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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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
专家简介 沈建光，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这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情况，提振内需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对于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带动就业市场增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方向的改变：从“小城镇”到“都市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止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较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但和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认为,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才会进入缓慢增长期，中国城镇化尚且孕育着巨大的潜力。 在中国城镇化道路方面，过去十几年一直存在争议，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长期重视以中小城镇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而在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强调以大城市引领的城市集群模式，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城市群发展，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改变。 同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亦从人口、土地、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给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发展。例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开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涉及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并强调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中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指标。 在笔者看来，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从大数据看中心城市的“逆城市化” 当然，尽管人口迁移以及城镇化研究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十分关键，但传统的人口迁移情况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区的流动人口报告中获取人口流动数据，上述数据虽然样本覆盖面较广，但在数据时效性、统计准确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难以对人口流动人群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继而对于政策指导意义受到限制。 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4G手机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近年来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人口实时迁移的位置数据、以及移动通讯总量数据就人口迁移进行的大数据分析日益丰富，为精细和准确掌握人口流动基础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笔者基于京东大数据运算方法，深入分析了城市之间收货信息与身份信息的匹配情况，得到了一些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新发现，以下以中国城市群情况为例共享一些观察，以期对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分析框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补充。 根据总量来看，笔者发现，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变化在2018年有所差异。2018年国家统计局显示，一线城市中，仅有北京是人口净流出，上海、深圳、广州均为人口净流入有所区别，而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情况，2018年一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 在笔者看来，造成上述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类数据的统计对象与统计方法有所区别。统计局数据大多基于对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抽样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对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有限，导致抽样存在偏差，这使得即便是同样是官方数据，但各地也经常报出基于社会保障部门与统计部门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动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同时，官方调查结果相对周期较长，对即时性的变化不如大数据反应的灵敏。 从趋势来看，不难发现，相似之处，即统计局数据亦显示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然放缓，甚至净流出的事实。例如，2018年上海虽然人口净流入5.45万人，但近年来常住人口的变化已经非常小，2017年已出现了小幅人口净流出。同时，广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一线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减少16.5万以外，其他城市虽然人口净流入，但增速已经减缓。 而基于京东大数据，这种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现象体现的更为突出。例如，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已经出现了流出的现象，笔者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流出比例已经达到1.13%、0.95%、1.05%和2.56%。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的形成 即便一线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也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例如，上海方面，根据京东大数据，无论是人口迁入还是人口迁出，排在前五名的城市，除了北京以外，均是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即从迁入的城市来看，2018年迁入上海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南京分别列第二、三、四、五位；而从上海人口迁出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分别列第二、三、四位，南京、无锡也位列前十，说明虽然上海人口有所减少，但主要迁往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城市集群已经形成。 这一现象在珠三角的城市集群方面也体现的同样明显。例如，广州方面，从迁入情况来看，除了北京以外，深圳、佛山、东莞、湛江、茂名、清远、惠州、肇庆、中山都是周边城市，广州迁出城市亦在周边。而从深圳来看，广州、东莞、惠州、茂名、佛山这些珠三角城市均是深圳方面人口流动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从深圳的迁出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在笔者看来，这或与近年来东莞大量承接了深圳外溢的制造业密切相关，说明城市一体化加速发展，城市集群在珠三角已然出现。 当然，相比来讲，京津冀的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但基于京东大数据，笔者发现，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形成城市集群，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具体体现在，北京的主要迁出城市前十名中，除了廊坊、天津、保定属于京津冀都市圈以外，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都是北京人口迁出的主要城市，占据七席。而从迁入城市来看，上海、广州、深圳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是北京，这说明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这或与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突出等因素有关。 综上，基于大数据，笔者观察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而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而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个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人口总量的六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八成。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集聚趋势的日益明显，承载人口、产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与都市圈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经济增长激发新动力。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9年5月22日
2019年8月7日 -
张胜磊：中国“三步思维”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使其更具合法性和完整性
文 | CCG特邀研究员张胜磊 中国2019年三场重要外交活动不久前已相继亮相：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三场活动，习近平主席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全球治理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从这三次主旨演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主席的全球视野和宏观眼界，更感受到中国为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有力决心。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崇高事业，也向世界表明了一个文明古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把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视作持之以恒的发展目标。 从国际局势来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各种乱象频发也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仍有部分问题与和平发展的主题有“不协调”的地方。曾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利用了强权实践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其背后的内在逻辑是膨胀的霸权主义利益观驱使的经济殖民化思维，而当前与和平发展产生“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思维在国际体系中的逐渐膨胀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无序化现象。作为强权实践推动的现有国际体系，既是和平发展的建立者，也可能是和平发展的颠覆者。作为被迫“融入”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中国，本身在该体系中属于经济殖民化秩序中的附属利益国，但中国在“融入”该体系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秩序建立者所划定的轨道前行，而是非常智慧地结合中国国情、中国问题和世界需要的“三步思维”积极推动国际体系转型，这种推动并不是推翻这一国际体系，更不是体系的颠覆者，而是要更加积极的融入到现存体系中，并努力使其更具合法性和完整性。 从历史发展演进来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了对现存体系的肯定和接受，中国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被裹胁进入全球化进程后，一直主动参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奏响后，中国以加入WTO为节点全面参与了全球化的推进，并在此过程中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还是重要建设者和改革参与者。但这里所说的“国际秩序”并非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崛起步伐。中国的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也在融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崛起。如港澳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实施下，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了“融入性发展”；台湾地区也在融入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融入性崛起”。正是这种“融入性”思维超越了传统“零和博弈”和“一亩三亩地”思维，才实现了合作共赢，凝聚了命运共同体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在融入性思维的主导下，还在和平崛起同时，不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与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有效推动，并积极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突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观气取势、择其大端的习惯。一个“人文”、一个“和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独特理解，也正是因为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到国际秩序中，才实现了和平崛起，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配置，成为了世界性大国。可以说，中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付诸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超越了传统大国依附于“权力”“利益”的霸权主义思维，并有效的从思想上化解了“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傲慢”、“文明的偏见”等思想误区。拥有几千年文明积淀和文明教养的中国，始终以讲文明的方式积极融入到现有国际体系中，始终以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为己任，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并积极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关于作者 张胜磊，CCG特邀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
2019年8月7日 -
庞中英：“文明冲突”是世界政治中最危险事物，亨庭顿预言并未成真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9年8月7日 -
魏建国：中国将持续开放打破封锁 美当放弃冲突论平等对话
专家简介
2019年8月7日 -
刘燕华：跟上逆向创新潮流
刘燕华，CCG顾问，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2019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