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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法律手段解决不了南海问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法律手段不能解决南海问题，只有各国回到政治谈判的原点才是正道。 2016年7月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就所谓的南海冲裁案表示，南海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郑永年同时指出，南海问题是当代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中美之间不会就此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也有能力来稳定大局。 南中国海是个政治问题 郑永年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过去经验显示，在涉及国家没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法律无法有效解决国际争端，很多政治协议最终都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共识。而且，南中国海争端历史久远，难以通过当代国际法律解决，多年复杂的地缘政治对法官也是巨大挑战。 他说，“以前是11段线，那两段为什么去掉？中国不是因为越南诉诸法律而去掉两段，是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去掉的。”他因此也认为，大国欺负小国的说法不成立。 郑永年将南中国海问题形容为“当代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主要源于三大因素：一、美国的相对衰弱。二、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三、中国的崛起。 郑永年分析认为，中国跟菲律宾两个政府之间有很多的政治性协议，大家希望通过双边的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菲律宾仲裁案开始以后，很多国际法律问题专家、律师都简单地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从国际关系的经验来看，法律从来没有有效地解决过国际争端。南海问题是几千年的老问题，一个当代的国际法律不可能解决那么古老的问题。如果连太平岛都不是岛的话，郑永年说，“不仅南海的地图，世界地图很多的地方都要重新规划。” 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并不能改变任何现实，当下情况是回到一个“较新、较高的原点”。他认为，中国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之后已掌握主动权，应该重新回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路径。 他过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也乐观评估，仲裁案将对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各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意识已大为提高，将把南中国海议题当做重要的政策议程来处理。 美国并不是南海问题主导者 有些国家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并没有为了别国利益与人开战的先例。所以美中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名菲律宾记者要求郑教授对此作出具体解释，郑教授回答说：“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是大家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与之前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同。美苏关系除了核武器互相瞄准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只有对抗。但是中美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在国际上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一直讲，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中美是现在世界上的两大支柱，任何一方倒塌了，世界都会随之崩溃。这是其他任何双边关系都替代不了的。所以美国不可能失去中国，这是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郑永年教授通过记者呼吁菲律宾尽快摆脱过去一味依赖美国的状况，要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无论是越南还是菲律宾，甚至整个亚洲都应该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要有独自的政策，他们不应该依赖美国或者日本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域外势力都是不需要对本地区出现的问题负责的。而只有在本区域的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才是这一地区的主人，美国和日本不是，他们只是会搅乱局势然后离开。没有人应该让美国人留下，看看今天的中东地区吧。” 郑永年分析，航行自由不仅是美国的利益，更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南海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日本有很大的野心来干预南海问题，但是郑永年认为，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遏制住日本，中国跟俄罗斯会共同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郑永年说，仲裁案实际上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重新回到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道路上去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认为，如果美国能够保持中立，它可以在中国和亚细安国家之间扮演很好的角色，但相反的，美国通过加强与同盟合作重返亚洲，失去很好的调整机会。同个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随中国的崛起而增强，在社交网络时代，中国不可能完全不进行岛礁建设。 但他也乐观判断，南中国海未来大致稳定，因为中国有能力避免大规模冲突，不让南中国海变成另一个中东，他也坚信中国及美国不会因为南中国海议题而动武。 “谁跟谁打？中美不会因为南海而发生大规模战争，两国双边关系非常深厚，经济上紧密相连。中国和美国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所强调的航行自由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85%以上的贸易通过南海。” 郑永年认为，经过这几年的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占据主动地位，应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他呼吁，中国把南中国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例如提供区域公共服务、开展渔业协定谈判、共同保护海洋环境等。文章选自国际在线、央广网，2016年7月18日
2016年7月25日 -
王伯庆：创造出国家需要的创业方向
▼王伯庆2006年回国创业，时年52岁，被称为“年龄最大的海归创业者”。2006年10月，麦可思公司在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间闲置教室中创立了。“麦可思”是从“MyCOS”英译过来的，王伯庆常被人问到这是否是一家国外的公司，他的答案是：“My COS”是“My China Occupational Skills”（我的中国职业能力）缩写。他开办这样一家公司，究竟是要做什么呢？创业的领域一定要是自己非常擅长的，不能看到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要有社会需求。创业者要在创业前对自己将要进入的产业、行业有前瞻性的认识，要清楚如何让自己被市场所认识，以及如何向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大学生就业难’开始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我在就业调查和数据分析的领域已经积累了近16年工作经验，适合来做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 “我叫做‘1、2、3，开步走’，一间教室，两部电话，三台电脑。这‘1、2、3’的物质条件也是投资人出的。我当时还觉得投资人看好自己的创业。几年后人家老实地说：‘其实也不是看好你这个创业，你这么大岁数还创业，就是有点感动才冲动地投了。’那年我已经52岁了，高校也没有就业跟踪咨询的市场需求。” 其实，早在2003年世界银行便牵头发布了一项职业和能力研究，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测量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提供了新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有咨询公司开始提供毕业生就业跟踪研究。在国内，大学扩招后的第一批学生走上社会，就业难成为常态，而大学生就业研究仍属于空白。 王伯庆决定把“高校管理咨询”带回中国，他明确告诉聘请自己的西南财经大学自己无法做全职教授，只能兼职。自己要利用长达16年的就业研究和数据分析工作经验和国外先进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促进高校完善教学和培养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商业环境比国内好很多，但创业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我认为自己在美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能在美国文化中游刃有余。”王伯庆说，“更重要的是，我的心在美国从未安分过，放不下中国这片土地，我的事业应该回到这里。”◎“创业者要有傻呼呼的乐观，还要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 “创业更多的是从某一个方面改变了国家的某一项服务方式，例如百度引进了搜索引擎，我们引入了高校咨询管理。” “开始的近三年时间里，麦可思的工作是公益性的，我们做全国、各省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然后再把调查报告免费送给各省。没有收入，麦可思不断地筹款，我经常的工作是找投资和借钱。那时也必须经常面对员工辞职，主要原因还是不看好这个公司。” 王伯庆自己生活也很拮据，妻子因为经济紧张继续留在美国工作，过得十分窘迫。然而面对巨额欠款，王伯庆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还好吗？”他总是会说很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王伯庆的坚持下，麦可思出现了曙光，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终于关注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校开始付费请麦可思来做数据分析，公司有了进账，王伯庆的坚持出现转机。也是在这一年，麦可思顺利发布了《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这是中国第一本就业的蓝皮书，此后每年麦可思持续发布就业蓝皮书，受到各方专家的广泛认可和一致称赞。 王伯庆说自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凡事都会一步一步去做，因为人的事业没有投机可言，执着和寂寞才是唯一的法宝。面对创业之初的种种艰辛，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是中国转型期必须要做的工作，从未想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如今，早已年过半百的他心头总是盘算着下一个五年大计、十年大计。他坦言：“我本来计划只做几年，现在看来一时停不下来了。由于这个作业是我国所需要的，我要继续带着我的团队把工作做好，最少再坚持10年。”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22日 -
李彦宏：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编 语】 如果说马云有着逆袭的励志色彩，李彦宏则是十足的精英范：名校骄子、海归翘楚、商界领袖……甚至在注重颜值的社会里，他也毫不辜负地生得俊朗优雅、风度翩翩。他似乎是一个可以被神化的完美偶像，不过，追溯他的创业历程、聆听他对创业者的告诫时，仍可以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表述：他不过是一直安静地走在自己认定的路上、专注做自己事情的美男子。 “当你遇到大的困难时，当你有很强大的阻力、强大的敌人或竞争对手时，是否还会坚持？当你面对很多诱惑时，是否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些情况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 ◎“一定要有向前看两年的眼光，跟风、赶潮流，你吃到的很可能只是残羹冷炙。” 面对创业者时，李彦宏的告诫是沉住气，向前看两年。2000年他创建百度时，美国IT界最火的是电子商务，他没有随大流，而是选择了网络搜索领域。选择源自他的预见：搜索将对网络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外界对李彦宏的评价是“预言家”。如今炙手可热、无人不知的互联网思维，追本溯源，李彦宏可谓提出者。 2007年，李彦宏便提出用互联网来改造传统行业，2008年，他提出预想：“5年后不会再有专门的互联网公司，所有公司都将用互联网做生意。”2011年，他指出：“在中国，传统产业对于互联网的认识程度、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都很有限。在传统领域中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没有互联网的思维’。”在大多数媒体看来，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到“互联网思维”一词。2014年，李彦宏有强调了互联网思维：“中国很多行业用互联网思维方式再做一遍，会比美国传统行业的做法更先进、更有效，更对消费者有利，更对社会的进步有利。”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将李彦宏视为与盖茨、乔布斯并列的“制度企业家”，与按订单生产的制造商和发现、满足需求的企业家相比，他们能先于市场识别出潜在需求，创造产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彦宏在创业过程中向前看的，何止是两年！ ◎“一定要有培养判断力的意识，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会是你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李彦宏的惊人洞察力与他的独立判断能力密切相关，他提到“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有自己的理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判断力”。外界对李彦宏的普遍评价是“睿智”、“专注”和“冷静”。 在北大求学年间，李彦宏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这让我逐渐形成不轻信、不跟风的思维方式。在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北大四年让我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留学美国时，李彦宏开始思考人生之路，他发现比起抽象的理论研究，自己更希望做实事，于是选择离开学校，开始工作。 在创立百度后，他运用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成功地应对了强敌Google的挑战。Google有着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进入中国后曾使百度的工程师感到自卑。当时，李彦宏从CEO的位置下来做项目经理，冷静分析百度的长处，通过百度贴吧的推出及一系列措施，最终使百度成为更容易搜索中文信息的引擎，并牢牢占据市场地位。 在跟大学生的交流中，李彦宏屡屡提到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重要性：“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大学里，你能够见识更多优秀的人、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培养起自己的独立思想，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人生的发展历程来讲，首先要找到什么才是真正能让你兴奋、并让你为之奋斗很多年的东西。” 在外界看来，李彦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认为不过是在做想做的事情。他谈道，“很多人觉得我的道路比较顺，一步一步好像都是事先计划好一样，可以算是走了直线。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的原因还是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 谈起为何选择回国创业时，李彦宏说，“我相信那时的中国需要搜索技术，中国网民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便捷地、平等地找到网上的信息，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后来，百度一步步发展壮大，所持理念是“让中国人真正地能够很方便地获得信息”。李彦宏的人生目标是靠技术改变世界，“希望自己做的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让足够多的人受益”。他也为这个时代感到振奋，“今天这个时代创新步伐飞快，我们不仅可以见证人类创新加速发展的过程，还可以在里面扮演适合的角色。所以，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会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这种内在动力，与前述李彦宏一直保持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有关，也使他在创业路上面对一次次艰险或诱惑时，仍然按照内心想法坚持走下去。2004年，李彦宏和母亲谈到，如果现在将百度卖出去，自己能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不想卖，因为他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百度上市的前夜，Google曾希望收购和控股百度，但李彦宏没等对方出价就直接拒绝了，因为创业本身而不是物质报酬，才是他的内在动力所在。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22日 -
郑永年：不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创新就是空谈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很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再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画，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和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象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有再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这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而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 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摘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2016年7月21日 -
海云天捐助“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
理事简介游忠惠，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为深入贯彻落实“统一战线聚力脱贫攻坚暨多党合作参与毕节试验区座谈会”精神，民革中央于2016年7月14日上午在毕节试验区召开了“民革全国办学工作经验交流会”，旨在全面提升毕节市基础教育水平，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毕节市委副书记李建、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民革深圳市委会副主委，“人才大数据”首倡者，海云天集团董事局主席、拓维信息董事、海云天科技董事长游忠惠女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并与毕节市教育局签署了1000万元精准教育扶贫资助协议。毕节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建设的多党合作试验区。近年来，试验区在教育发展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方面做了诸多有益探索，在以民革中央为首的各民主党派统一战线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帮扶援助下，累计投入资金上百亿元用于改善区域教育发展环境，先后实施义务教育、普九和寄宿制学校攻坚工程、教育“9+3”计划以及“4+2”突破工程，为毕节地区人口提质、开发扶贫、改革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教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青壮年脱盲率已经达到了99%以上。 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指出，“教育是扶贫的根本”，贵州市人民政府顾问、原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关三多指出，“教育测评是教育的关键”。作为全国教育评价领军企业，海云天科技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人才建设，是最早在贵州省从事教育信息化和数据服务的企业。自2004年以来，为贵州省的高考、研究生考试、学业水平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贵州省公务员考试、各类人事招考、贵州省会计资格考试、教师英语在线培训ELteach项目，及贵州省9个地州市提供考试技术服务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为贵州省的教育事业及人才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在为毕节试验区提供中考网上阅卷、中考网上评卷基地及中小学实训基地建设、高中模拟考试网上评卷、全区标准化考点建设、高考资格审查表扫描等服务项目的同时，积极响应民革中央的号召，从2013年7月起，长期为毕节试验区免费提供中考评价分析，为市教育局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得到了市政府、市教育局及社会的高度评价。基于与毕节试验区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良好合作基础，根据毕节试验区的教育理想和提升教育质量的迫切需求，海云天科技公司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在教育测评领域的成功经验，向毕节试验区捐助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精准教育扶贫——“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为期5年，帮助毕节试验区建立区域教育质量标准，完善教育测评体系等服务，将区域、学校、教师及学生的综合测评与教育质量提高进行有效挂钩，发挥教育评价的评估、导向、激励作用，更好的支持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有力地引导教育机构和学校贯彻办学理念、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自主成长，进一步满足试验区的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改进和提升教育质量。会议期间，毕节市委市政府及市教育局领导对海云天长期以来对毕节的智力扶贫特别是这次签署的精准教育扶贫工程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指出海云天所捐助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对毕节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及推进作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高度赞扬了海云天科技公司在大数据及教育测评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教育信息化领军企业，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委会副理事长单位、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互联网企业，并于2009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教育测评服务公司，为全国各地的教育管理机构、学校、学生和家长提供教育过程质量评价分析、保障教育质量，为管理决策及质量改进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19年耕耘教育行业的过程中，海云天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考试及评价”大数据公司。从2000年到2015年，仅纸笔考试评卷累计数据处理量就达到12亿，约24PB，从2008年到2015年，全国累计完成项目2213个，平均每年服务考生3000万人次，持续居全球第一，仅2016年，考试及评价数据处理量超过2亿人次。2015年4月，海云天科技成为上市公司拓维信息（股票代码：002261）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打造0~18岁在线教育生态圈，旨在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中国“互联网+教育”的龙头企业。教育是扶贫的根本，而教育测评是教育的关键，更是教育发展的有力抓手。海云天将一如既往的秉承“科技助力教育，测评保障质量”的理念，坚定履行精准教育扶贫的使命，积极响应中央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的号召，以教育大数据助力扶贫攻坚。文章选自海云天，2016年7月15日
2016年7月19日 -
葛剑雄：“一带一路”不是古“丝绸之路”的重建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 现在国家提出三项重大战略，其中一项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管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都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那么，今天讲的“一带一路”,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道或北线，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了，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上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代名词。理解这一历史地理背景，就能讨论“一带一路”与它究竟是什么关系了。第一，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而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但张骞历经磨难十年后终于到达大夏，却无法说服大夏国王，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不得要领”，只好回来。 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却肩负着政治目的，即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 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公元前60年，到他曾孙汉宣帝时，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治了这片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丝绸从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从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用现代说法来说，古代中国人缺乏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甚至统治者还限制臣民到外面去。所以，没有“外贸”的概念，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 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唐朝的玄奘取经就是偷偷出去的。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为防范在台湾的郑成功利用大陆的人力物力，康熙下令“迁海”，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居民统统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片无人区。 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第二，“一带一路”也不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 今天有个观念认为海洋即意味着开放，面向海洋就是开放的、积极的、有前途的。这个观念哪里来的？主要是西方的海洋观。 西方的海洋观没有错，但他们的海洋观主要针对地中海而言，他们的经验也是根据地中海这个地理条件得来的。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一个由陆地包围的内陆海，没有动力的船只在这个封闭的内陆海里航行相对容易和安全。而中国面向太平洋，古代没有动力、没有导航设备的船，能这么容易出去吗？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集中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巴比伦、爱琴海、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埃及，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正因为这样，到了海边，就可以有新的发展机会。所以，连马克思也认为海边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中国有这个条件吗？中国唯一比较接近地中海条件的是渤海。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实上，古代山东、河北就有不少人从海路迁到了辽东和朝鲜半岛。但跟地中海比，渤海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周围没有其他异质文明。所以，不能把西方以地中海为基础形成的海洋观，随便来套用中国。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番长即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委会主任，也由外国人担任。 怎样看待郑和下西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太大根据。找一次没有找到，要连着找七次吗？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还越找越远找到东非了，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联络外界，共同打击蒙古，这个更没有道理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让沿线小国知道明朝的强大，然后派使者前来朝觐，以此增强永乐帝的政治合法性。但实际结果是，国库空了，大臣都反对。到了宣德帝时，一天他心血来潮要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臣们害怕皇帝又要搞第八、第九次下西洋，就骗他说找不到了，然后把档案全部销毁。所以，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 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新马歇尔计划。如果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国内因素——美国面临的产能和资本过剩，跟今天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有些相似，但国际环境是不同的。当时欧洲需要全面重建，而且战后不久“铁幕”降下，欧洲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今天，沿线国家是否只有“一带一路”这一种选择呢？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更多提供的是教训。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在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6年6月
2016年7月19日 -
饶毅在复旦致辞：50年前“与困难共舞”的研究生
专家简介饶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6月24日，复旦大学校友代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饶毅与在座的复旦大学2016届毕业生们分享了同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父亲的故事，鼓励毕业生们要在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在毕业季，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我期待你们：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以下为发言实录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包容：允许我因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入复旦而成为校友。其实，即使上医，我也没毕业。无论复旦还是上医，称为母校，对我不最合适。更合适的称呼是：父校——我父亲的母校。►饶毅父亲的毕业证书封面及照片页五十四年前，我父亲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大家一样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因为他与在座同学贴近，父亲是在这里开始知道什么是医学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感恩复旦暨上医为我们两代提供了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机遇。在毕业季，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1968年离开上海的父亲，无法像今天的你们一样怀揣梦想、期待充满阳光的未来，因为浩（qi）荡（pa）的历史带给他的是事业“塌方”：父亲回到江西很快被从南昌送到县医院，而县医院也不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父亲受教育过多而应该去农村劳动。离开人才济济、良医众多、设备优良的上医不到一年，父亲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偏远农村的卫生室，那里医生只有父亲一人。你们可能不会有“断崖式”转折，至少我希望复旦毕业生都不会。但你们也会有不得不与困难共舞的时候，我期待你们：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当年，父亲除了似乎一辈子要生活在农村的前景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还面临其他问题：人们生病没有昼夜，父亲是全天候的医生；农民不可能分科，父亲只能从一位呼吸内科高度训练的专科医生，几乎被磨炼成“全科”医生；出诊远近村落、跋山涉水都靠双脚；一家四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十平……父亲曾半夜长途步行赶到农民家里为难产的孕妇接生；挽救故意或误服农药的村民；口对口呼吸救助溺水儿童……不可能都靠现代医药，也试过草药。广阔的农村，成为父亲的临床实践基地；缺医少药的农民触发父亲培养当地青年成为赤脚医生。在条件很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到南昌不久就努力从事医学研究。八十年代，他从美国引进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他更好地理解了优美的DNA双螺旋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的生物医学革命，将临床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探索疾病诊断和治疗，推进分子医学。虽然五十年前不同于现在， 但今天的世界也疯癫，今天的中国并非天堂。在与大家分享了五十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如何与困难共舞后，我衷心祝愿你们：人生穷乏处，达观自爱，追求崇高，不在乎得失，只要境界脱俗；人生得意时，忧乐天下，正道直行，不在乎伟大，只要乐在其中。文章选自知识分子微信平台，2016年7月5日
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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