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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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美发表演讲：中美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更重要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10日，中国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席、全球化智库（CCG）名誉主席陈德铭在美国纽约参加“中国年会：竞争还是合作”论坛，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从三个方面阐述“中美关系”，强调中美间既有竞争和合作，但合作更重要。 关于全球化经济环境下的大国关系，陈德铭表示，二次大战前，全球跨国贸易只占全球GDP的5%。直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16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30%。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原来的规则和现实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落差，例如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在原来是不敢想象的，科学技术的全球性交流、生态环境保护、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等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有一些更具体、可操作的方式来制定全球多边经济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想达到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未实现，确实需要改革。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在去年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也达成一致。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构导致这些新的议题很难通过，但是另起炉灶或者放弃现有规则是不可行的，而是要体现大国的担当。特别是中美两国，更是世贸组织能否成功改革的关键。 对于信息技术革命下的大国关系，陈德铭指出，信息化时代下，在海量信息面前，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奥秘，仅凭一国之力已经无法胜任，跨国合作才能事半功倍。数据显示，中美两国的科学家每年合作数千份论文，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科学家之间的论文合作数量。也有数据显示，中国位居美国科研合作伙伴之首，18.7%的美国科学家与中国同行合作，提供了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经贸交流。中美甚至还可以合作在5G的基础上进行6G的研发。他认为，中美经济冲突论是疯狂的，脱钩论应该“见鬼去”。 谈及超级大国和新型大国的关系，陈德铭认为中美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是按国际市场规律竞争，合作是更重要的。美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如果不守规则，也将失去竞争力。美国不应把自身国内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归结于国际。而中国是一个较大的自由经济市场，虽然总GDP只有美国的65%左右，但是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美国的99%，与美国基本相同，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在贸易领域，中美两国优势互补、利益共享。2018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举办进口博览会的国家。今年11月的进博会，有192个美国企业参加，比去年增加18%，为所有参展国中最多。再过20天，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即将生效，说明中国正在向更加开放的方向迈进。也是明年，中国还将开放金融投资，允许外国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本次论坛由南华早报主办，南华早报行政总裁刘可瑞在会上致欢迎辞。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Terry Miller，美国驻新加坡前大使、礼德律师事务所纽约办事处的合伙人David Adelman，美国驻香港及澳门前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Craig Allen，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会长、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高级研究员Daniel Russel，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前TPP谈判首席代表、ASPI副主任Wendy Cutler和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主席肖玉强、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等350余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相关行业专家、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出席论坛，共同为中美经贸合作、全球经济发展建言献策。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参加会议并在大会论坛中发言，为应对全球挑战商议对策并提出解决方案，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贡献中国智库的力量。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黄屏、副总领事钱进以及经商参赞顾春芳出席会议。 在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关键节点，本次“中国年会”共设10余场包括以世界经济走势、社会环境、贸易和技术等为话题的平行论坛和活动，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担忧，并为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在以“两极分化：对立的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共存”为主题的大会论坛上，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会长、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高级研究员Daniel Russel，美国华裔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的外交政策顾问、《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作者李淯和Live Nation 中国区首席战略官 Grace Chen就中美如何认同合作、展开良性竞争展开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场会议由南华早报执行总编周松欣主持。 王辉耀博士指出，中美间有太多太广的共同利益，贸易联系十分紧密，根本无法“脱钩”，但若保持现状中美关系或将陷入恶性循环，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双方现在亟需转换思维重建互信，接受“和而不同”时代的到来。他期待中美贸易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中美能在未来展开更多合作，共享未来。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CCG高级研究员何宁，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商务部办公厅副处长杨超，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负责人丁洁，CCG副主任高志凯，CCG秘书长苗绿和CCG副秘书长唐蓓洁等也出席了会议。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还有，美国中国总商会理事、比亚迪美国公司总裁李柯，华为的美国国会、地方政府事务负责人Donald Morrissey，杨一美咨询公司创始人、美国百人会领袖杨一美，瑞银集团全球财富管理美洲首席投资官Michael Ryan，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tephen Roach，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政策高级主任Naomi Wilson，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始人、总裁Robert D. Atkinson，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及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傅尔曼大学詹姆斯·杜克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白荷婷，美国国际教育学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llan E. Goodman，《中国千禧一代》作者Eric Fish，Politico Pro首席经济记者Ben White，南华早报副执行主编褚瑞丹，南华早报美国区总编Robert Delaney，南华早报技术编辑蔡康禾，南华早报北美地区副总编Jodi Xu Klein以及南华早报政治经济新闻主编周昕等。 “中国年会”是由南华早报主办的极具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系列论坛。今年2月，“中国年会-展望未来40年：撰写中国新篇章“在香港举办，超过250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及初创企业家出席，为香港在中国未来长远发展中的角色、如何充分利用大湾区计划、企业应如何开展互利合作，以及中国如何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言献策。本次是年会首次在美国纽约举办。
2019年12月13日 -
桂昭明：新时代人才发展的新路径 ——兼评四川及成都人才发展的态势
2019年11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于成都举办“中国人才50人论坛”暨人才发展与绿色发展研讨会。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工程大学原副校长桂昭明先生出席本次论坛并就人才开发的创新政策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祝贺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建院十周年！十年来，西财发展研究院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在人才发展和绿色发展两个重要研究领域连续数年发布了《四川人才发展报告》、《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等成果，在服务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喜可贺。由全球化智库（CCG）创办的“中国人才50人论坛”，先后成功举办了五届，围绕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集聚知名人才研究的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为国家和各地的人才发展战略与人才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新的发展思路。在新时代，人才发展已进入科学发展阶段，特别是各地的人才引进工作已进入理性时期。现阶段，吸引人才的方略已经从“用口袋买脑袋”的形式演变为以“事业平台、生态环境、制度创新”来集聚人才。在“事业平台”上，无论是东部、中部地区，还是经济实力稍逊的西部地区，各地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为待引进的人才打造了较高的事业发展平台，如各种类型的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基地、研究发展中心、产业孵化器、院士及博士工作站等，为由于交通及信息传输的便利而使得“地球村”的各类“海归”及“环流”人才提供了没有“天花板”的事业发展舞台。因此，各地在“事业平台”上的差距不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和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蓉城”成都，与东中部地区的省市毫不逊色。在“生态环境”方面，四川和成都就具有了较大的优势。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省际绿色发展指标看，无论是“绿色增长效率指标”（有“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单位GDP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GDP氨氮排放量”等主要指标），还是“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有“自然保护区面积”、“湿地面积”、“森林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等主要指标），还是“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有“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公交运输”、“绿化覆盖率”、“三废处理”等主要指标），四川和成都均具有优秀的表现，这也是四川和成都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势，特别是作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成都，吸引了海内外人才的瞩目。“城市幸福感”是指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以市民的幸福感指数为评选标准的活动，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评选和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评选，2018年11月26日，“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发布，成都、宁波、杭州、西安、南京、广州、长沙、台州、铜川、珠海十座城市被推选为“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蓉城”成都荣居榜首。在“制度创新”方面，各地应该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人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以“党管人才”为人才制度建设的“纲”；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从根本上说，党管人才是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人才，党用人才，是通过制定政策、创新机制、改善环境、提供服务，为有志成才的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人才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优惠政策比拼，而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需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拓宽用人视野，破除制度藩篱，增强政策开放度，提高人才流动性，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尽展其能。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更加有效”直指当下许多人才政策的“短板”。近年来，各地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大量、密集地出台，但是科技人才的普遍反映并不尽如人意，有的政策虽好但落实难，科技人才的获得感还不强，创新人才“名利双收”难以实现。要实现“制度创新”，首先需要“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已逾40年，国家经济层面的开放已经完成，中国已经崛起成为经济超日追美的“大国”。中国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但中国在人才层面的解放还远没有完成。“国富”之后还没有“民强”，“大国崛起”的基石之下还并不是一个“人才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还缺乏一个以解放人才和开放人才为主要要素的操作系统，中国人才还被束缚于不同类型的体制机制的藩篱，还缺乏当代中国人才需要具备的以解放人才和“以用为本”为显著特征的核心诉求和价值体系的政策制度环境，使得我国庞大的人才资本难以在运营中重组，在重组中优化，在优化中增值。这就是习近平“为人才松绑”的思想内涵。创新驱动靠人才，创新驱动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放人才。人才的发展又是以其在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为标志的。而人才才智发挥和价值实现的前提是人才首先要“被用”，还要“恰用”（恰当地使用），才能有“效用”，堪“大用”，才算“用好”人才，才能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未能有效地“四用”，呼唤着人才的进一步解放。这个“解放”比改革开放初期对人才政治上的解放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深的层面，因其更加艰难而任重道远。其次，创新人才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攻克“人才名利双收”的“激励难点”。人才激励机制的缺失，是导致人才价格与价值脱节、人才与经济社会游离的主要原因，而体制上的原因是“过度行政化”。“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专业技术人才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制度的路径：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形成健康的科研生态和科技人才生态体系。保证科研工作者的话语权，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促使“官本位”向“人才本位”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优秀人才通过做官体现价值的社会价值体系。落实人才对科研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重点是推动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实施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合理合法享有创新收益。激励机制改革要着力形成尊重和实现人才价值的导向。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创新人才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政策，依法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出台企事业单位人才股权期权激励政策。产学研之间在政策层面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就能够快速顺畅实现，就可能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使他们“名利双收”。第三、创新人才评价制度，实施人才团队（项目）的绩效评价。人才绩效评价是检验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程度的关键。从目前各地人才工作的实践看，“引才”的热潮方兴未艾，热力未减；“用才”的绩效少有关注，标准不一。“高端引领”固然重要，“以用为本”更为关键。如何考察各地践行人才“以用为本”的成效？如何从“引才”链节的“高端引领”向“用才”链节的“以用为本”传递？这就要关注对人才绩效的科学评价。人才“以用为本”的实践，要经历人才引进、人才使用，到通过绩效评价确认的人才产出、用才目的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才自身发展，形成区域人才竞争力）的全过程。其中，人才绩效评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做好在人才发展的多环节和全过程中的评价，使人才评价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中国创新创业科技人才评价应该把握的关键是——成果的创新性及由此产生的绩效。 因此，首先要设计好人才评价各环节的机制，解决“为什么评”、“评什么”、“由谁评”、 “怎样评”、“评价结果如何使用”等问题，填平人才资质评价的“陷阱”，避开人才绩效评价的“误区”，让人才达到与其“职业锚”相匹配的职业生涯发展巅峰。人才绩效评价是指建立一套正式的结构化的制度,用来衡量、评价并影响与人才工作有关的特性、行为和结果,考察人才的实际绩效,了解人才可能发展的潜力,以期获得人才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一般地说，人才团队绩效评价的主要程序和方法为：首先，基于人才绩效要素并考虑创新类和创业类人才团队的不同特征，建立“人才团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政府依托第三方评价机构，按照所构建的“人才团队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实施绩效评价；再次，对评价得到的数据及信息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形成每个人才团队绩效的定性评语和定量分值，这就是人才团队绩效评价的结果；第四，将绩效评价的结果反馈给人才团队，并进行绩效面谈。对不同绩效结果的人才团队，或给予鼓励，制定绩效再增计划；或进行归因分析，制定绩效改进计划；第五，按照人才团队上一阶段的不同绩效，给予不同的正、负激励措施（体现在后续支撑力度之中及其他人事管理政策之中）；同时，运用反馈控制原理，对不同绩效结果的人才团队，调整下一阶段的绩效计划。人才绩效科学评价是人才驱动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人才引进并非最终目的，人才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才是题中之义。各地各类人才项目的绩效如何，是需要各级政要和人才管理部门在“引才热”之后必须冷静思考并实施考察的重要问题。人才绩效科学评价是提升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它既是“引才导向”（将预期绩效评估结果作为引才的指南），也是“管理抓手”（把绩效评估成绩单作为项目管理的依据），既是“升级标尺”（将绩效评估情况作为评优升级的依据），也是“退出依据”（将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清理退出的依据）。通过人才绩效评价的导向，推进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人才发展及人才工作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成都正成为全国人才发展的新高地。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的限制，四川及成都在人才资本的集聚度上与东部沿海省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如2017年的人才贡献率，江苏为38.91%，广东为37.06%，而四川则为29.13%），但在高端人才资本和海外人才的集聚上，四川及成都由于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显示了其独特的竞争力。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在四川及成都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着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政策创新的进程中，在全省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汇聚机制之日，就是国外人才慕名而至、海外学子携手归来、省内人才才智涌流之时！ （本文根据桂昭明先生在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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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凤凰网，20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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