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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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才：全球金融市场是否开启剧烈动荡模式？
专家简介
2019年8月9日 -
张连起：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会痛但绝不会输
2019年8月8日 -
丁一凡：西方100年霸权体系的合理性，能和2000年的亚洲文明体系相比吗？
专家简介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亚洲文明论坛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我们应该搞一个亚洲民主论坛。另一方面他在2015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也重新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准备起来的。 在搞亚洲文明对话的时候，展现出来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亚洲人更自信了。我们总结了一下，突然发现原来亚洲文明就是人类文明。因为我们讲的人类四大古文明都是在亚洲发生的，无论是古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两河文明还是埃及文明，都是亚洲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在亚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人类文明在亚洲诞生之后向外扩张，才转移到外面去的。而且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到更久以前，而不是只看眼前那一两个世纪，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亚洲一直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当时世界主要的生产力都在亚洲，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亚洲，世界的贸易中心在亚洲，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亚洲这个地方实现的。 欧洲国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然后才开始向外扩张，要占领市场。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间，把亚洲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之后他们才有能力从亚洲殖民地攫取资源，同时又把殖民地当做他们的市场，然后慢慢这个关系就反过来了。 过去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亚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比如说纺织品，在很大一段时间里，英国虽然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但英国的纺织品仍然竞争不过印度土织机生产出来纺织品。所以后来英国只能用武力占领了印度，然后强迫印度接受英国的那些工业纺织品。 中国也是一样，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有英国的商人把中国土制的纺织品、丝织品拿到英国，问英国那些工业革命以后的用蒸汽机生产纺织品的一些老板说，你能不能拿同样的价格提供同样的商品？英国的工业纺织的老板说做不到，达不到这个水平。 这些都是在英国的书里有记录的，所以当时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它还打不过整个东方的手工业，亚洲的手工业比它的工业还强。后来它靠武力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把中国搞发四分五裂，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租界，差一点把中国也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那以后他们才真正打败了东方的手工业，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们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大大搜刮了一笔。因为当时整个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财富在亚洲，他们大大瓜分了一下亚洲的财富，包括印度的财富、中国的财富等。在搜刮了整个亚洲财富的基础上，他们才建立起了他们的现代货币体系和现代金融体系，然后才有了他们的资本市场，才有了他们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 当然欧洲发达了以后，19世纪是他们编造自己文明历史的一个过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了世界的中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种优越文明的代表，从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人文科学，人力学、人种学、社会学等等。 这些学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其他的文明都形容成是比他们落后、比他们低级的一种东西。他们造了一堆社会科学，包括考古学之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种真正优秀文明的代表，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慢慢被遗忘了。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其他的文明也可以学习工业化。等到亚洲成功地工业化了之后，这个事情慢慢就又反转过来了。亚洲人民意识到原来事情不是这样的，原来他们（西欧）所谓的“高档”文明是要把他们的文明价值输出给别人，改造别人。 但其实世界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在他们把亚洲奴役殖民化之前，亚洲一直是最大的文明区和最大的经济体。这就把之前的那些东西和神话都给颠覆了，所以现在的亚洲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心，又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在这一次亚洲文明对话里有很多实际的东西产生出来，包括文化产品、文化交流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要通过这种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慢慢地把亚洲传统的东西都开发出来，那么约瑟夫·奈讲的那种软实力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还是亚洲的古文化，都会通过这种软实力慢慢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声音。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 2019-08-05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
2019年8月8日 -
刘世锦：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三个特点
专家简介 刘世锦：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刘世锦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已经持续出版了七年。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预测，判断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经济走势。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第七辑，主题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主题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讲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需要办好的一件事情。01 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挖掘六大增长源泉 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2020年应该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有六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涉及另外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体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土地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近几年我们强调降成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础性成本过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除了资源禀赋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第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另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它们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美国打击华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华为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点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第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它有更宽的范围，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最后，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认为拖累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02 把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我们要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主动选择。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 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9-08-05
2019年8月8日 -
刘世锦：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2019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