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特朗普的右翼彩虹联盟2020年12月19日

能够把农业州的白人、德州西班牙裔、华裔精英分子、城市郊区白人女性，以及人数虽少但是迅速增长的黑人特朗普支持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权威概念。这些选民崇拜权力和强势领导者，并认同其崇拜的领导人的一切权力行使方式，包括滥用权力和颠覆民主的行为。

黄亚生：庚子年的大选——美国会不会出现动荡？2020年10月30日

美国的问题就是它的想象力太不丰富了，它的制度不是给特朗普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也许就是一个代价：庚子年的大选就会有庚子年的后果。

黄亚生：走向失控的中美关系2020年6月16日

由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体制冲突共识与美国对中美关系之前的几个认知共识最大的不同是，体制冲突共识不仅仅是反应了美国传统精英层面的态度，更是在全社会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的话很难改变。

黄亚生：一个完美的风暴——特朗普和新冠状肺炎2020年3月12日

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编者按 截至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本土已经确诊了超过800例新冠状肺炎，其中28人死亡。面对愈发严峻的疫情，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是不合格的。其政府成员多次针对疫情发表前后不一的言论。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直接表示新冠状肺炎在美国不是个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在过去三年，每一个美国陷入的危机都是特朗普自己造成的，最后的解决基本上是以美国实际让步结束。比如年初的伊朗危机，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但是新冠状肺炎不是。病毒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与人的意志而转移。英文有一个表达：“完美的风暴” （Perfect Storm），意思是由一系列负面和不可控的因素形成的一个危机局面。新冠状肺炎、经济下滑、全球供应链解体，选举年的政治动荡在一个巨婴总统任期发生了。这就是一个美国的完美风暴。”   全文共3230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 3月9日是美国股票市场的又一个黑色星期一。这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 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下跌记录。投资者显然担心新冠状肺炎在全球的扩散。另一个因素是投资者表达了他们对特朗普应付和治理新冠状肺炎能力没有信心。   特朗普和其他官员在过去一段时间发表了互相矛盾的观点和不准确的信息。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状病毒问题上，至少有14次前后矛盾的发言。举个例子，3月6日特朗普曾表示所有希望检测的人都可以被检测。但仅仅不到24个小时前，副总统彭斯还公开表示目前美国的检测能力远远跟不上需求。另外，尽管美国抗疫形势严峻，特朗普还是在2月26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新冠状肺炎的病例会快速下降，在几天内就会降到零。我们目前干得非常不错！”但是专家，包括美国政府内的专家，比如美国免疫学专家安东尼·法奇（Athony Fauci），没有这么乐观。现年79岁的法奇是美国预防传染病的顶级专家，曾参与帮助联邦政府对抗艾滋病、非典、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埃博拉等传染病。就在3月6日接受美国CNN采访的时候，法奇表示美国至少需要进行数以百万计的新冠状病毒测试。   资本市场最不喜欢经济、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次新冠状肺炎的爆发是到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可以预测，美国的新冠状肺炎案发的速度会大大加速。截至美国时间3月10日，美国本土已经有超过800人感染新冠状肺炎，28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及其合作的实验室截止美国时间3月10日仅仅对4900余人完成了病毒测试。即使算上私有检测公司的检测数量，目前美国进行的新冠状肺炎检测也十分有限。与之对比，截至3月8日，韩国全国已经检测了接近19万民众。   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一个事实：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的公共医疗体制和预警机制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破坏。美国现在应付新冠状肺炎困境一方面凸显了特朗普作为国家首脑的无能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凸显美国体制能力的严重的萎缩。 新冠状肺炎爆发前就存在的隐患 2018年3月，特朗普任命了时任马里兰大学医学教授罗伯特·兰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为美国疾控中心的新一任主任。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究其原因，是兰德菲尔德在上世纪80年代和美国基督教组织“为美国人提供有力的艾滋政策”有着紧密的合作。该组织一致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惩罚。另外，兰德菲尔德曾在1994年因夸大甚至篡改试验数据和效果而被调查，但最后调查结果以认为他是属于无心之过而不了了之。   作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对抗疾病的研究和政府机构，美国疾控中心领导人的选择应该慎之又慎。选择一名相信艾滋病是上帝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惩罚的人作为其主任，显然是有违疾控中心以科学为宗旨的理念的。最近几天，在媒体频频露面的兰德菲尔德花了很多时间在镜头面前赞美特朗普，而不是向公众解释新冠状肺炎。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解散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球健康安全及生物防御办公室，其主任蒂姆·齐默（Timothy Ziemer）被辞退，其职位随后一直没有被填补。作为由总统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关重要，承担了在非常时期调动协调美国海内外联邦机构的责任。而齐默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对威胁美国的传染病进行国家安全层面的应急响应和指挥。他的离任以及其职位的空缺时的美国在应对突发传染病上形成了一个行政上的真空地带。除此以外，美国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斯特（Tom Bossert）也在2018年4月被赶出了白宫。波斯特的顾问职责主要是帮助美国应对生物领域的国家危机。虽然波斯特离任后，陆续有多人填补了其国土安全顾问的位子，但专长和职责都不是生物化学或者疾病防控。齐默和波斯特的离开使得特朗普身边少了两名疾病防控的专家，而这个真空一直没有被填补。   除此以外，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每一年联邦预算提案中都试图缩减美国疾控中心的预算。针对2018财年，特朗普曾提出要削减17%的疾控中心预算，这个数字到了国会被压缩到了削减2.3%。针对2019财年，特朗普提出要削减19.4%的疾控中心预算，国会没有同意，反而选择增加了3.7%的预算。在2020财年，特朗普再度提议削减疾控中心预算，但国会还是没有通过。可以说，如果不是国会的阻拦，美国疾控中心现在在应对疫情上可能会更加的捉襟见肘。   新冠状肺炎爆发后的协调失灵 我们文章开头已经提到，目前美国国内仅仅只做了非常有限数量的新冠状肺炎检测，美国国内实际感染率很可能要高很多。美国疾控中心目前已经宣布将在一周内完成超过1百万次的检测，而美国多家私人检测公司也表示马上就可以承担检测需求。美国1月21日就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为什么直到三月份检测能力还是如此的薄弱？纽约州长在3月6日公开指责美国疾控中心和各州、地方缺乏沟通，对各州缺乏必要的检测支持。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疾控中心禁止各大学、私人公司以及地方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只能通过疾控中心和其下属实验室，这人为加大了检测结果的周期。这个规定直到最近才被放松。而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出现症状且在过去十四天里去过中国的居民才有资格被检测，这个标准也才在最近被放松。

黄亚生：我们的梦魇时刻2020年1月13日

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编者按 随着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击杀了伊朗军界一把手苏莱曼尼后，美伊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随后，当地时间1月8日凌晨，伊朗向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作为回应。虽然美国时间1月8日早上特朗普对伊朗导弹袭击事件的回应并没有提到会进行军事层面的回击，但美伊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真实存在的。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现在我们很有可能见证着特朗普和共和党挑起本世纪美国第三次由共和党发动的战争。”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全人类的梦魇时刻。可悲的是，这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而完全是在我们2016年预料之中的。”  全文共4336字，阅读时长约5分钟。 2018年5月，特朗普官方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得在当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执行良好的协议陷入瘫痪，伊朗计划重启核试验。而在朝鲜方面，虽然特朗普和金正恩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但美朝关系的改善以及朝鲜无核化没有任何进展。随着2020年开年美伊关系的迅速恶化，我对于2020年“不发生核战争”的愿望变得愈发担忧。美国媒体开始公开谈论，一旦美伊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获胜，一是恢复征兵制度，扩大兵源，二是用原子弹抹平伊朗。 特朗普时代下，我们的梦魇时刻是不是快来到了？ 1月8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vox 对于我自己来说，进行政治选择的标准非常简单和清晰。当我进行投票前，有四个问题是我最关注的：1）候选人对于战争的看法；2）候选人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态度；3）候选人是否愿意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改革；4）候选人对于美国国内控枪问题的立场。而在这四个问题中，候选人对于战争的看法是在我心中排名第一的，因为和平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诉求。然而，现在我们很有可能见证着特朗普和共和党挑起本世纪美国第三次由共和党发动的战争。 伊朗局势的急转直下 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在2018年5月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达到了一个顶点。但是，在当时，人们主要忧虑的是伊朗重启核试验，而不是美国和伊朗直接进行正面的军事冲突。然而，美伊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020年1月3日美国于伊拉克国际机场击杀了伊朗军界一把手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后急转直下。事实上，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里，伊朗和美国曾在伊拉克进行过军事摩擦，而随后伊拉克亲伊朗团体还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进行了打砸。但当时，没人预料到特朗普会快速下令击杀苏莱曼尼。然后是昨天的伊朗发导弹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被广泛认为仅次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几十年的军旅和谍战生涯也使得其在整个中东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时，苏莱曼尼也被认为是伊朗国内最强硬的反美人物之一。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很早之前就有人建议除掉这样一个“眼中钉”。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之前的两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否决过杀死苏莱曼尼的提议，理由是认为此举会引发中东地区一系列难于预测的动乱。 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被广泛认为仅次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图片来源：free press journal 小布什和奥巴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第一，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有着极高的声望，在非战争时期将其直接击杀会极大加剧伊朗的仇美情绪。同时，这样的击杀行为对伊朗政府等同于羞辱，势必引来报复。就在当地时间1月8日凌晨，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两个军事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作为对苏莱曼尼之死的一个回应。   第二，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很大，一旦因苏莱曼尼之死所导致的美伊摩擦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局势对美国会十分棘手。根据英国智库“战略研究国际中心”（IISS）2019年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伊朗是目前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超过其主要地区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报告指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目前伊朗对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国家事务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而伊朗在中东地区还有着极强的导弹打击能力。据统计，伊朗目前拥有1000多种短-中程导弹和10多种弹道导弹，其导弹打击范围覆盖整个中东地区。   苏莱曼尼的死在伊朗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悲愤情绪 图片来源：the times of israel 虽然美国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军事优势，但是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卷入长期大规模军事冲突对美国并不明智，会给美国和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极大的灾难。另外，请大家千万记住一条可以说近乎于铁律的经验和教训：强大的军事实力本身不是最终胜利的保障。要不然，今天的越南应该是属于美国的，而今天的阿富汗应该由苏联坐镇。但历史恰恰不合作。今天的阿富汗变成了美国的泥潭，而苏联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好战的共和党人 特朗普对于苏莱曼尼的击杀是十分突然的。美国国会的核心议员都是在行动之后才被告知的，更不要说美国的主要盟友国的领导人了。特朗普的击杀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人决定，其决定背后是一批美国政府内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为首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人物。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得到的美国政府内部消息透露，是国务卿蓬佩奥的一再游说，再加上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和国防部长马克·埃斯波（Mark Esper）的支持，促使了特朗普做出了击杀的决定。事实上，蓬佩奥早在几个月前就多次游说特朗普，希望他击杀苏莱曼尼。然而，特朗普一直不愿出手。然而，伊朗2019年12月底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的袭击使得特朗普倍感压力。袭击发生后，蓬佩奥多次和特朗普通话，希望其动手。而后，其更是在白宫对特朗普进行了当面游说。消息源透露，这次游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蓬佩奥在和特朗普汇报前先和埃斯波通了气，这两名西点军校的校友在见总统前就确认了双方立场一致。消息源透露，如果是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击杀行动是不会实施的，因为作为共和党少有的理智派，马蒂斯是不会赞同冒这么大的风险的。 作为西点军校的校友，蓬佩奥（图左）和埃斯波（图右）都主张打击伊朗 图片来源：usatoday 我们必须意识到，击杀苏莱曼尼并不完全体现的是特朗普的个人意愿，体现的是其背后一批鹰派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意愿。可以说，击杀苏莱曼尼的行动是共和党内部鹰派人物利用一名弱智总统造成的空间和机会所策划的行动。这已经不是共和党第一次这样做了。小布什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很大程度是源于其背后共和党硬派高官的推波助澜。根据事后公布的证据显示，在当时，共和党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明确通过多个情报来源知道伊拉克国内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也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政府和基地组织和911有任何关联。然而，切尼还是一再在公开场合赤裸裸的撒谎指责伊拉克藏有生化武器并且核基地组织关系密切，试图推动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而正是因为切尼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以及副部长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的极力游说，一个屡屡犯拼写错误的，不看书不看报的，承认自己没有任何好奇心的小布什才得以下定决心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社会将承担战争的后果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这不意味着美国发动战争不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在2008年出书统计了直到美国完全脱离伊拉克战争，美国所为伊拉克战争所总共需要投入的代价。斯蒂格利茨表示，总代价将高达3万亿美元，其中不仅包括战争的直接投入，还包括战后伤员的医保，石油价格因战争导致的上升，战后军火的维修补充等等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在2008年出书统计了直到美国完全脱离伊拉克战争，美国所为伊拉克战争所总共需要投入的代价 图片来源：goodread 相比伊拉克战争，一旦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成本只会只高不少。同时，美国国内还将有数以万计的家庭过着因为家人奔赴战场而提心吊胆的生活。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多名高级军官都抱怨过人手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战争前，美国将军埃里克·辛斯基（Eric Shinseki）就在国会作证，表明要想打赢伊拉克战争，美军需要投入80万人。如果和伊朗开战，人力投入只会更多，因为伊朗的人口是伊拉克的三倍，军事力量也更强。如果我们简单根据人口比例乘以三（当然，战争不是这么简单的乘法游戏，只是作为比喻），那么美国也许需要投入240万军人参与作战。然而，美国国内总计只有约220万编制军人（包括预备役的85万人左右）。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等美国盟友也都参与了作战。而如今，美国主要盟友是否愿意卷入伊朗冲突是需要打一个很大问号的。美国很多国内媒体现在都在讨论是不是美国应该放弃志愿兵役制度，重新恢复征兵制度。不论美国是不是恢复征兵制度，一旦和伊朗开战，受到最大伤害的会是那些支持共和党的低收入白人，很多服役的美国军人都是他们或他们的家人。   共和党发动战争会对美国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包括我之前讨论过的一个很特殊和奇特的特朗普支持团体——“华川粉”。这些华人特朗普支持者以自私著称，甚至为其自私自豪，但他们经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华川粉反对加税，反对救济福利，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坚定的支持好战的共和党。他们搞不清楚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已经在一个完全无谓的，一次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浪费了3万亿纳税人的钱的政府。等他们的孩子在常春藤大学毕业之前被强迫征兵去中东打战，在黄河边上，“华川粉”也许会领悟到一点点政治常识。 结语 从今天早上（美国时间1月8日）特朗普针对伊朗向美在伊拉克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射导弹事件的讲话来看，我们希望战争不会马上爆发。但是，特朗普的任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第一，他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升级美伊摩擦，将美国带入战争深渊。好战的共和党人注定了共和党任期下美国会和其他国家摩擦不断。即使这次特朗普忍住了，战争的风险还会真实存在。第二，伊朗政府已经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最后阶段，放弃伊核协议中的“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伊朗一旦达到制作核武器的水平，美国和以色列必然会对伊朗动武。另外，即使热战不马上爆发，如果伊拉克驱逐美国军队，伊拉克有可能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ISIS会卷土重来，造成整个地区的不稳定。   这是一个全人类的梦魇时刻。可悲的是，这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而完全是在我们2016年预料之中的。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亚生看G2"，2020年1月9日

黄亚生：共和党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效忠特朗普2020年1月9日

黄亚生：中国应当重视与美国民主党的关系2019年11月1日

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将影响两国科技发展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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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美“脱钩”对美国科技领域可能造成的影响2019年9月24日

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编者按 9月6日到7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篇文章是黄亚生教授出席论坛一个主题为“全球创新合作：挑战对策”的单元所做的演讲文稿。   在演讲中，黄亚生教授探讨了如果中美经济、文化、教育脱钩，对美国科技界所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黄亚生表示中美脱钩会对两国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黄教授表示：“政治和经济上，中美正进入一个冲突的时代，我认为做为学者我们不应该随波逐流，用七十年代的话说，我们应该反潮流，应该维护中美关系。” 全文共3844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  以下为黄亚生教授“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会从四个方面讨论一下如果中美经济、文化、教育脱钩，可能对美国科技界的影响。第一是从美国科技企业的营业模式的角度，第二个视角是从两个国家对科技的支出的结构，第三是从科技成果的应用角度，第四是从人力资本角度。我发言只讨论对美国科技的影响。当然如果中美脱钩也会对中美经济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影响，但我只有八分钟时间，所以我只能讨论一个题目。  第一个视角是美国科技公司营业模式 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既有竞争，既有合作。比如，去年7月份，谷歌、脸书（Facebook）、微软和推特（Twitter）联合发布了一项名为“数据传输计划”的合作项目，旨在作为用户跨平台之间转移数据的新方法。该合作项目可以让互联网用户一键把其在一个平台上的数据转移到另一个平台，比如照片、邮件、联系人和日历等数据。美国和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拿高通和华为的关系来说，高通是唯一一个美国企业有能力做5G的，在这方面它和华为是竞争的关系。但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客户也恰恰是华为。在2018年，高通是华为第三大美国供应商，销售达15.8亿人民币。华为的美国第一大的供应商是伟创力（Flex）（24.3亿元人民币），第二名是博通（Broadcom）（20.9亿元人民币）。 在2018年，高通是华为第三大美国供应商，销售达15.8亿人民币 图片来源：路透社 根据美国投行杰富瑞集团2018年发布的报告，“美国科技公司每年会从中国获得1000亿到15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和高通公司都在这个16家科技公司组成的名单上，这16家美国科技公司每年从中国获得的营业收入超过1055亿美元，相当于这16家科技公司全部年营业收入的23%。如果算上惠普、戴尔等没有单独公布其在中国营业收入的科技公司，那么美国科技公司在华营业收入会达到1500亿美元。”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就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比如高通不可以和华为进行任何有关5G交流。大家都知道5G是技术，它也是一个标准。高通不能和华为接触也就是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打击了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   第二个视角是美国科研经费投入  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R&D）经费一直没有显著增长。考虑到美国的通胀率，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其实是每年都在缩水的。而在联邦经费数额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科研开支结构越来越单一，很多经费被集中到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领域，其他领域的联邦科研经费受到了挤压。比如在1980年代美国政府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工程学科的开发经费是差不多的，但到了2018年美国在生物医药方面研究经费是工程领域的两倍多。

黄亚生：中国创新应学美国、新加坡还是以色列？2019年7月30日

专家简介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从投资密集型增长转变为科技创新型增长——这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讨论中，海内外的一个共识。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制订《中国制造2025》计划。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停止对该计划所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美国的贸易惩罚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针对该计划的。 例如，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征税产品建议清单中，在1300个税号产品中，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产品榜上有名，而中国形成贸易顺差的普通工业品却不在征税名单中。可见美国的目标不完全是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所规划的高端制造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两个问题： 首先 ，从美国的历史看打压中国高端制造是否明智； 其次 ，中国自身如何发展科技创新产业才能更加有效。 01 历史上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美国向中国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平等的产品和资本市场准入，我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诉求，但美国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是极其不明智的。科学和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在产权保护、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不光让科技提供方受益，也让科技需求方受益。美国在互联网、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受益方不止是美国，中国以至世界都是受益方。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前提下，如果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产生创新，取得突破，这将造福全人类。 美国不应阻挡中国的科技发展，而应以“举国之力”支持自身的科技发展。《中国制造2025》应该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中美在科技领域展开符合法治和市场经济准则的竞争，将会加快科技发展和科技产业化的步伐。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欢迎这场竞争。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俄语含义为“伴侣”）。当时正值冷战对峙时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在美国引起极大震动，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史称“斯普特尼克危机”。 1958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推动了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美国中学数学教育更是进行了名为“新数学”的大改革，以加强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苏联之所以发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联拥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 1959年，美国国会拨付了1.34亿美元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亿美元。到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已经快速上升到近五亿美元。 斯普特尼克一号的发生成功震撼了美国，促进他们加大科学领域的投入，与前苏联进行太空竞赛，并加强自身科技实力。 现在，前苏联早已不在，而美国因为“斯普尼特克危机”建立的NASA却是世界最强大的科研机构。上世纪60年代美对航空科学领域的投入，更带动了美国整体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微电子、集成电路、通讯行业的急速崛起和商业应用。可以肯定，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奠定了美国今天科技和商业的领先地位。 02 什么在摧毁美国的科技实力？ 今天美国的明智做法，应该是以《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为契机，大力扶持、推动美国自己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和中国展开正面的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但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非但没有大力扶持本国创新，却在削减国家对科技研究的投入，大力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煤炭产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再生能源创新设置重重壁垒。不仅如此，共和党通过的税法史无前例地还要对大学——特别是研究型的大学征税。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非国防类研究发展（R&D）的经费投入在过去15年里一直保持在每年7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没有明显增长。考虑到美国平均每年2%左右的通胀率，这一经费投入其实是每年在缩水的。而从占GDP的比重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研究投入的缩水程度更是显露无疑。联邦政府对于研究发展经费的投入从1976年占GDP的1.2%一路跌到2018年的0.7%。 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 家诸如芬兰、瑞典和丹麦，每年政府对于研究发展的投入都维持在GDP的1%以上。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每年都在缩水，从长远来看，显然不足以帮助美国持续保持创新强国地位。 不仅是研究发展领域，美国联邦 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也越来越吝啬。2018年2月，特朗普发表了其对2019年美国预算的陈述，计划削减3.6亿的美国教育预算，相当于大约减少5.3%。 在2017年12月通过的美国税改中，特朗普更是史无前例地决定，对美国私立大学所接受的捐款增税。法案中写明，如果接受捐款的私立大学拥有500名学生以上，且学生人均从捐款获益超过50万美元，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就将对捐款征收1.4%的税。受此影响的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顶尖研究性学府。 在此之前，因为大学是非盈利组织，美国从未对大学征过税。对于私立大学，私人捐赠是学校获得经费的最重要途径，对其征税，相当于削减了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财政预算，会影响到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研究项目。 美国政府非但不增加研究经费的实际投入，反而对顶尖研究型的私立大学征税，这将挫伤科研领域的积极性和实力。科技和教育具有极大的溢出效益，它们的发展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支持的。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指出，美国的繁荣，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校、企业和国家实验 室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霸主地位，离不开其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其强大的创新能力。 美国科技的领先归功于它的软实力，它可以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的人才，包括在“二战”后吸纳了德国的优秀科学家。然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却要限制研究人才进入美国。一边限制移民，一边削减对于研究和教育的投入。真正摧毁美国科技实力的不是《中国制造2025》，而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策。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上对中国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中国真正想成为一个创新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正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竞争的问题。 发明和创造是没有国籍的，保护了美国的发明者也就是保护了中国自己的发明者。谁都可以去发明，但垄断是不会促进发明产生的。 美国正确的国策应该是和中国政府提出和讨论游戏规则的问题，而不应该去压制中国的创新。美国同时应该以《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加大国内科研投入和扶持力度，巩固美国的创新能力，和中国正面竞争。但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没有将挑战变成机会，因此也就没有使美国拥有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03 为什么学习新加坡？ 在谈完美国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创新的下一步方向。 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 ，人口都不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籍居民），另一个也只有899万。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都占全国人口的大约75%； 其次 ，两个国家经济都十分发达，其中一个人均GDP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也达到41400美元； 还有 ，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曾长期受到外部威胁，都实行强制性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和它的邻居同属一个国家，但后来却被投票驱逐，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该地的主体民族会威胁其旁邻的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则处在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之中。 各位读者也许已经猜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中国创新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事实上，虽然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模式，但一直推崇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学习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 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提供的培训课程。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两个中文硕士学位课程，因其招收的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接班人众多，而被称为“市长班”。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底，大约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他说，该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多名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政治竞争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它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04 以色列的比较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 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即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必须集中权力。 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 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但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的足够强大，完全独立。它的大学体系也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和政府官员对新加坡的青睐不同，对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有超过5万的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2015年数据），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则纷纷前往以色列。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额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两年，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平均每个季度15笔投资增加到大约20笔。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与过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倾向于投资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强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截至11月已投资3.25亿美元。而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为2.74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 发中心。过去5年里（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紧随其后的是CE Ventures，有19笔交易；然后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笔交易；阿里巴巴则有12笔交易。 2018年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投资来源，仅次于美国。在期待更多中国投资的同时，不少以色列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也盯上了中国的市场。 结语 新加坡与以色列的对比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和群体智慧之间的对比。 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创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家的行为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 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的切实努力：  实行法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履行合同；  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  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预。 文章选自搜狐网 2019-07-19 | 作者： 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