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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2016美国大选如何影响亚洲
2016年7月27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和沃顿商学院联合赞助的“2016年大选对亚洲的影响”研讨会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举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出席，并担任“特朗普和希拉里：对亚洲的影响”的演讲嘉宾。出席的演讲嘉宾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涛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王辉耀与与会嘉宾一起围绕美国总统大选及对中国的影响展开热烈研讨。 王辉耀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活动的看法。他指出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倾向于反全球化，这种反对自由贸易和反对移民的政策将会对全球经济与移民问题带来负面的影响。 王辉耀认为自由贸易虽然在短期内打击美国的国内产业，但是却能长期确保美元的国际流动。自由贸易使国家通过从国外引进廉价的货物来避免通货膨胀，并推动企业向海外发展，从而给美国经济带来发展契机。 除此之外，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会使美国丧失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尤其是以国外工程师为主的硅谷。每年有大约50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深入地参与到STEM行业，能为美国创造巨大的潜在价值。 另一方面，希拉里主张给予毕业的STEM学生永久居民身份。王辉耀认为这项政策将会使中美之间的人才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对中国不利。但是，希拉里也鼓励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并曾在华盛顿出席了100K项目（知名中美学生交流项目）的开幕式。 最后，王辉耀在演讲中也谈到了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相信希拉里很快就会批准TPP，而特朗普有可能会提出TPP的替代方案。他认为中国加入TPP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一直以来都享受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成果。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包括TPP、TTIP、RCEP和AIIB等诸多倡议，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潜在的正面影响。王辉耀也指出，不同国家政策立场存在分歧无可厚非，但是在经济方面，各国都应该齐心协力，一起合作争取利益最大化。
2016年8月2日 -
郑永年、莫道明、黄精洋：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通过比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义和中国政治内部多元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未来智库建设之路不能完全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 首先，新型智库建设走的不是“反对派”路线，智库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政府和社会改善特定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效能，其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基于实证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帮助纠正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体制内的智库的角色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即使是民间智库也不会挑战现有政权，更不会成为政治反对的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被容许，而是政府主动去建设民间智库，其中的目标就是为了消除那些挑战政府的力量，包括反对派。民间智库远离权力中心，而接近社会，理解社会现实，它们更能为权力中心提供有效治理社会的方案。或者说，较之体制内智库，民间智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它们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专业主义来完成政策研究，而这种“独立性”则是保障民间智库优于体制内智库。同时，这也说明了民间智库不可盲目地和体制内智库进行竞争，因为体制决定了民间智库不可能获取体制内智库能够获取的资源、管道等。如果民间智库简单追求体制内智库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很难有成就。反之，如果民间智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独立和专业主义的优势，那么就可以生产出体制内智库所不能生产的知识产品，从而对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其次，新型智库建设不能走“完全市场化路线”。一旦将智库完全推向市场和社会，由市场和社会提供资金来源，智库很容易像美国发生的情景一样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政策游说的工具。西方的确存在着一个思想市场，理论上说，这个市场对谁都平等。但正如经济市场上不同的经济角色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一样，在思想市场上各个智库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市场上，西方确立了诸如“反垄断法”那样的减少不平等的机制，但是在思想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机制。西方的思想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强势资本决定了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思想内部市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主导，具有自主性的政府可以根据其政策需要的考量来筛选内部思想市场上的产品，而不受一个或者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 再次，新型智库建设也不能走旧的“依附型路线”。即智库的发展仅依靠一个个围绕在特定领导人周围的智囊获取资源，甚至沦为政治的宣传机器或领导决策的传声筒。中国要有属于自己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图，这就是如何在一党主导下的内部思想市场中保证各个智库机构能够自主独立地展开政策研究，并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在政策过程中展开竞争。这就要求在新型智库和党政机构之间确立边界，适当把政策研究和决策分离开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智库的相对自主性（至少对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智库而言）或者独立性（对民间智库而言），而且也是为了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智库成为架接学术研究、政策实务和社会关切的桥梁，成长为开放的一党主导制度中连接国家和社会间重要的政治关联力量。客观地说，很少有智库可以自称为中立的，因为所有智库都必须受制于其所处的政治制度，但智库是可以实现独立的价值的，即研究人员在免受外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以专业知识完成政策研究任务，供决策者参考。 中国共产党要在不断制度化与其外部利益的关系的过程中来实现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的确立过程也可能脱离整合各方政治社会力量利益的趋向，转为侧重于制造各方对政治权力的单向面服从。在不改变现行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推动智库建设运动，是否真的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质量，进而提高公共机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还是说进一步使得研究者更加依附于党政机构，服从决策者的政治指示或政策预期，值得进一步观察。 新型智库的建设主张可以说是对当前过于封闭过度重视官僚系统利益的决策体制的回应，通过发展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撬动中国知识生产和决策体制的改革。无疑，这也从属于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包括三个方向，持续地开放、更多元的竞争和更广泛公共参与。这三个方向同样适用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如前所述，自由市场路线的美国智库发展经验很难全盘适用于中国，而更重视多元利益比例代表的协调型国家的经验，如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更值得借鉴。德国和新加坡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大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财政占主导作用的好处是在于避免智库被特定利益集团笼络和挟持。但是，为了防止政治和官僚权力对智库研究的过度干预，这些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公共机构和智库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可见，中国要保证智库建设中智库研究的独立价值，在制度化的过程，要将财政拨付和项目委托中出现的契约关系设计成政府和智库间相对对等规约条文，避免智库成为现时单方面智库建设政策的执行者，成为政府资源俘获的对象。智库很难中立，中国的智库必然倾向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服务，但同时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数据和了解政府内部实际运作状况，更有不依照官僚理念改变研究主张的独立性。这就要求设置能够保证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制度机制，即在政治和智库之间确定一定的边界；在政策决策体制中，将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并尽可能地在研究领域尽最大的努力，吸纳各方面意见。在智库内部治理上，要对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通过引入理事会、同行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制度，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等来保证智库的运作效率。 中国的智库受制度和历史的塑造，组织形式有机关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系所和非营利部门，并且因它们组织制度的差异，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不同侧重。若要实现不同系统的智库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与竞合，就要尽量弥合不同类型智库间的信息鸿沟，打破学科藩篱和组织系统间界限，实现跨学科和跨部门间的合作。 智库建设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和官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使智库能对真实的政策过程有更深度的介入，通过开放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实现政策观点的竞争。通过开放官员和智库研究者的双向“旋转门”实现事务界和知识界的交流，将技术官僚旋转到智库担任职务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制度其中一个考察条件。 中国智库建设要利用国家能够超然于任何一个既得利益的制度优势，国家智库建设投入需要兼顾支持弱势群体的研究，保证多元的利益声音不以其能力的强弱都能反映在政策研究中。只有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充分公开的环境下，不同智库的研究才有可能兼顾官僚部门、政策目标群体和相关方、社会大众和专家等行动者的利益和理念，通过这种途径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才能真正促成思想市场，服务政策决策。中国通过产品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也需要建立起思想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来促成可持续的国家和社会繁荣。 --摘自郑永年《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2016年8月2日 -
项兵：西方体制造成政策短见 六大问题难解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浪财经讯 “新商业文明论坛暨长江商学院-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二届全球论坛”于2016年7月8日在北京举行。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出席并演讲。 项兵例数西方国家出现的六大问题，认为其政治体制需要变革。而中美的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论坛的朋友，也感谢合作伙伴，以及肯尼迪学院。 这是第二次举办论坛，第一次论坛在美国举办。去年签署战略协议的聚焦点是希望两个学校商学院与政府学院合作，聚焦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问题，创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本身可以解决，不是政府本身可以解决，必须有更多的政府、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等多方位合作，更好面对挑战。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论坛。推动合作的时候，托尼·赛奇教授做了很多努力，他不仅是中国的专家，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为培养中国青年干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希望借此机会讲一下今天的专题。主要是分享从月球下看地球的中美关系，我是谈中美关系的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含。另外，我希望谈新商业文明，为什么长江商学院一直在推动新商业文明。 改革中的世界格局变化 第一，发展模式的变革。人类历史上这么多变革聚集在一起可能还是第一次，第一个变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过去成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源始于撒切尔夫人。过去30几年的改革开放可能是两大模式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进步。面向未来，最可借鉴的模式之一是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西欧、北欧国家，他的社会福利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像丹麦这些国家从生出来第一天起到进火葬场都是国家的力量，上大学都是免费。西欧在实践福利主义方面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教训。面向未来是三大模式融合，同时向中间漂移。这一点来看，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肯定要终结。 第二，颠覆式科技变革，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中国再次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三年前，在博鳌论坛时我也谈到，过去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被全球化，具体数据我就不说了。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球经济被中国化也可能是重大的变革之一。发展速度比我想象得要快一点。 第四，政治体制、新社会契约与新政商关系。2008年以后我们对N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包括政治体系和民主体系。民主体系也是人类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之一。但是你会看到民主体系下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普遍存在。在民主体制之下解决国债危机是有挑战，不承诺的话很难被选上，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政策短见。西方体系当中任期是4-5年。 第三大问题是领导力匮乏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少到华盛顿DC找工作，斯坦福也好，哈佛也好，毕业生很少说到政府找工作，所以领导力匮乏的问题是西方民主体系的通病，至少对实现学而优则仕，和中国相比他们有一些差距。 第四大问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像美国这样的体制，奥巴马总统没做过县委书记，竞选体制靠演讲，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第五大问题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出现，我们五大朝代，三百年一个朝代，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非常明白。 第六大问题社会流动性问题。所以政治体制变革，社会体制变革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变革之一。这是大变革的时代，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新的一代可能需要。 第五，中美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博弈。美国一直推TTIP、TPP，我认为他希望创造新的、没有中国的WTO，尽管美国人说中国人可以随时申请，但是你想越南成为TPP一部分，中国还没有道理成为TPP的核心成员吗？这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中国也在推自己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包括最近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投资贸易体系扳手腕行为也是世界变革的重大力量。 第六，全球治理重构。以前全球治理还是存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一套全球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作用，之前美国说是其他人不能说不，现在美国人说是，N多人说不。全球贸易、金融、投资、管理越来越全球化，但是治理方面，全球治理结构不到位，这也是一个事实。 第七，地缘政治变革。包括英国脱欧、难民潮问题，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崛起，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抬头，包括最近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在大变革局势下，任何思潮都有可能有它的市场。当然也包括气候变化，包括可持续发展，包括我最近三年提出的人类集体短视，从政治到经济，很少有长线考虑，谁会考虑对人类重要的一百年两百年的解决，任何经济体系没有长线考虑，包括商学院鼓吹很多东西，比如金融贴现，200年以后贴现到今天是多少钱。我们培养一代又一代超级短视的企业家，我们手上有这么多科技，我们自掘坟墓，把人类推向毁灭都是可能的，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 我参加了N次有关中美经济合作的会议。会议上大家对中美差异谈得比较多，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等。但是对我们的共同点，我认为重视不足。其实中美在很多方面有我们没有看得清楚的共同点。比如，过去影响世界格局三大力量，新自由主义、新一轮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和美国走在世界前面。我们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我们拥抱了新一轮全球化，所以中国经济被全球化了，我们也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共同挑战方面中美有共同之处，比如收入财富不均。两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在影响世界格局重大变革方面，在拥抱变革的力量中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差异谈得太多，共同点重视不足。 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多变革的力量聚焦于一点，工业革命是科技变革为主，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全球治理、投资贸易体系，这么多巨大的变革集中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握得好，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会变成最坏的时代。所以N多问题的解决，没有中美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中美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 新商业文明与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最近也讲了几年，新商业文明的提出，一个是中国企业家可能在下一步变革和转变之中有更多的担当，因为我们变革也很多。我希望强调一点，我们不仅要更多关注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是关注社会创新，其实这是我们和肯尼迪学院合作重要考虑之一，面向未来大企业要重视社会创新，我们希望通过两个学校在合作推动社会创新方面做出自己更多的应有的贡献。 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担当方面，可能是新商业文明核心的部分。一个苏格兰朋友问过我，说“你看苏格兰人口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出了亚当史密斯，我们也发明了青霉素，对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中国近代做了哪些贡献？”这话听得很刺耳，但是我们要反思，未来中国企业家要有更多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全球担当，在解决人类文明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全球应对全球时代的到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新的价值取向。最近2-3年我一直讲，中国创业创新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学校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创创社区。在现有一代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我们市场份额和比重很高，但是在未来创业创新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果中国创业创新要做重要调整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更多中国和中国企业家应该超越为了创富创业而创新，更多中国企业家要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责任，为担当创业和创新，中国才有可能出自己的亚当史密斯，出自己的青霉素，这一点必须改变，和而不同，必须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担当，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创富，为更多的财富。 同样重要的是我一直在鼓吹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从1840年到现在，也许更早，我们对西方理论都是西方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如何把西方理论和东方智慧相结合，是西为主还是中为主，没有考量，没有引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追随美国，追随西方，他们出一个东西我们就拷贝，互联网时代就是拷贝，美国人今天创新我们明天就可以复制，但是我们永远出不了自己的谷歌，Facebook、特斯拉、Uber，我们永远是追随者，整个视野和思维中很少有原创，更没有引领。 面向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在中国再次崛起的时候，很好的思考和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道，不是更多的贸易机会，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的DBA也好，我们和肯迪尼学校合作也好，重要的考量之一就是这个。全球参加了这么多会议，N多外国朋友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价值。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在回避了。长江有这个责任，通过组织类似的会议相互学习探讨，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道。 如果，这些问题的考量和实践能做得到，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能在全球重大问题解决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坚信我们中国会有自己的休谟，自己的亚当史密斯，我们会发明一系列青霉素这样的产品，能为人类发展做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坚信，今天可能就是新一轮文艺复兴和启蒙的起点，我们的企业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选自新浪财经，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日 -
涂志云：根据市场选择商业模式
▼ 伯克利MBA、斯坦福博士、“中国十大海归创业新锐人物”……优秀的履历给涂志云罩上一层光环，然而，在他看来这一切“或许只是起点较高”。他更愿意与人分享他的创业经验和创业带来的“有意思的生活”。事情除了抓住用户的需求以外，一定要加一定的门槛。我当初选这个行业的时候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市场有谁在做这个事情。我在美国很多年做信用卡这个行业，回国以后发现中国没有信用卡，中国未来十年被称为最大的信用卡大国，我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有了这个市场以后，我就在想，有些什么样的壁垒我能够利用、我能够设置，使我能够保持一定时间的领先地位。所以我在想，如何设置、如何建立起来相关的竞争壁垒。◎“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给你这些东西，就需要你对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对社会有所推动，当历史的重任落在你身上时，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1989年涂志云从国防科技大学保送到中科院读研究生，前景一片光明。此时，他对留学生活产生了向往。1991年，他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额奖学金，开始了求学生涯。从伯克利商学院毕业后，涂志云在Fair Isaac消费信贷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公司工作，就职于核心组，其开发的FICO信用局评分系统后来被作为美国消费信贷管理的行业标准。1997年，他再次怀着对学习的热情，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段求学经历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在那里我学到最多的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这个八个字。” “斯坦福的创业精神根深蒂固。那里是创业大本营，人人拿着计划书，不是在找投资，就是已找到投资，要不就在投资公司工作。”彼时正是美国网络发展的黄金时期，涂志云也积极投身大潮，参与到网络革命中，在美国的网络营销公司Digital Impact从兼职做起后成为了公司的全职营销科学家。2000年，公司上市，涂志云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涂志云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每当唱到故乡、祖国时，一种真情实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种感觉只有海外漂泊过的游子才会有。”怀着对祖国的眷恋，涂志云“没太多想”，收拾行囊就返回了中国。“我希望借助这些财富，将美国的信贷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他看来，从回国创业到之后创办信用卡门户网站都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也许出生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习惯将责任和使命视作生活的重点。”◎“与需求不符的技术，再超前，市场也不需要。” 2001年，涂云志回国担任一家公司的CEO，成为备受看好的“空降海归部队”之一，人气颇高。然而这份工作与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匹配：“从职业上看，我擅长的是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以及同样模型的针对性营销。” 2002年，涂云志自立门户，创办国内第一家专门针对银行的消费信贷管理咨询公司。他对这家公司充满信心：自己积累同类公司的运作经验，集聚了先进的技术和优秀人才，拥有风险投资的支持，抓住了中国信贷消费起步的机会，可以满足银行的大量需求，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然而，由于对国内市场水土不服，公司在几次商机来临之时都判断失误，加上运营管理不善，股东意见不和，第二年就结束了经营。 “从美国带来的技术很超前，但技术在天上，现实在地上。”这段时期让他真正了解了中国当前信贷消费管理的现状：“与需求不符的技术，即使再先进，市场业也不需要。”◎“成功的创业公司都有类似的特点：成功=巨大的市场+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有效的执行团队+稳定的商业模式。” 2003年，涂云志再次开始创业，成立北京决策引擎风险管理科技公司，2004年公司开始帮中信银行开展信用卡营销，这项业务让涂云志发现了信用卡行业的商机，2005年他建立了“我爱卡”网站，进行网上信用卡营销。涂志云认为：“目前中国真正的信用卡持卡人不过几百万，潜在客户有几千万；发卡量在一千万张左右，而在美国，信用卡总量在5亿张左右。” “中国现有近亿网民，是未来5到10年中最好的、最有利润的潜在信用卡客户。”与互联网的结合帮助公司找到了稳定的商业模式：“中国有1亿网民，有8000万优质客户，最有消费能力的人大多在网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8000万用户在哪里，精准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他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会喜欢上信用消费和信用卡的，我们希望能在这个信用时代，创造价值。” 回顾一路走来的创业历程，涂云志坦言：“所谓九死一生，就是做成一件事是需要死几次的，走过几次死亡边缘，就不会那么害怕，你会对人生有一个把握和态度。”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29日 -
薛澜：列出人才发展障碍清单
2016年1月17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在京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出席论坛，并参加“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圆桌讨论。他建议列出人才发展方面的障碍清单，交由相关部门针对性地逐步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的人才优势。 以下是他的发言记录： 讲三方面问题： 一是人才观的问题。现在常常提到引进高端人才，各个地方落户都有引进人才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所谓高端人才也许有时候有一定客观的标准，但是更多情况下还是用人单位和实际之间到底有没有匹配。我印象很深是前年，学校组织一些院长、系主任到国外学校考察。到普林斯顿大学招生部门，说起来也算是我们定义的人才专家，招生部的老师讲解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其它学校很多人要聘请他，他还是在普林斯顿，干了很多年有感情。假如高校哪天不再按分数录取学生，有没有能力挑选综合能力各方面好的学生。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能力很少，按照我们现在是有博士学位。还有去一个国家实验室，实验室的主任，包括很多科学家流动性也蛮大的，但是里面有几位实验室的技工，科学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很多试验实现不了，工资也挺高的，跟科学家差得也不太多。这些都是在目前体系下算不了高层次人才，但是特别需要的人才。首先人才观念，高层次人才也需要提，在国外讨论起来可能没有太多讲高层次或者低层次，跟需要匹配的就是最好的人才。 第二，人才的价值怎么确定。咱们讲竞争优势，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今年回来正好20年，我们学院成立15周年。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公共部门面临很大的危机，我们到现在单位制的工资体制，始终觉得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国家人才发展有很大影响。本来我们很多知识密集型的机构，像大学、科研机构、医院，这都是复杂知识劳动的机构，恰恰都是在我们国家叫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工资体制，基本工资非常低，要通过其它方式的收入，就是岗位绩效来弥补。这样的机制把复杂劳动、知识型价值体现方式跟建筑工人混在一起了，这样的机制造成目前各种乱象，不管是高校还是医院，还是其他的科研机构，有很多问题，背后是最基本的体制，工资体制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很多其它的问题也很难有很大的改变。不光这些部门，政府部门也是一样，公务员体系，公务员队伍也有同样的问题。 第三，现在的制度框架。两方面，一方面有不合理的框架要打破，另外有些合理的框架需要建立。不合理的框架还是回到事业单位体制下，最近很多对党政干部的要求也延伸到事业单位，在高校、很多科研机构感觉好多正常的国际合作交流等问题都面临很多困难。这里面要区分开，高校的机构和科研机构是不一样的，最近高兴看到一个文件，希望这个文件能具体真正落实。还有一点要打破框架就是人才流动问题，现在好多框架对人才流动有很多限制。几年以前也是北京一座985高校，想引进香港的一位学者，年龄超过50岁，在北京落不了户口。到今天这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就让人觉得我们要建立国际人才优势，我们的任务还是很繁重。 另外有些框架也需要建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灵活的用人机制，在这些方面确实应该要有的。但在这里面也需要逐渐建立一些规范。最近这几年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医生多点执业问题，从好的角度来讲，目前医疗体制比较死，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好医生，现在特别提到大医院的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其他地方执业。打破现有体制是好事，另外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也容易带来相关责任问题。医疗服务确实有它的风险，以前责任体系是在他所在单位，行医过程中其它地点行医出现责任到底谁来承担，这里制度设计就需要把问题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些相关的规则。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有不合理框架，另外需要建立合理的框架。 我提一个建议。包括人才战略有些会我也参加过，我感觉我们前些年工作在一些特殊鼓励政策考虑比较多，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人才50人论坛有没有可能做一项工作，今天大家都提出落实政策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能不能列出障碍清单。我们总想鼓励人才，现在要有普适性制度真正突破。如果能够列出障碍清单，这样可以交给相关部门，今后每年开会就来看，清单上面还剩下哪些问题，是哪些部门的责任，聚焦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要不然十年之后还是讨论这些问题。很多政策总是想鼓励，但是很难普适性复制，还不如破解一些障碍，真正建立中国的人才优势。 （本文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7月29日 -
薛澜：中外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反思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导读】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实现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对于这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各个方面的总结分析也不能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从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问题着手，结合美国中小城市的发展，谈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及下一步如何推进。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实现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对于这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各个方面的总结分析也不能少。我想更多地谈一下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是我们讨论不多的，但却是必须要正视的。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既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有一些是由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主要观察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 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全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很高，希望是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想承担的功能太齐全，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这样的结果是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都在不断升级提高，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国际上看到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普遍。 出现这种高定位攀比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是高定位，越是功能全，往往就越能吸引各方的注意，就越能够从上级或其他地方吸引到投资，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攀高的激励机制。如果说国际上比较突出的“城市病”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和特大城市出现，那么中国的特点就是“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这种定位高、功能全的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巨大，但潜在的投资浪费的风险也很大。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金融中心或者是其他各种中心。 二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太急。 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速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一个4~5年任期之内就必须完成，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近10年前在萨默斯担任校长期间启动的一个扩展校园的计划，要在查尔斯河的另一边增建一些教学和研究楼群。相关计划与当地百姓、校内教师学生经过多轮沟通，甚至在学校办公楼中单独辟出一个展室，向感兴趣的社会公众解释说明新校园的方案。但这个计划要经过15~20年的过程才能完成。 就在哈佛扩建方案征求意见的同时，中国数以百计的大学已经在几年之间建成了一座座新的大学城或新校区。这种差别，一方面有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争分夺秒的干劲儿、有我们地方政府的各种创新，另外一个方面也有我们任期制的因素。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急迫，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一番业绩，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但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很多重要过程与我们干部任职的周期未必吻合。最近很多城市遭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大干快上”的后遗症。很多城市重大发展项目留下的后遗症还远远没有暴露，因为当时主政的领导目前已经成为上级领导了，大家当然不愿意给领导脸上抹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是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变化太快。 与上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官员变化太快，规划变化太快，政策变化太快，工程项目执行得更快。官员一变，发展思路和规划就要跟着变，相应的政策和执行都要变。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环境也有其演变规律，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就是应该在认识到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对一个城市长远发展的勾勒。如果这种规划可以两三年就随意更改，要不就是这种规划根本没有前瞻性，要不就是这种更改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在很多城市“千城一面”，奢华凌乱，就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核心要素：理念、制度、资源 造成上面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是否可以从城市发展的理念、制度和资源这三个核心要素来考虑。 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理念。 目前城市化的观念好像就是物理空间环境的变化，所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因素就是把原来属于乡村的地域划入城市空间地域。但是更严格地说，这种城市化可能是不完全的城市化，甚至是空心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现代化。 现在全社会都关心的农民工问题背后就是拿什么来衡量城市化。农民工的出现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活跃在城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当时觉得不习惯，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目前这种不完全城市化的问题，把城市化看成是人的生活所在地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生活在城市，已经城市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他们离真正的城市化很远。 还有很多与城市相关的理念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重要。我们所要的现代化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而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不能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都消耗光了。所以我觉得城市化首先要考虑的是理念问题。 其次是城市发展背后的制度要素。 要想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核心是了解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安排。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城市发展定位太高太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们当前城市发展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越是定位高、定位全的城市，越有可能从中央或上一级的政府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或重大项目，越有可能形成正反馈循环，在激烈的城市发展竞争中实现高速发展。 因此，要想改变观念，做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城市发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当今媒体上经常谈到财政透明与公共治理、公共决策、协商民主、反腐倡廉、廉洁城市、群众公议制度、社会治理创新方面，都是制度建设的内容，都需要深入探讨。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我们所提倡的各种先进理念是很难落实的。 还有就是城市化涉及到的资源。 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问题，包括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科学化，城市规划的变革，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创新等。核心问题是各种资源怎么能够非常好地利用起来，这里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我们过去过于注重一个城市的有形资源的利用，其实城市无形资源，如文化资源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匹兹堡市的转型升级中文化社会资本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国外城市发展的比较 以美国中小城市为例 我从1991年博士毕业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多年走过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上百个城市，除了一些自然或历史名城外，真正有特色、让人印象深的并不多。但2007~2008年，我在哈佛访问期间受到邀请走过的几个美国的中小城市，反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城市是加州圣塔芭芭拉市。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在这个小城中。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恬静自然。圣塔芭芭拉市的机场是非常朴实简单的建筑，很多人猜不出这是机场。反观国内，不管城市大小，只要有机场，一定都是宏伟高大的建筑，造成不少浪费。圣塔芭芭拉所反映的和谐求实的心态是城市化过程非常需要的。 第二个城市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叫堪萨斯的城市。一个小小的贺卡，被卖到全球去，每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但其总部却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西部城市，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贺卡需要各种文化的积淀，也需要时尚，这在大城市比较容易，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就很难了。但是他们做到了，依靠的是什么？就是追求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把贺卡当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去设计去制造。这个公司的精神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堪萨斯市还有不少公司都是这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文化的受益者，包括著名的生产GPS装置的Garmin International公司。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很多中西部城市总觉得没有产业发展的机会，但跟美国中西部这个小城市相比就应该感到惭愧。 第三个城市就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城。这个城市是《飘》这部小说女主人公郝思嘉的故乡。2008年，我应邀去查尔斯城参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被这个美国南部的小城给迷住了。小城古朴安静，风光秀丽，很多殖民地时代的房屋建筑仍然保留完好，有很多早年美国发展的历史遗迹。但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这个城市的市长，Joseph Riley。他从1975年当选市长之后，到现在已经连选连任10届了，是美国城市管理界的“常青树”。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把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把古建筑保护好、恢复好，给当地百姓造福。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期间，他被邀请作为午餐嘉宾介绍查尔斯城，Riley市长放着PPT，操着软绵绵的南方口音，津津乐道，一下子就讲了一个多小时，远远超过预订时间，主持人不得不从中打断。第二天，南卡的州长来问我对查尔斯城的印象，我提起了Riley市长的讲座，州长马上就问，他讲完了吗？我们马上就会心地笑起来。在Riley市长讲不完的PPT背后是他对这个城市真挚的感情和保护这个城市风貌的那种持之以恒的追求。而这种感情和追求也正是最值得今天中国城市管理者所学习的。 第四个城市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但直到今年6月随中国工程院代表团参加中国特色城市化研究调研，才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和这种变迁的原动力真正有所了解。这种原动力就是不断创新的精神。 匹兹堡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开始作为资源型的产煤城市，到后来成为钢铁制造中心，到现在是以信息和医疗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中间经历过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上世纪70年代由于炼钢技术变革的冲击，钢铁工业在短短几年内垮下来的惨痛经历。十几万钢铁工人失业，背井离乡，整个城市的房地产业至今尚未恢复。 尽管其支柱产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个城市的创新精神没有改变，从而使得其能够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的支撑下，匹兹堡努力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突出城市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功能，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城市的转型与复兴，使其成为全世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焕发青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范。上个世纪美国钢铁工业鼎盛时期，美钢联的总部大楼是匹兹堡市中心最高的建筑之一。现在这个大楼上的几个字母是UPMC，是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缩写（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从钢铁公司总部到医学研究中心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变革。这种转变的背后就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第一是舍得放，也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 我们每个城市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什么也没做好，还不如集中一点，发掘这个城市自己的优势，长期做下去，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其实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那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所形成的特色。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敢不敢创新、敢不敢有所放弃？现在很多城市讲发展战略，其实所谓战略就是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 剑桥前几年迎来了800周年校庆，我正好到那里去开一个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搞什么特别盛大的纪念活动，但在街上挂了很多小旗，这面小旗上是牛顿的手稿，那面小旗上是DNA的标志，还有的小旗是著名乐曲的谱子等。对于剑桥来说这些就够了。剑桥大学800年有很多东西流行了又过去了，最后积淀下来的就是这些传世之作，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有一件就足以让人傲立于世，更何况有这么多，让人真正感觉到这个大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地位。 城市跟大学一样，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的时尚和流行。但是城市又是筛子，那些禁不起风吹雨打的，耐不住改朝换代的，都逐渐被淘汰掉了。而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过得了不同朝代的火眼金睛的就随时间沉淀下来，成为城市宝贵的财富。这个筛选积淀的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快。所以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人们的品位形成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 我们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讲得多，落实的远远不够。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事情，也开始蔓延到很多中小城市。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以及给我们后代所带来的负担远远要超过我们目前的任何估算。如果中国的城市发展再不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速的城市化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环境和生态的更大挑战。 同时，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性也非常关键。例如，我们对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关注不够，没有一个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很多地方的城市化就很难持续下去。有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但只有跟百姓的长远利益相一致，这种制度创新才可以持续下去，否则也将是昙花一现。研究公共管理的都知道，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创新的做法很多，但十年二十年之后能留下来的不多，究其原因，很多所谓的创新都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各种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几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抓住理念、制度和资源这3个核心要素，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思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保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人的现代化”的健康道路上发展，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文章选自《中国建设报》，2016年6月13日
2016年7月29日 -
沈南鹏：红杉投资成功率在90%以上，很少签对赌协议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他是福布斯2012-2015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是唯一一位上榜《财富》2015“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的基金投资人。沈南鹏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耶鲁中国中心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理事、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比如1994年回国投资银行，1999年互联网创业，2005年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开始投资人生涯。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近日，在红杉中国上海办公室里，沈南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在每次人生的选择路口，他都做出对中国经济看多的选项。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风口推动我不断转换角色新京报：你身上有很多身份标签，比如携程、如家创始人；红杉资本合伙人，投资教父等，你最看重哪个角色？沈南鹏：创业者，我喜欢（把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感受。今天我还是一个创业者，红杉中国就是一个创业企业，十年前从三四个人开始，现在有100多号人，六七十个投资团队成员，实现多行业覆盖，也从天使投资一直做到PE投资。新京报：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不停地进行身份的转变？沈南鹏：我们这些60后、70后，大多是被时代大潮推着走。当年从美国回中国投身投资银行，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刚兴起，觉得很兴奋可以参加。后来互联网浪潮兴起，我觉得可以在新经济里创造东西。后来发现多个领域都有机会，作为投资人可以参与更多。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跟着风口走。新京报：你为什么能如此敏锐地把握机会？沈南鹏：我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我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会观察一下，看自己是否适合。新京报：你放弃过“不适合”的机会吗？看上去你每次都一下子就选对了。沈南鹏：有。比如从携程离开后，有一些大型的私募股权PE来找我合作成立中国基金，但我更喜欢关注早期创业者，而PE基金接触的只是大公司，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新京报：那你为什么不做天使？沈南鹏：我们也做天使，但不是红杉的主要产品。过去三、四年，我们有十多个天使项目。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新京报：你的公开形象近乎完美，你是怎么来看自己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沈南鹏：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个选择都是大经济环境给的一道命题，对中国经济，我做出了“看多”的选择。20年前离开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新京报：因为你喜欢冒险？沈南鹏：我乐观，加上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也看重长期的职业发展，不期待短期利益。回国头两年做投资银行，未必会比在美国有更好经济收益。离开投行去创业时，刚开始也不多考虑有经济回报的账。做选择要看长期，而且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新京报：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吗？沈南鹏：肯定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百年老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命题。眼光好因为更积极新京报：你是携程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创办如家。当时创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沈南鹏：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长期在投行做，不见得掌握在中国做生意的门道。第二个挑战是融资，今天是钱在追创业者，当年是创业者追钱。今天的创业者很幸运。新京报：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你是创业者，需要去追钱，现在又变成投资人，需要追创业者。沈南鹏：是。所以我常常是一个需要“说服”别人的角色，要做一个好的“销售员”。两次创业让我学到很多商业经验，而且现在作为投资者，也能更容易理解创业者。新京报：从创业者变身投资人，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沈南鹏：好的投资者不是所谓金融从业人员，而应该是（被投）企业的深度参与者。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眼光很好，其实投资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投资后，花时间帮助企业成长。比如帮他找合作伙伴，讨论战略。投资人跟创业者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新京报：你会多大程度地介入被投公司的运营管理？沈南鹏：红杉有一个基金定位，叫“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如果开车的司机是创业者，我们就是旁边看地图的，帮他避免可能碰到的问题。躺那边休息或看风景是不行的，因为一路上还是会有很多挑战。我们还是希望能更积极点。新京报：意见相左时怎么办？沈南鹏：我们只是看地图的，最后还是驾驶员决定往哪边走。但如果投资中有关联交易和违规行为，投资人作为股东，需要保护自己。红杉秘诀不单纯是买赛道新京报：大家都说红杉投资成功的秘诀是买赛道，你们是怎么来判断赛道的？沈南鹏：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赛道很重要，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公司很难成功。但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最重要。因为赛道可能会变，好赛车手会寻找新方向。当然，赛道或者新商业模式，是风险投资基金必须长期研究和跟踪的。未来几年行业会怎么发展，投资人必须有自己的预测和判断。新京报：据说你们有一张产业地图，引导你们购买赛道。这张地图是什么样的？沈南鹏：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O2O肯定是一张产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大。在行业投资中，你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产业格局应该是怎样的。新京报：红杉买下的赛道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这10年，你们先后买了哪些赛道？沈南鹏：2007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 、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等。2009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投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2011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新京报：有钱果然任性，可以大胆买买买。沈南鹏：当然有很大挑战和风险，因为你必须有一定的能力选对。这对基金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新京报：你们的失败率实际是多少？沈南鹏：目前红杉投资了200多个公司，如果以颗粒无收为标准，目前这样纯粹失败的公司真不多，可能也就十几家而已。风投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败率,这是不可避免的。过低的投资失败率反而说明一家VC风险承受、鼓励创新的意愿不足。不能仅为赚钱而创业新京报：作为投资人，你最希望听到创业者跟你探讨什么，比如商业模式，梦想？沈南鹏：商业模式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竞争激烈，没有好的准备，没有产业前瞻性，很难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但梦想更重要，不能仅仅为了赚钱创业，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这些对了以后，其他都是经济大潮带来的红利。新京报：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答案。但为什么你在投资实战中就能做得比别人好。沈南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具体跟每个创业者交流时，你会发现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每一个创业者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背景，怎么能够了解他，跟他交流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新京报：具体怎么判断？沈南鹏：没法用一句话来描述。很多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当他站在那讲述他的商业计划。你可以了解他对细节的关注，对产品的热情，对行业的理解，怎么看竞争对手，创业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在创业中碰到曲折，是不是会非常坚持等等。新京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热潮有很大泡沫。你怎么看？沈南鹏：十五年以前，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潮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要大方向正确，即使有一些泡沫的现象，有一些不靠谱的创业者或投资人，最后会优胜劣汰。所以我认为泡沫在一定时间内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是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冒出来。很少签对赌协议新京报：有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最后变得像敌人一样。你们买赛道，投了很多互相竞争的企业，关系处理应该更微妙。沈南鹏：我们不会在同一时间投资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但互联网行业边界不是那么清晰，以前两个不同“产业”的公司都可能逐渐走到同一跑道上。只要把我们的增值投资角色扮演好，就能得到双方的尊重。新京报：你和创业者签过对赌协议吗？沈南鹏：很少签这种对赌协议，我们希望和创业者永远在一条战线上，跟他走五年、十年。如果有这样的协议，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双方目标不太一致。这未必是最好的。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会签？沈南鹏：我们认为利润不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用户增长，产品优劣。过去三四年里，我们在互联网投资中，没有签过对赌协议。新京报：你们一般什么时候会退出？沈南鹏：我们的投资周期很长，唯品会仍没有完全退出，大众点评已经跟了10年，美团也已经7年，京东5年多，奇虎快10年了。我们会跟一家企业走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公司仍在高速成长，为什么不跟他们走下去？新京报：你非常看好互联网金融和O2O，为什么？沈南鹏：这两个行业最近一年很热，但我们五年前就开始投资。通俗说，他们是“互联网+”的代表。O2O是用互联网改造线下服务，互联网金融就是改造金融服务业，两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多被改造的理由。前者因为服务分散，效率不高。后者服务能力需要提升。新京报：互联网金融创业成功机会有多大？沈南鹏：机会很大，可能（和商业银行做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同等量的机会，能拿下金融市场的相当份额。O2O也一定能产生大公司。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新京报：红杉中国今年10周年了，你给它打多少分？如果一百分是满分。沈南鹏：七十多分吧。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提高。每年我们都会总结错误，但每一年过去时，会发现又犯了错误，在不断纠错中成长。新京报：哪些错误还在重复？沈南鹏：比如在项目判断上。2008年不投京东就是个失误。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京东的运营数字没那么好看，线下的竞争对手苏宁、国美(微博)很强大，商业模式实现好像遥遥无期，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做出来，我们有很多问号。当时我们把它pass掉。2010年花了很多的成本再成为其股东。新京报：最近你说红杉中国仍是一家正在“延伸”的公司。红杉中国未来的公司版图会是什么样子？沈南鹏：从天使到风险投资的早期投资和PE的投资，再加上二级市场的合作，红杉中国的投资全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但红杉团队会专注在最核心的产品上：即VC和PE。新京报：那红杉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公司吗？沈南鹏：是“小”公司，而且应该保持小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心态。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我们六七十人的投资团队其实已经挺大了，管理有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可以保持小公司扁平和高效的文化，这样才能在变化的市场里更快成长。不会给被投公司提议是否回归A股新京报：这个月红杉中国有5个项目正在私有化回归。很多人认为这跟沈南鹏的资本运作有很大关系。沈南鹏：这又夸张了基金的作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包括未来在哪里上市，都是创业者的意愿和公司战略做出的选择。红杉只是愿意跟创业者一起走很远的路，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看到创业者成长的潜力，就会跟着他走下去。新京报：这些私有化是创业者还是你们先提出来的？沈南鹏：当然是创业者（先提出的），这是公司战略的选择，创业者主导公司，我们只是看地图的。他做出合理的选择，我们会与他保持步调一致新京报：很多人揣测，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股市好，红杉套利的空间大。沈南鹏：短期套利，不是创业者和好投资人应该有的选择，更不是红杉的投资理念。红杉作为价值投资者，无论他们上市地在哪，对我们的投资选择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具体每一个企业家做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我知道很多创业者是想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平台进行行业整合。毕竟A股投资人能更了解他的产品。新京报：你会给红杉的被投公司主动提议，分析是否适合回归吗？沈南鹏：不会。十年间，我们有近40家的投资企业陆续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数量相对比较多。我们在美国上市的被投企业还有不少。很多企业选择不回归，我认为也非常正确。因为有些企业不需要这样做，因人而异。红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新京报：你的日程每天安排非常满，怎么来保证这么旺盛的精力？沈南鹏：适当锻炼，睡眠还不错。但现在锻炼确实比以前少了，最近几年的创业大潮让创业者很忙，投资人也很忙。但我想还是应该有自己良好的生活节奏。新京报：你的日程密集到什么程度？沈南鹏：基本都满了，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不能静下来多想一些事，或者思考长远战略。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新京报：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沈南鹏：略有不满意，节奏稍微有点快。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是这样。比我十五年前创业还要忙，因为竞争，也因为机会更多。新京报：从银行家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你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型，未来还会转型吗？沈南鹏：创业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项，红杉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创业，如果它算创业的话。新京报：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沈南鹏：我不知道投资还能不能做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至少希望未来的十年能比过去十年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创合汇， 2016年7月18日
201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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