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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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怎么看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会议进程?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摘要: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2019年2月15-17日,本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举行。我们知道,慕安会前,以“普遍焦虑或者不安”为结果的以“全球化4.0”为主题的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19年1月下旬落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政府组织间的会议,而是地地道道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全球会议,却一再创下各国政府组织参与的记录。 与世界经济论坛不同,在过去50多年,慕安会一直是德国政府主导的,参会的各国政府组织很多,各国政要人数与会的数字一再创下新高。然而,在每年的MSC主会场之外,有百场专题会议,涉及当前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例如“北极安全圆桌”(Arctic Security Roundtable)和 “欧洲防务圆桌”(the European Defence Roundtable)、“健康安全圆桌”(The Health Security Roundtable)。 慕安会号称是世界“最佳智库会议”(Best Think Tank Conference),非政府组织和各色智库把慕安会当做最重要的国际展示与交流平台。MSC上有一些早餐会和工作坊等小组讨论,讨论的议题五花百门,如女权、核武军控。MSC 的App也已经发起。 联合国、德国国际发展署(GIZ)、国际红十字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欧安会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北约( NATO)等也在慕安会期间开会。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博世基金会(the Robert Bosch Foundation),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公司如西门子、微软、空客等也参加。哈佛大学等大学也在其中。慕安会中有新书发表会,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在慕安会讨论她的新书。 我们知道,在慕安会前不到3个月,2018年11月,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召开的“巴黎和平论坛”( Paris Peace Forum )起步。巴黎和平论坛聚焦5大全球问题:和平与安全、环境、发展、新技术和包容性经济。法国外交部支持巴黎和平论坛,但这个论坛却由非政府的基金会、智库或者大学主办(他们是,Körber Foundation, the Mo Ibrahim Foundation, the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he Institut Montaigne, Sciences Po)。 巴黎和平论坛使用的两个提法让我感兴趣,念念不忘:“全球治理行动者”(global governance actors),也就是“全球治理的所有行动者”( all actors of global governance)。 巴黎和平论坛的主办者说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谈判模式(the COP 21)的启示。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UNFCCC)在2015年取得了《巴黎协定》,而在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波兰会议(The COP 24)上,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却继续前行,通过了为落实《巴黎协定》而制定的实施细则。 结论: 如果说全球治理的起源是19世纪的欧洲会议(欧洲协和),那么,进入21世纪,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慕安会和巴黎和平论坛这些为所有全球治理行为体,尤其是非政府的、来自市场的、来自学术界的社会性的行为体参加的全球治理会议,其本身就是21世纪的全球治理。 多样的、多元的行为体参与一个复杂或者复合系统,在其中互动(包括冲突与合作),这种系统本身产生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治理。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杰出的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把这种欧洲会议进程叫做促进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而我们知道,今天社会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叫做多元的或者多种新的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奥斯特罗姆是杰出的研究者,是截止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2005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一书(Ostrom, Elinor,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2009年,奥斯特罗姆发表了《超越市场和国家(的二分):复杂经济体系的多中心治理》的诺贝尔讲座(Ostrom, Elinor,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Nobel Prize lecture, 8 December)。连同她开拓性的1990年发表的著作《治理公域: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构成了奥斯特罗姆完整的全球治理理论。 英文“polycentric”这个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去过西方的一些号称的大都会,中国游客可能发现其只有一个“市中心”(city center)。这与我们中国的许多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有多个“市中心”,尽管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广场,但那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实际的市场中心。另外,我们如果熟悉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或者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主要判断之一,即“世界多极化”,我们就好理解“polycentric”。 既然现实以及趋势是“多中心”,既然不仅是政府组织或者政府力量方面是“多极化”的,而且在非政府力量方面是“多中心”的,要解决这个世界的跨国的、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叫什么名字,都需要多中心之间的协调、博弈、相互制约、谈判、协约、合规等。 在实践上,目前的全球治理的危机或者全球治理的倒退可能让许多人对全球治理丧失信心。这也正常,因为全球治理本来是高难度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国际合作)的逻辑”中包括其难题(“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过,最近几年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并非乏善可陈,其成绩可以增加全球治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信心。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 COP)是成功的。实践的成功加强了诸如奥斯特罗姆等提出的多中心的集体行动的全球治理理论。 在我看来,经典的、19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国家(政府)参与的治理,其模式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powers),而在今天,全球治理则是所有攸关方之间的复杂博弈,即COP。不过,我仍然能建议把COP中的C不仅理解为会议体系(conferences),而且要继续借助古老的协和(concertation)。 不管这个世界有人多么主张单边主义或者极端主义,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存在的问题,多中心协和的全球治理是有效的。 在亚洲,实际上,不仅有欧洲人出口来的会议,例如,讨论国际安全的著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SLD)是总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主办的、新加坡人协办的,而且,印度人、韩国人和中国人主办的各种各样的一点不逊色于欧洲的,甚至规模更大的、更“全球”也更“全球治理的”的论坛越来越多。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7日 -
魏红霞:美国对华认知与中美关系
魏红霞,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9年2月27日 -
傅成玉:控制石油消费对中国意义重大
按照我们的测算,中国石油消费高峰是7.2亿吨。如果不控制石油消费,人类未来发展不仅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上不可持续,也会在生存空间上不可持续。
2019年2月27日 -
CCG研究 | 德意志:“回到德国!”到“欢迎来德国!”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全球对技术人才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因此德国必须修改移民法规,使得德国对海外人才更具吸引力。 ——德国联邦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BMI) “回到德国”!2001年8月27日,写着这样一句标语的横幅被飞机拉开,在纽约和加州海岸两地上空不停地盘旋展示。美国是流失在海外的德国人才的主要集中地。二战时期,纳粹主义兴起使许多人才流失,在德国失去的13名“未来诺贝尔物理学家”中,11名就去了美国;二战后也有3名物理学家去了美国。 这仅仅是人才流失的冰山一角。对此,德国政府发出了强力的召唤——“回到德国!”从德国的国际电台“德国之声”开始大力宣传,再到美国媒体上打广告,最后还在新兴的互联网进行宣传。两年后,“德国学者协会”在美国正式成立,为优秀的德国人才回国牵线搭桥。 吸引人才回流只是德国参与人才战争的一个侧面。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德国便开始放松移民政策 。当时因经济腾飞,德国面临人才与劳动力短缺问题,启动了著名的“客籍工人计划”,1960~1966年共招募360万外籍工人到西德工作。从2000年始,德国从长期制度建设上应对人才战争。德国IT业出现人才紧缺,时任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推动实施“绿卡工程”,对外国人才实行优惠移民政策,要求是信息、通讯等行业高级技术人才,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已达成年薪不低于10万马克的工作协议,最长期限为5年。2005年1月1日,德国《移民法》正式生效,这在德国历史上是首次,表明德国承认自身是一个移民国家,此后调整移民政策专门为人才战争服务,为刺激经济、引进外资开放了投资移民政策,在移民立法中增加了面向高技术人才的积分制度,外国人才可以凭借投资和技能成为永久居民和入籍。 德国的选择,是对劳动力短缺现实的回应。2004~2015年十多年来,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处于萎缩状态。2012年开始,德国的移民人数激增,至2014年在德生活的外国移民数量达到1090万,创下历史纪录,相当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有移民背景,然而2015年德国国内仍有568743个岗位空缺找不到人来填补。 德国的经济发展既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也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来满足IT等行业的需求。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目标,随之成为国家标签。想象一下,你要买一辆汽车,只要拿出手机,点击应用软件,输入你的定制要求,然后坐等工厂生产、组装和配送就行了。这就是“工业4.0”时代,它的到来亟需高水平人才,尤其是在计算机、电子工程、电气化、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Make it in Germany 是德国联邦劳工及社会事务部(BMAS) 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BMWi) 建立和管理移民工人务工的网站,特别强调德国非常需要数学、科学、信息技术和科技领域(德语缩写MINT)的精英移民人才。 事实上,德国“工业4.0”的兴起和实现都离不开外来移民中的高精尖人才。德国首位机器人专业的汉堡科学院院士就是华人张建伟,他1989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专业硕士,2004年获得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系机器人专业博士。随后,他在德国从事及领导“工业4.0”中的感知学习和规划、多传感信息处理与融合、智能机器人技术、多模式人机交互的研究与开发,发表三百余篇论文及专著,并多次获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指导德国硕士百余名、德国博士三十余名、洪堡学者多人,本人还拥有四十余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明专利,任数个国际重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会议的主席、多份国际专业杂志编辑,并担任德国数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可谓国际顶级机器人专家。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德国的移民政策深受欧盟相关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尤其是欧盟2009年出台的蓝卡计划(Blue Card) 。蓝卡出台的背景是欧盟的高素质劳动力中非欧盟人口占比例太低,仅0.9%;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为9.9%,加拿大为7.3%,美国为3.5%。2007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认为,欧盟成员国需要对非欧盟高技能人才的录用及长期居留做出统一规定。2009年蓝卡正式出台,允许非欧盟高技术移民申请在全欧洲境内的工作许可。 德国2012年才全面实施欧盟“蓝卡计划”,此后迅速成为欧盟蓝卡的最大发行国,2013年发放的“蓝卡”有90%来自德国,彰显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水平专业人才的攻势。欧盟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一个国家“蓝卡”签署数量太多,正显示出该计划的失败,因为没能够在欧洲平均分布这些高素质的非欧盟移民人才。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德国移民数量及净增移民数量均为史上最高。 与美国、加拿大相比,德国对留学人才的运用相对欠佳。德国的公立大学教育实力很强,而且不收学费,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东欧地区,整体上因科研支持不足、就业市场压力大、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较高等原因,较难挽留优秀的外国留学生。不过这并不绝对,一些博士毕业的精英还是被德国成功挽留,如上述张建伟博士。还有一些优秀留学生被德国机构或企业聘用,如上海市知联会外企分会副会长刘斌博士,他获得德国乌尔姆大学胰腺外科专业博士学位,决定“弃医从商”,进入德国具有160余年历史的“隐形冠军”老牌医疗设备公司爱尔博(ERBE),在总部工作和培训一年以后,2000年回到上海开设代表处,至2015年业务量增长33倍,销售业绩从全球32位跃升为前3名,受到德国总部的专门表彰。 2015年以后,德国专业人才会出现青黄不接,并将严重影响德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德国出生率低,德国人口正快速萎缩,而德国机器需要更多工人!当年德国宣布接收80万难民,是2014年接收人数的4倍!这背后的考量之一是德国技术人才供求不平衡,难民潮恰可为德国提供许多高素质人才,如工程师、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而且德国不仅需要工程师,还需要普通劳动力,如医疗护理人员,人手更短缺,非常适合难民。 然而,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战乱的中东地区涌入德国,恐怖分子也混杂其中,德国有些“消化不良”,涉难民的非法和暴力事件频发,新闻爆出在德中国女留学生也遭受难民的侵害。“大救星”默尔克陷入悲悯与两难的境地,总理之位遭受来自全德的挑战。面对既成事实,无论默克尔政府或新一届德国政府,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安置难民,让其中的人才有用武之地,把年轻的劳动力培训成德国需要的人才,以及克服难民潮带给德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冲击。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2月26日 -
Zamir Ahmed Awan: New era in Sino-Saudi relations
President Xi Jinping meets with 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Feb 22, 2019. [Photo/Xinhua]
201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