soft power abroad. Indeed, compared to the lavish spending o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other existing soft power projects, a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 led by China would be a more cost-effective and powerful testimony to China’s benevolent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ly.From Forbes Asia，2016-8-16
2016年8月18日 -
葉雪泥：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CSOFT华也国际创始人、CEO葉雪泥，定义世界女性领导者形象--顺应时代脉搏节奏，手握技术利刃，帮助走出去企业越过文化的“巴别塔”，在新天地之中开疆扩土撰稿人：郭丽欣、陈晨、倪远韵 “深圳能否成为世界的硅谷？这要看今后能否创造100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这是《全球化·深圳100研究报告》的缘起。”这是CSOFT华也国际CEO葉雪泥(Shunee Yee)在刚刚落幕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创新大会上的开场白。 站在演讲台上的葉雪泥，优雅、自信、充满智慧。她对深圳及中国创新能力的肯定，坚定又坚决。与同台演讲的一位中国著名企业家的“中国企业没有创新，只有模仿”观点相反，她说：“深圳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已经涌现出一批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新锐企业，国际化程度很高，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最有价值、最有成绩的一部分。” 作为主办方之一，葉雪泥是本次大会的总创意和总导演。大会发布的重要成果《全球化·深圳100研究报告》，是葉雪泥和她的国际研究团队历时二年，精心调研和全力打造的全球第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成熟度的研究报告。 葉雪泥创立的CSOFT华也国际，是一家国际领先的全球化和本地化服务提供商，通过语言和技术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消除语言和文化壁垒，降低全球化经营风险，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深圳100”，“耕”出一个样本 葉雪泥对中国本土企业有自己的观察：“现在中国企业纷纷往外走，从东到西，这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它如同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优质产品越来越多，但由于产品的本地文字说明出现问题被用户看作廉价产品，甚至因此而被撤单。另外，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企业的声音太少，中国企业的故事太少了。”葉雪泥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在语言和文化沟通上存在问题。“中国很多企业更喜欢谈技术，但是企业的品牌不仅来自于技术，还包括用户如何感知你的产品。这就需要企业更加重视国外的文化、语言。” 由此，华也国际的发展战略，增加了新内容--做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向导”和“推手”。CSOFT于2016年6月启用了新的中文名称--华也国际，作为今后在中国市场的官方称谓，践行“由东至西”的跨文化沟通之路。葉雪泥说：“未来我们将把50%的精力放在中国企业，特别是深圳企业上，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伟大的企业真正走出去，打造成国际顶级品牌。” 华也国际的特质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行动力。华也研究团队根据对500多家深圳企业的详细调研，创始了全球首份专注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成熟度的专项研究报告《2016全球化·深圳100研究报告》，并创建了“中国全球化成熟度指数（CGMI）”，评选出“深圳企业全球化成熟度100强”，以及“深圳十佳新锐型全球化公司”和“深圳十佳成熟型全球化公司”。 深圳市长许勤得知华也国际的“全球化·深圳100”研究成果，报告发布第三天即率队到CSOFT华也国际（深圳）公司调研。许勤市长充分肯定华也国际全球化服务的使命与担当，寄望华也国际“率先在深圳‘耕’出一个样本来”。对此，葉雪泥表示，华也国际愿意为深圳及中国企业提供专业优质的“本地化”与“全球化”咨询服务，从跨语言服务解决方案，到降低企业海外落地风险，增加企业海外投入的回报。 事实上，华也国际已经在为深圳不同类型的创新企业提供全球化服务。华为在成为华也的长期客户后，开拓国际市场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华也为华为智能手机、路由器，以及服务器等多种产品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华为进行企业文化传播、产品文档翻译以及语言测试等，华也国际的多语言覆盖能力以及灵活反应能力，帮助华为手机在国外建立了备受青睐的品牌形象。目前，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上升至11.4%，稳居前三，较三星，苹果的差距越来越小。对于华也提供的本地化服务，华为给予了“非常专业负责”、“响应很快”、“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等评价。 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深圳迈瑞公司也是华也的重要客户，华也深入了解迈瑞的产品及其营销、管理和最终用户需求之后，对其研发部门的多语言用户界面本地化需求、用户手册以及营销材料提供支持， 覆盖了全球17种语言。在更加熟悉迈瑞的产品流程和公司战略后，华也国际将与迈瑞在文档管理、品牌和营销活动等领域探索更多合作，从而为迈瑞带来更多海外价值。 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叩开海外市场大门，帮助它们打造成国际顶级品牌，是葉雪泥的坚定抱负。她认为中国的很多企业不缺技术，而是缺少打开不同文化间路径的经验。葉雪泥在“深圳100”中国企业全球化创新大会上对话国内外专家 伴“雪豹”同行 “深圳100”研究报告同时发布了“深圳十佳新锐型全球化公司”榜。倍轻松、超多维、大疆创新、光峰光电、优必选、华大基因、微芯生物、柔宇科技、光启、珂莱蒂尔等榜上有名。 葉雪泥在榜单调研时，三次去深圳，每次一待就是一周，逐家走访上榜入围企业，每家都与CEO和高管面对面交流。一个个创业故事感动了葉雪泥，她“由东至西”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优必选、大疆的创新性在于，他们都引爆了消费级市场，他们生来国际化，引领行业建立自己的标准，具有一种完整的生命状态。这批诞生于深圳的原生全球化企业，他们在改变世界市场。”葉雪泥特别为这类公司赋予一个名称：新锐型全球化企业。她概括道：“新锐型全球化企业（Fast Riser companies）大多以初创型（以高技术为导向）为主，企业在本土成立之初就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和全球化视野，其产品和服务也是针对国际市场，定位于全球。” 调研中葉雪泥和团队惊讶地发现：深圳的全球化新锐型公司，数量众多，素质良好。这些公司全球化战略目标清晰而坚定，行动敏捷，不畏艰险，在进军世界市场中，凌厉而凶猛，犹如“雪豹”。“新锐企业有很多新的思想，它们年轻化、国际化，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葉雪泥每谈起这些“雪豹”企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新锐企业，就是正在成长的小华为、小联想、小腾讯，代表了中国全球化的未来。华也国际决意与他们不离不弃，携手同行。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引导的过程。” 文化之上，东西之间 “天空才是极限”，是葉雪泥创立CSOFT华也国际的初始理念。凝结全球力量，世界在同一片天空下。葉雪泥认为“东西方精神可以相得益彰，我们的共性比差异多，打开思维，就能共创一个开放的世界。她希望人们一提起华也国际，想到的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公司。 如果你有机会参观坐落于北京CBD的华也国际中国总部办公室，会产生置身于一个小型联合国的错觉，这里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员工，员工语言能力覆盖世界主要目标语言。华也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办事处，保证了每个项目都是由母语译员提供翻译，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此外，华也国际还拥有国际化的技术写作团队。对于走在国际化前沿的中国公司来说，产品上的文字是客户体验的重要组成，这些细节甚至可能决定一款产品的成败。而翻译的文字可能会让本地用户觉得不亲切，只有母语写作者才能用自己的方式向本地市场传递一个品牌的价值，并达成宣传效果。正是由于对客户需求的准确把握以及这种高标准的本地化服务，为华也在业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除了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之外，华也同时具备在技术“硬实力”上的专业化。华也国际提出了敏捷翻译技术(Just-In-Time Translation)的新概念，结合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双重优势，开发出一款基于聊天模式的在线翻译软件“一步”(Stepes)。“一步” 拥有庞大的译员服务网络，可帮助企业实现更大规模的不同语言间的互译，实现了译员全语言、全行业和全主题覆盖，能处理的目标语言多达100多个，是首款服务于企业全球化与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创新性实用工具。“一步”第一次真正将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与手机APP结合在一起，开启了崭新的移动翻译时代。葉雪泥在《财富》亚洲最具影响力女性（MPW）开幕会议上发言 有形的光环，无形的平衡 华也国际早期客户几乎全部来自于海外，在国内不为人们熟知的葉雪泥，国际的知名度却是蛮高：她曾多次受邀参加巴菲特的私人午宴，2012年被《财富》评选为“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女企业家”，2011年获《全球化今天》（Globalization Today）杂志评选出的“全球最杰出25位全球化领袖之一”。她不仅被享誉国际的Stevie Award授予2009年度最佳亚洲女企业家奖项，还被CNN评为“全球36名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变革者”。 光环笼罩下的雪泥，并未给人高高在上之感，而是令人感到舒适的有礼与亲和。在公司，员工们都直接称呼雪泥的英文名“Shunee”，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显得更加西式。实际上，雪泥非常擅长平衡各种看似对立的面，不仅是公司管理模式的“东西”平衡，更是协调公司内部多元文化间的平衡，构建了一个立足于语言和技术交叉点之上的优质团队。 “最懂生活的工作狂”、“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领导者”……都是员工和媒体对葉雪泥的评价。她之所以能将看似格格不入的元素融于一身，或许与书香门第的出身有所关联。葉雪泥的父亲叶子铭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幼年的人文熏陶让她拥有与传统商人不一样的知识架构。英文专业毕业后，她曾在南京大学任教，但对挑战的渴望让她不想束缚于书斋，于是选择赴美留学。毕业后她进入美国一家创业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知名企业），从最基层的排版员做起。她认真、勤奋、勇于接受挑战，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做得很好，因此获得了公司的认可，30岁成为亚洲区副总裁。直到2003年，她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创业！ 从最初的不到10人，到如今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00多名不同国籍的员工，CSOFT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本地化服务提供商之一，覆盖100多种语言的翻译和本地化解决方案，客户遍布四大洲。目前，华也国际占据手机本地化服务市场80%的份额。 多年积累的知识与眼界使她在经商的同时又具有人文关怀。她创办了公司内部的《总部HQ》杂志，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赞助爱乐团举办音乐会；开办讲座为市民讲授国际礼仪的知识；关注女性青少年教育问题，与美国白宫合作，支持米歇尔 “Let Girls Learn （让女孩学习）”行动计划……这一系列的行动无不带有东方知识分子的影子。 优雅，源于每时每刻都恰到好处；而魄力，则来自于过人的眼界和对目标的执着。葉雪泥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定义了新时代的世界女性领导者形象--顺应时代脉搏跳动的节奏，手握技术的利刃，帮助跨国企业越过文化的“巴别塔”，在新的天地之中开疆扩土。
201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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