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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大控股CEO陈爽对话：中国的黑石 我们的希望
陈爽，光大控股董事会下属执行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管理决策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光大控股整体营运。亦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诺亚控股(股份代号：NOAH.N)独立董事及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 1848)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一袭深色西装、一领浅色衬衫；做派洗练却不吝于健谈；专业中更透出恣意汪洋的激情；open又不失sedate。貌似所有的对立，终究归于了和谐。 这就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光大控股，股票代码：165.HK)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给外界的第一感觉：典型金融男一名，与逾23年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的从业历史殊为相配。 从交通银行（601328）到光大集团，从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到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主席，以及一长串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闪烁头衔，都在折射某种积淀。或许，也正是这份几何级的叠加，才让陈爽屡有不同见地。 典型之一，如光大控股已明确提出将专注发展“跨境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并由此成为“中国的黑石”，这当然是陈爽的目标。不过，如此“高大上”的标的，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中，不多见。且顺应当下中国资金百舸出海的形势，陈爽更寄望在二级市场投资领域还能更胜一筹。 典型之二，陈爽的手机微信中有个经济学家群，群里企业家身份独他一个。每一至两月，陈就会召集这群研究宏观、中观的友人一起探讨，坐而论道者也总会站在一个宏大角度，给出很多启示。 但饶有趣味、也是陈爽总爱拿来开玩笑的，是少数经济学家极有见地却往往情绪负面，而做投资的人却不能永远沉浸在悲观世界中。“你投下去要亏损，那还做什么投资？”在陈爽看来，经济学家研究而来的周期性规律，对做企业的人来讲十分重要。而抓住周期变化、顺势而为，挣企业应当挣的钱，才是自己该做的事。 顺势而为，陈爽信奉的哲学，也是他与《投资时报》记者对话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海外并购”的曝光率，则位居热词搜索榜第二。毫无保留的一个多小时交流中，陈爽将光大控股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海外并购路径、对投资回报的高低及风险管控以及光大集团重组对其的影响，和盘托出。 至此，一个很久以来颇为神秘的重量级中资机构的成长曲线、版图构架以及正在努力的战略目标，浮出了水面。 不一样的海外并购路 《投资时报》：刚才聊天时，你用了大量时间介绍光大控股的海外并购。最近几年万达、复星、安邦等一批内地企业，也有大量类似举措，光大控股的海外投资路径与他们的差异化在哪里？ 陈爽：我不方便评价他们的行为本身。但无论是国内并购也好，海外并购也好，首先得算清楚账，做这事情能不能挣钱。如果说是战略性并购，通过并购产生整合效益，当然可以；或是现在不挣钱，但未来能挣钱，也可以。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去并购时，希望学巴菲特，比如学巴菲特并购保险公司，觉得保险公司的资金能供我使用，使得收益率达到一定的水平。但这只是个假设，假设是否真能实现？如果不能像巴菲特这样用保险资金挣来的钱覆盖保险未来的支出，这种商业模式就值得拷问。 光大控股现在做的海外并购，一个目的当然是实现所谓的资产多元化，拿人民币和海外资产做些配置。但更多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并购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医疗领域、机械制造领域的海外并购。我们过去在国内机械制造业的几个周期当中，都挣了大钱，投资过中国机械制造业领域的一系列龙头企业。但正是在投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机械制造业水平还太低，所以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提高行业水平。未来，随着国家提出“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我们相信机械制造业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光明。 这些与我讲的要“顺势而为”一脉相承。如果你要问我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就是我们所并购的一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别人所看好的，而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自己看好。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控股旗下有三只海外并购基金，已经投资的项目规模多大？未来三到五年你期望达到怎样的水平？ 陈爽：我们的海外并购基金目前已并购的资产差不多在3亿美元规模。因为并购速度非常快，我们原本想一边做一边募集，结果实际上我们很快就用自有资金并购完成。未来我们会出售一部分份额来募集一些资金，让它的规模达到更高水平。 未来的基础设施基金，我们有较大规模的设想。因为基础设施对资金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今年成立了FOF(基金中的基金)。成立之后，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基础设施基金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立50亿到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FOF，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我们会放到海外基础设施并购里。第一期希望能达到50亿元。 逐渐降低上市退出比例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对投资回报一般会设定怎样的目标？ 陈爽：IRR(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去年在11%左右，今年上半年净利大概32.2亿港元，我们的净资产大概是404亿港元。投资水平从过去基金的回报率都能分析出来。我们第一只PE基金，也就是特别机会基金，到现在还有两个项目没退出，回报率是15倍；第二只PE基金的回报率大概是10到12倍。现在PE基金已到第三期，进入到退出期，项目情况也非常好。 再比如我们的医疗基金，第一期投资的6个项目有华大基因、贝达药业、积大药业、美中宜和医院、汉喜医院等。华大基因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如果它上市是5倍估值，我们就是25倍收益；贝达药业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靶向的癌症西药，现在也已排队准备上市。医疗基金的第二期已完成的项目有中国中药、Ambrx、Mevion、修正药业等。 还有VC基金。仅中节能一个项目，就把我们三个VC基金全部的投资都收回来了。我们VC基金投了25个项目，已经上新三板的大概有6家。 光大控股的长、中、短期投资配置是不错的，流动性和盈利的问题对我们不是压力。我们大量的长期投资都已具备流动性，16个二级市场项目已上市。未来上市不是我们的主要途径，将来新培育的基金，我们慢慢投、慢慢出就行。整个光大控股平台，由于长、中、短期资金有不同配置，保证了长期投资不用心急火燎地把它处置掉，保证了在还没有出现最好盈利的情况下，不用把它处置掉。 《投资时报》：今年A股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IPO再次被关闭。这对光大控股投资的项目退出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爽：一家企业能不能上市，让市场做决定就好。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调节，比政府主动用行政权力去调节，可能会更好。 我们过去靠IPO退出的项目，大概占所有投资当中的60%，但未来会减少。为什么？我们对产业把握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就不一定要通过IPO途径来退出，也许在IPO之前，装入别的上市公司当中，或被别人并购等。未来我相信这个比例会从60%调低到40%左右，让非IPO手段退出的项目占到60%。 我们手里已有16个在二级市场上市的项目。我们的投资金额一般比较大，不像红杉等PE那样，采取的策略是广泛撒网，200万美元、300万美元投一个项目，我们不做这样的投资。我们团队很小，没有精力照顾到这么多投资者。说句实在话，国有企业也不允许类似60%甚至70%的失败率。 我们现在还有71项投资没有上市，其中很多企业已经投了很长时间，比如银联商务，我们是第二大股东，投了1亿多美元，它现在还没上市。像这样类型的优质企业，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够走上资本市场。当然上市只是一个方面，不上市我们就进行一些整合。 这些企业里，4年以上的投资大概占四分之一。一家企业如果投了4年以上，相对来讲它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企业。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其实我们不是很急，因为我们的投资期一般是4年到5年，但退出机制很可能是“8+2”，也就是10年。只要你在10年里有机会退出，就行。 比如我们第一个特别机会基金投的GDS，就是万国数据，这是一家做灾难备份、数据备份的企业，这家企业我们投了8年。我们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它发展得很好，经营也正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无人替代，那就行了，你就继续经营，我们不急。 “希望做中国的黑石”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跨境资产管理业务有众多竞争对手，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和他们相比，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陈爽：背靠大树好乘凉。光大集团在国内的资源不是高盛等国际投行所能比的。中国广泛的网络和我们在国内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已具备的1.3万亿元资产规模，也都不是高盛所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光大集团是我们强大后盾。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产品的创设能力。如果说光大控股是从2003年开始做资产管理业务，那么前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帮助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最近4年多则一直在做中国客户“走出去”。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跨境投资专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我相信一点也不比高盛差。我们懂中国文化，懂中国客户的心态。我们创设的产品，会比他们更有竞争力，更接地气。 还有一点，我们一直说，大家利用自身优势占领自己的领域就好，市场足够大。 《投资时报》：你怎么看金融混业经营？在几大控股集团中，光大集团如何定位？光大集团和光大控股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陈爽：国家关于混业经营的政策，我觉得非常好。如果说过去国有企业缺乏相应活力，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那么混业经营以后，将给国有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但要真正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因为事实上，民营企业在跟国有企业合作、做混合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担心。混合所有制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实，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光大控股实际上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一个是我们的飞机租赁单元，我们收购的是一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把它的灵活性和我们国有企业应有的优势真正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有了今天快速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身的策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实施过程是否能真正到位，是一个很大问题，要克服很多困难。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集团内部重组进展到什么地步？将对光大控股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机遇？ 陈爽：光大集团本身的重组，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去年12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光大集团完成重组，算是完成了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重组。此后内部整合一刻不停地在做，包括集团北京和香港事业线的拉直，也包括集团金融和实业业务整合，这都基本做完了。接下来要深入地，是集团如何对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重新重组问题，比如像光大控股持有的光大银行（601818）和光大证券（601788）的股份将来怎么办。我们希望集团未来能够整合，逐步通过发债、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伙伴等，对此予以处理。 光大集团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光大控股是一个产品的创设者，不要说从外面引进多少客户，仅把光大集团内部1.3万亿元资产的一部分交由光大控股来管理，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数字。我一直说，光大控股是集团重组最大得益者，因为通过我们的产品，成为集团需要管理的资产类的黏合剂，能够帮助集团内部需求方提供产品。 《投资时报》：你到光大控股已经11年，想把光大控股做成什么样的企业？放眼全球，谁又是你的对标？ 陈爽：我们希望做中国的黑石。但黑石的模式，以PE、房地产为主，辅以对冲基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国际市场上PE及二级市场投资都做得很好的企业，而我们希望在做好PE业务的同时，顺应中国资金出海趋势，二级市场投资板块也能有较好发展。 当然，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直把黑石作为研究的一个对标对象，包括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希望这些方面未来能够和国际一流的基金对标。文章选自《投资时报》，2015年11月20日
2016年7月6日 -
郑永年：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
fiogf49gjkf0d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在《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一、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二、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三、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文章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7月6日 -
王辉耀：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特别提到了完善移民管理机构设定问题，文件指出“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定和职责配置”, 说明我国已经有设立移民局的考虑。● 建立移民局是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需要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外国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是3%。而我国只有0.06%，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发达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10%。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这一比例也高于我国，达到0.4%。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5%，远低于OECD 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发达国家的近几十年，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移民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在美国，移民创建了占总量1/4 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因此，对外为更好地参与国际移民人才的竞争并与国际接轨，我国也应建立专门的外国移民管理部门。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 我国移民体系建立已经开始，设立移民局的时机逐渐成熟 目前，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在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比1990-2000年的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Expat Explorer Report 2014》） 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自去年开始，我国移民管理制度框架已经开始搭建。中央层面，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 地方政府层面，2015年7月6日，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6年1月份，公安部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简称“北京人才新政20条”），包含外籍华人具有博士以上学位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 年，每年境内居住不少于6个月，可申请永居；允许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居服务窗口等创新性的政策突破。福建自贸区也在出台自己的人才新政。 因此，我认为，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外国人才出入境和居留的行政手续，还比较复杂，签证、居留、就业、入籍都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建立统一的移民局，便于综合管理，更好地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从功能上讲，一方面，移民局可以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统一审批绿卡和入籍申请，以及处理包括外国人申请绿卡、入籍成功之后的社保、档案以及可能的集体户口等有关问题。另一方面，移民局还可以承担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设立和管理海外国家猎头、国际人才研究等职责。 另外，我国日益成为外国人才目的国，特别是广州地区非法移民增加，对此类群体管理应纳入日程。再者，移民融入问题需要面对并加紧研究。移民局可以就如何保障来华移民的正当权利，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财产等合法权益，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7月4日 -
郑永年：中国需要战略新精英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从当前备受瞩目的南海局势来看，中国与世界相处似乎面对这样一个境况：小国挑战、大国调戏，但无论对大国小国却都显迷茫。近日，著名学者郑永年访问北京，并出席“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期间接受凤凰大参考专访。郑永年认为，中国要与世界打好交道，需要有自己的精英群体发挥关键作用。但显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群体。王道外交小国适用、大国不灵记者：今年早些时候，阎学通教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放弃不结盟政策，以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盟国关系。并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概念？郑永年：中国以前提出王道外交是有依据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制于本身的缔约政治，中国的王道里面均是缔约政治的结果。中国诞生之初，周边就有众多国家，一直面临对待较小国家的问题，这就是王道的主题。在这一点上，从前朝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但近代以来，王道这一操控体系被设成了中国的帝国主观主义，这就把操控体系妖魔化了。操控体系其实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例如中国跟东盟的自由贸易群。王道体系现在也在实施，例如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给柬埔寨等国家提供自由贸易特殊条款，都是王道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王道的体系对小国不成问题，但是，对于美国这类大国就不一定适用。中国现在思考的是，针对大国要使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记者：当前的南海问题上最为典型。郑永年：目前，中国跟许多小国家的关系都与美国有联系。例如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中国可能会使用比较等级化的王道体系，但美国一旦参与就不同了。所以中国才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追求互利共赢，但中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显然不同，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就南海问题而言，假设中国跟越南顺利地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美国即使声称它担心中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也没有证据。这就是上面谈到的中国对大国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记者：还有菲律宾，目前南海仲裁案备受瞩目。国内舆论甚至出现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中国应直面“小国威胁论”。很多人看到，菲律宾凭一已之力，连纵合横，用一系列弱小之国的打法，借口中国威胁论，先状告中国，再拉美日澳入伙，将一个两国间的主权问题，变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并造成一个事实上的“菲律宾威胁”。这种小国威胁对于中国似已成为常态，如如朝鲜等周边国家，以小欺大，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事实上的被动。郑永年：所谓的小国威胁其实来源于大国，是因为小国想挟持另一个大国。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威胁不了中国，这些小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我认为，菲律宾也不是一定要威胁到中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多争一些好处。美国在南海的成本很高，但不得不做记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目前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当前两国关系处在15年来最低潮的时候，您对这个走向怎么看？郑永年：我觉得不是那么悲观。首先这是正常的现象，哈佛大学的研究项目表明，人类历史上进行了16次挑战国与霸权国的权利转移，12次发生战争。4次实现和平权力转移。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两国本身没有纠纷，贸易往来很多，互相依赖。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和美国盟友的关系。中国没有自己的门罗计划，没有想把美国赶出去。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扮演主要角色，不应捣乱。例如南海问题，其实美国的成本是很高的，反倒是中国并没有什么成本。CCG举办“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记者：您指的成本主要是军事上吗？郑永年：军事上成本很高的。美国人支撑多长时间还需要观察。南海问题的政治化很严重：美国必须要来，不然无法向其盟友交代，而中国则必须抗议，否则无法向国内交代。但是，政治和实际要分开，美国不至于把中国的扩建岛礁炸掉，双方都要耐心处理，学会危机管理。总之，我觉得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悲观。记者：目前的状况考验两个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郑永年：对，就是危机管理。南海问题是中国现在必须回应的问题。不过一个明显区别是，中国现在变被动为主动了，美国则是被动了。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已经高于中国对越南，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反应了。这一点必须看到。目前的南沙岛礁中，越南占了那么多，中国也占一些了，菲律宾也占领几个，我想中国既不会放弃，也不会要把越南占的全都拿回过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个后来者，但国家实践能力很强，没几个月就把人家十几年做的建设工作做起来了，这是有很大好处的。以前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寻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没有人理。大家你做你的，他做他的，这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能力。但现在中国有能力了，就不一样了。中国可以向美国表明，对于那些岛礁，中国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把它军事化，但也可以不军事化它。这是大国之间的“互相调戏”，但这个调戏之后就需要耐心和危机管理。记者：中美南海博弈，谁更强一些？郑永年：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美两国这个过程都用了很长时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到，已经发展的够快了，但距离真正的崛起还早。中国的崛起不等于美国的衰落，对美国来说，只是自身相对衰落，但是也有复苏机会。美国还是一个大国，苏联解体以后，这种霸权极少。俄罗斯目前显得衰弱，但还是有他自己的缔约政治地，印度也有。实际上，看现在的南海和东海问题，要从中国近代以前看，当时中国是最强大的，也有自己的缔约政治地，但后来被帝国主义打败，缔约政治利益都被西方拿走。现在东南亚趋势是西方趋势的延伸，中西双方的缔约影响共同产生作用，这肯定需要调试。记者：这又回到建立亚洲价值观体系的问题，有人觉得这并不着急。郑永年：我觉得比较着急。比如，现在有人提出亚洲共同体，但是建设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怎么弄？中国真要建立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话，首先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记者：这需要精英发挥关键作用。郑永年：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中国儒家文明盛行几千年，我们目前也是一个大众性的政党，而不是一个精英性的政党。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但其外交做得那么大，就是因为一小群精英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还找不出这样一小群精英来。记者：中国聪明的人很多。郑永年：当然了，中国的潜力有得是，只是说体制阻碍了他们的上升。整天骂美国，但是有人了解美国吗记者：您觉得当今世界的大势和主题是怎样的？郑永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在主导。西方尽管强势，但已经不如以前，而中国还没有强大到世界都认可的程度，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的持续。世界上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知和认定也不同，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世界秩序，都是多个秩序的并存。如果要假定有一个世界秩序，那我觉得这首先就错了，世界就没有秩序。郑永年新书论中国系列。记者：中国国内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和平发展是主题，还有人认为革命和战争才是，只是还没有打起来而已，您如何评价？郑永年：如果说和平是主题，要解释那么多冲突就有点困难，像中东和朝鲜；但肯定不是战争时代，总体来说是和平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和平和战争永远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考虑怎么维持和平，如何避免战争，然后形成一个价值观。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记者：我们当前认识世界有哪些不足？郑永年：中国认识世界当然不足。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理解美国？整天骂美国，但是有人理解美国吗？我们有人理解东南亚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站在自说自话的立场上，否则，我们会那么紧张吗？记者：那培养国际人才去认识世界，我们需要如何做？郑永年：精英主义。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愿意学英语，大家都搞国际关系研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搞中美关系，那小国家谁去弄？现在，我们精英体系的培养太商业化了。国家利益一定要由国家出钱培养，但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外交人才量也少，这也和中国的退休制度有一定关系。中国的外交官刚刚学会怎么做外交，就要退休。在国外，外交官是越老越吃香，经验非常重要。媒体也是一样，到美国的媒体去看看，从20岁到80岁的人都有。但在中国，哪里能找得到一个80岁的记者？文章选自凤凰网，2016年5月15日
2016年7月1日 -
张亚勤：企业研发促进科学进步
理事简介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6年6月26日，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天津正式召开，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出席“ 大笔投资的疯狂想法”论坛时表示，大企业拥有资源集群优势，可联合政府与学术部门，共同追求高投入、周期长的“登月计划”。“研发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他说。 企业研发促进科学进步 创新前沿由私营领域引领的今天，企业主导的研发能否促进科学进步？百度总裁张亚勤对此表示乐观。企业研发很大程度上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最近五到十年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以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为例，这些技术都需要巨大的数据量和大量的计算能力，如果单纯靠学术界单枪匹马的进行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像百度这样的企业在数据收集和计算能力上拥有极大的优势，这种能力学术界很难达到。因此张亚勤认为，企业主导的研发是可以促进科学的进步，而且需要与政府和学术机构共同合作。 百度作为技术创新的全球化科技公司，重视技术和研发投入，年增幅70%以上，超过谷歌、阿里、腾讯在这方面的投入，主要运用在智能化和服务化两大业务方向。“十二五”期间，百度坚持技术创新，在北京、上海、深圳、硅谷设立研发中心，累计研发投入达到212亿元人民币。2015年，百度的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占百度2015年总营收的15%，年均增速45%以上。 “十三五”时期，百度、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坚持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协同合作。未来，百度将打造成为世界互联网的创新中心，充分发挥科技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 关注未来有潜力的技术 张亚勤表示，学术界的研究更多的是基础性的、学术性的研究，而企业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专注于解决实际希望能在未来十年看到实际的成果。以人工智能为例，百度也在对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研究，并对其进行大量投资。企业需要关注在可见的未来，能够盈利的技术的发展，但过去很多研究都是对于技术的研究，学术的研究，对盈利的研究并不是太关注。 百度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深度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方向，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无人车是百度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层面较为突出的业务之一。百度无人车去年12月在北京完成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实现了多次跟车减速、变道、超车、上下匝道、调头等复杂驾驶动作，完成了进入高速到驶出高速的不同道路场景切换，测试时最高速度达到100公里/小时，开创了国内无人驾驶车研发领域三个“最”：路况最复杂，自动驾驶动作最全面，环境感应最精确。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 在与现场观众互动环节中，张亚勤表示，人工智能与人大脑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一种补充或者是支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机器取代人情况，但是对安全可控性和机器依赖性等现实问题上也有一些担忧。 在谈及企业技术的开放性时，张亚勤表示，目前百度通过API的形式、分析软件的形式向开发者、向客户公开了很多技术，比如影射、地图、语音识别技术模块等，同时开发者还可以在百度大脑平台上获取很多有价值的大数据技术与分析。 文章选自中国网，2016年6月26日
2016年7月1日 -
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
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英国“脱欧”公投计票结果揭晓，英国将正式脱离欧盟。这一结果势必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会遭遇一定的困难，但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此前，英国是中国打入欧盟的大本营与前沿阵地，英国在欧盟所享有的地位与号召力，加之语言便利与人才优势，使得很多中国企业都将英国作为总部基地。如今，分手已成定局，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随之进入冰冷期，英镑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势必会对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会有所减弱，我们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不断多元化；另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虽然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跟欧盟的关系也弱了，但它可能更多地转而加强同中国，同美国、加拿大，同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建立紧密合作，包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 此次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英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一种抵触，他们对于来自欧盟国家以及世界的移民表现出抵制倾向，而这也是“脱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表现出的是英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人口、人才流动方面的退步，这是“脱欧”所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政府或者英国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虽然英国脱离欧盟，从局部全球化当中退出来了，但它能参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能够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个好事。 在金融方面，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伦敦还会不会继续保持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未知数，中国在英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去年人民币对外投资的势头很猛，今年的势头已经超过了去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很强，英镑受到影响，欧元还会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对人民币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比如说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英镑的资产下降，而且变得更便宜，那么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会有一个提升。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需要加强，需要更多地作为贸易结算或者服务结算的货币，来提升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揽子货币，成为其中的关键货币，如此，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英镑地位的下降有可能会带来人民币地位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脱欧”事件是对传统民主模式的一种挑战，也是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反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加坚定地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考。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29日
2016年6月30日 -
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 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是专业主义。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就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 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清晰的认识，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也最合适不过了。 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此发展下去，如果说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6月24日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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